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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
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七十三秒后爆炸。上海的诗人王小龙闻讯写下这样的句子：天空晴朗以后天空中闪闪亮亮/布满骨肉碎屑铝片尖锐的声音/没消化完的早餐三明治/……（麦考利夫）你迷人的胸罩被炸得粉碎！/……而我要去发起一场巨大的庆典/庆祝人类又一次失败的纪录……
这是不同寻常的。一个中国人，因一个外国事件开始有了这样的反应：不仅想到整个人类，还想到女教师麦考利夫的乳房、宇航员刚吃到胃里的早餐；而对这一个灾难，“我要去庆祝”，庆祝人类的失败。《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是一首视野开阔、语义错杂的挽歌，其真实、深刻和超越性恰如其分，敬仰苍穹，胸怀全球，感叹人类的失败，恰如一个世界公民该有的反应。
四月二十六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人类最大的核事故。
五月四日，中国实行夏时制，至九月十四日结束——据说这来自国外先进国家的经验。
六月二十二日，全中国球迷在电视上目睹马拉多纳在世界杯阿根廷对英格兰的比赛中，先用“上帝之手”，然后连过六人，创造了整整一个世纪中最不可思议的两粒入球。
九月二十八日，在国民党戒严令之下，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创党。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长江科考漂流队第一次征服了长江。
这是不同寻常的。人们从长江漂流知道，人还有冒险、去征服险地这样一种活法。
这是个大事特别多的年份。变动四处发生，变成实实在在将生活重新布局的激流。再迟钝的人都感觉到了，价值观、处世态度、行事规则、生活可能、未来前景……世道已经全然不同。
但是许多话都还说不出来。剧变太快太多，心里苦涩、脑中如麻，可嘴巴却说不出来。
五月九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一九八六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上，一个大家叫不上名儿的男青年走上了舞台。他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不像来演出的，倒像位社会青年。寂静的、孤独的、有点低沉的键盘声过后，这青年突然爆发出：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现场观看这一幕的不过上万人，这一幕不过是一次演出中的一个小花絮。但是接下来的一年、几年、十几年，人们交口传说，使这一幕不再是平常一幕，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这一刻被追认为历史的时刻。
这声音突然迸出，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难听。但是它又很吸引你。
通过一盘叫《一无所有——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的磁带，崔健被全国更多人所知。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他的歌曲带着西北的民歌味儿，他的发音带着农民的口音。你要是说他是个地道的首都青年，打死也没人相信——首都青年哪这土哩！
“西北风”开始了。从《一无所有》（崔健词曲）开始，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相继问世、走红。它们音调上采用北方民歌慷慨悲凉的素材，编曲借鉴摇滚乐技法，不管男歌手女歌手，唱的时候一律大嗓门，有时甚至是拼力呐喊。一首非常走红的歌，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黄土高坡》，里面有“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的句子，加上这批歌曲的西北格调，这次风潮被叫作“西北风”。
“西北风”像撕开了一个口子。那几年，歌唱创作界一度困惑。一九八七年，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组织了持续一年的音乐沙龙，沙龙上词曲作家、歌手、音像编辑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内地是该追随港台潮流，还是向别处去？但即使是年轻一代的音乐人，也不赞同一边倒地向港台学习，他们觉得，港台歌太浅了，还是应该强调流行音乐的文化意义。
《一无所有》出版后，这首歌竟流进北京文化圈子的聚会。作为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李陀把这首歌用录音机放给其他的文化精英听。在李陀们看来，这与思想界的精神解放、自由思考，是一致的。
那盒一九八六年的磁带里，崔健还唱了《不是我不明白》（崔健词曲）：
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这正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图景。寥寥几句，十分简单地说清楚了，中国人在一个大变局面前所集体经历的、集体感受到的颠覆处境。
更强烈的信息是那种声音。崔健的声音，很憋，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的喊叫。这契合了当时的全国气场，刚好是大家需要的声音。他用这种很憋的声音，把中国人此时普遍感受到的现实处境说出来了。
崔健此时的力量，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如大雪崩般整个社会动荡赐予他的力量，是万马奔腾、千流竞汇的文化冲击共同汇集的力量。
在鼓起“西北风”的力量中，有一首歌扮演了仅次于《一无所有》的角色，这首歌叫《信天游》。
《信天游》由刘志文、侯德健作词，解承强作曲，程琳演唱，这几个人，跟西北都没什么关系。后来“西北风”的大部分作者，也跟西北没关系，西北风的主体，是活跃在流行音乐前沿的广州人和北京人。
跟《一无所有》类似，《信天游》也摇滚，也带有强烈的西北色彩。歌曲展示的，是一个人面对着穷山沟和莽莽青天的形象，她在深情地追忆与遥望，有一种过去和未来纠缠不清、撕扯不开的难分难舍。
此时，银幕上在上演《老井》、《芙蓉镇》、《大阅兵》、《野山》、《盗马贼》、《末代皇后》、《湘女潇潇》、《黑炮事件》、《神鞭》、《山林中头一个女人》、《月月》、《月牙儿》……不管它是历史，是远古蛮荒，是体制，还是仪式，都有一种撕扯，其美学气质里普遍有一股黑暗、荒蛮和狞厉之气，仿佛一幕接一幕的历史噩梦，那是曾经经历的，现在也还在其阴影中的，压抑、苦涩、无奈，让我们自省到骨子里、四周围的黑暗血脉，并深深为之震动，跟着电影一起渴望着挣脱。
一九八八年，张艺谋《红高粱》上映，电影中姜文扯着爷们儿嗓子吼出的《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张艺谋词，赵季平曲），一时竟成了流行歌曲，满大街都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的嘶吼，那么用力地鼓动妹妹也鼓动自己，往前冲，莫回头。这也成为“西北风”中的一首名作。
银幕的另一面，《血战台儿庄》、《孙中山》、《成吉思汗》，非中共、非人民的英雄形象，释放出另一种开放信号。电视剧在热播《新星》，周里京扮演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在热烈地推进改革。录像厅在播放美国的《野战排》、香港的《英雄本色》、澳大利亚的《鳄鱼邓迪》。报端的主流声音在对没几人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大班》进行声讨，为曾经的“小花”陈冲丧失人格裸胸参演这部“反华”电影而痛心疾首。
文学方面，王安忆《小鲍庄》、莫言《红高粱》、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三篇风格奇诡、具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小说首次入选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引发了争议。
艺术界重要的事件是“八五新潮”，其中一个经典作品是，黄永砯拿一本《现代美术史》、一本《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了两分钟，变成了两堆碎纸。
巨变，困惑。一九八七年，电视连续剧《雪城》上映，片尾，一只棉帽在雪地中翻滚，停顿，又翻滚，一个激越无比的男高音从画外音穿越而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呀！”在西北风的众多大嗓中，这枚大嗓无比优质，脱颖而出。这首《心中的太阳》（文岐词，李黎夫曲）刚出锅还滚烫，紧随其后，电视剧《便衣警察》中《少年壮志不言愁》（林汝为词，雷蕾曲）的歌声，让这优质大嗓又表现了一把，仅仅数月间，刘欢暴得大名。
“西北风”歌曲同有着一种困惑，又共有着一份激昂。它的歌词大多以穷困落后的农业景象起头，将人生的感慨裸露于黄土之上。但紧承其后，便是生命力的强烈渴求，好像要将现实生存状态与未来理想之间的矛盾撕破。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么急迫，恨不得一下子改变现状，一下子强大起来。
“西北风”不只是一首首歌曲，歌曲的背后，确有一股时代洪流。
几年后，美学家高尔泰从歌曲背后听到这样的讯息：“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中国需要启蒙……”
“西北风”歌潮的美学观念是明确的。这就是歌词上的文化批判意识，在唱腔上则追求一种大感觉和大力度，它将遥远的思索、沉重的力量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带有咄咄逼人的集体意识和呼喊前进的时代气息。
有一首叫《心愿》（任志萍词，伍嘉冀曲）的歌，你唱我也唱，特别火爆。它的歌词这样说：
巨龙将要起飞的时刻/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重整万里河山/这是我中华的心愿/我们对着太阳说/向往不会改变/我们对着长江说/追求不会改变/我们对着大地说/贫穷总会改变/我们对着黄河说/生活总会改变
“西北风”有一个对立面，就是“东南风”。港台文化这时已经从东南方长驱直入进来，“西北风”是在这一个冲击下内陆群体的集体不适，他们在失衡中反应强烈，由此爆发了一场自我特色的、反动流行音乐的、大陆的流行音乐。
位于“东南风”口的广东群体，也有不适，但他们的不适反应更温和，也更复杂，他们也参与了“西北风”。但与之同时，他们还发出了低回、失落、更含糊、更暧昧、更犹豫不决的声音。
一九八九年，李海鹰创作了《弯弯的月亮》，描述了一幅月儿弯弯、小桥流水、阿娇摇着船的美好童年景象。歌者感慨的是：“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这首歌优美柔和的力量，比西北风的激昂更持久，直到现在，它依然在传唱，依然是一首能打动我们的歌。对家乡的挚爱，看着这挚爱的对象渐渐被时风化解；同时纠结着对家乡的不满，不满于它“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这真是一种穿透了胸膛的弯弯的忧伤！有人分析说，这首歌表现了商品经济浪潮下中国人对农耕传统和田园生活的回望和告别。
比《弯弯的月亮》稍迟，陈小奇写了《涛声依旧》。它是陈小奇“现代乡土系列”中的一首，从一九八四年他就在写这个系列。当时文学界“寻根文学”正时髦，陈小奇连续写了《敦煌梦》、《梦江南》、《灞桥柳》等一批词作，试图通过音乐来展示那些民族的、传统的愁绪。
这首歌词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个爱情故事，而实际上，陈小奇想表达的是一种困惑。这代人生活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正面临着文化上的抉择：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化进来，我们又喜欢又害怕，但是传统文化又不可能完全抛弃。背负传统的东西，能否赶上现代的潮流？二者之间到底能不能真正融合？这是那代人设身处地的困惑。所以陈小奇怯怯地问：我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处在时风风口的李海鹰、陈小奇，比北方内陆的作者是更早意识到港台流行音乐的力量。此时，以引进版的形式，港台歌曲已经零星地介绍进来。
这是一份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内地引进的港台歌手名单：苏芮、张学友、谭咏麟、梅兰芳、张国荣、陈慧娴、徐小凤、达明一派、凤飞飞、费玉清、江玲、杨林、邓妙华、邓丽君、杨庆煌、千百惠、高凌风、林良乐、薛岳、蔡琴、齐豫与潘越云、庾澄庆、施孝荣、童安格、马毓芬。
但他们没有得到与“西北风”相媲美的热烈响应。只出了《第一种声音》（一九八七年专辑）的庾澄庆、只出了《跟我来》（一九八七年专辑）的童安格、只出了《回声》（一九八五年专辑）的齐豫与潘越云，甚至没有多少人认识。杨庆煌、千百惠只获得了校园里的认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央视每年在春晚引入港台歌手，除了一九八四年的张明敏、奚秀兰和一九八七年的费翔，广大听众对汪明荃、罗文、张德兰、叶丽仪、包娜娜、万沙浪、蒋丽萍、叶振棠等一干港台明星，全都表现得不冷不热。
大陆人此时还没有多少都市体验。内地没有都市，只有“都市里的村庄”，所以流行于城市的歌曲，大部分都打着抹不去的中国乡俗的烙印。往前数两代，中国人多数都是农村出身，血液里流着乡土文化的基因。
非常奇特的是，相比台湾歌曲的不温不火，粤语流行歌曲此时却赢得了极大的关注度。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加上稍后的陈百强、陈慧娴，形成了粤语歌的规模效应，至一九八九年台湾热彻底引爆之时，内地的粤语歌曲热潮热了至少五年之久。
这种跨越了方言障碍的流行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属于文化深层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香港在内地人心理中，等同于国际大都会、世界潮流前沿，香港就代表了花花世界，是内地人渴望瞭望外面世界的窗口，它的魅力惊人，不由不引得引颈眺望。
第二，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陈百强，第一次展示了资本主义商业偶像的征服力，它以影视影像、巨星传奇、高级生活为诱引，是一种精心构造的都市人格，完全超越了凡俗人生，显得毫无瑕疵的高雅、精美。
第三，香港音乐极为精致，不仅精致，还有与个人形象完全的匹配。伴随着精美歌声，谭咏麟就等同于浪漫，张国荣就等同于潇洒，梅艳芳就等同于冷艳，陈百强就等同于腼腆。在听众的潜意识里，他们全是情人，完美情人。
此时，作为世界的港湾、资本主义列强的二传手，香港盛行填词文化，不管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台湾的、大陆的，只要流行，只要合乎香港人的调调，全都填上粤语词予以翻唱。本地音乐人的创作夹杂其间，主要是两路。一路是顾嘉辉、黄霑、林敏怡、伦永亮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开始的以中国民族民间素材与西方流行音乐技法相结合的创作方向，这是从三十年代中国有流行音乐起即有的方向。这路创作极为成功，甚至通过香港电视剧的传播风靡了内地。另一路是周启生、“达明一派”等紧承世界潮流以西化曲风创作的方向，这路创作不十分成功，但“达明一派”以汇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文化意象的手法，反映都市现实内容，影响逐渐扩展，历久弥深。
比大陆略早，台湾也发生了根源脉络上与“西北风”颇为相似的风潮，代表人物是苏芮、罗大佑。
一九八三年，电影《搭错车》原声大碟出版，和罗大佑的《之乎者也》（一九八二）一起，这张唱片成为时代转季的强烈信号。以这两张唱片为分野，台湾音乐的整体面貌为之一变。在此之前，流行音乐界的主导风格是音乐才子、漂亮女声，木吉他、民谣风、清澈歌喉，校园、青春、纯纯的爱、乡村山水寄情；在此之后，流行音乐突然地、加速度地、多个路向地驶进了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就像是两个年代，被一九八三年截然划开，从这里开始，校园民歌时代结束，青青学子转眼融入城市人流。
对一九八三年以前的音乐而言，《搭错车》是一次惊人的三级跳，多年蕴藏的音乐积累突然在一张唱片中爆发。那也是大陆第一张台湾引进版，是第一次用耳机听音乐，万万没想到人的耳朵下竟藏着那样一个宏大神妙的世界。
苏芮展示了一个强悍、激越、狂飙突进的形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大歌歌风。她至坚至柔动态极大的演唱，风云际会地汇集了当时台湾最顶尖的创作和演奏精英。从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六年短短四年中，苏芮录下了她歌唱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名曲：《搭错车》中的全部七首（作者梁弘志、李寿全、侯德健、罗大佑、吴念真），以及《是不是这样》（吴念真词，李寿全曲）、《心痛的感觉》（邰肇玫词曲）、《迷失》（杨立德词，陈大力曲）、《明天还是要继续》（梁弘志词曲）、《谁可相依》（潘源良词，林敏怡曲）、《顺其自然》（曹俊鸿词曲）、《龙》（孙仪词，曹俊鸿曲）、《我曾深爱过》（杨立德、陈大力词，何国基曲）、《沉默的母亲》（陈克华词，钮大可曲）、《亲爱的小孩》（杨立德词，陈复明曲）、《内心交战》（杨立德、陈克华词，谭健常曲）、《证人》（杨立德、林生霖词，曹俊鸿曲）。这些歌曲展示了一时无人能及的演唱力度，其中最让其他歌手心服的，是苏芮起伏极其巨大的收放：短时间内高能量的激情喷发，转瞬间转至低音的极其幽暗之境。
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七十三秒后爆炸。上海的诗人王小龙闻讯写下这样的句子：天空晴朗以后天空中闪闪亮亮/布满骨肉碎屑铝片尖锐的声音/没消化完的早餐三明治/……（麦考利夫）你迷人的胸罩被炸得粉碎！/……而我要去发起一场巨大的庆典/庆祝人类又一次失败的纪录……
这是不同寻常的。一个中国人，因一个外国事件开始有了这样的反应：不仅想到整个人类，还想到女教师麦考利夫的乳房、宇航员刚吃到胃里的早餐；而对这一个灾难，“我要去庆祝”，庆祝人类的失败。《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是一首视野开阔、语义错杂的挽歌，其真实、深刻和超越性恰如其分，敬仰苍穹，胸怀全球，感叹人类的失败，恰如一个世界公民该有的反应。
四月二十六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人类最大的核事故。
五月四日，中国实行夏时制，至九月十四日结束——据说这来自国外先进国家的经验。
六月二十二日，全中国球迷在电视上目睹马拉多纳在世界杯阿根廷对英格兰的比赛中，先用“上帝之手”，然后连过六人，创造了整整一个世纪中最不可思议的两粒入球。
九月二十八日，在国民党戒严令之下，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创党。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长江科考漂流队第一次征服了长江。
这是不同寻常的。人们从长江漂流知道，人还有冒险、去征服险地这样一种活法。
这是个大事特别多的年份。变动四处发生，变成实实在在将生活重新布局的激流。再迟钝的人都感觉到了，价值观、处世态度、行事规则、生活可能、未来前景……世道已经全然不同。
但是许多话都还说不出来。剧变太快太多，心里苦涩、脑中如麻，可嘴巴却说不出来。
五月九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一九八六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上，一个大家叫不上名儿的男青年走上了舞台。他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不像来演出的，倒像位社会青年。寂静的、孤独的、有点低沉的键盘声过后，这青年突然爆发出：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现场观看这一幕的不过上万人，这一幕不过是一次演出中的一个小花絮。但是接下来的一年、几年、十几年，人们交口传说，使这一幕不再是平常一幕，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这一刻被追认为历史的时刻。
这声音突然迸出，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难听。但是它又很吸引你。
通过一盘叫《一无所有——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的磁带，崔健被全国更多人所知。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他的歌曲带着西北的民歌味儿，他的发音带着农民的口音。你要是说他是个地道的首都青年，打死也没人相信——首都青年哪这土哩！
“西北风”开始了。从《一无所有》（崔健词曲）开始，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相继问世、走红。它们音调上采用北方民歌慷慨悲凉的素材，编曲借鉴摇滚乐技法，不管男歌手女歌手，唱的时候一律大嗓门，有时甚至是拼力呐喊。一首非常走红的歌，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黄土高坡》，里面有“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的句子，加上这批歌曲的西北格调，这次风潮被叫作“西北风”。
“西北风”像撕开了一个口子。那几年，歌唱创作界一度困惑。一九八七年，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组织了持续一年的音乐沙龙，沙龙上词曲作家、歌手、音像编辑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内地是该追随港台潮流，还是向别处去？但即使是年轻一代的音乐人，也不赞同一边倒地向港台学习，他们觉得，港台歌太浅了，还是应该强调流行音乐的文化意义。
《一无所有》出版后，这首歌竟流进北京文化圈子的聚会。作为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李陀把这首歌用录音机放给其他的文化精英听。在李陀们看来，这与思想界的精神解放、自由思考，是一致的。
那盒一九八六年的磁带里，崔健还唱了《不是我不明白》（崔健词曲）：
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这正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图景。寥寥几句，十分简单地说清楚了，中国人在一个大变局面前所集体经历的、集体感受到的颠覆处境。
更强烈的信息是那种声音。崔健的声音，很憋，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的喊叫。这契合了当时的全国气场，刚好是大家需要的声音。他用这种很憋的声音，把中国人此时普遍感受到的现实处境说出来了。
崔健此时的力量，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如大雪崩般整个社会动荡赐予他的力量，是万马奔腾、千流竞汇的文化冲击共同汇集的力量。
在鼓起“西北风”的力量中，有一首歌扮演了仅次于《一无所有》的角色，这首歌叫《信天游》。
《信天游》由刘志文、侯德健作词，解承强作曲，程琳演唱，这几个人，跟西北都没什么关系。后来“西北风”的大部分作者，也跟西北没关系，西北风的主体，是活跃在流行音乐前沿的广州人和北京人。
跟《一无所有》类似，《信天游》也摇滚，也带有强烈的西北色彩。歌曲展示的，是一个人面对着穷山沟和莽莽青天的形象，她在深情地追忆与遥望，有一种过去和未来纠缠不清、撕扯不开的难分难舍。
此时，银幕上在上演《老井》、《芙蓉镇》、《大阅兵》、《野山》、《盗马贼》、《末代皇后》、《湘女潇潇》、《黑炮事件》、《神鞭》、《山林中头一个女人》、《月月》、《月牙儿》……不管它是历史，是远古蛮荒，是体制，还是仪式，都有一种撕扯，其美学气质里普遍有一股黑暗、荒蛮和狞厉之气，仿佛一幕接一幕的历史噩梦，那是曾经经历的，现在也还在其阴影中的，压抑、苦涩、无奈，让我们自省到骨子里、四周围的黑暗血脉，并深深为之震动，跟着电影一起渴望着挣脱。
一九八八年，张艺谋《红高粱》上映，电影中姜文扯着爷们儿嗓子吼出的《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张艺谋词，赵季平曲），一时竟成了流行歌曲，满大街都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的嘶吼，那么用力地鼓动妹妹也鼓动自己，往前冲，莫回头。这也成为“西北风”中的一首名作。
银幕的另一面，《血战台儿庄》、《孙中山》、《成吉思汗》，非中共、非人民的英雄形象，释放出另一种开放信号。电视剧在热播《新星》，周里京扮演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在热烈地推进改革。录像厅在播放美国的《野战排》、香港的《英雄本色》、澳大利亚的《鳄鱼邓迪》。报端的主流声音在对没几人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大班》进行声讨，为曾经的“小花”陈冲丧失人格裸胸参演这部“反华”电影而痛心疾首。
文学方面，王安忆《小鲍庄》、莫言《红高粱》、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三篇风格奇诡、具有西方现代派色彩的小说首次入选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引发了争议。
艺术界重要的事件是“八五新潮”，其中一个经典作品是，黄永砯拿一本《现代美术史》、一本《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了两分钟，变成了两堆碎纸。
巨变，困惑。一九八七年，电视连续剧《雪城》上映，片尾，一只棉帽在雪地中翻滚，停顿，又翻滚，一个激越无比的男高音从画外音穿越而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呀！”在西北风的众多大嗓中，这枚大嗓无比优质，脱颖而出。这首《心中的太阳》（文岐词，李黎夫曲）刚出锅还滚烫，紧随其后，电视剧《便衣警察》中《少年壮志不言愁》（林汝为词，雷蕾曲）的歌声，让这优质大嗓又表现了一把，仅仅数月间，刘欢暴得大名。
“西北风”歌曲同有着一种困惑，又共有着一份激昂。它的歌词大多以穷困落后的农业景象起头，将人生的感慨裸露于黄土之上。但紧承其后，便是生命力的强烈渴求，好像要将现实生存状态与未来理想之间的矛盾撕破。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么急迫，恨不得一下子改变现状，一下子强大起来。
“西北风”不只是一首首歌曲，歌曲的背后，确有一股时代洪流。
几年后，美学家高尔泰从歌曲背后听到这样的讯息：“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中国需要启蒙……”
“西北风”歌潮的美学观念是明确的。这就是歌词上的文化批判意识，在唱腔上则追求一种大感觉和大力度，它将遥远的思索、沉重的力量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结合在一起，带有咄咄逼人的集体意识和呼喊前进的时代气息。
有一首叫《心愿》（任志萍词，伍嘉冀曲）的歌，你唱我也唱，特别火爆。它的歌词这样说：
巨龙将要起飞的时刻/沉重的翅膀诉说艰难/重整万里河山/这是我中华的心愿/我们对着太阳说/向往不会改变/我们对着长江说/追求不会改变/我们对着大地说/贫穷总会改变/我们对着黄河说/生活总会改变
“西北风”有一个对立面，就是“东南风”。港台文化这时已经从东南方长驱直入进来，“西北风”是在这一个冲击下内陆群体的集体不适，他们在失衡中反应强烈，由此爆发了一场自我特色的、反动流行音乐的、大陆的流行音乐。
位于“东南风”口的广东群体，也有不适，但他们的不适反应更温和，也更复杂，他们也参与了“西北风”。但与之同时，他们还发出了低回、失落、更含糊、更暧昧、更犹豫不决的声音。
一九八九年，李海鹰创作了《弯弯的月亮》，描述了一幅月儿弯弯、小桥流水、阿娇摇着船的美好童年景象。歌者感慨的是：“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这首歌优美柔和的力量，比西北风的激昂更持久，直到现在，它依然在传唱，依然是一首能打动我们的歌。对家乡的挚爱，看着这挚爱的对象渐渐被时风化解；同时纠结着对家乡的不满，不满于它“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这真是一种穿透了胸膛的弯弯的忧伤！有人分析说，这首歌表现了商品经济浪潮下中国人对农耕传统和田园生活的回望和告别。
比《弯弯的月亮》稍迟，陈小奇写了《涛声依旧》。它是陈小奇“现代乡土系列”中的一首，从一九八四年他就在写这个系列。当时文学界“寻根文学”正时髦，陈小奇连续写了《敦煌梦》、《梦江南》、《灞桥柳》等一批词作，试图通过音乐来展示那些民族的、传统的愁绪。
这首歌词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个爱情故事，而实际上，陈小奇想表达的是一种困惑。这代人生活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正面临着文化上的抉择：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化进来，我们又喜欢又害怕，但是传统文化又不可能完全抛弃。背负传统的东西，能否赶上现代的潮流？二者之间到底能不能真正融合？这是那代人设身处地的困惑。所以陈小奇怯怯地问：我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处在时风风口的李海鹰、陈小奇，比北方内陆的作者是更早意识到港台流行音乐的力量。此时，以引进版的形式，港台歌曲已经零星地介绍进来。
这是一份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内地引进的港台歌手名单：苏芮、张学友、谭咏麟、梅兰芳、张国荣、陈慧娴、徐小凤、达明一派、凤飞飞、费玉清、江玲、杨林、邓妙华、邓丽君、杨庆煌、千百惠、高凌风、林良乐、薛岳、蔡琴、齐豫与潘越云、庾澄庆、施孝荣、童安格、马毓芬。
但他们没有得到与“西北风”相媲美的热烈响应。只出了《第一种声音》（一九八七年专辑）的庾澄庆、只出了《跟我来》（一九八七年专辑）的童安格、只出了《回声》（一九八五年专辑）的齐豫与潘越云，甚至没有多少人认识。杨庆煌、千百惠只获得了校园里的认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央视每年在春晚引入港台歌手，除了一九八四年的张明敏、奚秀兰和一九八七年的费翔，广大听众对汪明荃、罗文、张德兰、叶丽仪、包娜娜、万沙浪、蒋丽萍、叶振棠等一干港台明星，全都表现得不冷不热。
大陆人此时还没有多少都市体验。内地没有都市，只有“都市里的村庄”，所以流行于城市的歌曲，大部分都打着抹不去的中国乡俗的烙印。往前数两代，中国人多数都是农村出身，血液里流着乡土文化的基因。
非常奇特的是，相比台湾歌曲的不温不火，粤语流行歌曲此时却赢得了极大的关注度。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加上稍后的陈百强、陈慧娴，形成了粤语歌的规模效应，至一九八九年台湾热彻底引爆之时，内地的粤语歌曲热潮热了至少五年之久。
这种跨越了方言障碍的流行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属于文化深层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香港在内地人心理中，等同于国际大都会、世界潮流前沿，香港就代表了花花世界，是内地人渴望瞭望外面世界的窗口，它的魅力惊人，不由不引得引颈眺望。
第二，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陈百强，第一次展示了资本主义商业偶像的征服力，它以影视影像、巨星传奇、高级生活为诱引，是一种精心构造的都市人格，完全超越了凡俗人生，显得毫无瑕疵的高雅、精美。
第三，香港音乐极为精致，不仅精致，还有与个人形象完全的匹配。伴随着精美歌声，谭咏麟就等同于浪漫，张国荣就等同于潇洒，梅艳芳就等同于冷艳，陈百强就等同于腼腆。在听众的潜意识里，他们全是情人，完美情人。
此时，作为世界的港湾、资本主义列强的二传手，香港盛行填词文化，不管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台湾的、大陆的，只要流行，只要合乎香港人的调调，全都填上粤语词予以翻唱。本地音乐人的创作夹杂其间，主要是两路。一路是顾嘉辉、黄霑、林敏怡、伦永亮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开始的以中国民族民间素材与西方流行音乐技法相结合的创作方向，这是从三十年代中国有流行音乐起即有的方向。这路创作极为成功，甚至通过香港电视剧的传播风靡了内地。另一路是周启生、“达明一派”等紧承世界潮流以西化曲风创作的方向，这路创作不十分成功，但“达明一派”以汇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文化意象的手法，反映都市现实内容，影响逐渐扩展，历久弥深。
比大陆略早，台湾也发生了根源脉络上与“西北风”颇为相似的风潮，代表人物是苏芮、罗大佑。
一九八三年，电影《搭错车》原声大碟出版，和罗大佑的《之乎者也》（一九八二）一起，这张唱片成为时代转季的强烈信号。以这两张唱片为分野，台湾音乐的整体面貌为之一变。在此之前，流行音乐界的主导风格是音乐才子、漂亮女声，木吉他、民谣风、清澈歌喉，校园、青春、纯纯的爱、乡村山水寄情；在此之后，流行音乐突然地、加速度地、多个路向地驶进了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就像是两个年代，被一九八三年截然划开，从这里开始，校园民歌时代结束，青青学子转眼融入城市人流。
对一九八三年以前的音乐而言，《搭错车》是一次惊人的三级跳，多年蕴藏的音乐积累突然在一张唱片中爆发。那也是大陆第一张台湾引进版，是第一次用耳机听音乐，万万没想到人的耳朵下竟藏着那样一个宏大神妙的世界。
苏芮展示了一个强悍、激越、狂飙突进的形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大歌歌风。她至坚至柔动态极大的演唱，风云际会地汇集了当时台湾最顶尖的创作和演奏精英。从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六年短短四年中，苏芮录下了她歌唱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名曲：《搭错车》中的全部七首（作者梁弘志、李寿全、侯德健、罗大佑、吴念真），以及《是不是这样》（吴念真词，李寿全曲）、《心痛的感觉》（邰肇玫词曲）、《迷失》（杨立德词，陈大力曲）、《明天还是要继续》（梁弘志词曲）、《谁可相依》（潘源良词，林敏怡曲）、《顺其自然》（曹俊鸿词曲）、《龙》（孙仪词，曹俊鸿曲）、《我曾深爱过》（杨立德、陈大力词，何国基曲）、《沉默的母亲》（陈克华词，钮大可曲）、《亲爱的小孩》（杨立德词，陈复明曲）、《内心交战》（杨立德、陈克华词，谭健常曲）、《证人》（杨立德、林生霖词，曹俊鸿曲）。这些歌曲展示了一时无人能及的演唱力度，其中最让其他歌手心服的，是苏芮起伏极其巨大的收放：短时间内高能量的激情喷发，转瞬间转至低音的极其幽暗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