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什么是互文性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文本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作为一种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本理论，它自确立起至今不到四十年，但是“互文性”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
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nsteva ），在一篇名为《词，对话，小说》的文章中首先提出，而后又在《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等著作中反复论证。用她的话说，互文性是：“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其基本内涵是，没有单独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文本间性”的，一个文本指涉另一个文本，文本与文本永远处于交叉、重复、吸收和转化之中，它们构成了绵延不绝的文本群体。要想解读一部作品，首先得对在作品中出现的与以前的其他文学与非文学文本有关的典故套用等进行发掘与研究，从而获得对该作品的正确释义。
二、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
互文性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借用，而是思想的互相碰撞，它涉及到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语言等各方面的交融。互文性与翻译紧密相关，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形成一个选择与吸收、创造与变异的互动过程。因此把互文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是有益而可行的。
互文性理论包含三层含义：1）对文本的改写。即任何作者在写作时都是对别的文本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改写。再独特的作品也是对其它作品进行改写的结果。一个作家以前读过的文本会影响到他的想象、观点和技巧等，而他在写作过程中又会反过来对这些文本进行修正和改写，这就体现了一种互文关系；２）对文本的完成。这是从读者角度出发，认为没有任何文本可以脱离其它文本而被阅读。任何读者在阅读时，都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等背景的影响，以其自身的互文阅读能力完成对文本的阅读；３）对文本的阐释。文本的阐释要求阐释者运用互文性的知识对文本进行理解和解释，具体包括说出作者未尽之意，将复杂简单化，将暗示明示话，以及从具体细节中抽象出普遍意义、原则和规则。
根据互文性理论，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互文关系。而译者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首先要充当原文语篇的读者，利用源语的互文性知识，结合自身的源语阅读互文经历完成对“文本的完成”，然后作为阐释者对文本进行理解和解释，完成对“文本的阐释”，最后又作为作者在两种文化体系和语言中转化，受自身互文阅读水平和双语能力的影响对原文文本进行有意识的改写，从而完成对“文本的改写”。
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源语和译语互文性知识积累，对于译文质量的影响可见一斑。互文性又分为宏观互文性与微观互文性。正如互文性一词本身所指出的，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从这一角度来说，互文性可分为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宏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整个写作手法上与多个文本具有相似或相关之处，是文本在宏观上与其它文本的联系，而微观互文性则是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段落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因此，对一个文本中某些词句的释义要牵涉到另一个或几个文本。
本文主要尝试探讨微观互文性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三、互文性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译文不是原文的复制品。译文与其相关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化形成互文。成功的译文既要避免这种互文对原作可能造成的误解，又要利用这种互文扩大原作的意义空间。译文与原文之间通过译者的互文理解、阐释和改写形成互文关系。译者不但应能自如运用两种语言，还必须熟识两种语言的文化。只有这样译文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源语文化缺损。
在实际翻译中，译者首先要对相关文本进行研究才能对原文形成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译者必须紧随原作者之笔，追踪另一文化圈内的互文性线索，才能准确解读和传译原作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译者需具备丰富的源语的互文知识，正确阐释和阅读原文，又必须利用所掌握的大量的译语的互文阅读储备完成对原文的译入语改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译者的双语水平，对两种不同文化的了解程度以及源语和译入语互文阅读储备的大小决定了译文质量的高下。
（一）利用源语的互文阅读储备追踪互文线索，正确解读原作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完成对原文文本的“完成”和“阐释”。然后利用所掌握的大量的译语的互文知识完成对原文的译入语“改写”。
就文化内涵而论，译者必须积极介入传统文化词的阐释，利用源语的互文知识根据具体语境进行具体分析。比如说南宋时期幸存下来的一首广为流传的吴歌“月子弯弯”的首句：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通常认为“九州”乃古代“中国”，源于战国时期齐人周衍的“九州”之说，以中国为九州之分，如果译者不积极利用互文知识介入对文化词的理解就会导致误解和误译。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吴歌的创作者是用“九州”来泛指月亮普照大地之上，因此全句的译文为：The crescent moon is shining high and lowO’er families in weal and deep woe（汪榕培等，2003）。此译文用high and low传译“九州”来指称整个世界而非狭义的古代中国。无独有偶，在王宏印教授英译《女娲补天》的开首句：“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中的“九州”时，王仔细分析得出：此文虽中国神话，以天地而言，则是以中国为世界之谓，故不宜狭义地解释为中国本土，而译成the world with its nine regions，意为“划分为九个区域的世界”。这两种译文均以适当的方法传达了“九州”的深层意义，省去了大量烦琐的注解，也适合英文读者的心理期待和认知图式。
例如，出自《荀子》的“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中的“黄泉”一词，任何有中文背景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黄泉并不为非中文文化背景的人所了解，如果单纯的直接翻译成the Yellow Springs可能会使人不知所云。根据互文性理论，译者应在翻译前对原文所处的语言文化，即汉语文化进行充分的互文阅读，然后尽可能在翻译时在另一种语言中激活和再现这种互文关系。因而，尽管可以把“黄泉”译为”the underworld”、”the nether world”，但是约翰·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为了保留中国文化的风貌，不辞辛劳，采取了直译加注的方法，将其译为“it can eat dust and dirt above ground and drink from the water of the Yellow Springs below…The Yellow Springs， deep under the earth， were where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went and so was another name for the underworld.” （黄泉在地下深处，为死者魂魄所归，故为阴间的又一说法。） 如此一来，既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保留了源语特色，又使得国外读者对这一特有的互文关联有所了解，此乃一举两得。
（二）译者在源语文化中利用自身的源语互文知识储备对有互文表现的地方做深入了解，完成对原作的“完成”和“阐释”的同时，还必须驰骋于译语文化中，利用积年累月所建构的译语语言文化知识和译语阅读经验，深入到译语世界中去搜索信息，尝试用那些能够激活译语读者文化心理结构的语言来达到同他们产生深层共鸣的效果，力图使之产生相应的互文联想。
比如，商标或企业名称的翻译，人们普遍选择那些既能传达源语的意思，或与原名读音近似，又能迎合译语受众审美情趣，产生相应译语语篇互文联想的对应名称。世界最大的电子仪器与小型电脑厂商“Hewlett-Packard Co.”，名称来源于两名创始人W. Hewlett 和D. Packard姓名联称。其中文译名为“惠普”，此译名简短明快、响亮易记，成功地做到了音、意兼顾。“惠”字谐音取义于“Hewlett”的第一个音节发音，“普”字谐音取义于“Packard”第一音节发音。同时，“惠普”二字又合成音蕴形美的词汇。中国消费者看到此名便会产生“惠益普及”的美好互文联想。
其实，许多译者也都有过对译语互文联想的描述。
刘士聪先生在评改译作《我读何海霞》时，曾多次谈到他所联想到的其他译语语篇：“至于这个题目如何翻译才妥当，正好有一篇英语文章的题目可以作参考，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于1937年11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德国纳粹威胁着欧洲和平时，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一个演说，题目是‘As I See it’”，正因为这段互文联想，刘先生建议将文章题目的原译A portrait of He Haixia译为He Haixia， As I read Him。这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与原文相似。刘先生在谈到原文“我不知道赵匡胤是不是何海霞，还是何海霞就是陈抟。”的翻译时又有一段互文联想的描写：“美国散文家E·B·怀特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once more to the lake’，里面有一处所描述的情景和此文作者的感觉十分相似，‘I began to sustain the illusion that he was I，and therefore，by simple transposition，that I was my father。’仿照这样的说法，我们不妨将这句话译成这样：I was wondering （or， I began to wonder） whether Zhao Kuangyin was He Haixia，or He Haixia，by simple transposition was Chen Tuan. 这样的句子听起来总归更顺耳。”
当然译者不能生搬硬套他所联想到的译语语篇，而是要在忠实和尊重源语文本的意义和所处文化的前提下，把它适当地“化”过来，使其符合译文的言内言外语境以及翻译语境。而且，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原文中出现的互文指涉都能在译语语篇中找到能产生相同互文联想效果的互文本。
四、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翻译寻找互文性的过程就是在不同文本中寻找关联的过程。利用互文知识可以对文本作出正确的解读，然而必须要注意，由于译者本身的客观局限性，即使他能够对原文作出完全正确的阐释，不同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复杂性使得完全对等的传达原文的互文联想几乎成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互文理论给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互文理论绝不是万能的，也根本就不存在万能的理论。笔者认为，掌握一定的互文知识有助于翻译实践的更好进行，译者要充分认识到翻译中的互文现象，并采取适当的策略传递互文契合。如何把互文理论更好的应用到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来，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努力。
参考文献：
[1]Basil Hatim & Ian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London & New York: longman，1990.
[2]Basil Hatim.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M].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Exeter， Uk，2000.
[3]Brenda K.Marshall.Teaching the Postmodern Fiction and Theory[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
[4]Kristeva，J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Oxford:Blackwell，1969.
[5]王瑾.互文性[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居祖纯.新编汉英语篇翻译强化训练[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8]蒋骁华.互文性与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1998（2）.
[9]杨衍松.互文性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4（4）.
[10]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1）.
[11]郭建中.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2]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辛斌.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J].外语研究， 2000（3）.
[14]喻云根主编.英美名著翻译比较[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15]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6]殷企平.谈“互文性”[J].外国文学评论，1994（2）.
（作者简介：张君（1979.8-），女，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大学WTO学院助教，硕士学历，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词汇教学等研究。）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文本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作为一种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本理论，它自确立起至今不到四十年，但是“互文性”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
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由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nsteva ），在一篇名为《词，对话，小说》的文章中首先提出，而后又在《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等著作中反复论证。用她的话说，互文性是：“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其基本内涵是，没有单独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文本间性”的，一个文本指涉另一个文本，文本与文本永远处于交叉、重复、吸收和转化之中，它们构成了绵延不绝的文本群体。要想解读一部作品，首先得对在作品中出现的与以前的其他文学与非文学文本有关的典故套用等进行发掘与研究，从而获得对该作品的正确释义。
二、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
互文性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借用，而是思想的互相碰撞，它涉及到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语言等各方面的交融。互文性与翻译紧密相关，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形成一个选择与吸收、创造与变异的互动过程。因此把互文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是有益而可行的。
互文性理论包含三层含义：1）对文本的改写。即任何作者在写作时都是对别的文本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改写。再独特的作品也是对其它作品进行改写的结果。一个作家以前读过的文本会影响到他的想象、观点和技巧等，而他在写作过程中又会反过来对这些文本进行修正和改写，这就体现了一种互文关系；２）对文本的完成。这是从读者角度出发，认为没有任何文本可以脱离其它文本而被阅读。任何读者在阅读时，都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等背景的影响，以其自身的互文阅读能力完成对文本的阅读；３）对文本的阐释。文本的阐释要求阐释者运用互文性的知识对文本进行理解和解释，具体包括说出作者未尽之意，将复杂简单化，将暗示明示话，以及从具体细节中抽象出普遍意义、原则和规则。
根据互文性理论，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互文关系。而译者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首先要充当原文语篇的读者，利用源语的互文性知识，结合自身的源语阅读互文经历完成对“文本的完成”，然后作为阐释者对文本进行理解和解释，完成对“文本的阐释”，最后又作为作者在两种文化体系和语言中转化，受自身互文阅读水平和双语能力的影响对原文文本进行有意识的改写，从而完成对“文本的改写”。
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源语和译语互文性知识积累，对于译文质量的影响可见一斑。互文性又分为宏观互文性与微观互文性。正如互文性一词本身所指出的，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从这一角度来说，互文性可分为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宏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整个写作手法上与多个文本具有相似或相关之处，是文本在宏观上与其它文本的联系，而微观互文性则是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段落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因此，对一个文本中某些词句的释义要牵涉到另一个或几个文本。
本文主要尝试探讨微观互文性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三、互文性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译文不是原文的复制品。译文与其相关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文化形成互文。成功的译文既要避免这种互文对原作可能造成的误解，又要利用这种互文扩大原作的意义空间。译文与原文之间通过译者的互文理解、阐释和改写形成互文关系。译者不但应能自如运用两种语言，还必须熟识两种语言的文化。只有这样译文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源语文化缺损。
在实际翻译中，译者首先要对相关文本进行研究才能对原文形成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译者必须紧随原作者之笔，追踪另一文化圈内的互文性线索，才能准确解读和传译原作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译者需具备丰富的源语的互文知识，正确阐释和阅读原文，又必须利用所掌握的大量的译语的互文阅读储备完成对原文的译入语改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译者的双语水平，对两种不同文化的了解程度以及源语和译入语互文阅读储备的大小决定了译文质量的高下。
（一）利用源语的互文阅读储备追踪互文线索，正确解读原作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完成对原文文本的“完成”和“阐释”。然后利用所掌握的大量的译语的互文知识完成对原文的译入语“改写”。
就文化内涵而论，译者必须积极介入传统文化词的阐释，利用源语的互文知识根据具体语境进行具体分析。比如说南宋时期幸存下来的一首广为流传的吴歌“月子弯弯”的首句：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通常认为“九州”乃古代“中国”，源于战国时期齐人周衍的“九州”之说，以中国为九州之分，如果译者不积极利用互文知识介入对文化词的理解就会导致误解和误译。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吴歌的创作者是用“九州”来泛指月亮普照大地之上，因此全句的译文为：The crescent moon is shining high and lowO’er families in weal and deep woe（汪榕培等，2003）。此译文用high and low传译“九州”来指称整个世界而非狭义的古代中国。无独有偶，在王宏印教授英译《女娲补天》的开首句：“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中的“九州”时，王仔细分析得出：此文虽中国神话，以天地而言，则是以中国为世界之谓，故不宜狭义地解释为中国本土，而译成the world with its nine regions，意为“划分为九个区域的世界”。这两种译文均以适当的方法传达了“九州”的深层意义，省去了大量烦琐的注解，也适合英文读者的心理期待和认知图式。
例如，出自《荀子》的“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中的“黄泉”一词，任何有中文背景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黄泉并不为非中文文化背景的人所了解，如果单纯的直接翻译成the Yellow Springs可能会使人不知所云。根据互文性理论，译者应在翻译前对原文所处的语言文化，即汉语文化进行充分的互文阅读，然后尽可能在翻译时在另一种语言中激活和再现这种互文关系。因而，尽管可以把“黄泉”译为”the underworld”、”the nether world”，但是约翰·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为了保留中国文化的风貌，不辞辛劳，采取了直译加注的方法，将其译为“it can eat dust and dirt above ground and drink from the water of the Yellow Springs below…The Yellow Springs， deep under the earth， were where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went and so was another name for the underworld.” （黄泉在地下深处，为死者魂魄所归，故为阴间的又一说法。） 如此一来，既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保留了源语特色，又使得国外读者对这一特有的互文关联有所了解，此乃一举两得。
（二）译者在源语文化中利用自身的源语互文知识储备对有互文表现的地方做深入了解，完成对原作的“完成”和“阐释”的同时，还必须驰骋于译语文化中，利用积年累月所建构的译语语言文化知识和译语阅读经验，深入到译语世界中去搜索信息，尝试用那些能够激活译语读者文化心理结构的语言来达到同他们产生深层共鸣的效果，力图使之产生相应的互文联想。
比如，商标或企业名称的翻译，人们普遍选择那些既能传达源语的意思，或与原名读音近似，又能迎合译语受众审美情趣，产生相应译语语篇互文联想的对应名称。世界最大的电子仪器与小型电脑厂商“Hewlett-Packard Co.”，名称来源于两名创始人W. Hewlett 和D. Packard姓名联称。其中文译名为“惠普”，此译名简短明快、响亮易记，成功地做到了音、意兼顾。“惠”字谐音取义于“Hewlett”的第一个音节发音，“普”字谐音取义于“Packard”第一音节发音。同时，“惠普”二字又合成音蕴形美的词汇。中国消费者看到此名便会产生“惠益普及”的美好互文联想。
其实，许多译者也都有过对译语互文联想的描述。
刘士聪先生在评改译作《我读何海霞》时，曾多次谈到他所联想到的其他译语语篇：“至于这个题目如何翻译才妥当，正好有一篇英语文章的题目可以作参考，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于1937年11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德国纳粹威胁着欧洲和平时，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一个演说，题目是‘As I See it’”，正因为这段互文联想，刘先生建议将文章题目的原译A portrait of He Haixia译为He Haixia， As I read Him。这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与原文相似。刘先生在谈到原文“我不知道赵匡胤是不是何海霞，还是何海霞就是陈抟。”的翻译时又有一段互文联想的描写：“美国散文家E·B·怀特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once more to the lake’，里面有一处所描述的情景和此文作者的感觉十分相似，‘I began to sustain the illusion that he was I，and therefore，by simple transposition，that I was my father。’仿照这样的说法，我们不妨将这句话译成这样：I was wondering （or， I began to wonder） whether Zhao Kuangyin was He Haixia，or He Haixia，by simple transposition was Chen Tuan. 这样的句子听起来总归更顺耳。”
当然译者不能生搬硬套他所联想到的译语语篇，而是要在忠实和尊重源语文本的意义和所处文化的前提下，把它适当地“化”过来，使其符合译文的言内言外语境以及翻译语境。而且，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原文中出现的互文指涉都能在译语语篇中找到能产生相同互文联想效果的互文本。
四、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翻译寻找互文性的过程就是在不同文本中寻找关联的过程。利用互文知识可以对文本作出正确的解读，然而必须要注意，由于译者本身的客观局限性，即使他能够对原文作出完全正确的阐释，不同文化的差异和语言的复杂性使得完全对等的传达原文的互文联想几乎成了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互文理论给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互文理论绝不是万能的，也根本就不存在万能的理论。笔者认为，掌握一定的互文知识有助于翻译实践的更好进行，译者要充分认识到翻译中的互文现象，并采取适当的策略传递互文契合。如何把互文理论更好的应用到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来，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努力。
参考文献：
[1]Basil Hatim & Ian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London & New York: longman，1990.
[2]Basil Hatim.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M].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Exeter， Uk，2000.
[3]Brenda K.Marshall.Teaching the Postmodern Fiction and Theory[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
[4]Kristeva，J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Oxford:Blackwell，1969.
[5]王瑾.互文性[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居祖纯.新编汉英语篇翻译强化训练[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8]蒋骁华.互文性与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1998（2）.
[9]杨衍松.互文性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4（4）.
[10]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1）.
[11]郭建中.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2]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辛斌.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J].外语研究， 2000（3）.
[14]喻云根主编.英美名著翻译比较[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15]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6]殷企平.谈“互文性”[J].外国文学评论，1994（2）.
（作者简介：张君（1979.8-），女，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大学WTO学院助教，硕士学历，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词汇教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