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此次受邀演讲，是我第十四次在TED（技术娱乐设计）大会发表演讲。我发现每来一次TED， 我的头发就掉了不少。蓦然回首，30年的人生，就这样悄然流逝。这次重回TED讲台，我会与大家分享这30年里的一些故事，还会再做一次预测。
大家知道，我对人机交互情有独钟。上世纪 60年代，我研究了一台装置，可以直接用手指来点击操作。很多人都觉得这很荒谬，甚至有人发文称手指操作有多愚蠢。他们列举了3个原因，首先是分辨率低;其次，手会遮挡视线，让你看不到细节;最后，他们使出“杀手锏”，手指会弄脏屏幕。那台机器非常好用，当时却无人问津。
1976年，以色列人出色地解决了恩德培劫机事件，部分原因是他们利用机场的物理模型，进行过解救人质演练。美国政府问我们是否能通过计算来再现营救过程，我的一位同事说没问题。然后，我们建造了一辆带有摄像头装置的卡车，凭借影像记录，完成了一次模拟营救。多年之后，有了谷歌地图。而那时，我们的工作却被认为是不严肃的。
我有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在全球定位系统发明初期，设计了一个名为“后座司机”的系统，能够为驾驶员提供自动导航，还会发出语音指令，比如，何时右转，何时左转。结果我们发现，当时设计的指令因为包含一些技术难题，执行起来比较困难。这名学生的论文写得很棒，但麻省理工学院（MIT）专利办公室却不同意为他申请专利，“责任太大，风险太高，还有保险问题。”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件事再一次表明，人们有时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
在当时，我们被认为是没用的计算机科学家，没人拿我们当回事。但有一个人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就是MIT的院长杰利？威斯纳。大家都知道，要想在人生中展露锋芒，有所作为，一定要拉你的老板“入伙”。如果你因为超速而被截停，警官从车窗看进来，发现副驾驶位置坐着位“大佬”，就会说：“哦，先生，请继续上路吧。”所以，我在计划建设一个集计算机、出版等功能于一身的媒体实验室的时候，就拉上了杰利？威斯纳，这就像有个“大佬”罩着。
我这一辈子似乎总在说“在未来10年这些都会实现”，然后10年过去了;接着又会说“在未来5年这些都会实现”，然后5年过去了。我在做这些预测的时候，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你们：我确实去过未来，并且不止一次。在我的所有预言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起初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之后才慢慢受到重视。
1996年，我写的《数字化生存》出版了。对我来讲，这本书给了我更多机会。后来，我开始投入到计算机与学习的研究中，在我看来，学习过程与计算机程序设计最为相近。基于这一认识，我和朋友在柬埔寨等地展开了独立研究，启动“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计划。我还尝试在埃塞俄比亚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研究在没有学校的地方，能否发生学习行为。我们向孩子们派发了一些笔记本电脑，但没有附带说明书，让他们自己摸索。在很短的时间里，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开机，还在短短5天内至少使用了50个应用程序，两周内学会唱字母歌，有的还在6个月内成功入侵了安卓系统——这个过程太奇妙了！
现在我预测，未来最大的挑战将是：让世界上最后10亿人接触到互联网——这也是我的计划。这最后10亿人身处荒蛮之地，但“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计划的成果，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实验，让我相信我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行动起来。
总之，我想说，过去的30年，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当有人说你大错特错时，你更应该全情投入，至少我会如此。
大家知道，我对人机交互情有独钟。上世纪 60年代，我研究了一台装置，可以直接用手指来点击操作。很多人都觉得这很荒谬，甚至有人发文称手指操作有多愚蠢。他们列举了3个原因，首先是分辨率低;其次，手会遮挡视线，让你看不到细节;最后，他们使出“杀手锏”，手指会弄脏屏幕。那台机器非常好用，当时却无人问津。
1976年，以色列人出色地解决了恩德培劫机事件，部分原因是他们利用机场的物理模型，进行过解救人质演练。美国政府问我们是否能通过计算来再现营救过程，我的一位同事说没问题。然后，我们建造了一辆带有摄像头装置的卡车，凭借影像记录，完成了一次模拟营救。多年之后，有了谷歌地图。而那时，我们的工作却被认为是不严肃的。
我有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在全球定位系统发明初期，设计了一个名为“后座司机”的系统，能够为驾驶员提供自动导航，还会发出语音指令，比如，何时右转，何时左转。结果我们发现，当时设计的指令因为包含一些技术难题，执行起来比较困难。这名学生的论文写得很棒，但麻省理工学院（MIT）专利办公室却不同意为他申请专利，“责任太大，风险太高，还有保险问题。”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件事再一次表明，人们有时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
在当时，我们被认为是没用的计算机科学家，没人拿我们当回事。但有一个人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就是MIT的院长杰利？威斯纳。大家都知道，要想在人生中展露锋芒，有所作为，一定要拉你的老板“入伙”。如果你因为超速而被截停，警官从车窗看进来，发现副驾驶位置坐着位“大佬”，就会说：“哦，先生，请继续上路吧。”所以，我在计划建设一个集计算机、出版等功能于一身的媒体实验室的时候，就拉上了杰利？威斯纳，这就像有个“大佬”罩着。
我这一辈子似乎总在说“在未来10年这些都会实现”，然后10年过去了;接着又会说“在未来5年这些都会实现”，然后5年过去了。我在做这些预测的时候，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你们：我确实去过未来，并且不止一次。在我的所有预言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起初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之后才慢慢受到重视。
1996年，我写的《数字化生存》出版了。对我来讲，这本书给了我更多机会。后来，我开始投入到计算机与学习的研究中，在我看来，学习过程与计算机程序设计最为相近。基于这一认识，我和朋友在柬埔寨等地展开了独立研究，启动“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计划。我还尝试在埃塞俄比亚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研究在没有学校的地方，能否发生学习行为。我们向孩子们派发了一些笔记本电脑，但没有附带说明书，让他们自己摸索。在很短的时间里，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开机，还在短短5天内至少使用了50个应用程序，两周内学会唱字母歌，有的还在6个月内成功入侵了安卓系统——这个过程太奇妙了！
现在我预测，未来最大的挑战将是：让世界上最后10亿人接触到互联网——这也是我的计划。这最后10亿人身处荒蛮之地，但“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计划的成果，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实验，让我相信我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行动起来。
总之，我想说，过去的30年，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当有人说你大错特错时，你更应该全情投入，至少我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