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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读到柴子文先生的大作《自由的价值不进则退》，颇为震动。我与子文兄皆出身于如今饱受诟病的“南方系”，且都曾就职而今的风暴中心《南方周末》，不曾谋面却久已仰慕，拜读雄文，甘之如饴。
子文兄的自由主义慈悲与情怀，我尤其激赏：“没有什么比排外对自由价值更具杀伤力了。一个自闭的城市，就如一个自闭的人，无法享受自由的滋味，更别说捍卫自由的价值。”
然而，具体到香港这个城市的时候，虽然我赞同的是子文兄的整体价值观，却无法苟同其具体情境和空间之下的批判，因此草就此文，就教于子文兄与其他方家。
香港菲佣的居留权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更早于香港向内地开放自由行。然而，在近两年香港内地之争日益甚嚣尘上之时，一来菲佣问题已经边缘化，少有人谈论这些少数人的问题；二来夹杂在香港内地矛盾的大背景之下，若能解决内地人问题，以香港的制度途径，菲佣问题自然引刃而解。
香港内地矛盾日益尖锐，撇开政治层面的深层问题，其要却几乎无关宏旨。纵观近几年两地矛盾大爆发，无非都是些鸡毛蒜皮小事，却往往引发茶杯里的风暴。先是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引发香港人对医疗资源和福利资源的紧张感，于是立法限制了赴港生子的数量；后是内地游客到香港旅游，表现令人咋舌，港人虽贪恋游客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却无法忍受游客对于香港普遍较高城市文明的玷污，于是出笼了“蝗虫论”，导致内地居民群起攻之；近日又有内地“奶粉客”大量涌入香港拖运奶粉，以致本港母亲反倒出现奶荒，于是又立法限定奶粉客的运奶数量。
这几次事件，若按照香港在港英政府治下的官僚训练传统与素养，本都是容易解决的事态。然而特区政府却在民意的高涨裹挟之下惊慌失措，居然频频失招，既无法给予中央政府充分斡旋机会，又无法抚平本地市民心态，真的一步错，步步错，动辄得咎。
然而如果仅仅说是特区政府因应失策，却也不尽公平，总是因为港人民意所趋，政府于是左右不逢源，里外不是人。港人回归不到20年，当年满口的“表叔”“北姑”，一脸的不屑，如何便一日之间失却了所有自信，变成对内地居民的围堵心态？
若要说香港人历来“吝啬”“孤寒”（粤语，小气的意思）“排外”，却完全不合历史。1952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的四次大逃港中，香港至少收留了近60万的逃港者，以及其后陆续到达的他们的亲属。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香港收留了从越南逃亡而来的20万越南船民，其后遗症直至2000年方告平息。1950年之后香港每十年人口增长100万，自然其中多数由移民构成。
在中国内地崛起之前，香港乃是整个亚洲的明星城市，也是以自由港著称的城市，其自由精神乃是深入骨髓的。虽然如今在大选层面囿于种种原因无从落定，但是其基层选举、律法、财经制度、教育、言论、宗教乃至移民政策，无一不是整个亚洲之翘楚，如何可能是自由精神堕落的城市。
然而，无论香港如何地是一个律法秩序统治的土地，终究它不是一个桃花源之城。它身处在一个真实的政治、财经与文化时空之中。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地位时，它便有非常真实的地方处境与地方制度，更加具体的描述便是：它乃是一个有着属己利益的共同体。
任何一个地方，都应当是一个属己利益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律法、政策，乃是服务于这个地方的公共利益的。这些公共利益基于地方居民的公共民意之上，符合地方公共利益的，民意便支持；不符合地方公共利益的，地方便反对。
香港并非天外飞来，它有着十分充分与丰富的地方历史变迁、文化建设和制度生长。这些东西的长期积累，便形成了香港独特的共同体文化和共同体利益：这其中，乃是包含了包括多次的逃港潮和越南船民的共同建设和智慧。
近些年来，香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其中包括亚洲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经济下滑、回归内地之后的制度与文化龃龉、内地经济腾飞所带来的经济与人口优势压力、亚洲新兴经济体对于自由港地位的挑战。
地方共同体遭遇外来压力的自然反应乃是抵抗，犹如当年的希腊城邦与后来的佛罗伦萨城邦对于罗马教廷的抵抗。城邦首要的任务乃是抗击外来压力以保全城邦自我的生活方式与制度生存。这既是城邦本身的需求，其实也就是对于整体环境的贡献：况且，它乃是高于其他制度的存在。
美国保守主义哲学家阿兰·布鲁姆在分析莎士比亚的名著《奥赛罗》中写道：“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习俗与神明，排他性是城邦生命的根基。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捍卫祖传的生活方式，这些方式结合了偶然因素和特殊时空的特殊制度，合格的公民对它们必然是忠诚的。”
香港是一个民主制度，民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由是无限度的，但民主是有疆界的。自由的制度，必须依靠民主的制度来捍卫。因此，香港的民主制度，决定了它所采取的政策；既然民意选择了捍卫它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不遭受外来文化的侵蚀，那么任何一个香港的居民都应该选择忠诚于它的城市和它的律法。
纽约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级的自由港，为什么可以不受限制地接纳来自全世界的文化和移民而不需任何政策抵抗？因为纽约有着美国的纵深腹地。而香港有什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对于一个弹丸之地，被包围在一个比它庞大不知凡几的政治、经济和文明压力之下，苛责它选择收缩给予外人的自由是残酷的，因为外面的世界过于庞大，它只有能力维护自我和自己居民的自由。
如果我们期待香港能够成为一个庞大的开放性自由的城市的话，毫无芥蒂地允许外来移民的随意进入的话，那么只有当周边的压力消除的时候，香港人才有能力、才有空间、才有自信能够允许自己的制度和文明接受考验。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大家应该相互交好，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楚的歌这么唱道。可是香港没有那样的奢侈和资源可以相互交好，它注定是可耻的，因为它的制度、文明和生活方式，不应该在虚假交好之中被扼杀。
所以，在真正的交好之前，香港不能和谁谈恋爱。它的孤独、它的可耻，都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贡献。
子文兄的自由主义慈悲与情怀，我尤其激赏：“没有什么比排外对自由价值更具杀伤力了。一个自闭的城市，就如一个自闭的人，无法享受自由的滋味，更别说捍卫自由的价值。”
然而，具体到香港这个城市的时候，虽然我赞同的是子文兄的整体价值观，却无法苟同其具体情境和空间之下的批判，因此草就此文，就教于子文兄与其他方家。
香港菲佣的居留权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更早于香港向内地开放自由行。然而，在近两年香港内地之争日益甚嚣尘上之时，一来菲佣问题已经边缘化，少有人谈论这些少数人的问题；二来夹杂在香港内地矛盾的大背景之下，若能解决内地人问题，以香港的制度途径，菲佣问题自然引刃而解。
香港内地矛盾日益尖锐，撇开政治层面的深层问题，其要却几乎无关宏旨。纵观近几年两地矛盾大爆发，无非都是些鸡毛蒜皮小事，却往往引发茶杯里的风暴。先是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引发香港人对医疗资源和福利资源的紧张感，于是立法限制了赴港生子的数量；后是内地游客到香港旅游，表现令人咋舌，港人虽贪恋游客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却无法忍受游客对于香港普遍较高城市文明的玷污，于是出笼了“蝗虫论”，导致内地居民群起攻之；近日又有内地“奶粉客”大量涌入香港拖运奶粉，以致本港母亲反倒出现奶荒，于是又立法限定奶粉客的运奶数量。
这几次事件，若按照香港在港英政府治下的官僚训练传统与素养，本都是容易解决的事态。然而特区政府却在民意的高涨裹挟之下惊慌失措，居然频频失招，既无法给予中央政府充分斡旋机会，又无法抚平本地市民心态，真的一步错，步步错，动辄得咎。
然而如果仅仅说是特区政府因应失策，却也不尽公平，总是因为港人民意所趋，政府于是左右不逢源，里外不是人。港人回归不到20年，当年满口的“表叔”“北姑”，一脸的不屑，如何便一日之间失却了所有自信，变成对内地居民的围堵心态？
若要说香港人历来“吝啬”“孤寒”（粤语，小气的意思）“排外”，却完全不合历史。1952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的四次大逃港中，香港至少收留了近60万的逃港者，以及其后陆续到达的他们的亲属。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香港收留了从越南逃亡而来的20万越南船民，其后遗症直至2000年方告平息。1950年之后香港每十年人口增长100万，自然其中多数由移民构成。
在中国内地崛起之前，香港乃是整个亚洲的明星城市，也是以自由港著称的城市，其自由精神乃是深入骨髓的。虽然如今在大选层面囿于种种原因无从落定，但是其基层选举、律法、财经制度、教育、言论、宗教乃至移民政策，无一不是整个亚洲之翘楚，如何可能是自由精神堕落的城市。
然而，无论香港如何地是一个律法秩序统治的土地，终究它不是一个桃花源之城。它身处在一个真实的政治、财经与文化时空之中。在一个特定的时空地位时，它便有非常真实的地方处境与地方制度，更加具体的描述便是：它乃是一个有着属己利益的共同体。
任何一个地方，都应当是一个属己利益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律法、政策，乃是服务于这个地方的公共利益的。这些公共利益基于地方居民的公共民意之上，符合地方公共利益的，民意便支持；不符合地方公共利益的，地方便反对。
香港并非天外飞来，它有着十分充分与丰富的地方历史变迁、文化建设和制度生长。这些东西的长期积累，便形成了香港独特的共同体文化和共同体利益：这其中，乃是包含了包括多次的逃港潮和越南船民的共同建设和智慧。
近些年来，香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其中包括亚洲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经济下滑、回归内地之后的制度与文化龃龉、内地经济腾飞所带来的经济与人口优势压力、亚洲新兴经济体对于自由港地位的挑战。
地方共同体遭遇外来压力的自然反应乃是抵抗，犹如当年的希腊城邦与后来的佛罗伦萨城邦对于罗马教廷的抵抗。城邦首要的任务乃是抗击外来压力以保全城邦自我的生活方式与制度生存。这既是城邦本身的需求，其实也就是对于整体环境的贡献：况且，它乃是高于其他制度的存在。
美国保守主义哲学家阿兰·布鲁姆在分析莎士比亚的名著《奥赛罗》中写道：“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习俗与神明，排他性是城邦生命的根基。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捍卫祖传的生活方式，这些方式结合了偶然因素和特殊时空的特殊制度，合格的公民对它们必然是忠诚的。”
香港是一个民主制度，民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由是无限度的，但民主是有疆界的。自由的制度，必须依靠民主的制度来捍卫。因此，香港的民主制度，决定了它所采取的政策；既然民意选择了捍卫它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不遭受外来文化的侵蚀，那么任何一个香港的居民都应该选择忠诚于它的城市和它的律法。
纽约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级的自由港，为什么可以不受限制地接纳来自全世界的文化和移民而不需任何政策抵抗？因为纽约有着美国的纵深腹地。而香港有什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对于一个弹丸之地，被包围在一个比它庞大不知凡几的政治、经济和文明压力之下，苛责它选择收缩给予外人的自由是残酷的，因为外面的世界过于庞大，它只有能力维护自我和自己居民的自由。
如果我们期待香港能够成为一个庞大的开放性自由的城市的话，毫无芥蒂地允许外来移民的随意进入的话，那么只有当周边的压力消除的时候，香港人才有能力、才有空间、才有自信能够允许自己的制度和文明接受考验。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大家应该相互交好，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楚的歌这么唱道。可是香港没有那样的奢侈和资源可以相互交好，它注定是可耻的，因为它的制度、文明和生活方式，不应该在虚假交好之中被扼杀。
所以，在真正的交好之前，香港不能和谁谈恋爱。它的孤独、它的可耻，都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