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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成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自贸协定。这一多边自由贸易平台的成立，将为我国进一步的金融开放提供新机遇和新动能。本文通过对RCEP中金融服务规则的文本分析，对标国内金融开放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提出进一步开放的具体举措，以抓住该协定带来的开放红利。
2020年11月，由中国等15国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成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自贸协定。这一多边自由贸易平台的成立，标志着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在区内实现零关税以及对外投资将实现负面清单管理，不仅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对冲美版高标准自贸协定对我国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且有助于促进亚太自贸区一体化进程和加快构建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21年4月，中国向东盟正式交存巨型区域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书。RCEP将为我国进一步的金融开放提供新机遇和新动能。
RCEP中金融服务规则具有包容性和高标准的特征
在RCEP文本中，金融服务规则以独立专章存在。其中，金融服务规则的文本制定兼顾了近年来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以及各国金融发展与开放差异等实践基础，体现出很高的包容性。从贸易规模看，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新加坡的金融服务贸易规模从2005年的75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89亿美元，位居区内首位;同期，日本从105亿美元增加到326亿美元;尽管菲律宾的金融开放力度较大，但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并不大，从3亿美元增加到26亿美元;中国金融开放力度居中，但金融服务贸易规模较大，从80亿美元增加到219亿美元;文莱、老挝等国金融开放力度较小，金融服务贸易规模也较小，2018年贸易总额徘徊在30亿美元到80亿美元之间。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协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简称USMCA）占据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制高点，但参与方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一般的其他国家难以达到门槛要求。而RCEP成员国既有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处于深化阶段，金融业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处于全球前列;同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金融抑制现象较为明显，金融结构也呈现单一化，甚至信托、基金和金融租赁等业务处于初级阶段。同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Service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简称STRI）来看，RCEP成员国之间也存在显著分化。以2019年为例，韩国商业银行项下和保险项下的STRI指数均为最低，分别为0.177和0.105，金融服务开放程度位居区内首位;泰国商业银行项下STRI和保险项下STRI指数最高，分别达到0.422和0.551;我国商业银行项下STRI和保险项下STRI指数在RCEP成员国和美国、印度中处于中间位置，分别为0.377和0.387。
因此，在金融自由化方面，RCEP允许各国依据自身实际情况予以承诺。如日本在人寿险、意外险、健康保险以及除存款保险外的银行服务方面实行自由化，澳大利亚在保险上实行自由化，柬埔寨在保险辅助服务上实行自由化，缅甸在保险附属服务上实行自由化;而中国、韩国、新西兰、新加坡、越南、老挝、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目前可以不承诺自由化。此外，RCEP与其他经贸规则类似，采取负面清单格式对“审慎例外”措施进行说明，允许各缔约方为维护自身金融稳定预留空间，其中包括审慎措施、特定信息处理和金融服务例外条款，比如“不得阻止一缔约方出于监管或审慎原因要求金融服务提供者遵守与数据管理、保护个人隐私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此外，RCEP中金融服务规则中的具体条款具有高标准属性。一是首次纳入新金融服务条款，并进一步明确一缔约方可以出台一项新法规或者其他附属措施，以允许其他缔约方提供新金融服务，这意味着RCEP区域内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金融创新服务和产品，而本身存在的贸易创造效应和投资创造效应则进一步激励这种创新。二是首次纳入信息转移和处理条款，这意味着缔约方不得阻止其领土内金融服务提供者为进行日常营运所需的信息转移和信息处理。金融体系具有资源配置和信息处理的本质功能，信息的转移和处理的开放则有助于强化区内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三是首次纳入自律组织条款，主要是指非政府机构，包括证券、期货交易所或市场、清算、支付机构或其他组织协会，比如银行业协会、保险业协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四是RCEP规则还要求各成员方着力提升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透明度，采取普遍适用的方式公布其监管法规和措施，并保障在最终法规公布日期和生效日期之间留出合理期限，同时要求一缔约方的监管机构应当在180天内对其他缔约方的金融服务申请作出行政决定，为各方金融服务提供者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穩定的竞争环境。
对标RCEP金融服务规则的金融开放成就
2018年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重要指示，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国务院金融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前后出台50多项开放政策，对金融领域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步伐。同时金融服务贸易模式也从原来的商业存在为主转向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并存，其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保险类服务在2019年占比达到七成。整体上看，自主型金融开放在文本协定签署之前已在进行，同时一些境外金融机构也早已在国内积极布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开放步伐以及金融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均为推进金融服务规则生效落地提供了前期保障。 金融市场准入开放带来金融产品服务种类进一步扩围。一是取消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简称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简称QFII）额度控制和申请机构经营年限及资产规模等数量化要求，同时在证券交易所新增股票、债券、股票期权、存托凭证、政府支持债券等多个品种，允许开展融资融券、债券回购、转融通等业务。二是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沪伦通为基点构建“通道式”机制开放证券市场，为外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多方渠道，同时也实现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ETF）互联互通机制。三是国内证券被纳入多个全球指数，如A股纳入MSCI、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全球三大指数，人民币计价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成为第四大货币计价债券。此外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于2021年10月将政府债券纳入全球政府债券指数（World Government Bond Index，简称WGBI）等。国内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力越来越大。以金融资产定价基准的无风险回报率为例，2020年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3.3%，而同期美国不到1%，德国、法国等国家甚至为负值。
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按下快捷键。在2020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特别管理措施”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正式清零。此外，我国还全面取消在华银行、保险、基金、证券公司、资管公司等金融机构外资股比、股东范围和业务范围的限制，降低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方面的限制，改变以往外资以少数股权开展业务的格局，在华经营的外资控股和独资金融机构大幅增加。如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野村东方证券、安联（中国）保险相继成为外资控股金融机构。
在信用评级、资金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并发放相应牌照。比如，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交易债券的信用评级对外资开放（如标普和惠誉），允许国际支付机构（如Paypal和万事达）进入国内零售支付市场并允许外资申请人民币银行卡清算牌照，花旗银行获得托管牌照等等，“引进来”式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同时在支付清算领域积极“走出去”，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二期建设系统功能不断优化，随着人民币跨境融资转让服务平台的开发以及跨境报文传输系统建设持续推进，服务类型将不断丰富，实现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双向开放。我国已经在25个国家设立了27家人民币清算行，在东盟10国实现全覆盖，有71家金融机构实成为CIPS参与者，并且有248家东盟商业银行与国内186家商业银行建立人民币结算代理行关系，不断完善跨境收入信息管理系统功能。
近年来，我国一方面形成了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三支柱监管体系，初步实现了逆周期调节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为处置跨境风险传染提供有效支撑。比如在外汇市场领域，还构建了跨境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架构，实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监测和监管，防止热钱等资本大进大出，这在2015年8月的人民币“汇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国际监管合作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截至2020年12月，我国证监会与66个国家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MOU），涉及国家和地区涵盖RCEP内除缅甸外的13个国家。同时通过出台文件如对跨境金融服务活动进行监管，如《关于实施再保险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境内及境外证券经营机构从事外资股业务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境外交易所等自律组织在国内设立，审批制向备案制的转变，也使得事前监管逐步被事中、事后监管代替，这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和举措，为金融开放形成了良好的环境。
RCEP助力进一步金融开放的对策分析
第一，积极关注他国的战略动向。我国通过RCEP首次与日本建立了自贸关系，这在扩大自贸协定“朋友圈”上又进一步，考虑到部分RCEP成员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成员重叠（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这七个国家），而 CPTPP中，日本是主导国，并在金融服务开放处于前列，有必要防止日本在后续合作中占据主导权从而弱化RCEP的规则红利效应。同时，美国可能会利用“毒丸条款”牵制有关RCEP成员国，进而弱化RCEP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由于RCEP签署保留了印度后续加入的资格，因此也需要做足功课以便应对。
第二，针对RCEP中“原产地区域累积效应规则”和“90%以上货物将实现零关税”以及投资负面清单机制带来的贸易扩大效应和投资机会提供新金融服务，建议一是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通过整合业务经营中的信息流、供应方、采购方等数据，为区内各成员的增加值贸易以及投融资提供服务;二是充分发挥保险服务贸易优势，在区域内开展国际商业医疗保险结算试点以及创新重大疾病、长期护理等方面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三是以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的成绩为依托，大力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适当增加中长久期和不同收益率的债券种类，满足RCEP成员国不同偏好投资者的需求，提升境外人民币债券供给的适配性，吸引区内投资者对人民币计价债券等资产提高持有规模。
第三，吸收区内其他成员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加入国内金融自律组织。目前资金托管、信用评级以及支付清算领域的外资机构均来自美国，下一步可以考虑吸收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成员方加入CIPS系统，进一步扩大CIPS白名单，同时吸收日本、韩国等国家进入托管和信评领域，增加金融基础设施领域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四，以已承诺信息转移和处理为契机，构建完善的金融服务贸易数据统计系统。目前金融服务贸易统计主要包括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导致统计数据低估，同时还存在国际国内口径不统一的现象。此外，商业存在下的服务贸易仅包括2015年和2016年两个年度，因此有必要启动自然人移动项下的金融服务贸易统计，并整合其他模式下的贸易统计数据，形成全面准确的数据体系。
第五，进一步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建立有效的监管决策国际协调机制，以文本中的联系机构为依托构建部际金融监管工作对话机制，定期举行正式会晤以加强沟通和交流。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完成RCEP文本核准工作，可借机推动其他成员国的核准进程。同时完善对其他缔约方金融机构或服务商在境内提供金融服務的事前审批流程和机制，保障外资金融机构持牌经营，并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此外，强化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在金融监管中的科技支撑作用，提高监测金融机构跨境交易行为的覆盖率，共同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
第六，强化金融开放领域负面清单文本的研究。此次RCEP签署，中国等8个国家采取了正面清单承诺，但在协定生效6年后须转为负面清单的文本模式。同时考虑到TPP、CPTPP、USMC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均转为负面清单格式，因此有必要在这个窗口期内加强对负面清单文本的系统性研究，具体可以从分部门、义务、业务范围、企业优惠等条款方面入手，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并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趁势加入CPTPP。
（张方波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金融杠杆周期与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与对策研究”（18CJY06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编辑/谢松燕）
2020年11月，由中国等15国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成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自贸协定。这一多边自由贸易平台的成立，标志着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在区内实现零关税以及对外投资将实现负面清单管理，不仅能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对冲美版高标准自贸协定对我国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且有助于促进亚太自贸区一体化进程和加快构建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21年4月，中国向东盟正式交存巨型区域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书。RCEP将为我国进一步的金融开放提供新机遇和新动能。
RCEP中金融服务规则具有包容性和高标准的特征
在RCEP文本中，金融服务规则以独立专章存在。其中，金融服务规则的文本制定兼顾了近年来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以及各国金融发展与开放差异等实践基础，体现出很高的包容性。从贸易规模看，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新加坡的金融服务贸易规模从2005年的75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89亿美元，位居区内首位;同期，日本从105亿美元增加到326亿美元;尽管菲律宾的金融开放力度较大，但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并不大，从3亿美元增加到26亿美元;中国金融开放力度居中，但金融服务贸易规模较大，从80亿美元增加到219亿美元;文莱、老挝等国金融开放力度较小，金融服务贸易规模也较小，2018年贸易总额徘徊在30亿美元到80亿美元之间。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协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简称USMCA）占据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制高点，但参与方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主，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一般的其他国家难以达到门槛要求。而RCEP成员国既有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处于深化阶段，金融业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处于全球前列;同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金融抑制现象较为明显，金融结构也呈现单一化，甚至信托、基金和金融租赁等业务处于初级阶段。同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Service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简称STRI）来看，RCEP成员国之间也存在显著分化。以2019年为例，韩国商业银行项下和保险项下的STRI指数均为最低，分别为0.177和0.105，金融服务开放程度位居区内首位;泰国商业银行项下STRI和保险项下STRI指数最高，分别达到0.422和0.551;我国商业银行项下STRI和保险项下STRI指数在RCEP成员国和美国、印度中处于中间位置，分别为0.377和0.387。
因此，在金融自由化方面，RCEP允许各国依据自身实际情况予以承诺。如日本在人寿险、意外险、健康保险以及除存款保险外的银行服务方面实行自由化，澳大利亚在保险上实行自由化，柬埔寨在保险辅助服务上实行自由化，缅甸在保险附属服务上实行自由化;而中国、韩国、新西兰、新加坡、越南、老挝、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目前可以不承诺自由化。此外，RCEP与其他经贸规则类似，采取负面清单格式对“审慎例外”措施进行说明，允许各缔约方为维护自身金融稳定预留空间，其中包括审慎措施、特定信息处理和金融服务例外条款，比如“不得阻止一缔约方出于监管或审慎原因要求金融服务提供者遵守与数据管理、保护个人隐私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此外，RCEP中金融服务规则中的具体条款具有高标准属性。一是首次纳入新金融服务条款，并进一步明确一缔约方可以出台一项新法规或者其他附属措施，以允许其他缔约方提供新金融服务，这意味着RCEP区域内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金融创新服务和产品，而本身存在的贸易创造效应和投资创造效应则进一步激励这种创新。二是首次纳入信息转移和处理条款，这意味着缔约方不得阻止其领土内金融服务提供者为进行日常营运所需的信息转移和信息处理。金融体系具有资源配置和信息处理的本质功能，信息的转移和处理的开放则有助于强化区内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三是首次纳入自律组织条款，主要是指非政府机构，包括证券、期货交易所或市场、清算、支付机构或其他组织协会，比如银行业协会、保险业协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四是RCEP规则还要求各成员方着力提升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透明度，采取普遍适用的方式公布其监管法规和措施，并保障在最终法规公布日期和生效日期之间留出合理期限，同时要求一缔约方的监管机构应当在180天内对其他缔约方的金融服务申请作出行政决定，为各方金融服务提供者创造更加公平、开放、穩定的竞争环境。
对标RCEP金融服务规则的金融开放成就
2018年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重要指示，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国务院金融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前后出台50多项开放政策，对金融领域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步伐。同时金融服务贸易模式也从原来的商业存在为主转向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并存，其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保险类服务在2019年占比达到七成。整体上看，自主型金融开放在文本协定签署之前已在进行，同时一些境外金融机构也早已在国内积极布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开放步伐以及金融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均为推进金融服务规则生效落地提供了前期保障。 金融市场准入开放带来金融产品服务种类进一步扩围。一是取消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简称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简称QFII）额度控制和申请机构经营年限及资产规模等数量化要求，同时在证券交易所新增股票、债券、股票期权、存托凭证、政府支持债券等多个品种，允许开展融资融券、债券回购、转融通等业务。二是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沪伦通为基点构建“通道式”机制开放证券市场，为外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多方渠道，同时也实现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ETF）互联互通机制。三是国内证券被纳入多个全球指数，如A股纳入MSCI、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全球三大指数，人民币计价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成为第四大货币计价债券。此外富时罗素公司宣布于2021年10月将政府债券纳入全球政府债券指数（World Government Bond Index，简称WGBI）等。国内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金融资产吸引力越来越大。以金融资产定价基准的无风险回报率为例，2020年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3.3%，而同期美国不到1%，德国、法国等国家甚至为负值。
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按下快捷键。在2020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特别管理措施”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正式清零。此外，我国还全面取消在华银行、保险、基金、证券公司、资管公司等金融机构外资股比、股东范围和业务范围的限制，降低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方面的限制，改变以往外资以少数股权开展业务的格局，在华经营的外资控股和独资金融机构大幅增加。如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野村东方证券、安联（中国）保险相继成为外资控股金融机构。
在信用评级、资金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并发放相应牌照。比如，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交易债券的信用评级对外资开放（如标普和惠誉），允许国际支付机构（如Paypal和万事达）进入国内零售支付市场并允许外资申请人民币银行卡清算牌照，花旗银行获得托管牌照等等，“引进来”式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同时在支付清算领域积极“走出去”，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二期建设系统功能不断优化，随着人民币跨境融资转让服务平台的开发以及跨境报文传输系统建设持续推进，服务类型将不断丰富，实现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双向开放。我国已经在25个国家设立了27家人民币清算行，在东盟10国实现全覆盖，有71家金融机构实成为CIPS参与者，并且有248家东盟商业银行与国内186家商业银行建立人民币结算代理行关系，不断完善跨境收入信息管理系统功能。
近年来，我国一方面形成了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三支柱监管体系，初步实现了逆周期调节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为处置跨境风险传染提供有效支撑。比如在外汇市场领域，还构建了跨境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架构，实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监测和监管，防止热钱等资本大进大出，这在2015年8月的人民币“汇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国际监管合作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截至2020年12月，我国证监会与66个国家签署了证券期货监管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MOU），涉及国家和地区涵盖RCEP内除缅甸外的13个国家。同时通过出台文件如对跨境金融服务活动进行监管，如《关于实施再保险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境内及境外证券经营机构从事外资股业务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境外交易所等自律组织在国内设立，审批制向备案制的转变，也使得事前监管逐步被事中、事后监管代替，这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和举措，为金融开放形成了良好的环境。
RCEP助力进一步金融开放的对策分析
第一，积极关注他国的战略动向。我国通过RCEP首次与日本建立了自贸关系，这在扩大自贸协定“朋友圈”上又进一步，考虑到部分RCEP成员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成员重叠（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这七个国家），而 CPTPP中，日本是主导国，并在金融服务开放处于前列，有必要防止日本在后续合作中占据主导权从而弱化RCEP的规则红利效应。同时，美国可能会利用“毒丸条款”牵制有关RCEP成员国，进而弱化RCEP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由于RCEP签署保留了印度后续加入的资格，因此也需要做足功课以便应对。
第二，针对RCEP中“原产地区域累积效应规则”和“90%以上货物将实现零关税”以及投资负面清单机制带来的贸易扩大效应和投资机会提供新金融服务，建议一是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通过整合业务经营中的信息流、供应方、采购方等数据，为区内各成员的增加值贸易以及投融资提供服务;二是充分发挥保险服务贸易优势，在区域内开展国际商业医疗保险结算试点以及创新重大疾病、长期护理等方面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三是以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的成绩为依托，大力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适当增加中长久期和不同收益率的债券种类，满足RCEP成员国不同偏好投资者的需求，提升境外人民币债券供给的适配性，吸引区内投资者对人民币计价债券等资产提高持有规模。
第三，吸收区内其他成员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加入国内金融自律组织。目前资金托管、信用评级以及支付清算领域的外资机构均来自美国，下一步可以考虑吸收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成员方加入CIPS系统，进一步扩大CIPS白名单，同时吸收日本、韩国等国家进入托管和信评领域，增加金融基础设施领域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四，以已承诺信息转移和处理为契机，构建完善的金融服务贸易数据统计系统。目前金融服务贸易统计主要包括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导致统计数据低估，同时还存在国际国内口径不统一的现象。此外，商业存在下的服务贸易仅包括2015年和2016年两个年度，因此有必要启动自然人移动项下的金融服务贸易统计，并整合其他模式下的贸易统计数据，形成全面准确的数据体系。
第五，进一步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建立有效的监管决策国际协调机制，以文本中的联系机构为依托构建部际金融监管工作对话机制，定期举行正式会晤以加强沟通和交流。鉴于我国目前已经完成RCEP文本核准工作，可借机推动其他成员国的核准进程。同时完善对其他缔约方金融机构或服务商在境内提供金融服務的事前审批流程和机制，保障外资金融机构持牌经营，并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此外，强化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在金融监管中的科技支撑作用，提高监测金融机构跨境交易行为的覆盖率，共同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
第六，强化金融开放领域负面清单文本的研究。此次RCEP签署，中国等8个国家采取了正面清单承诺，但在协定生效6年后须转为负面清单的文本模式。同时考虑到TPP、CPTPP、USMC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均转为负面清单格式，因此有必要在这个窗口期内加强对负面清单文本的系统性研究，具体可以从分部门、义务、业务范围、企业优惠等条款方面入手，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并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趁势加入CPTPP。
（张方波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金融杠杆周期与金融风险的形成机制与对策研究”（18CJY06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编辑/谢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