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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3日下午举行的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加强中非合作的一系列有力举措。
这次峰会是中非合作论坛继2006年北京峰会和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的第三次峰会，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据外交部长王毅在峰会前夕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介绍，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率团与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特邀嘉宾、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观察员出席峰会有关活动。其中，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布基纳法索3国以论坛新成员的身份出席。
在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宣布，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在推进约翰内斯堡峰会确定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说。
论坛共同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随后的致辞中表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来，为中非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习近平主席宣布的新举措，将对非洲大陆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次峰会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中非关系从“休戚与共”到“更加紧密”，是如今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他曾9次踏上非洲这片热土，而其中4次，是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
2013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首次出访行程中就包括非洲国家。2018年连任国家主席后，习近平的首次出访又选择了4个非洲国家。与此同时，5年多来，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60多人次到访中国。
“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就是2013年3月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首访非洲時，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发表的演讲中提出来的。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中，习近平三次提到“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非洲，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人口加起来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却有着相似的历史和命运。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与非洲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从未停止过对非援助，帮助非洲人民走上经济发展的轨道。
“几十年来，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今年7月23日，习近平在基加利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举行会谈时如是评价中非关系。
“过去40多年来，中方不间断地支持埃塞卫生事业，目前中国援埃塞医疗队已派至第23批，中国为埃塞人民援建了现代化医院，并配备药品和急需的医疗设备。”埃塞俄比亚卫生部国务部长凯贝德·沃尔库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埃卫生领域合作的成功经验可以拓展至两国其他领域的合作，目前，埃塞俄比亚工业部门也在同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展开合作，完善该国制造业，弥补产业链不完整的问题，提高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水平。
如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正处于急剧变化态势，再次强调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具有深刻意义。约两个月前，美国正式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开启中美贸易战，这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今年4月，美国政府向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发动贸易战，宣布终止卢旺达在《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项下所享受的零关税待遇60天，直到卢旺达降低对美国输入卢旺达市场二手服装的关税壁垒。此举表明，美国政府开始放弃自2000年以来对非洲的贸易援助。据了解，目前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三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纺织业，已经停止从美国进口。
除了纺织业，在钢铁、铝等领域，非洲一些国家也受到了贸易不公平对待。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铝制品征收10%从价关税，进口钢铁制品征收25%从价关税，只向部分国家提供永久豁免。
“中国和非洲都是贸易战的受害者，中非之间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都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借这次会议凝聚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稳固自由贸易体系，稳固经济全球化，在规则的基础上制定一些细则。”中国政府原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今年73岁的刘贵今是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他还曾出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南非大使。
据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介绍，目前中国除了继续向非洲国家和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和出口信贷支持外，中国也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规模，力争到2020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存量，从2014年的324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
“尽快扎扎实实地推进中非合作，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保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实现中非双方的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也给非洲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魏建国说。
2000年正式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也成为推进中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中非关系也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相较于2000年，2017年中非贸易额增长17倍，中国对非投资增长100多倍，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显著提升。
在9月3日的演讲中，习近平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并作出了六点诠释，即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刘贵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非首先应该做利益共同体。中非密切相关，所以要进一步发展中非之间互利共赢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中非还需要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十大合作计划中的一些具体领域，如文化交流、人员交往、环境保护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上，也要进一步开展密切合作。 “实际上，如果中非命运共同体构筑好了，还可以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一个典范。”刘贵今说。
2015年，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提议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
“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说，“我们要充分发挥中非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补的优势，以产能合作、三网一化为抓手，全面深化中非各领域合作，让中非人民共享双方合作发展成果。”
习近平在今年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所说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正是在3年前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的。如今，“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一大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经贸合作区陆续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而中非和平安全、科教文卫、减贫惠民、民间交往等合作也在深入推进，中国当时承诺提供的600亿美元资金支持都已兑现或作出安排。
一组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表明，2016年以来，中非贸易额累计超过400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非洲稳居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中国为非洲累计援建了数百个民生项目。
相比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的600亿美元资金支持，此番习近平在北京宣布的资金支持虽然总额和3年前一样，但在具体内容和结构上有所变化。如将优惠贷款列入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项中，而信贷资金额度单列出来，四项总额度较上次减少50亿美元。同时，支持设立100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50亿美元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
对此，中国亚非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宝荣认为，當前非洲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经济困境和压力，与2015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候，整个非洲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向好，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国家，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趋于高点的时候经济欣欣向荣，所以中国更看重通过双方的投资贸易往来拉动经济增长。
而2015年以后，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美元升值背景下的汇率贬值，国际投资严重不足。因此，非洲国家依靠传统的西方国家或企业援助来促进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应对经济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冲击。而面对新的情势，中国要促进非洲发展，就需要在贷款规模和贷款领域方面有更大的力度。
“两次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结构差异，正体现了中国在当前背景下促进中非合作，或者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应对外界挑战的一些切实考虑。”杨宝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9月4日上午，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也在媒体吹风会上对“推动中国企业未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作出了解读，她表示，这个资金为今后中非双方的企业开展互利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现在非洲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非洲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经济多元化、现代化，非洲发展需要资金，但是非洲缺乏资金，缺乏人才，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所以这三大瓶颈长期以来制约着非洲的发展。”许镜湖表示，根据非方希望，中非双方协商确定项目来帮助非洲破解这三大瓶颈。
“和非方合作的时候，我们会认真做好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论证来选择项目。特别我们选择项目要考虑到项目建成以后的配套的发展，自足、可持续的发展，要以帮助非洲增强造血功能为原则来规避战乱、财政方面的负担。”许镜湖说。
在刘贵今看来，这些年，中非之间的合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合作的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转向以企业和市场运作为主；二是在合作的形式上，由过去多是商品贸易合作，转向产能合作、产业合作；三是由过去的劳务承包形式，向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向转变。“这三个转变，反映了中非合作正在转型升级，而且这一势头越来越明显。”
刘贵今认为，当前中非双方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中国国内来讲是深化供给侧改革，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要“走出去”，向外发展。而对于非洲国家而言，过去一些传统的援助，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援助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非洲国家要发展，需要更多的投资、更多的产业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了大量优质产能，而非洲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所以中非之间肯定会加强产业方面的合作，支持非洲工业化。中国企业更多地向非洲投资，开拓非洲市场，利用非洲较为便宜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其附加值，同时也为非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转变是基于双方的需要，特别是非洲的需要，以使得中非合作能够在促进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刘贵今说。
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7年中非贸易额达1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今年1至6月，中非贸易额达988亿美元，同比增长16%。但另一方面，中非贸易逆差从2015年起持续扩大，目前只有5个非洲国家对中国有贸易顺差。
以南非为例，据南非国家税务局数据显示，2017年，南非对中国出口额85.92亿美元，而自中国进口额152.45亿美元，中国已是南非最大逆差来源地。而在肯尼亚，这种逆差更加明显，2017年，肯尼亚对华出口商品总值仅为1.66亿美元，但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值却高达50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为肯尼亚建造价值4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所需的钢铁和设备。
刘贵今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中非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是具体到某个国别上，的确存在一些贸易逆差，这就需要双方作出共同的努力。 在习近平于此次北京峰会上所提出的8大行动中，针对贸易便利化的一些举措就包含其中，像中国决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品，支持非洲国家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参展费用；继续加强市场监管及海关方面交流合作，为非洲实施50个贸易畅通项目；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继续同非洲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中非电子商务合作，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等。
“通过这样一些举措，能逐渐解决中非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但是随着每年进出口获利情况不断变化，绝对的平衡也不太可能，只能在贸易发展的过程逐渐实现中国和整个非洲的贸易基本平衡。”刘贵今说。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年来，已有10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118份“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非洲则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是重要参与方，自2013年以来，中非合作项目已超过1000个。
9月3日上午，习近平在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时指出，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非洲全方位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的时候，非洲国家就做出了很积极的响应。非洲本身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平台，而现在，非洲已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贵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的发展愿景和‘一带一路’倡议正好是相符的。”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副部长坎蒂斯·玛舍枸·达拉米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国家自身减贫、发展目标相契合，非盟制定了《2063年议程》长远规划，为实现减贫和发展目标，非洲国家都需要开展包括港口、高速公路、机场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充分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它将帮助我们实现互联互通，进而促进投资和贸易、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也将促进非洲区域经济实现一体化进程。”达拉米妮表示，目前非洲很多国家越来越达成一种共识：未来要将更多投资放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将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八大行动”重点第二项就是实施设施联通行动，并提出“支持中国企业以投建营一体化模式参与”。对此，杨宝荣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非洲工业化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极其滞后。在非洲很多工业园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不全，配套设施、产业链也很差。因此，国际资本进入非洲很难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通過这种集约式的新建工业园的方式，将相关行业或者产业链集中到一块来发展工业，是中国经过多年得出的经验。而这一点，如今也得到非洲的认同。
但杨宝荣也指出，如果只是通过政府主导建一个工业园，去招投标吸引企业，可能政府和企业之间会存在一些脱节。而投建营一体化的方式，相当于政府倡导，由企业自主搭台唱戏，让经贸合作或者以工业园方式展开的合作更加务实。
刘贵今则表示，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实际上中非在资金融通方面已提前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非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主要是人民币，而且在货币交换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一带一路”的倡议非常适合非洲。
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要抓住中非发展战略对接的机遇，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把“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合作潜力，在传统优势领域深耕厚植，在新经济领域加快培育亮点。
这次峰会是中非合作论坛继2006年北京峰会和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的第三次峰会，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据外交部长王毅在峰会前夕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介绍，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主席率团与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特邀嘉宾、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观察员出席峰会有关活动。其中，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布基纳法索3国以论坛新成员的身份出席。
在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宣布，中国愿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在推进约翰内斯堡峰会确定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
“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说。
论坛共同主席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随后的致辞中表示，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8年来，为中非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习近平主席宣布的新举措，将对非洲大陆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休戚与共”到“更加紧密”
此次峰会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中非关系从“休戚与共”到“更加紧密”，是如今的新变化和新趋势。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他曾9次踏上非洲这片热土，而其中4次，是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
2013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首次出访行程中就包括非洲国家。2018年连任国家主席后，习近平的首次出访又选择了4个非洲国家。与此同时，5年多来，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60多人次到访中国。
“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就是2013年3月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首访非洲時，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发表的演讲中提出来的。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中，习近平三次提到“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非洲，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人口加起来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却有着相似的历史和命运。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与非洲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从未停止过对非援助，帮助非洲人民走上经济发展的轨道。
“几十年来，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今年7月23日，习近平在基加利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举行会谈时如是评价中非关系。
“过去40多年来，中方不间断地支持埃塞卫生事业，目前中国援埃塞医疗队已派至第23批，中国为埃塞人民援建了现代化医院，并配备药品和急需的医疗设备。”埃塞俄比亚卫生部国务部长凯贝德·沃尔库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埃卫生领域合作的成功经验可以拓展至两国其他领域的合作，目前，埃塞俄比亚工业部门也在同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展开合作，完善该国制造业，弥补产业链不完整的问题，提高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水平。
如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正处于急剧变化态势，再次强调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具有深刻意义。约两个月前，美国正式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开启中美贸易战，这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
今年4月，美国政府向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发动贸易战，宣布终止卢旺达在《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项下所享受的零关税待遇60天，直到卢旺达降低对美国输入卢旺达市场二手服装的关税壁垒。此举表明，美国政府开始放弃自2000年以来对非洲的贸易援助。据了解，目前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三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纺织业，已经停止从美国进口。
除了纺织业，在钢铁、铝等领域，非洲一些国家也受到了贸易不公平对待。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铝制品征收10%从价关税，进口钢铁制品征收25%从价关税，只向部分国家提供永久豁免。
“中国和非洲都是贸易战的受害者，中非之间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都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借这次会议凝聚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稳固自由贸易体系，稳固经济全球化，在规则的基础上制定一些细则。”中国政府原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今年73岁的刘贵今是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他还曾出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南非大使。
据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介绍，目前中国除了继续向非洲国家和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和出口信贷支持外，中国也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规模，力争到2020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存量，从2014年的324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
“尽快扎扎实实地推进中非合作，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保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实现中非双方的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也给非洲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魏建国说。
2000年正式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也成为推进中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中非关系也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相较于2000年，2017年中非贸易额增长17倍，中国对非投资增长100多倍，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显著提升。
在9月3日的演讲中，习近平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并作出了六点诠释，即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刘贵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非首先应该做利益共同体。中非密切相关，所以要进一步发展中非之间互利共赢的合作。但与此同时，中非还需要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十大合作计划中的一些具体领域，如文化交流、人员交往、环境保护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上，也要进一步开展密切合作。 “实际上，如果中非命运共同体构筑好了，还可以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一个典范。”刘贵今说。
相比外部援助，非洲国家更需要产业合作
2015年，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提议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持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
“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说，“我们要充分发挥中非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补的优势，以产能合作、三网一化为抓手，全面深化中非各领域合作，让中非人民共享双方合作发展成果。”
习近平在今年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所说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正是在3年前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出的。如今，“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一大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以及经贸合作区陆续建成或正在建设之中，而中非和平安全、科教文卫、减贫惠民、民间交往等合作也在深入推进，中国当时承诺提供的600亿美元资金支持都已兑现或作出安排。
一组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表明，2016年以来，中非贸易额累计超过400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非洲稳居中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中国为非洲累计援建了数百个民生项目。
相比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的600亿美元资金支持，此番习近平在北京宣布的资金支持虽然总额和3年前一样，但在具体内容和结构上有所变化。如将优惠贷款列入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项中，而信贷资金额度单列出来，四项总额度较上次减少50亿美元。同时，支持设立100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50亿美元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
对此，中国亚非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宝荣认为，當前非洲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经济困境和压力，与2015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候，整个非洲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向好，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国家，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趋于高点的时候经济欣欣向荣，所以中国更看重通过双方的投资贸易往来拉动经济增长。
而2015年以后，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美元升值背景下的汇率贬值，国际投资严重不足。因此，非洲国家依靠传统的西方国家或企业援助来促进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应对经济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冲击。而面对新的情势，中国要促进非洲发展，就需要在贷款规模和贷款领域方面有更大的力度。
“两次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结构差异，正体现了中国在当前背景下促进中非合作，或者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应对外界挑战的一些切实考虑。”杨宝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9月4日上午，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也在媒体吹风会上对“推动中国企业未来3年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作出了解读，她表示，这个资金为今后中非双方的企业开展互利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现在非洲正处于发展上升时期，非洲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经济多元化、现代化，非洲发展需要资金，但是非洲缺乏资金，缺乏人才，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所以这三大瓶颈长期以来制约着非洲的发展。”许镜湖表示，根据非方希望，中非双方协商确定项目来帮助非洲破解这三大瓶颈。
“和非方合作的时候，我们会认真做好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论证来选择项目。特别我们选择项目要考虑到项目建成以后的配套的发展，自足、可持续的发展，要以帮助非洲增强造血功能为原则来规避战乱、财政方面的负担。”许镜湖说。
在刘贵今看来，这些年，中非之间的合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合作的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转向以企业和市场运作为主；二是在合作的形式上，由过去多是商品贸易合作，转向产能合作、产业合作；三是由过去的劳务承包形式，向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向转变。“这三个转变，反映了中非合作正在转型升级，而且这一势头越来越明显。”
刘贵今认为，当前中非双方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中国国内来讲是深化供给侧改革，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要“走出去”，向外发展。而对于非洲国家而言，过去一些传统的援助，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援助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非洲国家要发展，需要更多的投资、更多的产业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了大量优质产能，而非洲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所以中非之间肯定会加强产业方面的合作，支持非洲工业化。中国企业更多地向非洲投资，开拓非洲市场，利用非洲较为便宜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其附加值，同时也为非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转变是基于双方的需要，特别是非洲的需要，以使得中非合作能够在促进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方面，起到更好的作用。”刘贵今说。
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7年中非贸易额达1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今年1至6月，中非贸易额达988亿美元，同比增长16%。但另一方面，中非贸易逆差从2015年起持续扩大，目前只有5个非洲国家对中国有贸易顺差。
以南非为例，据南非国家税务局数据显示，2017年，南非对中国出口额85.92亿美元，而自中国进口额152.45亿美元，中国已是南非最大逆差来源地。而在肯尼亚，这种逆差更加明显，2017年，肯尼亚对华出口商品总值仅为1.66亿美元，但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价值却高达50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为肯尼亚建造价值4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所需的钢铁和设备。
刘贵今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果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中非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只是具体到某个国别上，的确存在一些贸易逆差，这就需要双方作出共同的努力。 在习近平于此次北京峰会上所提出的8大行动中，针对贸易便利化的一些举措就包含其中，像中国决定扩大进口非洲商品，特别是非资源类产品，支持非洲国家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参展费用；继续加强市场监管及海关方面交流合作，为非洲实施50个贸易畅通项目；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继续同非洲有意愿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中非电子商务合作，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等。
“通过这样一些举措，能逐渐解决中非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但是随着每年进出口获利情况不断变化，绝对的平衡也不太可能，只能在贸易发展的过程逐渐实现中国和整个非洲的贸易基本平衡。”刘贵今说。
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年来，已有10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118份“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非洲则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是重要参与方，自2013年以来，中非合作项目已超过1000个。
9月3日上午，习近平在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时指出，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非洲全方位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的时候，非洲国家就做出了很积极的响应。非洲本身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大平台，而现在，非洲已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贵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们的发展愿景和‘一带一路’倡议正好是相符的。”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副部长坎蒂斯·玛舍枸·达拉米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国家自身减贫、发展目标相契合，非盟制定了《2063年议程》长远规划，为实现减贫和发展目标，非洲国家都需要开展包括港口、高速公路、机场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充分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它将帮助我们实现互联互通，进而促进投资和贸易、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也将促进非洲区域经济实现一体化进程。”达拉米妮表示，目前非洲很多国家越来越达成一种共识：未来要将更多投资放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将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八大行动”重点第二项就是实施设施联通行动，并提出“支持中国企业以投建营一体化模式参与”。对此，杨宝荣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非洲工业化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极其滞后。在非洲很多工业园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都不全，配套设施、产业链也很差。因此，国际资本进入非洲很难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通過这种集约式的新建工业园的方式，将相关行业或者产业链集中到一块来发展工业，是中国经过多年得出的经验。而这一点，如今也得到非洲的认同。
但杨宝荣也指出，如果只是通过政府主导建一个工业园，去招投标吸引企业，可能政府和企业之间会存在一些脱节。而投建营一体化的方式，相当于政府倡导，由企业自主搭台唱戏，让经贸合作或者以工业园方式展开的合作更加务实。
刘贵今则表示，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实际上中非在资金融通方面已提前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多非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主要是人民币，而且在货币交换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一带一路”的倡议非常适合非洲。
在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要抓住中非发展战略对接的机遇，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把“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发掘新的合作潜力，在传统优势领域深耕厚植，在新经济领域加快培育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