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大器晚成,老臣志在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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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明水净、阡陌纵横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城东厢有一户世代书香的人家,清朝才子李玉鋐就出生于此。李氏的先祖曾任过明正德年间的户部郎中,家中数代都是读书人。不过,到了李玉鋐这一代,家境早已沒落,只余下一处老宅和十亩薄田。
  少年李玉鋐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虽然生活清贫,他却依然抱着读书入仕、重振家声的决心。成年之后,他在父母的安排下娶了贤淑温婉的姚氏为妻,之后陆续生下四个儿子,其中的李方膺后来名列“扬州八怪”之一。
  不过,纵有报国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却可谓艰难。李玉鋐的科考之路非常不顺遂,考了多年依然只是一名秀才。幸好,妻子姚氏不但知书达理,而且持家有方,多年来一直毫无怨言地支持着丈夫。晚年的李玉鋐曾作诗回忆这一段时光:“少时辛苦几多年,老至方图饱食眠。十亩尽收荞麦子,春来做饭也堪怜。”一家七口,有四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确实生活不易。即便清贫如此,李玉鋐对四个儿子的教育也丝毫不放松,总是亲自安排和督导他们的功课。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已经47岁的李玉鋐终于金榜高中,考取了二甲进士。那一年在京中等候放官的举子中,他是最悠闲的一个,因为家中的清贫,也因为性格的正直,他没有像其他举子那样四处投靠权贵或是拿银子到处打点,期望能安排个好位置,而是一如既往地安心读书,关注着民生和时事。
  如此数月,等到放官时,毫无背景的李玉鋐只被安排了一个中书舍人的从七品小官。这是俸禄微薄的闲职,好在李玉鋐并不计较这些,作为职场新人,他把任何职位都视作锻炼。他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与兴趣相投的同僚交往学习,努力着适应新的环境。
  四年里,李玉鋐成长得很快,政务处理得也渐渐得心应手。可惜,家乡有人前来送信,称其母重病缠身,日思夜念,望他返乡。听到这个消息,李玉鋐连忙辞职请归。他快马加鞭,一路风尘颠簸,只为能早日返家。
  家乡的山水依旧,茅舍篱院如故,只是儿子们都长高了,而母亲也越来越苍老羸弱。母亲临终前交代李玉鋐,要做官就一定要做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的好官清官。李玉鋐也郑重地做出了承诺,因为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母亲的遗愿,更是他们李家世代相传的祖训。
  康熙五十二年,李玉鋐的丁忧期满,重返京候补。这次,他被授予了西宁县(今属广东云浮)知县的职位。赴任之后,他时刻记着母亲临终前的嘱咐,一心一意地为民谋福。就任的六年里,西宁县被他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安居乐业,踏踏实实地过着安康的生活。
  因为政绩突出,康熙五十八年,李玉鋐终于升迁了。他离任的那天,西宁县的百姓几乎全城出动,将道路都堵塞了,他们拉着李玉鋐坐的马车,洒泪相送。后来,他们还集资为李玉鋐盖了两座生祠,每年都会自发前去祭祀。
  到了京城,李玉鋐补授了户部贵州司主事,随后升为兵部职方司郎中。在京城任职没多久,康熙驾崩,雍正即位。按照惯例,新皇帝会提拔一些得力的臣子。办事能力强、在朝中清誉有加的李玉鋐就被升为楚雄(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知府。
  雍正元年(1723年),已近花甲之龄的李玉鋐去云南赴任,同往的还有前去担任云南同知的儿子李方韩(后改名李彩生)。云南地处边陲,民族众多,历来都不好治理。李方韩也像李玉鋐一样勤于政务,做事认真谨慎。不承想,到滇南仅一年多,因为修城之役时间紧迫,李方韩就积劳成疾,逝于任上。
  李玉鋐还没来得及平复丧子之痛,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大案:因为他不畏强权、为民做主的清官之名极盛,于是有人上告此地豪强劣绅强占了七千余亩民田。经过仔细的调查取证,在李玉鋐的坚持下,这些民田最终都判还给了百姓。还是因为政绩突出,雍正四年,李玉鋐受召进京。雍正亲自接见了他,并赏赐了他石砚等物,之后升他为福建粮驿道台。李玉鋐写诗感慨:“耿耿寸心才智短,北辰遥望几劳神。”他自知身为寒门书生,能到今天的职位非常不易,心中甚是感念朝廷的知遇之恩,更加坚定了自己做好官的决心。
  去福建赴任时,李玉鋐年事已高,于是特意带上了儿子李方膺,一来自己身边有人照顾,二来可以锻炼一下李方膺的办事能力。有了李方膺的协助,李玉鋐处理公务更加轻松自如。
  福建境内常有恶匪流窜作案,官府多次围剿都不见成效,李玉鋐接手后,处理得非常人性化:他并不一味劳民伤财地进行围剿,而是仔细寻访百姓,探知盗匪的根源,然后有针对性地前去劝服。在他的怀柔政策下,为首的三名恶匪最终一一投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李玉鋐刚柔并济的处事手段可见一斑。
  雍正七年,雍正又一次召见了这位得力的臣子。这次见面,君臣二人相谈甚欢,雍正不仅赏赐了李玉鋐许多珍玩,还特意召见了陪同前来的李方膺,并任命李方膺为山东某地知县。
  各自赴任前,李玉鋐再三嘱咐李方膺,一定要做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李方膺也郑重地承诺了。其实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李方膺早早就立志要做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他之后的人生也一直不断印证着自己的诺言。
  重又赴闽,李玉鋐迁任福建按察使。处在这个职位,每日要处理诸多案件,李玉鋐不顾年迈,依然勤于政务,每日都秉烛至三更。一次,他因为处理一桩疑案,比平时工作得更晚,以至于身边的侍童都困倦睡着了。就在此时,一只老鼠将李玉鋐的夜宵—一枚鸡蛋偷偷衔走了。这一幕恰好被刚忙完工作的李玉鋐看见。他看着正在好眠的侍童,忽然起了童心,于是假作严肃地问侍童,是不是侍童将鸡蛋偷吃了?如不老实认错,必要杖责!侍童为了不挨打,只能委屈地承认是自己偷吃了鸡蛋。听到侍童的回答,李玉鋐陷入了沉思:案头这些经过严刑拷打而得到的供词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呢?
  有了这样的疑惑,李玉鋐之后处理案件就更加谨慎小心,每每都要仔细地勘察大量的人证、物证,来反复印证事实真相。即便这样一来,自己增加了许多工作量,爱民的他依然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就断了一千多件案子。
  但时光不饶人,已步入古稀之龄的李玉鋐精力大不如前。他屡次提出辞呈,终于在75岁那年回到了故里。他离任之时,行囊萧瑟,唯有几箱书籍,以及百姓对他的感恩之情、敬重之意。
  回归故里后,李玉鋐把多年来攒下的俸银置办成了义田,分给贫困的族人和乡邻。之后,他就在家中以教习儿孙读书为乐,一直到80岁去世。李玉鋐一生無论是在任职之处还是在故里都深受人们爱戴,皆是因为他心怀大义、泽被众生的高洁品性。他不仅自身是一位廉吏,还教育出了李方膺、李方韩这两位书画皆佳的清官,将古人“一门三杰”的故事续写上了淡雅如水墨的一笔。
  编 辑/葡 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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