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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中到8月初，我跟随八一电影制片厂《我的长征》电影摄制组两个半月，重走了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用Sony HVR-Z1C这台高清DV纪录了在这期间我所看到的一切，素材共拍摄了120多小时。
对长征有特殊情怀的纪录片导演张洪峰热情加入纪录片的后期编辑工作，经过我们60多天的奋战，150分钟时长的纪录片《在长征路上》的编辑工作目前已接近尾声。剪辑是重新审视所拍的素材，把它们建立起新的联系。关于那段特殊时期的拍摄经历，我也想随便写点什么。
拍摄过程中，有人说我就像飘浮在剧组上空的风筝。因为拍电影的工作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每一个镜头都是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来完成的，各个部门缺一不可。而我，似乎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在现场没有人会叫到我的名字，我的存在似乎与整个电影都无关。但是我每天跟着大部队一起很早出发，和他们一起收工回到住处，手里永远拎着一台Sony高清DV机，以另外一种眼光在观察他们，审视他们，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在剧组的各处游荡。
对于长征，我原来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在纪念长征胜利70年的今天，长征正在被形式化。不同的人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我不明白，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如此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这些电影制作者，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重走长征路，演绎这段70年前的故事，在徒中历经磨难，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试图用镜头表现出摄制组拍摄这一战争题材的背后。
Sony HVR-Z1C这台高清DV很好地帮助我完成了这次拍摄。由于题材的特殊性，需要随时抓取有用的素材，这台机器的重量和体积都比190P大一些，开始我觉得有些沉，不过很快就适应了。这种题材，所发生的切全是未知的、不可预计的，人和机器需要处于一种时刻待命的状态，一个200多人的摄制组，拍大的战争场面时范围有方圆几里，随时都有可能在某个角落里发生一些事，这跟拍人物的纪录片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等到发现后决定需要拍时再去拿机器和重新开机是肯定来不及的。DV机的便携性在这里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一块厚电池基本能从早到晚工作一整天。我总是机器不离手，人在机器在，真正做到走到哪拍到哪，随时抓取有用的细节，不错过任何当时看来我感兴趣的和对未来影片可能有用的画面，甚至连吃饭的时候也不放过。对于这样的拍摄状态来说，DV机确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我们在泸定桥拍摄的时候，为了工作人员方便，在原来的9根铁索上搭了一些木板，中间有很大的空隙，人走在桥上晃来晃去，下边大渡河的水流湍急，形成一个个旋涡，一往下看就两脚发软。这时候DV的便携性和灵活性为拍摄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饰演肖德昌的男演员恐高恐水，特技队的小伙子作为替身演员要表演在桥上中弹后落下的镜头，我站在桥中间，一手扶着铁索，手拿着DV机，向外探出胳膊俯拍，近距离地拍下了他表演落水的特级动作的精彩瞬间，包括掉进水里被维亚和冲锋舟救起来的画面。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有时我拍摄一些画面当时并不知道有什么明确的用途，只是一味地把看到的觉得有意思的就拍下来，或者是跟核心事件有关的东西就拍下来。有时纪录片就是这样，过后当某件其他的事情发生了才知道它的用处，这时纪录片就产生了独特的魅力。比如摄制组刚到湘江的时候，我听提前来这里搭桥的置景的人说，正在上涨的江水曾经把建到一半的浮桥冲垮了。潜意识中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急流的湘江水好象蕴涵着无限未知的危机，所以我拍摄了很多江面和浮桥的镜头，那时对摄制组的拍摄进程来说，最大的威胁是浮桥的搭建已经严重影响了拍摄进度，我紧紧围绕浮桥这一核心来拍摄。没想到，有一天，正在搭建的上游浮桥突然塌陷，我感觉自己像个战地记者一样发挥了作用，抢修过后，摄制组继续在下游浮桥紧张的拍摄。我也用摄影机一直紧紧盯着拍摄现场，等十几个炸点炸完，没等导演喊停，我从DV的显示屏上清楚地看到浮桥在一瞬间沉入江中，两名摄影师和摄影机一同落入江里，很快被冲出老远，当时我死死地握住机器，把镜头推上去。所发生的这一切前后只要十几秒钟，我用DV机全部记录下来了，那一时刻，现场的气氛完全乱了，只听得大家在乱喊乱叫，但我想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剧组的核心人物的反应和状态，我没有去拍冲锋舟是怎么把人救起来送上岸的，而是拍到了总导演慌乱的表情和摄影师的镇定，还有两个化妆师沉默的眼泪……接下来，我就用摄影机盯住负责摄影机打捞工作的制片主任，和他们一起奋战在打捞工作的第一线。那天，天气真地很反常，上午还一直下雨，下午却出现了湘江连日来未曾出现的艳阳天。仅两个小时，我被晒得有点眼前发黑，举起机器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我给自己鼓劲绝对不能离开现场，咬咬牙一定要坚持继续拍。直到8个小时后，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那时制片主任急得几乎已经喊不出声来，摄影机才终于被打捞上来……我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有人觉得我作为纪录片制作者，能拍到这样的事情是机缘巧合，我很庆幸机缘巧合让我有所准备，如果发现桥断了再去拿摄影机，再来开机，恐怕一切都错过了。在剧组，面对那么多复杂的事物，拍什么，不拍什么，都是有选择性的。因而要时刻保持敏锐性，熟知剧组里每个人的工作和状态，抓住核心事件和主要矛盾，预见未来的发展状况。如果用心，有时候就能感觉什么地方能出戏、出状态，所有一切有关的东西都不放过。所以后来在看素材时，看到断桥前拍摄的画面，看到那些在湘江发生的事情，就像自己在故事里，充满了曲折，
我真地很惊奇Sony高清DV的拍摄效果，我在拍摄时基本是放在自动档拍摄，因为我觉得自动档拍出来真地已经足够好了!尤其是我大都在外景拍摄，景物亮度分配比较均匀，一般在LCD上看着舒服就肯定没有问题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比如逆光时候，我会略微调整构图让曝光看起来更舒服或者改为手动，因为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内容拍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手动光圈反倒耽误时间。当然在大部分是外景的情况下，灰片我是经常要用到的，自动白平衡也非常舒服，不会出现有什么偏差，能够真实地还原色彩，为我的纪录片营造一种非常舒服的，具有真实感的灰色影调。大多数情况下，我也使用自动焦点，长焦端的对焦速度也感觉比190P好了很多。另外让我惊奇的是Sony HVR-Z1C这台机器在夜景低照度情况下也表现良好，在增益打到＋18dB的时候画面看起来没有特别明显的噪波迹象，暗部层次也比190P等好得太多了。
我带了一个Sony的三脚架，但是我只在拍采访的时候才用到它，一般在外景，我只拎一个机器在手里。因为在长征路上不论是天气还是路况都比较恶劣，随身背一个架子对一个女孩来说是个负担，拍摄基本都是在山路上、江边或铁索桥上，很难找到平整的地方去支三脚架。而且我对自己端机器的功夫还是比较自信的，我会用身子找一个稳固的支点去支撑机器，尽量避免晃动，这个机器也比190P要沉，所以做起来 会更容易些。当然如果有个肩托会更好。
我配了一支强指向性的专业话筒接在机器上，它能保证我在现场嘈杂的环境里录下我所拍摄的主要人物的对话。只可惜这个机器不能选择一个声道录随机，一个声道录外接话筒，随机话筒的空间感更强，我用强指向的话筒就会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其实拍纪录片最难解决的并不一定是构图、焦点等问题，而是选择去拍什么和你用什么方式去拍，以及把握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你的拍摄对象在机器面前自然地呈现，显示出事件和人物的真相，这才是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纪录片工作者可以做个隐形人就好了，我刚进入剧组时，也非常谨慎小心，总是会去试探着把握拍摄的分寸，以免遭到别人的警惕和反感，慢慢地大家就会发现你的镜头都是善意的。然后我就什么都拍，见到什么拍什么，走到哪拍到哪，大家就慢慢地习惯了，也不会对你拍到自己而感到警惕了，当大家忘记了机器的存在，就会流露真实自然的情感。另外就是尽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跟拍摄对象过于亲密或疏远。所以我的摄影机是对现实不做干预的，尽可能隐藏在背后，真实地记录事件。
拍纪录片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毅力，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不管潮湿、闷热、日晒，高温，尽一切可能举起机器来拍，你就是最棒的!有一次在云南元谋土林拍摄，气温高达40多度，太阳照得人快要发疯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刚在导演的阳伞下挤了个半个身子，突然发现了十分感人的一幕：当时，每个人都以特别狼狈的姿势而在吃饭，有个化妆的小男孩躲在器材车的狭窄的阴影下，蹲在地上，把饭盒放在汽车的保险杠上；有个40岁的服装女老师躲在土林石头之间仅有的小缝隙里：三个女孩躲在一只阳伞下大口地吃着包子；还有武术队的壮小伙轮流喝一小瓶矿泉水……我拿起手里的DV，忍着饥饿，在烈日下拍摄了这些生动的细节。还有一次我们在北京郊区拍摄，下了冰雹，还刮着很大的风，导演躲在伞下狼狈不堪，我在雨里，机器的镜头上全是雨水和雾水，这时候拍摄也顾不上什么构图曝光了，只剩下按一下按钮的事，但是后来再看这些带有毛边的影像就觉得特别生动和富有魅力。最重要是拍下来，这就是纪录片影像的最大魅力。
纪录片是通过镜头去看、用心去理解所拍摄的对象，所以我希望用一种平实的手法来记录它，我的镜头面对被摄者一般都是平视的，不会选取很炫耀的角度，而且很少推拉，让画面接近我看到的真实感，因为我所经历事情本身已经很震撼了。
对于拍电影，也许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十分光鲜的一面，大众的追捧、奖杯，晚礼服以及电影节上的红地毯，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我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们为了再现70年前的那段历史，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其中不但有一个青年替身在完成了一个惊险动作后，老区人民热烈的掌声，也有浮桥突然断裂摄影机落水后，大家的眼泪和焦急。不但有已经年愈65岁，身患7种疾病的翟俊杰导演的药包，也有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后，即将被拆除的大渡河畔的历史遗迹。这些人在拍摄长征，同时他们自己也走了一次长征路，也完成了一次他们自己的长征。对我这只“飘浮在剧组上空的风筝”而言，也是走完了一条艺术上的长征路。
对长征有特殊情怀的纪录片导演张洪峰热情加入纪录片的后期编辑工作，经过我们60多天的奋战，150分钟时长的纪录片《在长征路上》的编辑工作目前已接近尾声。剪辑是重新审视所拍的素材，把它们建立起新的联系。关于那段特殊时期的拍摄经历，我也想随便写点什么。
拍摄过程中，有人说我就像飘浮在剧组上空的风筝。因为拍电影的工作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每一个镜头都是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来完成的，各个部门缺一不可。而我，似乎不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在现场没有人会叫到我的名字，我的存在似乎与整个电影都无关。但是我每天跟着大部队一起很早出发，和他们一起收工回到住处，手里永远拎着一台Sony高清DV机，以另外一种眼光在观察他们，审视他们，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在剧组的各处游荡。
对于长征，我原来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在纪念长征胜利70年的今天，长征正在被形式化。不同的人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我不明白，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如此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这些电影制作者，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重走长征路，演绎这段70年前的故事，在徒中历经磨难，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试图用镜头表现出摄制组拍摄这一战争题材的背后。
Sony HVR-Z1C这台高清DV很好地帮助我完成了这次拍摄。由于题材的特殊性，需要随时抓取有用的素材，这台机器的重量和体积都比190P大一些，开始我觉得有些沉，不过很快就适应了。这种题材，所发生的切全是未知的、不可预计的，人和机器需要处于一种时刻待命的状态，一个200多人的摄制组，拍大的战争场面时范围有方圆几里，随时都有可能在某个角落里发生一些事，这跟拍人物的纪录片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等到发现后决定需要拍时再去拿机器和重新开机是肯定来不及的。DV机的便携性在这里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一块厚电池基本能从早到晚工作一整天。我总是机器不离手，人在机器在，真正做到走到哪拍到哪，随时抓取有用的细节，不错过任何当时看来我感兴趣的和对未来影片可能有用的画面，甚至连吃饭的时候也不放过。对于这样的拍摄状态来说，DV机确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我们在泸定桥拍摄的时候，为了工作人员方便，在原来的9根铁索上搭了一些木板，中间有很大的空隙，人走在桥上晃来晃去，下边大渡河的水流湍急，形成一个个旋涡，一往下看就两脚发软。这时候DV的便携性和灵活性为拍摄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饰演肖德昌的男演员恐高恐水，特技队的小伙子作为替身演员要表演在桥上中弹后落下的镜头，我站在桥中间，一手扶着铁索，手拿着DV机，向外探出胳膊俯拍，近距离地拍下了他表演落水的特级动作的精彩瞬间，包括掉进水里被维亚和冲锋舟救起来的画面。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有时我拍摄一些画面当时并不知道有什么明确的用途，只是一味地把看到的觉得有意思的就拍下来，或者是跟核心事件有关的东西就拍下来。有时纪录片就是这样，过后当某件其他的事情发生了才知道它的用处，这时纪录片就产生了独特的魅力。比如摄制组刚到湘江的时候，我听提前来这里搭桥的置景的人说，正在上涨的江水曾经把建到一半的浮桥冲垮了。潜意识中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急流的湘江水好象蕴涵着无限未知的危机，所以我拍摄了很多江面和浮桥的镜头，那时对摄制组的拍摄进程来说，最大的威胁是浮桥的搭建已经严重影响了拍摄进度，我紧紧围绕浮桥这一核心来拍摄。没想到，有一天，正在搭建的上游浮桥突然塌陷，我感觉自己像个战地记者一样发挥了作用，抢修过后，摄制组继续在下游浮桥紧张的拍摄。我也用摄影机一直紧紧盯着拍摄现场，等十几个炸点炸完，没等导演喊停，我从DV的显示屏上清楚地看到浮桥在一瞬间沉入江中，两名摄影师和摄影机一同落入江里，很快被冲出老远，当时我死死地握住机器，把镜头推上去。所发生的这一切前后只要十几秒钟，我用DV机全部记录下来了，那一时刻，现场的气氛完全乱了，只听得大家在乱喊乱叫，但我想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剧组的核心人物的反应和状态，我没有去拍冲锋舟是怎么把人救起来送上岸的，而是拍到了总导演慌乱的表情和摄影师的镇定，还有两个化妆师沉默的眼泪……接下来，我就用摄影机盯住负责摄影机打捞工作的制片主任，和他们一起奋战在打捞工作的第一线。那天，天气真地很反常，上午还一直下雨，下午却出现了湘江连日来未曾出现的艳阳天。仅两个小时，我被晒得有点眼前发黑，举起机器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我给自己鼓劲绝对不能离开现场，咬咬牙一定要坚持继续拍。直到8个小时后，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那时制片主任急得几乎已经喊不出声来，摄影机才终于被打捞上来……我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有人觉得我作为纪录片制作者，能拍到这样的事情是机缘巧合，我很庆幸机缘巧合让我有所准备，如果发现桥断了再去拿摄影机，再来开机，恐怕一切都错过了。在剧组，面对那么多复杂的事物，拍什么，不拍什么，都是有选择性的。因而要时刻保持敏锐性，熟知剧组里每个人的工作和状态，抓住核心事件和主要矛盾，预见未来的发展状况。如果用心，有时候就能感觉什么地方能出戏、出状态，所有一切有关的东西都不放过。所以后来在看素材时，看到断桥前拍摄的画面，看到那些在湘江发生的事情，就像自己在故事里，充满了曲折，
我真地很惊奇Sony高清DV的拍摄效果，我在拍摄时基本是放在自动档拍摄，因为我觉得自动档拍出来真地已经足够好了!尤其是我大都在外景拍摄，景物亮度分配比较均匀，一般在LCD上看着舒服就肯定没有问题了；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比如逆光时候，我会略微调整构图让曝光看起来更舒服或者改为手动，因为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内容拍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手动光圈反倒耽误时间。当然在大部分是外景的情况下，灰片我是经常要用到的，自动白平衡也非常舒服，不会出现有什么偏差，能够真实地还原色彩，为我的纪录片营造一种非常舒服的，具有真实感的灰色影调。大多数情况下，我也使用自动焦点，长焦端的对焦速度也感觉比190P好了很多。另外让我惊奇的是Sony HVR-Z1C这台机器在夜景低照度情况下也表现良好，在增益打到＋18dB的时候画面看起来没有特别明显的噪波迹象，暗部层次也比190P等好得太多了。
我带了一个Sony的三脚架，但是我只在拍采访的时候才用到它，一般在外景，我只拎一个机器在手里。因为在长征路上不论是天气还是路况都比较恶劣，随身背一个架子对一个女孩来说是个负担，拍摄基本都是在山路上、江边或铁索桥上，很难找到平整的地方去支三脚架。而且我对自己端机器的功夫还是比较自信的，我会用身子找一个稳固的支点去支撑机器，尽量避免晃动，这个机器也比190P要沉，所以做起来 会更容易些。当然如果有个肩托会更好。
我配了一支强指向性的专业话筒接在机器上，它能保证我在现场嘈杂的环境里录下我所拍摄的主要人物的对话。只可惜这个机器不能选择一个声道录随机，一个声道录外接话筒，随机话筒的空间感更强，我用强指向的话筒就会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其实拍纪录片最难解决的并不一定是构图、焦点等问题，而是选择去拍什么和你用什么方式去拍，以及把握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你的拍摄对象在机器面前自然地呈现，显示出事件和人物的真相，这才是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如果纪录片工作者可以做个隐形人就好了，我刚进入剧组时，也非常谨慎小心，总是会去试探着把握拍摄的分寸，以免遭到别人的警惕和反感，慢慢地大家就会发现你的镜头都是善意的。然后我就什么都拍，见到什么拍什么，走到哪拍到哪，大家就慢慢地习惯了，也不会对你拍到自己而感到警惕了，当大家忘记了机器的存在，就会流露真实自然的情感。另外就是尽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跟拍摄对象过于亲密或疏远。所以我的摄影机是对现实不做干预的，尽可能隐藏在背后，真实地记录事件。
拍纪录片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毅力，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不管潮湿、闷热、日晒，高温，尽一切可能举起机器来拍，你就是最棒的!有一次在云南元谋土林拍摄，气温高达40多度，太阳照得人快要发疯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刚在导演的阳伞下挤了个半个身子，突然发现了十分感人的一幕：当时，每个人都以特别狼狈的姿势而在吃饭，有个化妆的小男孩躲在器材车的狭窄的阴影下，蹲在地上，把饭盒放在汽车的保险杠上；有个40岁的服装女老师躲在土林石头之间仅有的小缝隙里：三个女孩躲在一只阳伞下大口地吃着包子；还有武术队的壮小伙轮流喝一小瓶矿泉水……我拿起手里的DV，忍着饥饿，在烈日下拍摄了这些生动的细节。还有一次我们在北京郊区拍摄，下了冰雹，还刮着很大的风，导演躲在伞下狼狈不堪，我在雨里，机器的镜头上全是雨水和雾水，这时候拍摄也顾不上什么构图曝光了，只剩下按一下按钮的事，但是后来再看这些带有毛边的影像就觉得特别生动和富有魅力。最重要是拍下来，这就是纪录片影像的最大魅力。
纪录片是通过镜头去看、用心去理解所拍摄的对象，所以我希望用一种平实的手法来记录它，我的镜头面对被摄者一般都是平视的，不会选取很炫耀的角度，而且很少推拉，让画面接近我看到的真实感，因为我所经历事情本身已经很震撼了。
对于拍电影，也许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十分光鲜的一面，大众的追捧、奖杯，晚礼服以及电影节上的红地毯，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我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们为了再现70年前的那段历史，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其中不但有一个青年替身在完成了一个惊险动作后，老区人民热烈的掌声，也有浮桥突然断裂摄影机落水后，大家的眼泪和焦急。不但有已经年愈65岁，身患7种疾病的翟俊杰导演的药包，也有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后，即将被拆除的大渡河畔的历史遗迹。这些人在拍摄长征，同时他们自己也走了一次长征路，也完成了一次他们自己的长征。对我这只“飘浮在剧组上空的风筝”而言，也是走完了一条艺术上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