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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曾经说过，读书的真功夫在于“既能把薄的书读成厚的，又能把厚的书读成薄的”。我想这句话并不仅仅适合于厚厚的著作，同样也适合于一篇短文。教学杨绛的散文《老王》就应想到“薄书读厚”。
《老王》一文人物形象并不复杂，文字简约清淡，可谓“薄书”。文章把老王不幸的遭遇、艰辛的人生、金子般宝贵的品质和人世间最珍贵的深情，寓于平淡如水、质朴无华的叙述中。无论记叙事件，还是褒贬人物，都是悠悠的、淡淡的叙说着。读罢此文我们感动于老王底层劳动者的光辉的人性，更感动于杨先生一家人那悲天悯人的善良之心。看似浅文易读易懂，但要感受到经典的魅力，需要浅文深读，深入思考，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一.金钱在文本中起到的作用
在老王和杨绛一家交往的过程中，直接涉及钱的有四处：（1）在“乘客不愿坐他的车”的情况下，“我常坐老王的三轮”，杨绛以一种带有同情的雇佣方式，解决着“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的老王的一些生计问题；（2）在老王送冰时，“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3）在老王送默存看病时，“我一定要给钱”；(4)在老王临终前送来香油和鸡蛋时，“转身进屋去（取钱）”。
钱碧湘在《祸至不惧福至不喜——杨绛先生二三事》写到“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金钱不是万能的，但穷苦人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在杨绛先生看来，老王的每一次为她们家服务，都应该付给一定的报酬（钱），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真诚的关心和不伤弱者自尊的帮助。
钱碧湘先生还在此文章中记载到“大院里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常替钱家洗衣”。杨绛“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90度了，不忍心叫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这体现了杨绛先生对待穷苦人一贯的“怜老惜贫”的态度。
二.老王心中的杨先生和杨先生心中的老王
在老王的心里，杨绛一家人就像他的亲人一样，老王在临终之前最后一次拎着香油鸡蛋去看望“我”，可以说杨先生一家是他临终之前最牵挂的亲人。即便杨先生是“文革骤起，干面胡同十五号高知楼里的权威纷纷坠落九天，‘斯文扫地’。钱家更是大难临头，家破人亡”时，是在被打击批斗的对象的情况下，老王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他们，给精神受到巨大折磨的杨绛以精神上的一些安慰。
而在杨绛的心里，老王就是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就是个生活不幸的三轮车夫。面对“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老王，她没有请他进屋，没有送他下楼，她不知道老王临终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不知道老王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甚至在老王去世十多天后，才从老李那里顺便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杨绛在当时没能做到以心换心。假如把老王心中的杨绛和杨绛心中的老王比较一下，应该有轻重之别的。
就因为作者有了关于人格是否对等的反思，所以才追悔。
三.杨绛对老王感到愧怍的深入思考
“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什么这么写？
文化大革命开始，杨绛和钱钟书被下放到干校，杨先生被剃了阴阳头，被迫害躲进厕所；在下放干校时失去了的女婿；“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默存到医院去，反复问“我”是不是真的有钱，连老王都问我还有没有钱。这些让我们看到杨家当时的窘迫，杨家也是不幸的。可是作者却感到愧怍，感到“拿钱去侮辱”了老王。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对良知的拷问。
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造成了幸运与不幸运，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生活条件、身体条件等等，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有了这种平等意识，才会有平等对话，才会感到“愧怍”。正如俄罗斯大作家屠格涅夫在《乞丐》一文最后写道：“我明白，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为什么说，施舍者没有给乞丐什么东西，反而从乞丐那儿得到了施舍呢？因为他从乞丐那里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爱。我想从《老王》一文看，老王大概没有享受到“兄弟”这样的一声称呼，这样一声人格平等的称呼是多么的可贵！人是需要一种精神上平等的。
从《老王》一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守陋室执着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的杨先生，看到了人品、气节有“云泥之别”的杨先生，看到了一位在心灵深处对底层人光芒的仰望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苗庆利，语文教师，现居江苏连云港。责任编校：舒 坦
《老王》一文人物形象并不复杂，文字简约清淡，可谓“薄书”。文章把老王不幸的遭遇、艰辛的人生、金子般宝贵的品质和人世间最珍贵的深情，寓于平淡如水、质朴无华的叙述中。无论记叙事件，还是褒贬人物，都是悠悠的、淡淡的叙说着。读罢此文我们感动于老王底层劳动者的光辉的人性，更感动于杨先生一家人那悲天悯人的善良之心。看似浅文易读易懂，但要感受到经典的魅力，需要浅文深读，深入思考，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一.金钱在文本中起到的作用
在老王和杨绛一家交往的过程中，直接涉及钱的有四处：（1）在“乘客不愿坐他的车”的情况下，“我常坐老王的三轮”，杨绛以一种带有同情的雇佣方式，解决着“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的老王的一些生计问题；（2）在老王送冰时，“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3）在老王送默存看病时，“我一定要给钱”；(4)在老王临终前送来香油和鸡蛋时，“转身进屋去（取钱）”。
钱碧湘在《祸至不惧福至不喜——杨绛先生二三事》写到“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金钱不是万能的，但穷苦人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在杨绛先生看来，老王的每一次为她们家服务，都应该付给一定的报酬（钱），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真诚的关心和不伤弱者自尊的帮助。
钱碧湘先生还在此文章中记载到“大院里给许多人家洗衣的于奶奶，她常替钱家洗衣”。杨绛“看于奶奶老得腰都弯成90度了，不忍心叫她洗衣，她来家，不让她干活，但仍给她一元工钱”，这体现了杨绛先生对待穷苦人一贯的“怜老惜贫”的态度。
二.老王心中的杨先生和杨先生心中的老王
在老王的心里，杨绛一家人就像他的亲人一样，老王在临终之前最后一次拎着香油鸡蛋去看望“我”，可以说杨先生一家是他临终之前最牵挂的亲人。即便杨先生是“文革骤起，干面胡同十五号高知楼里的权威纷纷坠落九天，‘斯文扫地’。钱家更是大难临头，家破人亡”时，是在被打击批斗的对象的情况下，老王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他们，给精神受到巨大折磨的杨绛以精神上的一些安慰。
而在杨绛的心里，老王就是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就是个生活不幸的三轮车夫。面对“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老王，她没有请他进屋，没有送他下楼，她不知道老王临终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不知道老王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甚至在老王去世十多天后，才从老李那里顺便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杨绛在当时没能做到以心换心。假如把老王心中的杨绛和杨绛心中的老王比较一下，应该有轻重之别的。
就因为作者有了关于人格是否对等的反思，所以才追悔。
三.杨绛对老王感到愧怍的深入思考
“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什么这么写？
文化大革命开始，杨绛和钱钟书被下放到干校，杨先生被剃了阴阳头，被迫害躲进厕所；在下放干校时失去了的女婿；“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默存到医院去，反复问“我”是不是真的有钱，连老王都问我还有没有钱。这些让我们看到杨家当时的窘迫，杨家也是不幸的。可是作者却感到愧怍，感到“拿钱去侮辱”了老王。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对良知的拷问。
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造成了幸运与不幸运，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生活条件、身体条件等等，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有了这种平等意识，才会有平等对话，才会感到“愧怍”。正如俄罗斯大作家屠格涅夫在《乞丐》一文最后写道：“我明白，我也从我的兄弟那儿得到了施舍。”为什么说，施舍者没有给乞丐什么东西，反而从乞丐那儿得到了施舍呢？因为他从乞丐那里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爱。我想从《老王》一文看，老王大概没有享受到“兄弟”这样的一声称呼，这样一声人格平等的称呼是多么的可贵！人是需要一种精神上平等的。
从《老王》一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守陋室执着于自己的名山事业的杨先生，看到了人品、气节有“云泥之别”的杨先生，看到了一位在心灵深处对底层人光芒的仰望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苗庆利，语文教师，现居江苏连云港。责任编校：舒 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