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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个古老的地方，比贵州更古老的，是掩映在云贵大川里起起伏伏、沟沟壑壑的山和水。毛泽东在他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词句中，以乐观豪迈之情丈量着历史的宽度和深度，其描述的“雄关漫道”，更有着贵州山水关隘的影子。贵州还是个温润的地方，但比贵州更温润的，是山水沉淀经年后流动、流淌的红色历史风华故事。这样的故事背景里，一条河、一碗酒、一曲山歌、几座古镇、几个遗址……一点点痕迹、一缕缕思绪，让我们在贵州的红色追寻成为一次穿越山水的心灵洗礼。
8月18日上午，我们一行抵达贵阳后，在这座城市未做停留，按原定计划直接驱车前往寻访目的地。在车子尚未驶向贵遵高速公路之前，有人提议就近去位于贵阳市南郊的青岩古镇。这座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古镇，为贵州四大古镇之一，原为明代设立的军事要塞。在我们原定的贵州寻访行程里，并无去此地的计划，但考虑到这里与长征有关联，所以此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古镇依山傍岭，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战略位置极佳，但历史呈现给我们感怀的一面是这座古镇的融合接纳性。比如，除了本土和外域宗教文化，在血雨腥风年代，古镇人民以宽博胸襟、冒着风险接纳了长征红军部队和革命家属。当年红军长征时，曾在此设作战指挥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等革命前辈及其家属均在此秘密居住过。
中午时分，我们在青岩古镇吃过一顿颇具地方特色的午餐，步行出古镇后，驱车北行目的地——遵义。车子在层峦叠嶂的山川中架起的贵遵高速公路上穿行，山一程，水一程，热血浸透的山峦里，隐约传来《映山红》的曲调，打破了我们午后的慵懒时光。抬眼望，山高水低的云贵大川风云变幻，万水千山总是情。
接近黄昏时分，我们抵达遵义城。晚饭后，夜色渐浓，我独自走向那条穿城而过的古老河流——湘江河。夜色默然，水声幽静，微风拂去尘埃，河水洗去铅华，一切都静谧安详，我的心却不能平静，思绪被身边的河水牵引到第二天将要寻访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思绪再被拉长，截至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央红军是怎样从江西走到贵州的呢？
8月19日上午，我们按寻访计划，走进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红旗路80号（原子尹路96号）。这里是位于湘江河畔的遵义会议旧址，今天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所在地。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相关资料，遵义会议旧址是黔军师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在遵义的私宅。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栋小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逐一批驳了博古在会议总结报告中的错误观点，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此，许多同志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经过三天的讨论，政治局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此后，根据行军途中举行的“苟坝会议”有关精神，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史学界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军事小组”“三人指挥小组”等，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主），集中军事领导权，加强对红军军事行动的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军事指挥的战略大转换问题得以调整。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参观完遵义会议旧址，走进纪念馆展厅后，随着讲解员的介绍，对于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经于都出发后，到遵义会议前的这段长征足迹，在时空频频交替的视觉和思绪中，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大约在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四个月前，江西中央苏区处在敌军包围圈中的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各部实行战略大转移，在于都集结、出发西行后，面对残酷的第五次“围剿”，实际上面临着考验生死存亡的四道封锁线。
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整整一年后，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铁桶合围”计划：在一个月内，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缩小至瑞金，从四面构筑成一道以碉堡、铁丝网为主的数道严密的封锁线。
而早在一年前发动第五次“围剿”军事部署时，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就将其“围剿”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三路军。北路军由其嫡系中央军部队组成，顾祝同为总司令；南路军由粤军部队组成，陈济棠为总司令；西路军由湘军部队组成，何键为总司令。1934年1月下旬，又由北路军中的部分嫡系部队组成东路军，蒋鼎文任总司令。
面对强敌四路大军组成的“铁桶合围”封锁线，中央红军该何去何从？通过观察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厅陈列的档案文物和史料，不难发现一个细节：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把自中央苏区转移集结到于都南渡西行的战略转移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以及“西进”或“西行”（比如斯诺的书名就为《西行漫记》）。据载，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地区在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首次对外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词。
但是，西行并非盲闯硬闯。有史料显示，1934年10月6日，中央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军事代表，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在江西寻乌县罗塘镇秘密谈判，为红军向西突围创造条件。“罗塘谈判”最后达成了“停战借道”协议，素与蒋介石不睦的陈济棠，暗中对红军采取了“送客”政策。 在这一背景下，1934年10月18日，自于都分批出发的机关、部队尚未完全结束南渡前，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就已向各军团发出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10月20晚，于都南渡行动结束，21日上午10时起至23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右前锋红三军团和左前锋红一军团，在江西赣县王母渡镇，北起王母渡圩和南至立濑村之间的38华里桃江东岸，先后向驻守的几股粤军发起进攻，第一道封锁线被迅速突破。10月30日，参战部队全部离开江西中央苏区，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继续西行。
1934年10月29日，中革军委确定，红军应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11月5日至8日，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继续西进的红军各纵队，从汝城、城口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并继续向宜章方向前进。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各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全部由宜章、坪石间通过了敌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取得了突围西进、战略转移行动的初步胜利，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全歼中央红军的企图。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更为严重的是，红军丧失了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间，给予了后者重新调兵遣将设置新防线的时间。
面对严峻局面，中革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打响了红军突围以来最惨烈、最关键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优势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撕开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此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革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站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厅，静静地屏住呼吸，观看与湘江战役有关的旧影和文献资料，我的脑海里仿佛在翻江倒海，眼前突感星月隐曜，隐约有寒风呼啸，又恍若在寒日夜雨中，一颗清冷的子弹呜咽着划破夜空，一匹消瘦的战马，被残破的红旗遮掩了流血的伤口，以极其悲壮的嘶鸣，试图竭力撕开湘江夜空浓厚的层层乌云。
“经此一战，血染湘江，乌云翻滚；江水呜咽，寒鸦啼哭”，我们采访组的一位同仁听了我这句话说，“我认为你以这样的惨状惨景，来描述此战并不为过。”
对此，我与这位同仁进一步沟通说，湘江战役突围虽代价惨烈，但对红军来说也并非全是惨痛和惨状，付出了血的教训才会痛定思痛啊。所以，在历史的回眸中，那些书写着经历苦难、创造辉煌的片段和史册，绝没有任何坦途可言。有的只是茫茫黑夜中的指路明灯，哪怕只是毛泽东笔下光亮微弱的星星之火。
长征途中，尤其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几次会议，比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当然更得要包括遵义会议，无疑都是事关红军往哪里走、怎么走的指路明灯。遵义会议之前的三次会议，哪一次都少不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声音，他就是那个在茫茫暗夜拨亮、举高了指路明灯的人。但事实上，直到遵义会议召开时，他已经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两年之久。
经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虽暂时突破了敌军第四道封锁线，但仍继续遭敌尾追，危机并没有解除。进入湖南通道县境内后，全军将士曾一度士气低落，对“左”倾领导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多。当时，这些领导人按照原定计划，仍坚持向湘西进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为阻止两支红军会师，已调重兵在通道以北堵截。所以如实施湘西会师计划，红军就会走进虎口，很可能招致全军覆灭。在这紧急关头，“通道会议”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通道转兵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湘西会师计划，改向进军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甩掉强敌，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士气大振，部队也得到短暂休整。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黎平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者坚持要到黔东北、湘西与敌人硬拼，毛泽东则主张向黔北前进。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立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1934年底，中央红军分别进抵乌江南岸各渡口，准备强渡乌江。可是“左”倾领导者不同意，主张红军就在南岸打游击，仍寄望待机回兵与湘西红军会合。此时，红军前有黔军重兵布防的乌江天险，后有几路大军尾追，倘若在乌江南岸停留太久，就会陷于四面合围、背水作战的被动险境。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到达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宋家湾的当天立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被誉为“转折的前夜”的“猴场会议”是一次跨年会议——跨过旧年尾进入新年头，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 1935年的1月1日凌晨。经过多数同志的努力，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根据此决定，会议结束四天后，红军强渡乌江，打赢了长征以来反攻的第一仗，使得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再次破产。之后，红军继续分三路直捣遵义。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遵义城，迅速扭转了险恶处境，完成了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重大战略转移。
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城之后，1月9日，中央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耿腾、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向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的大娄山脉的主峰娄山关发起总攻。此战，在红军长征史上应为“一战娄山关”。此战，一举锁关成功，并以此为屏障，保证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在即将结束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行程时，当站在纪念馆入门大厅，再次回望参加会议的浮雕群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位可亲可敬的英武身姿，仍在冲击、涤荡着我的视觉和心灵。正是他们力挽狂澜于既倒，在这里合力携手，让中央红军实现军事指挥的战略大转换，长征转折点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和足迹，从此愈加清晰光明。
走出遵义会议纪念馆，我们随后乘车沿赤习公路西行，向遵义市所辖的仁怀市茅台镇、赤水市和习水县寻访。神思尚还游移在展厅里那些静默的史籍档案中，车窗外自远山款款而来的赤水河开始与我们凝眸，她似乎在提醒：我们已“醉”入“中国酒都”地界。 赤水河，即赤水，为长江上游支流，在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有四分之三的流域在大山深处，经贵川边界进入茅台镇稍作停留，便顺着习水县、赤水市奇山秀峰、竹木青翠的堤岸，延至四川省合江县流入长江。1935年1月至3月间，中央红军曾往复四次跨过这条河，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这就是“四渡赤水”战役。
站在茅台镇赤水河畔遥想，当我们这些外来客置身酒香满城的古镇，掬一抔纵贯古今的河水入口，有多少人会愿意再去回首80多年前发生在这条河两岸硝烟弥漫的故事？又有多少人能想到，在这个美酒氤氲着古老而优雅气质的土地上，战场、战争、战火，会不会让河水和红土静默，让家中摆放好酒碗的女人揪心揪魂，让那些满脸倦色的年轻红军战士，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往事越千年，留下多少叹。但80多年以后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今天，我们也许会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在茅台镇稍作停留的赤水，为酒都茅台镇带来生机和灵动，这座千年古镇也为注入一点两滴酒味的赤水增添了骄傲的流韵。但事实上，这条被赞誉为“黔北明珠”的神奇之河，因为80多年前的“四渡赤水”之战才被世人礼赞为“美酒河”，而河两岸的茅台酒、习酒、郎酒等，也因此被注入更多红色文化基因而蜚声天下、美名远播。
我们索性循着赤水河骄傲的流韵，向东向北寻访。途中，先后与几座古镇偶遇，与山里人家和山歌反复相遇。山歌或红歌的好，一如歌者身边那条出自远山深处的赤水河，在于她的纯净湛澹和不留芜杂，在于她的直抒胸臆和不落俗套。曲里调里，沉淀着昨日的红色基因，流淌着今日的红色光华。
走进红旗漫卷的习水古镇土城、赤水古镇复兴场和丙安，我们对红军军旗行注目礼，我们随奔放热情的红歌合声跟唱，我们与古镇门楣上至今仍醒目的“红军家属”牌子对视，我们向战场遗址与纪念馆里烈士遗像膜拜、默哀……我们沉醉在黔地红色故土，一步三回头，眼睛总舍不得离开“四渡赤水”和“得意之笔”这八个字，更忘不了娄山关上被“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浸透的那股浩荡铁流身上，浓得化不开的鲜艳的红。
走进习水县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的时候，这样的感觉更甚。年轻的纪念馆讲解员，对80多年前发生在赤水河畔那一段段原本湮没在历史烟云里的故事，讲述得老成有道、鲜活和生动。我们听得专注认真，自然也就接受得清晰、清楚。
遵义会议结束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决定撤离遵义，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军事战略上变阵地战为运动战，灵活机动与强敌周旋，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寻机在四川沪州一线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5年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在土城青杠坡村一带，因情报失误导致“土城战役”最终失利。但历史表明，没有这次失利，就没有“四渡赤水”的辉煌。此战后，为避免更大牺牲，毛泽东等遂决定，中央红军向西“一渡赤水”，转战川南。在川南并没有回师北上直面川军布防长江一线的强敌，而是化被动为主动，不与敌死打硬拼，改向敌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前进，并在此地休整时召开了扎西会议。2月18日至21日，为迅速摆脱川、滇尾追敌军，红军分三个纵队执行毛泽东“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点遵义”之战略，分别由四川古蔺太平渡和贵州习水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完成“二渡赤水”后，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此用兵之策完全出敌意外。川、黔之敌慌忙抽调部队向黔北地区的娄山关、桐梓一带增援。乘追击之敌大部未达之际，红军迅速击破黔军阻拦，在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这次战役，史称“遵义战役”，不但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得到了短期休整，而且成为长征史上的经典之战，其中的“娄山关激战”更是经典中的关键之战。
1935年2月25日，“二渡赤水”后的中央红军回师黔北途中，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的娄山关与敌展开激战，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月26日拂晓，西风凛冽，浓云密雾，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向娄山关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攻占天险雄关。次日，红军第二次顺利占领遵义。28日晨，红军在城南红花岗、老鸦山歼灭敌援军大部，并将其赶到乌江以南，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
娄山关大捷与遵义战役的胜利，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谱就了一曲英雄诗篇。胜利取关后的傍晚时分，如血的残阳洒在娄山关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策马登上关顶。回望山路盘桓，暮色苍茫，万峰如海，夕霞似火，毛泽东触景生情，很快就吟就续成之前胸藏激情的《忆秦娥·娄山关 》一词。
词曰：“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经此一役，红军将士无不沉浸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胜利喜悦氛围中，而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计划，以阻止红军东渡乌江。鉴于此，中央红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镇地区机动。3月16日，在茅台镇顺利“三渡赤水”后，再次入川，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后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在敌人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趁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敌军，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川南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 日晚至22日，分别经习水土城镇二郎滩和古蔺太平镇的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此举，打乱了敌人追剿计划。随后，红军分路向南疾进，并于3月29日至4月2日，倾主力南渡乌江。巧妙地将几十万敌军甩在江北后，兵锋佯装突逼贵阳之势，趁敌急调滇军入黔“救驾”坐镇贵阳的蒋介石之际，却迅即西进。之后，在深山狭谷间的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巧渡金沙江”，摆脱围追堵截，跳出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企图，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顺利地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地区。随后，根据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央“会理会议”精神，决定立即北进，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清晰。期间，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6月中旬，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后，在北进途中与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此后，两军组建红军总部，将会师后的红军调整序列后分成左、右路军（其间产生了“北上”与“南下”之争）。党中央、中革军委随红军主力右路军，历尽艰辛，于8月底前走过茫茫大草地，继续北上并打响“包座战役”，全歼堵击之敌军，扫清北上障碍，打开进军甘南的通道，翻越长征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后，敲开了通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大门……
至此，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暂告一段落。在中国西北大地黄土高原等待他们的，是彪炳史册的长征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大会师。
8月18日上午，我们一行抵达贵阳后，在这座城市未做停留，按原定计划直接驱车前往寻访目的地。在车子尚未驶向贵遵高速公路之前，有人提议就近去位于贵阳市南郊的青岩古镇。这座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古镇，为贵州四大古镇之一，原为明代设立的军事要塞。在我们原定的贵州寻访行程里，并无去此地的计划，但考虑到这里与长征有关联，所以此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古镇依山傍岭，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战略位置极佳，但历史呈现给我们感怀的一面是这座古镇的融合接纳性。比如，除了本土和外域宗教文化，在血雨腥风年代，古镇人民以宽博胸襟、冒着风险接纳了长征红军部队和革命家属。当年红军长征时，曾在此设作战指挥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等革命前辈及其家属均在此秘密居住过。
中午时分，我们在青岩古镇吃过一顿颇具地方特色的午餐，步行出古镇后，驱车北行目的地——遵义。车子在层峦叠嶂的山川中架起的贵遵高速公路上穿行，山一程，水一程，热血浸透的山峦里，隐约传来《映山红》的曲调，打破了我们午后的慵懒时光。抬眼望，山高水低的云贵大川风云变幻，万水千山总是情。
接近黄昏时分，我们抵达遵义城。晚饭后，夜色渐浓，我独自走向那条穿城而过的古老河流——湘江河。夜色默然，水声幽静，微风拂去尘埃，河水洗去铅华，一切都静谧安详，我的心却不能平静，思绪被身边的河水牵引到第二天将要寻访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思绪再被拉长，截至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央红军是怎样从江西走到贵州的呢？
8月19日上午，我们按寻访计划，走进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红旗路80号（原子尹路96号）。这里是位于湘江河畔的遵义会议旧址，今天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所在地。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相关资料，遵义会议旧址是黔军师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在遵义的私宅。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栋小楼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逐一批驳了博古在会议总结报告中的错误观点，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此，许多同志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经过三天的讨论，政治局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此后，根据行军途中举行的“苟坝会议”有关精神，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史学界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军事小组”“三人指挥小组”等，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主），集中军事领导权，加强对红军军事行动的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军事指挥的战略大转换问题得以调整。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参观完遵义会议旧址，走进纪念馆展厅后，随着讲解员的介绍，对于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经于都出发后，到遵义会议前的这段长征足迹，在时空频频交替的视觉和思绪中，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大约在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四个月前，江西中央苏区处在敌军包围圈中的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各部实行战略大转移，在于都集结、出发西行后，面对残酷的第五次“围剿”，实际上面临着考验生死存亡的四道封锁线。
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整整一年后，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铁桶合围”计划：在一个月内，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缩小至瑞金，从四面构筑成一道以碉堡、铁丝网为主的数道严密的封锁线。
而早在一年前发动第五次“围剿”军事部署时，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就将其“围剿”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三路军。北路军由其嫡系中央军部队组成，顾祝同为总司令；南路军由粤军部队组成，陈济棠为总司令；西路军由湘军部队组成，何键为总司令。1934年1月下旬，又由北路军中的部分嫡系部队组成东路军，蒋鼎文任总司令。
面对强敌四路大军组成的“铁桶合围”封锁线，中央红军该何去何从？通过观察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厅陈列的档案文物和史料，不难发现一个细节：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所发的指示和命令中，并没把自中央苏区转移集结到于都南渡西行的战略转移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突围”“反攻”，以及“西进”或“西行”（比如斯诺的书名就为《西行漫记》）。据载，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地区在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上，首次对外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一词。
但是，西行并非盲闯硬闯。有史料显示，1934年10月6日，中央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军事代表，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在江西寻乌县罗塘镇秘密谈判，为红军向西突围创造条件。“罗塘谈判”最后达成了“停战借道”协议，素与蒋介石不睦的陈济棠，暗中对红军采取了“送客”政策。 在这一背景下，1934年10月18日，自于都分批出发的机关、部队尚未完全结束南渡前，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就已向各军团发出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10月20晚，于都南渡行动结束，21日上午10时起至23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右前锋红三军团和左前锋红一军团，在江西赣县王母渡镇，北起王母渡圩和南至立濑村之间的38华里桃江东岸，先后向驻守的几股粤军发起进攻，第一道封锁线被迅速突破。10月30日，参战部队全部离开江西中央苏区，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继续西行。
1934年10月29日，中革军委确定，红军应于11月1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11月5日至8日，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继续西进的红军各纵队，从汝城、城口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区，并继续向宜章方向前进。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各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全部由宜章、坪石间通过了敌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取得了突围西进、战略转移行动的初步胜利，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全歼中央红军的企图。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更为严重的是，红军丧失了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间，给予了后者重新调兵遣将设置新防线的时间。
面对严峻局面，中革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打响了红军突围以来最惨烈、最关键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优势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撕开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此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革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站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厅，静静地屏住呼吸，观看与湘江战役有关的旧影和文献资料，我的脑海里仿佛在翻江倒海，眼前突感星月隐曜，隐约有寒风呼啸，又恍若在寒日夜雨中，一颗清冷的子弹呜咽着划破夜空，一匹消瘦的战马，被残破的红旗遮掩了流血的伤口，以极其悲壮的嘶鸣，试图竭力撕开湘江夜空浓厚的层层乌云。
“经此一战，血染湘江，乌云翻滚；江水呜咽，寒鸦啼哭”，我们采访组的一位同仁听了我这句话说，“我认为你以这样的惨状惨景，来描述此战并不为过。”
对此，我与这位同仁进一步沟通说，湘江战役突围虽代价惨烈，但对红军来说也并非全是惨痛和惨状，付出了血的教训才会痛定思痛啊。所以，在历史的回眸中，那些书写着经历苦难、创造辉煌的片段和史册，绝没有任何坦途可言。有的只是茫茫黑夜中的指路明灯，哪怕只是毛泽东笔下光亮微弱的星星之火。
长征途中，尤其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几次会议，比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当然更得要包括遵义会议，无疑都是事关红军往哪里走、怎么走的指路明灯。遵义会议之前的三次会议，哪一次都少不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声音，他就是那个在茫茫暗夜拨亮、举高了指路明灯的人。但事实上，直到遵义会议召开时，他已经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两年之久。
经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虽暂时突破了敌军第四道封锁线，但仍继续遭敌尾追，危机并没有解除。进入湖南通道县境内后，全军将士曾一度士气低落，对“左”倾领导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多。当时，这些领导人按照原定计划，仍坚持向湘西进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为阻止两支红军会师，已调重兵在通道以北堵截。所以如实施湘西会师计划，红军就会走进虎口，很可能招致全军覆灭。在这紧急关头，“通道会议”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通道转兵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湘西会师计划，改向进军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甩掉强敌，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士气大振，部队也得到短暂休整。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黎平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者坚持要到黔东北、湘西与敌人硬拼，毛泽东则主张向黔北前进。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立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1934年底，中央红军分别进抵乌江南岸各渡口，准备强渡乌江。可是“左”倾领导者不同意，主张红军就在南岸打游击，仍寄望待机回兵与湘西红军会合。此时，红军前有黔军重兵布防的乌江天险，后有几路大军尾追，倘若在乌江南岸停留太久，就会陷于四面合围、背水作战的被动险境。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到达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宋家湾的当天立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战略进军方向问题。被誉为“转折的前夜”的“猴场会议”是一次跨年会议——跨过旧年尾进入新年头，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 1935年的1月1日凌晨。经过多数同志的努力，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根据此决定，会议结束四天后，红军强渡乌江，打赢了长征以来反攻的第一仗，使得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再次破产。之后，红军继续分三路直捣遵义。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遵义城，迅速扭转了险恶处境，完成了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重大战略转移。
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城之后，1月9日，中央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耿腾、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向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的大娄山脉的主峰娄山关发起总攻。此战，在红军长征史上应为“一战娄山关”。此战，一举锁关成功，并以此为屏障，保证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在即将结束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行程时，当站在纪念馆入门大厅，再次回望参加会议的浮雕群像，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位可亲可敬的英武身姿，仍在冲击、涤荡着我的视觉和心灵。正是他们力挽狂澜于既倒，在这里合力携手，让中央红军实现军事指挥的战略大转换，长征转折点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和足迹，从此愈加清晰光明。
走出遵义会议纪念馆，我们随后乘车沿赤习公路西行，向遵义市所辖的仁怀市茅台镇、赤水市和习水县寻访。神思尚还游移在展厅里那些静默的史籍档案中，车窗外自远山款款而来的赤水河开始与我们凝眸，她似乎在提醒：我们已“醉”入“中国酒都”地界。 赤水河，即赤水，为长江上游支流，在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有四分之三的流域在大山深处，经贵川边界进入茅台镇稍作停留，便顺着习水县、赤水市奇山秀峰、竹木青翠的堤岸，延至四川省合江县流入长江。1935年1月至3月间，中央红军曾往复四次跨过这条河，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这就是“四渡赤水”战役。
站在茅台镇赤水河畔遥想，当我们这些外来客置身酒香满城的古镇，掬一抔纵贯古今的河水入口，有多少人会愿意再去回首80多年前发生在这条河两岸硝烟弥漫的故事？又有多少人能想到，在这个美酒氤氲着古老而优雅气质的土地上，战场、战争、战火，会不会让河水和红土静默，让家中摆放好酒碗的女人揪心揪魂，让那些满脸倦色的年轻红军战士，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往事越千年，留下多少叹。但80多年以后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今天，我们也许会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在茅台镇稍作停留的赤水，为酒都茅台镇带来生机和灵动，这座千年古镇也为注入一点两滴酒味的赤水增添了骄傲的流韵。但事实上，这条被赞誉为“黔北明珠”的神奇之河，因为80多年前的“四渡赤水”之战才被世人礼赞为“美酒河”，而河两岸的茅台酒、习酒、郎酒等，也因此被注入更多红色文化基因而蜚声天下、美名远播。
我们索性循着赤水河骄傲的流韵，向东向北寻访。途中，先后与几座古镇偶遇，与山里人家和山歌反复相遇。山歌或红歌的好，一如歌者身边那条出自远山深处的赤水河，在于她的纯净湛澹和不留芜杂，在于她的直抒胸臆和不落俗套。曲里调里，沉淀着昨日的红色基因，流淌着今日的红色光华。
走进红旗漫卷的习水古镇土城、赤水古镇复兴场和丙安，我们对红军军旗行注目礼，我们随奔放热情的红歌合声跟唱，我们与古镇门楣上至今仍醒目的“红军家属”牌子对视，我们向战场遗址与纪念馆里烈士遗像膜拜、默哀……我们沉醉在黔地红色故土，一步三回头，眼睛总舍不得离开“四渡赤水”和“得意之笔”这八个字，更忘不了娄山关上被“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浸透的那股浩荡铁流身上，浓得化不开的鲜艳的红。
走进习水县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的时候，这样的感觉更甚。年轻的纪念馆讲解员，对80多年前发生在赤水河畔那一段段原本湮没在历史烟云里的故事，讲述得老成有道、鲜活和生动。我们听得专注认真，自然也就接受得清晰、清楚。
遵义会议结束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决定撤离遵义，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军事战略上变阵地战为运动战，灵活机动与强敌周旋，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寻机在四川沪州一线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5年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赤水河以东地区推进。在土城青杠坡村一带，因情报失误导致“土城战役”最终失利。但历史表明，没有这次失利，就没有“四渡赤水”的辉煌。此战后，为避免更大牺牲，毛泽东等遂决定，中央红军向西“一渡赤水”，转战川南。在川南并没有回师北上直面川军布防长江一线的强敌，而是化被动为主动，不与敌死打硬拼，改向敌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前进，并在此地休整时召开了扎西会议。2月18日至21日，为迅速摆脱川、滇尾追敌军，红军分三个纵队执行毛泽东“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点遵义”之战略，分别由四川古蔺太平渡和贵州习水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完成“二渡赤水”后，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此用兵之策完全出敌意外。川、黔之敌慌忙抽调部队向黔北地区的娄山关、桐梓一带增援。乘追击之敌大部未达之际，红军迅速击破黔军阻拦，在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这次战役，史称“遵义战役”，不但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得到了短期休整，而且成为长征史上的经典之战，其中的“娄山关激战”更是经典中的关键之战。
1935年2月25日，“二渡赤水”后的中央红军回师黔北途中，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的娄山关与敌展开激战，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月26日拂晓，西风凛冽，浓云密雾，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向娄山关发起猛烈攻击，一举攻占天险雄关。次日，红军第二次顺利占领遵义。28日晨，红军在城南红花岗、老鸦山歼灭敌援军大部，并将其赶到乌江以南，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
娄山关大捷与遵义战役的胜利，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谱就了一曲英雄诗篇。胜利取关后的傍晚时分，如血的残阳洒在娄山关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策马登上关顶。回望山路盘桓，暮色苍茫，万峰如海，夕霞似火，毛泽东触景生情，很快就吟就续成之前胸藏激情的《忆秦娥·娄山关 》一词。
词曰：“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经此一役，红军将士无不沉浸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胜利喜悦氛围中，而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计划，以阻止红军东渡乌江。鉴于此，中央红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镇地区机动。3月16日，在茅台镇顺利“三渡赤水”后，再次入川，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后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在敌人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趁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敌军，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川南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 日晚至22日，分别经习水土城镇二郎滩和古蔺太平镇的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此举，打乱了敌人追剿计划。随后，红军分路向南疾进，并于3月29日至4月2日，倾主力南渡乌江。巧妙地将几十万敌军甩在江北后，兵锋佯装突逼贵阳之势，趁敌急调滇军入黔“救驾”坐镇贵阳的蒋介石之际，却迅即西进。之后，在深山狭谷间的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巧渡金沙江”，摆脱围追堵截，跳出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企图，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顺利地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地区。随后，根据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中央“会理会议”精神，决定立即北进，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清晰。期间，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6月中旬，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后，在北进途中与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此后，两军组建红军总部，将会师后的红军调整序列后分成左、右路军（其间产生了“北上”与“南下”之争）。党中央、中革军委随红军主力右路军，历尽艰辛，于8月底前走过茫茫大草地，继续北上并打响“包座战役”，全歼堵击之敌军，扫清北上障碍，打开进军甘南的通道，翻越长征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后，敲开了通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大门……
至此，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暂告一段落。在中国西北大地黄土高原等待他们的，是彪炳史册的长征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大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