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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岩，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78级本科毕业，一直在团中央系统工作，退休前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兼总编辑。2010年获中国出版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岳父去世了。
我们生活在一起已经有15年。我同自己生身父母相处的时间也不过这么长。我15岁离开家，读书、工作，一直在外面。
15年的时间，会让你习惯一种生活。岳父在我的生活中存在着，不远不近，不是十分必须，也不是可有可无。每天回家，一声简单的招呼或者相视一笑，晚饭后在他房间里停留几分钟，有时有学问上的事向他请教，有时一起看电视。这两年他常病痛缠身，房间里的气味不好，我也早晚都去看看他，有时强迫他吃药，有时就是招招手、笑一笑。
岳父丧偶后娶韦美之前，我们都在一起吃饭。每天下班回来，我和妻子樾樾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要是就我们夫妻两个人就可以简单些，但如果就我们两个人，做饭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现在，岳父去世了，我们习惯了的生活里空出了一块，时时会感到有些缺憾。好在妻弟楠楠为岳父扩印了一张很不错的照片。照片里，岳父微笑着，有时我会静静地看他一会儿，觉得他好像还在。
岳父喜欢书，有点儿近乎痴。他的工资不高，没有置什么家产，除了养几个孩子，差不多都买了书，大概有1万册吧，有些书买来后就没有动过，但他还是不停地买。
岳父喜欢诗词，尤其喜欢诗话。一套《随园诗话》，总看见他在读。病得最重的时候，还叫我们把《随园诗话》拿到医院去，他要看。他自己有时也作诗，但从来不给我们看，多是他们几个老友之间的唱和之作，而且也没有细心保存。直到有一年，家里大装修，他所有的书都要挪到另外的房间去，我一本一本地检查、捆扎，在一些零零碎碎的日记本、读书笔记、纸片、卡片中发现了一些完成的、未完成的诗稿，便把它们一一整理出来，录入电脑，有个别的作品搞不清是他摘录别人的还是他自己写的，不过我都算在他名下。此外，岳父有几首诗在《枝叶情》上发表了。
今夏，他大病以后，有一次问我：“你的印刷厂里有我的诗词，能不能给我印一份？”其实我以前也给过他，请他修改，但他都弄丢了。特别是韦美来了以后，他似乎对这些的兴趣淡了许多。难得他有兴趣要看，便再打印了一份给他，他居然很认真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可惜我没有及时收回来，现在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了。
岳父喜欢欣赏书法，他收集的各种字帖有上百本。每年过年时，他最喜欢的年历是书法内容的。他在生病期间看不了别的书，还让我把字帖拿去给他看。他的字写得挺好，我很喜欢，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写毛笔字。我一直想让他写一幅字，问过几次他都没答应，后来也就不再问了，而今再也没有这种可能了。
岳父喜欢花草。院子里的小花园一直是他在设计、侍弄。我帮助干点儿力气活儿，而施肥、杀虫、换土、剪枝等技术活儿都是他自己来做。花开季节，我会开车带上他和妻子一起去花市买些花回来。邻居老薛家的花草也就近移栽过来。秋天，公园给月季剪枝，他就捡一些人家丢掉的枝子做扦插的材料。国庆节后，街上摆的花坛处理，他就去捡几盆回来。慢慢地，家里的花盆快有上百个了，摆在墙边一排。
每年春天，迎春花还没开的时候，窗前的那棵桃树就先开起花来，一树烂漫，这时他总要剪几枝来插在花瓶里，摆在他桌前的窗台上。接着是月季、杜鹃、丁香、米兰、串红、玉竹、栀子花、夜来香、马蹄莲、桂花、菊花、喇叭花等。院子里生机盎然、花开似锦的时候，隔壁老薛也会过来欣赏。后来，岳父生病了，没有力气再去管理花草了，我几次想做彻底地整理，却又终于没有做。秋天，一片片野生的马兰花和喇叭花怒放着。老薛再过来看时，我们自嘲地说：“这里是自然保护区。”
冬天，所有的花儿都被遗弃在庭院里，冻死了。院子里蔓草丛生，荒芜一片，这也预示着他的离去。
岳父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钓鱼。他有各种渔具，从朴素的手竿到90年代从海外买来的海竿都有。家里能贮存东西的地方，都能找到他的渔具。只要能钓鱼，不管多远的路，他都去，总是很早起来，带着很重的渔具、鱼食跑上几十千米去钓鱼。他曾兴致勃勃地说要写一本《都门钓鱼记》，说钓鱼有很大的学问，但未见他写过一个字。他自己喜欢钓鱼，也喜欢把孩子们带去一起钓，大有与民同乐的气氛。
我第一次陪他去钓鱼是搬到永安南里不久的事情。我们要陪他去钓鱼，他很高兴。前一天晚上整理渔具到很晚，仔细地检查要带的鱼竿、钓线、鱼钩、鱼漂、铅坠，准备鱼食等。他做鱼食很讲究，也很复杂，材料有白酒、莜面、麸子、豆饼，还要用香油等。
第二天，我们早上5点钟出发，坐第一班去顺义的长途汽车，在一个叫枯柳树的地方下了车，他又带着我们在农田和树丛中走了很远，到一处河沟边，开始钓鱼。我过去基本没钓过鱼，一切都是从头学起。他替我选好位置，插好带来支鱼竿的铁架子，安放好坐凳，再把小米洒在河里“打窝子”。天气渐渐热起来，我的眼睛盯着水面上的鱼漂，一会儿就觉得它好像在动，赶紧提起鱼竿，却是空的，再甩进去，看水面的波纹晃动，再提起来，仍然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有钓到，但兴致却不减，一面辅导我们，一面调换地点。到了下午，他钓到了几条鲫鱼和黄颡鱼，我们则只钓到两条小黄颡鱼，回到家已是晚上了。那以后，我钓鱼的兴趣大减。
有一次，妻子陪岳父去釣鱼，大概是运气好，妻子和岳父各看守两三个鱼竿，没等把这个竿放下去，那个竿又钓到鱼了。妻子和岳父忙得不亦乐乎，上鱼食都来不及。那一天的收获最丰，都是大黑鱼，总有一二十千克，好不容易带回来，冰箱里却放不下，只好连夜忙着往各处送。
虽然我有时也会陪岳父出去钓鱼，但大多是为了他高兴，或是权当一次郊游。我们不是合格的搭档，所以，他总是找妻弟陪他。2002年，他还拖着生病的身体，让妻弟带他去钓鱼，而每次钓鱼都能让他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
跟岳父住在一起，我们自然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最开始，他身体还算好，生活都能自理，人也随和，没对我发过脾气。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很多的交流，但都是读书人，相同的兴趣爱好不少。他的书，我常常去翻，也曾经替他整理过几次。 每个月，岳父差不多都要跟我说：“景岩，帮我理理发吧，太长了。”于是，我把凳子搬出来，放在中间的屋子里，给他脖子上围一块布，为他理发。他的后颈沟很深，后脑勺的下边又有一个坑，这都是理发的时候不好处理的地方。如果用推子平推过去，有坑的地方头发茬就会高，与旁边不一样;如果尽量挖下去，又不容易掌握分寸。每到这里，我都要格外细心。他的发际又比常人低，领子下面常常还会有几根软软的长毛，腮边的胡须也有几根比较长，要细心剃掉。他的头发长得很快，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全白。
从1994年岳父第一次急性心肌梗死起，我们就格外注重他的身体，不敢让他频繁地去公园;为他请了保姆;怕他晚上犯病没人知道，特别在他床边装了一个电铃，按响电铃，我们就过来;电话上设置了快捷拨号，拿起电话按一个键就能接通我们房间。但他并没有使用过这些功能。大约过了半年，他身体恢复了些，又能照常去公园了。
1998年10月，岳父回了福州，与韦美建立了联系，后因操劳过度，身体受损较大，开始频繁犯病。1999年夏天，岳父生病住院，未完全恢复便出院了。这几年常常夜里发病，我们赶紧让他吸氧、服药，为他按摩。
对岳父的病，别人需要比他操更多的心。比如，台灯不亮了，其实是开关没打开，或是插头松了、灯泡坏了，他从来不自己检查一遍，而是要我来解决。医院里开的一大堆药要我们替他分好，装到3个小瓶子里，还要我们或保姆督促他吃。尤其他心脏病发作时，他从来不会自己先拿一片救心丸含着，总是要叫我们，我们不在时，宁可打电话找我们回来。这与其他的病人不一样，其他的心脏病人都是把急救药放在口袋里，为了能在心脏病发作的第一时间用药。即使是频繁发病的时候，岳父也不会自己记着吃药或要求吃药，总要我和妻子每天早上、晚上把药分好给他送过去，并监督着他吃完。
岳父晚年时，人很固执，也不够通情达理。他在病中，又是老人，我们自然什么事都依着他。但他常常不会体谅别人，刚住进医院就闹着出院，不管你费了多大力气。我母亲患病住院时，就不是如此。她得的是胰腺癌，每天要打几次止痛药，腹腔里插着引流管，还要输液，基本不能进食。我们兄弟姊妹轮班护理。晚上，我们在旁边的床上睡觉，她不到痛得厉害时，绝不叫醒我们。
在岳父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对他的频繁犯病已经有些近乎麻木了。一方面，我们对医院的治疗手段已經熟悉，觉得在家里基本上也可以应付;另一方面，对住院的诸多难处也有些畏惧，对他的不配合有些发怵。在内心深处，我甚至有时希望这样的日子能早一些结束，但随后我又会自责，觉得他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麻烦，同时也觉得“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的确是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凡人概莫能外吧。有时也不免想，将来我到了他这样情形的时候，该怎样自处呢？或许，那时就自己结束自己，不去麻烦别人。但是，这应该很难吧？
在这样的心态下，岳父突然逝去了，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任何的物质准备。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忙着料理丧事，同时也开始清理他的一些衣物，清理那些曾经是不能缺少、现在却忽然毫无用处的药品、器械。不久以后，韦美要离开这里了，房子里面的书籍也要被“瓜分”了，他的痕迹也就快要消失了，真是
“死去元知万事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78级同学回忆录（一）
（梁潮整理、选编）
岳父去世了。
我们生活在一起已经有15年。我同自己生身父母相处的时间也不过这么长。我15岁离开家，读书、工作，一直在外面。
15年的时间，会让你习惯一种生活。岳父在我的生活中存在着，不远不近，不是十分必须，也不是可有可无。每天回家，一声简单的招呼或者相视一笑，晚饭后在他房间里停留几分钟，有时有学问上的事向他请教，有时一起看电视。这两年他常病痛缠身，房间里的气味不好，我也早晚都去看看他，有时强迫他吃药，有时就是招招手、笑一笑。
岳父丧偶后娶韦美之前，我们都在一起吃饭。每天下班回来，我和妻子樾樾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要是就我们夫妻两个人就可以简单些，但如果就我们两个人，做饭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现在，岳父去世了，我们习惯了的生活里空出了一块，时时会感到有些缺憾。好在妻弟楠楠为岳父扩印了一张很不错的照片。照片里，岳父微笑着，有时我会静静地看他一会儿，觉得他好像还在。
岳父喜欢书，有点儿近乎痴。他的工资不高，没有置什么家产，除了养几个孩子，差不多都买了书，大概有1万册吧，有些书买来后就没有动过，但他还是不停地买。
岳父喜欢诗词，尤其喜欢诗话。一套《随园诗话》，总看见他在读。病得最重的时候，还叫我们把《随园诗话》拿到医院去，他要看。他自己有时也作诗，但从来不给我们看，多是他们几个老友之间的唱和之作，而且也没有细心保存。直到有一年，家里大装修，他所有的书都要挪到另外的房间去，我一本一本地检查、捆扎，在一些零零碎碎的日记本、读书笔记、纸片、卡片中发现了一些完成的、未完成的诗稿，便把它们一一整理出来，录入电脑，有个别的作品搞不清是他摘录别人的还是他自己写的，不过我都算在他名下。此外，岳父有几首诗在《枝叶情》上发表了。
今夏，他大病以后，有一次问我：“你的印刷厂里有我的诗词，能不能给我印一份？”其实我以前也给过他，请他修改，但他都弄丢了。特别是韦美来了以后，他似乎对这些的兴趣淡了许多。难得他有兴趣要看，便再打印了一份给他，他居然很认真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可惜我没有及时收回来，现在不知还能不能找到了。
岳父喜欢欣赏书法，他收集的各种字帖有上百本。每年过年时，他最喜欢的年历是书法内容的。他在生病期间看不了别的书，还让我把字帖拿去给他看。他的字写得挺好，我很喜欢，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写毛笔字。我一直想让他写一幅字，问过几次他都没答应，后来也就不再问了，而今再也没有这种可能了。
岳父喜欢花草。院子里的小花园一直是他在设计、侍弄。我帮助干点儿力气活儿，而施肥、杀虫、换土、剪枝等技术活儿都是他自己来做。花开季节，我会开车带上他和妻子一起去花市买些花回来。邻居老薛家的花草也就近移栽过来。秋天，公园给月季剪枝，他就捡一些人家丢掉的枝子做扦插的材料。国庆节后，街上摆的花坛处理，他就去捡几盆回来。慢慢地，家里的花盆快有上百个了，摆在墙边一排。
每年春天，迎春花还没开的时候，窗前的那棵桃树就先开起花来，一树烂漫，这时他总要剪几枝来插在花瓶里，摆在他桌前的窗台上。接着是月季、杜鹃、丁香、米兰、串红、玉竹、栀子花、夜来香、马蹄莲、桂花、菊花、喇叭花等。院子里生机盎然、花开似锦的时候，隔壁老薛也会过来欣赏。后来，岳父生病了，没有力气再去管理花草了，我几次想做彻底地整理，却又终于没有做。秋天，一片片野生的马兰花和喇叭花怒放着。老薛再过来看时，我们自嘲地说：“这里是自然保护区。”
冬天，所有的花儿都被遗弃在庭院里，冻死了。院子里蔓草丛生，荒芜一片，这也预示着他的离去。
岳父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钓鱼。他有各种渔具，从朴素的手竿到90年代从海外买来的海竿都有。家里能贮存东西的地方，都能找到他的渔具。只要能钓鱼，不管多远的路，他都去，总是很早起来，带着很重的渔具、鱼食跑上几十千米去钓鱼。他曾兴致勃勃地说要写一本《都门钓鱼记》，说钓鱼有很大的学问，但未见他写过一个字。他自己喜欢钓鱼，也喜欢把孩子们带去一起钓，大有与民同乐的气氛。
我第一次陪他去钓鱼是搬到永安南里不久的事情。我们要陪他去钓鱼，他很高兴。前一天晚上整理渔具到很晚，仔细地检查要带的鱼竿、钓线、鱼钩、鱼漂、铅坠，准备鱼食等。他做鱼食很讲究，也很复杂，材料有白酒、莜面、麸子、豆饼，还要用香油等。
第二天，我们早上5点钟出发，坐第一班去顺义的长途汽车，在一个叫枯柳树的地方下了车，他又带着我们在农田和树丛中走了很远，到一处河沟边，开始钓鱼。我过去基本没钓过鱼，一切都是从头学起。他替我选好位置，插好带来支鱼竿的铁架子，安放好坐凳，再把小米洒在河里“打窝子”。天气渐渐热起来，我的眼睛盯着水面上的鱼漂，一会儿就觉得它好像在动，赶紧提起鱼竿，却是空的，再甩进去，看水面的波纹晃动，再提起来，仍然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有钓到，但兴致却不减，一面辅导我们，一面调换地点。到了下午，他钓到了几条鲫鱼和黄颡鱼，我们则只钓到两条小黄颡鱼，回到家已是晚上了。那以后，我钓鱼的兴趣大减。
有一次，妻子陪岳父去釣鱼，大概是运气好，妻子和岳父各看守两三个鱼竿，没等把这个竿放下去，那个竿又钓到鱼了。妻子和岳父忙得不亦乐乎，上鱼食都来不及。那一天的收获最丰，都是大黑鱼，总有一二十千克，好不容易带回来，冰箱里却放不下，只好连夜忙着往各处送。
虽然我有时也会陪岳父出去钓鱼，但大多是为了他高兴，或是权当一次郊游。我们不是合格的搭档，所以，他总是找妻弟陪他。2002年，他还拖着生病的身体，让妻弟带他去钓鱼，而每次钓鱼都能让他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
跟岳父住在一起，我们自然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最开始，他身体还算好，生活都能自理，人也随和，没对我发过脾气。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很多的交流，但都是读书人，相同的兴趣爱好不少。他的书，我常常去翻，也曾经替他整理过几次。 每个月，岳父差不多都要跟我说：“景岩，帮我理理发吧，太长了。”于是，我把凳子搬出来，放在中间的屋子里，给他脖子上围一块布，为他理发。他的后颈沟很深，后脑勺的下边又有一个坑，这都是理发的时候不好处理的地方。如果用推子平推过去，有坑的地方头发茬就会高，与旁边不一样;如果尽量挖下去，又不容易掌握分寸。每到这里，我都要格外细心。他的发际又比常人低，领子下面常常还会有几根软软的长毛，腮边的胡须也有几根比较长，要细心剃掉。他的头发长得很快，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全白。
从1994年岳父第一次急性心肌梗死起，我们就格外注重他的身体，不敢让他频繁地去公园;为他请了保姆;怕他晚上犯病没人知道，特别在他床边装了一个电铃，按响电铃，我们就过来;电话上设置了快捷拨号，拿起电话按一个键就能接通我们房间。但他并没有使用过这些功能。大约过了半年，他身体恢复了些，又能照常去公园了。
1998年10月，岳父回了福州，与韦美建立了联系，后因操劳过度，身体受损较大，开始频繁犯病。1999年夏天，岳父生病住院，未完全恢复便出院了。这几年常常夜里发病，我们赶紧让他吸氧、服药，为他按摩。
对岳父的病，别人需要比他操更多的心。比如，台灯不亮了，其实是开关没打开，或是插头松了、灯泡坏了，他从来不自己检查一遍，而是要我来解决。医院里开的一大堆药要我们替他分好，装到3个小瓶子里，还要我们或保姆督促他吃。尤其他心脏病发作时，他从来不会自己先拿一片救心丸含着，总是要叫我们，我们不在时，宁可打电话找我们回来。这与其他的病人不一样，其他的心脏病人都是把急救药放在口袋里，为了能在心脏病发作的第一时间用药。即使是频繁发病的时候，岳父也不会自己记着吃药或要求吃药，总要我和妻子每天早上、晚上把药分好给他送过去，并监督着他吃完。
岳父晚年时，人很固执，也不够通情达理。他在病中，又是老人，我们自然什么事都依着他。但他常常不会体谅别人，刚住进医院就闹着出院，不管你费了多大力气。我母亲患病住院时，就不是如此。她得的是胰腺癌，每天要打几次止痛药，腹腔里插着引流管，还要输液，基本不能进食。我们兄弟姊妹轮班护理。晚上，我们在旁边的床上睡觉，她不到痛得厉害时，绝不叫醒我们。
在岳父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对他的频繁犯病已经有些近乎麻木了。一方面，我们对医院的治疗手段已經熟悉，觉得在家里基本上也可以应付;另一方面，对住院的诸多难处也有些畏惧，对他的不配合有些发怵。在内心深处，我甚至有时希望这样的日子能早一些结束，但随后我又会自责，觉得他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麻烦，同时也觉得“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的确是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凡人概莫能外吧。有时也不免想，将来我到了他这样情形的时候，该怎样自处呢？或许，那时就自己结束自己，不去麻烦别人。但是，这应该很难吧？
在这样的心态下，岳父突然逝去了，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任何的物质准备。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忙着料理丧事，同时也开始清理他的一些衣物，清理那些曾经是不能缺少、现在却忽然毫无用处的药品、器械。不久以后，韦美要离开这里了，房子里面的书籍也要被“瓜分”了，他的痕迹也就快要消失了，真是
“死去元知万事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78级同学回忆录（一）
（梁潮整理、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