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历史上的西北开发有什么特点?有没有过辉煌?学界对前一问题未见专门的讨论；而对后一问题则多持否定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怎样认识历史上的西北开发，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还从开发思路、民众信心等方面影响着现实的西北开发。
由田澍教授主编的《西北开发史研究》一书，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历史上的开发为研究对象，全面地介绍了历史时期西北开发的自然环境、资源、民族分布、开发状况及成就，在此基础上，又实事求是地对上述问题做出了有说服力的概括和回答。
首先，该书作者对西北开发史特点的总结是准确的。由于西北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民族聚居、是中原政权的边防要地等原因，最迟从汉武帝时期以来，西北的经济开发就始终与国家的边疆防务联系在一起。以屯田、官苑牧为主要内容的农牧业开发，其主要目的不是裕民，而是解决戍边将士的军粮、战马等军需问题。由此，遂使西北开发史上成就最大、最有区域特色的开发始终主要是政府行为，即由政府直接投资，直接运作管理，开发成果直接用于军需。如清朝后期，陕西的水利设施主要是地方官组织民间力量修建的，甘肃(包括宁夏、青海)和新疆地区的水利则主要是封建朝廷投资兴建的。清末的灌溉面积。陕西全省只有120余万亩，甘肃仅宁夏府、固原直隶州就有4227970亩，新疆则有水浇地11 19万亩。这就是说，清代陕西的渠、井灌溉总面积还比不上甘肃宁夏一个府，更不到新疆的1／9，反映出国家投资与地方官组织的民间投资在水利建设上的巨大差别。
然而，附属于国家军事目标，为筹措军需而组织的开发，与民间非军事性开发的可持续性也大不相同。故西北经济开发史上常见这样的怪相：越是边防紧张或西北民族矛盾激化，乃至战火绵延的时候，封建朝廷及地方政府就越是重视西北的屯田、官牧、水利建设和马贸易，为此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越多；相反，一旦战事平息，边城偃闭，牛羊布野，政府在西北的驻军、投资和经济开发也便随之减少或停顿。就这样，随着战事的忽起忽落，政府投资的紧迫感、力度也随之波动。历代政府对西北的农牧业开发总是在不稳定状态下徘徊，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晚期。《西北开发史研究》概括出历史上的西北开发主要是政府行为的基本观点，当是符合西北开发史实际的。
其次，是西北开发史上有没有过辉煌的问题。评价历史上的西北开发与评价任何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一样，都要将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还要坚持分阶段、看条件、相比较的原则。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西北歼发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一千多年问与中原内地、南方地区相比较，无论是开发的速度还是整体效益确实都大大地落后了，今日所谓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就西北地区而言即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然而从唐中期往上追溯，直到战国、秦、汉时代，包括为学界所艳称的“汉唐盛世”在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成书于战围或更早时代的《尚书·禹贡》有云：
黑水西河唯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荆山，在岐山东——引者)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乌鼠。原隰厂氐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唯黄壤，厥田唯上上，厥赋中下。厥贡唯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这段话是说，战国以前，关中、陇右、河西直到今新疆的部分地区，引河疏水工程做得很好，河陇地区的黄壤土质，在九州中唯一被列为“上上”，而其向国家缴纳的赋税则为“中下”，即在九等税赋中属于第六等。百姓负担较轻，社会有序，物产丰饶，各族关系和谐。唐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四》所谓：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鄂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遂平海内。汉初高帝纳娄敬说而都焉，言其高陆，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
这段话与《禹贡》完全一致。说明战国秦汉直到唐前期，秦陇等西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如海”，因而能够资秦统一六国，助汉建立都城，佐唐成就富强。
上述史料还反映出先民在农业开发上的一种智慧：水利看作西北开发的头等大事。《史记》载，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在关中“作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将秦国的水利直接与其兼并六国，建立统一政权相联系，说明秦的政治雄强是建立在兴旺发达的经济、水利基础上的。汉唐以来，各封建乇朝继续在西北大兴水利，修建了关中的六辅渠、白渠，银川平原的汉延渠、唐徕渠等著名水利工程。所修其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河西、河湟直到天山南北的水利设施，有些至今遗迹犹存，历历可指。
西北先民开发的另一骄人成就是畜牧业。从迟至战国秦汉，西北畜牧业的开发成就让司马迁发出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惊叹——它也是其后历代史家的共识。其实，除汉代凉州所在的河陇广大区域外，陕北、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畜牧业，同样是西北的特色产业和历代中原王朝的战马来源地，并关系整个国家的军事强弱、国防稳固与富强。对此，该书作了详细的介绍。
西北古代的手工业，值得称道的是造纸和金属铸造等。在今新疆罗布淖尔，陕西扶风县、西安灞桥，甘肃天水放马滩、敦煌、金塔县等地发现的雏形纸，证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将改进了的书写纸奏呈给皇帝以前，书写纸的前身雏形纸早已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这种纸可能是由当时手工业基础最好的京师长安或其附近发明创造。在雏形纸发明制造的基础上，才会有蔡伦总结民间造纸经验，制造并奏呈给皇帝的书写纸，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记载、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74年，甘肃武威旱滩坡附近东汉墓出土的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带字纸，离蔡伦生活的时代不远，它再一次说明，东汉后期造纸术经蔡伦改进后迅即传到西北；或由西北先民造出了比雏形纸质量更高的书写纸。造纸术在唐代经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传到阿拉伯和欧洲。我们有理由说，在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创制和传播过程中，西北先民功不可没。此外，以武威磨咀子等地出土的西汉木犁耧车为代表的农具制作技术，以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和西安南郊何家村、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为代表的金属铸造、加工技术，以新疆民丰县东汉墓(法门寺地宫亦有)出土的罽褐、彩色毛毯和多种精美丝织品为代表的纺织技术以及制陶、刻玉、建筑技术等等，都以无可否认的史实证明了西北开发史上手工业成就的辉煌。
至于商业贸易领域，人们自然会想到从今西安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等地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国内东西部经济贸易的干线，也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北非等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和动脉。中原的丝绸、茶叶，西北的拳头产品是良马、玉石，都为东西两地所必需。此类贸易还带动和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的漆器、瓷器、铜镜、铜钱、“黄白金”、铁器以及造纸、印刷、火药等科技文化成果的西传；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农作物、蔬菜、药材、珍禽异兽、罽褐、珍宝、科学技术(如天文、医药、制糖、造琉璃等)、乐器、舞蹈、眩术(魔术)、宗教等的东来，都是“丝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辉煌内涵。入唐以后，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四通八达的道路将“丝绸之路”两旁许多城镇连接成一个交通网。处在这个网状交通图上的著名商业都会和国际贸易市场，有栎邑(治今陕西临潼县)、长安、咸阳、风翔、邠、宁、泾、秦、渭、凉、甘、肃、沙、伊、西、疏勒等都会州郡，它们都可以见证“丝路”(西北)贸易的辉煌。《汉书》说：
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是说包括今成都平原在内的“秦地”，以全国1／3的面积，不超过3／10的人口，占据了全额6／10的社会财富。不论这些财富是“秦地”本地创造的还是有一部分是从其他地方输入，都无妨于说明秦地(或西北)经济的辉煌。秦汉以后，即使在魏晋十六国中原社会大动乱的年代，西北开发仍然出现过喜人的局面。前秦苻坚灭前燕慕容后的关陇地区：
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口于关中……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路，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资贩于道。
这或许只是一时的现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何其难能可贵!降至唐代，经过各族人民的开发，西北的社会经济仍居于全国的前列。《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753年)八月条云：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
换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最为强盛的周、秦、汉、唐等王朝均选择关中建都，从而使西北在中国有两千余年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唐中期以后西北民族矛盾冲突加剧，社会战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就将它曾经有过的辉煌也一并给否定掉!
《西北开发史研究》对西北开发史上辉煌成就的总结和评价既翔实又中肯。尽管各部分论述对于历史上西北开发的发掘深度不完全相同，但作者们都想从不同的侧面寻求前人开发的智慧、气魄、成就和信心，为当今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此外，本书还注意到了旅游文化、中国和美国西部开发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力图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可取，结论更有说服力。尽管本书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如对教育、文化其他领域的开发史尚未涉及。但就以上几点看，作者们的探索已经是大胆、可贵和有价值的了。
责任编辑 杨莲霞
由田澍教授主编的《西北开发史研究》一书，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历史上的开发为研究对象，全面地介绍了历史时期西北开发的自然环境、资源、民族分布、开发状况及成就，在此基础上，又实事求是地对上述问题做出了有说服力的概括和回答。
首先，该书作者对西北开发史特点的总结是准确的。由于西北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民族聚居、是中原政权的边防要地等原因，最迟从汉武帝时期以来，西北的经济开发就始终与国家的边疆防务联系在一起。以屯田、官苑牧为主要内容的农牧业开发，其主要目的不是裕民，而是解决戍边将士的军粮、战马等军需问题。由此，遂使西北开发史上成就最大、最有区域特色的开发始终主要是政府行为，即由政府直接投资，直接运作管理，开发成果直接用于军需。如清朝后期，陕西的水利设施主要是地方官组织民间力量修建的，甘肃(包括宁夏、青海)和新疆地区的水利则主要是封建朝廷投资兴建的。清末的灌溉面积。陕西全省只有120余万亩，甘肃仅宁夏府、固原直隶州就有4227970亩，新疆则有水浇地11 19万亩。这就是说，清代陕西的渠、井灌溉总面积还比不上甘肃宁夏一个府，更不到新疆的1／9，反映出国家投资与地方官组织的民间投资在水利建设上的巨大差别。
然而，附属于国家军事目标，为筹措军需而组织的开发，与民间非军事性开发的可持续性也大不相同。故西北经济开发史上常见这样的怪相：越是边防紧张或西北民族矛盾激化，乃至战火绵延的时候，封建朝廷及地方政府就越是重视西北的屯田、官牧、水利建设和马贸易，为此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越多；相反，一旦战事平息，边城偃闭，牛羊布野，政府在西北的驻军、投资和经济开发也便随之减少或停顿。就这样，随着战事的忽起忽落，政府投资的紧迫感、力度也随之波动。历代政府对西北的农牧业开发总是在不稳定状态下徘徊，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晚期。《西北开发史研究》概括出历史上的西北开发主要是政府行为的基本观点，当是符合西北开发史实际的。
其次，是西北开发史上有没有过辉煌的问题。评价历史上的西北开发与评价任何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一样，都要将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还要坚持分阶段、看条件、相比较的原则。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西北歼发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一千多年问与中原内地、南方地区相比较，无论是开发的速度还是整体效益确实都大大地落后了，今日所谓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就西北地区而言即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然而从唐中期往上追溯，直到战国、秦、汉时代，包括为学界所艳称的“汉唐盛世”在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成书于战围或更早时代的《尚书·禹贡》有云：
黑水西河唯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荆山，在岐山东——引者)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乌鼠。原隰厂氐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唯黄壤，厥田唯上上，厥赋中下。厥贡唯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这段话是说，战国以前，关中、陇右、河西直到今新疆的部分地区，引河疏水工程做得很好，河陇地区的黄壤土质，在九州中唯一被列为“上上”，而其向国家缴纳的赋税则为“中下”，即在九等税赋中属于第六等。百姓负担较轻，社会有序，物产丰饶，各族关系和谐。唐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四》所谓：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鄂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遂平海内。汉初高帝纳娄敬说而都焉，言其高陆，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
这段话与《禹贡》完全一致。说明战国秦汉直到唐前期，秦陇等西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如海”，因而能够资秦统一六国，助汉建立都城，佐唐成就富强。
上述史料还反映出先民在农业开发上的一种智慧：水利看作西北开发的头等大事。《史记》载，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在关中“作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将秦国的水利直接与其兼并六国，建立统一政权相联系，说明秦的政治雄强是建立在兴旺发达的经济、水利基础上的。汉唐以来，各封建乇朝继续在西北大兴水利，修建了关中的六辅渠、白渠，银川平原的汉延渠、唐徕渠等著名水利工程。所修其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河西、河湟直到天山南北的水利设施，有些至今遗迹犹存，历历可指。
西北先民开发的另一骄人成就是畜牧业。从迟至战国秦汉，西北畜牧业的开发成就让司马迁发出了“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惊叹——它也是其后历代史家的共识。其实，除汉代凉州所在的河陇广大区域外，陕北、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畜牧业，同样是西北的特色产业和历代中原王朝的战马来源地，并关系整个国家的军事强弱、国防稳固与富强。对此，该书作了详细的介绍。
西北古代的手工业，值得称道的是造纸和金属铸造等。在今新疆罗布淖尔，陕西扶风县、西安灞桥，甘肃天水放马滩、敦煌、金塔县等地发现的雏形纸，证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将改进了的书写纸奏呈给皇帝以前，书写纸的前身雏形纸早已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这种纸可能是由当时手工业基础最好的京师长安或其附近发明创造。在雏形纸发明制造的基础上，才会有蔡伦总结民间造纸经验，制造并奏呈给皇帝的书写纸，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记载、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74年，甘肃武威旱滩坡附近东汉墓出土的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带字纸，离蔡伦生活的时代不远，它再一次说明，东汉后期造纸术经蔡伦改进后迅即传到西北；或由西北先民造出了比雏形纸质量更高的书写纸。造纸术在唐代经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传到阿拉伯和欧洲。我们有理由说，在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创制和传播过程中，西北先民功不可没。此外，以武威磨咀子等地出土的西汉木犁耧车为代表的农具制作技术，以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和西安南郊何家村、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为代表的金属铸造、加工技术，以新疆民丰县东汉墓(法门寺地宫亦有)出土的罽褐、彩色毛毯和多种精美丝织品为代表的纺织技术以及制陶、刻玉、建筑技术等等，都以无可否认的史实证明了西北开发史上手工业成就的辉煌。
至于商业贸易领域，人们自然会想到从今西安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等地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国内东西部经济贸易的干线，也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北非等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和动脉。中原的丝绸、茶叶，西北的拳头产品是良马、玉石，都为东西两地所必需。此类贸易还带动和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的漆器、瓷器、铜镜、铜钱、“黄白金”、铁器以及造纸、印刷、火药等科技文化成果的西传；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农作物、蔬菜、药材、珍禽异兽、罽褐、珍宝、科学技术(如天文、医药、制糖、造琉璃等)、乐器、舞蹈、眩术(魔术)、宗教等的东来，都是“丝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辉煌内涵。入唐以后，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四通八达的道路将“丝绸之路”两旁许多城镇连接成一个交通网。处在这个网状交通图上的著名商业都会和国际贸易市场，有栎邑(治今陕西临潼县)、长安、咸阳、风翔、邠、宁、泾、秦、渭、凉、甘、肃、沙、伊、西、疏勒等都会州郡，它们都可以见证“丝路”(西北)贸易的辉煌。《汉书》说：
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是说包括今成都平原在内的“秦地”，以全国1／3的面积，不超过3／10的人口，占据了全额6／10的社会财富。不论这些财富是“秦地”本地创造的还是有一部分是从其他地方输入，都无妨于说明秦地(或西北)经济的辉煌。秦汉以后，即使在魏晋十六国中原社会大动乱的年代，西北开发仍然出现过喜人的局面。前秦苻坚灭前燕慕容后的关陇地区：
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口于关中……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路，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资贩于道。
这或许只是一时的现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何其难能可贵!降至唐代，经过各族人民的开发，西北的社会经济仍居于全国的前列。《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753年)八月条云：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间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
换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最为强盛的周、秦、汉、唐等王朝均选择关中建都，从而使西北在中国有两千余年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唐中期以后西北民族矛盾冲突加剧，社会战乱，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就将它曾经有过的辉煌也一并给否定掉!
《西北开发史研究》对西北开发史上辉煌成就的总结和评价既翔实又中肯。尽管各部分论述对于历史上西北开发的发掘深度不完全相同，但作者们都想从不同的侧面寻求前人开发的智慧、气魄、成就和信心，为当今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此外，本书还注意到了旅游文化、中国和美国西部开发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力图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加可取，结论更有说服力。尽管本书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如对教育、文化其他领域的开发史尚未涉及。但就以上几点看，作者们的探索已经是大胆、可贵和有价值的了。
责任编辑 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