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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落难之时的“三问”而论，我们可把孔子视为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凭他能够不厌其烦地个别谈话，有的放矢地循循善诱，在困境中用这种方式把人心凝聚在一起，就不愧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祖师爷。
孔子落难之时曾有“三问”：并非孔子提了三个问题，问题只有一个，但他接连问三个弟子——子路、子贡与颜回，是個别谈话，既像不耻下问的请教，也像成竹在胸的考问。
陈国与蔡国的大夫们听说楚国要聘用孔子，怕自己现实的生存状况受到威胁，合伙调拨人马将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围困在野外，使他们陷于进退不得、疲惫不堪、病者不断、缺药断食的绝境，此所谓“厄于陈蔡”。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气，便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谈话，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难道我们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竟会沦落到这种境地？
子路是这样回答的：“或许我们的学说还没有达到仁吧，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许我们的学说还没有达到知（智）吧，所以别人不想践行。”子路说的尚未达到“仁”与“知”的境界的学说，当然是孔子之“道”。子路并非信口开河，他觉得孔子的学说有待于实践检验并予以适当变更，因为他听到过民间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的不少反映，包括“知其不可而为之”，包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在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之时，他还直截了当地说过孔子太迂。对于子路的回答，孔子是不能接受的。他反驳说：“假如仁者就必定受到信任，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假如智者就必定畅行无阻，那怎么还会有王子比干？”看来孔子也是能言善辩的，他把子路回答的大前提归结为一个全称肯定判断：凡是“仁”的学说，所有的人都会信任的；凡是“智”的学说，所有的人都会乐于践行的。于是，只需一个特例，或者说只需一个特称否定判断，就可将它驳得体无完肤。
子贡的回答没有子路那么直率，他说：“老师的学问相当之大，天下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容纳得下，老师您是不是可以考虑稍稍降低一点标准？”这话说得委婉，既肯定了“夫子之道”的伟大与正确，又提出了“夫子盖少贬焉”以适应当时现实状况的希望，其实也是想对“夫子之道”做些适当调整，但他强调之所以要调整，其过不在“夫子之道”，而在“天下莫能容”。以孔子之顶级智商，当然知道子贡这番话虽然委婉，却也不无批评“夫子之道”的意思。于是批评子贡的志向不够远大，说是“良农能稼”而未必有好的收成，“良工能巧”而未必能使所有客户称心，君子只能“修其道”去治理天下，怎么能为了“求为容”而去改变其道？
第三个回答的便是颜回，答得确实不同凡响。与子贡一样，他也肯定了“夫子之道”的伟大与正确，造成眼下之窘况的过失只在“天下莫能容”，不像子路那样对于“夫子之道”是否够仁够智提出疑问，又不像子贡那样因为“天下莫能容”而希望降低“夫子之道”的标准，倒是斩钉截铁地说，“天下莫能容”。怕什么，正是因为“天下莫能容”，才能显出君子的本色。他还说，不坚持推行“夫子之道”，乃是我们孔门弟子的耻辱；尽力推行了“夫子之道”而不能为天下所容，乃是那些诸侯国的君主们的耻辱。这些话，句句说在孔夫子的心坎上，给他以极大的精神支撑。颜回并非因为听了前两位的回答都遭到孔子的驳难才这样说的，孔子“三问”，乃是个别谈话，一个接着一个进去谈的，以颜回之贤，也不会去听壁角。难怪孔夫子听完颜回的话后，欣然而笑曰：“说得真有道理啊，颜家的孩子！假如你有许多财产，我真想给你去当管家。”
以上所述，见诸《史记·孔子世家》。三个弟子三个样，便是我的读后感。于是，我明白了，孔子为何那么赏识与推崇颜回，颜回为何会被称之为“复圣”；当然也明白了，孔子为什么会说子路虽登堂而未入室。
看来，无论是伟人还是圣人，都难免人性之弱点——喜有顺适之快。我想，假如孔子能够听得进子路的话，或者至少能够听得进子贡的话，反省一下“夫子之道”，并作出适当的调整，恐怕就不会一直与时势较劲，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使“天下莫能容”，弄得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
这是把孔子当做政治家来议论的，如果把他当做教育家来议论，上述种种，也未必都很得当。孔子出的是一个考题，三个弟子给出的是三个答案，不要说是伟大的教育家，就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懂得这种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要独树一帜而且言之成理，都应当予以鼓励，不能因为符合自己的意思就给高分甚至满分，不符合自己的意思就予以排斥。推而广之，三个学生三个样，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板。颜回的长处是很能克己，严于律己，不事张扬，他的缺点在于几乎失去了自我，把自己变成孔子的复制品。子贡的长处是善于公关，擅长以言辞陈述利害，使人信服，很适合当外交官，而且在鲁国危难之时确实也以自己的外交才能立过大功。他也有缺点，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便是其一。子路的直爽与刚勇，是优点也是缺点，为人之师，应当对学生的优缺点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不能顺己之心的就极力推崇，不很称己之心的就横竖看不顺眼。在这一点上，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并非尽善尽美。
仅就“厄于陈蔡”时的“三问”而论，与其把孔子当做一个政治家，或把孔子当做一个教育家，我宁可把他当做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凭他能如此不厌其烦地个别谈话，就凭他能如此有的放矢地循循善诱，在困境中用这种方式把人心凝聚在一起，倒也不愧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祖师了。
孔子落难之时曾有“三问”：并非孔子提了三个问题，问题只有一个，但他接连问三个弟子——子路、子贡与颜回，是個别谈话，既像不耻下问的请教，也像成竹在胸的考问。
陈国与蔡国的大夫们听说楚国要聘用孔子，怕自己现实的生存状况受到威胁，合伙调拨人马将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围困在野外，使他们陷于进退不得、疲惫不堪、病者不断、缺药断食的绝境，此所谓“厄于陈蔡”。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气，便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谈话，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难道我们的学说有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竟会沦落到这种境地？
子路是这样回答的：“或许我们的学说还没有达到仁吧，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许我们的学说还没有达到知（智）吧，所以别人不想践行。”子路说的尚未达到“仁”与“知”的境界的学说，当然是孔子之“道”。子路并非信口开河，他觉得孔子的学说有待于实践检验并予以适当变更，因为他听到过民间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的不少反映，包括“知其不可而为之”，包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在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之时，他还直截了当地说过孔子太迂。对于子路的回答，孔子是不能接受的。他反驳说：“假如仁者就必定受到信任，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假如智者就必定畅行无阻，那怎么还会有王子比干？”看来孔子也是能言善辩的，他把子路回答的大前提归结为一个全称肯定判断：凡是“仁”的学说，所有的人都会信任的；凡是“智”的学说，所有的人都会乐于践行的。于是，只需一个特例，或者说只需一个特称否定判断，就可将它驳得体无完肤。
子贡的回答没有子路那么直率，他说：“老师的学问相当之大，天下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容纳得下，老师您是不是可以考虑稍稍降低一点标准？”这话说得委婉，既肯定了“夫子之道”的伟大与正确，又提出了“夫子盖少贬焉”以适应当时现实状况的希望，其实也是想对“夫子之道”做些适当调整，但他强调之所以要调整，其过不在“夫子之道”，而在“天下莫能容”。以孔子之顶级智商，当然知道子贡这番话虽然委婉，却也不无批评“夫子之道”的意思。于是批评子贡的志向不够远大，说是“良农能稼”而未必有好的收成，“良工能巧”而未必能使所有客户称心，君子只能“修其道”去治理天下，怎么能为了“求为容”而去改变其道？
第三个回答的便是颜回，答得确实不同凡响。与子贡一样，他也肯定了“夫子之道”的伟大与正确，造成眼下之窘况的过失只在“天下莫能容”，不像子路那样对于“夫子之道”是否够仁够智提出疑问，又不像子贡那样因为“天下莫能容”而希望降低“夫子之道”的标准，倒是斩钉截铁地说，“天下莫能容”。怕什么，正是因为“天下莫能容”，才能显出君子的本色。他还说，不坚持推行“夫子之道”，乃是我们孔门弟子的耻辱；尽力推行了“夫子之道”而不能为天下所容，乃是那些诸侯国的君主们的耻辱。这些话，句句说在孔夫子的心坎上，给他以极大的精神支撑。颜回并非因为听了前两位的回答都遭到孔子的驳难才这样说的，孔子“三问”，乃是个别谈话，一个接着一个进去谈的，以颜回之贤，也不会去听壁角。难怪孔夫子听完颜回的话后，欣然而笑曰：“说得真有道理啊，颜家的孩子！假如你有许多财产，我真想给你去当管家。”
以上所述，见诸《史记·孔子世家》。三个弟子三个样，便是我的读后感。于是，我明白了，孔子为何那么赏识与推崇颜回，颜回为何会被称之为“复圣”；当然也明白了，孔子为什么会说子路虽登堂而未入室。
看来，无论是伟人还是圣人，都难免人性之弱点——喜有顺适之快。我想，假如孔子能够听得进子路的话，或者至少能够听得进子贡的话，反省一下“夫子之道”，并作出适当的调整，恐怕就不会一直与时势较劲，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使“天下莫能容”，弄得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
这是把孔子当做政治家来议论的，如果把他当做教育家来议论，上述种种，也未必都很得当。孔子出的是一个考题，三个弟子给出的是三个答案，不要说是伟大的教育家，就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懂得这种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要独树一帜而且言之成理，都应当予以鼓励，不能因为符合自己的意思就给高分甚至满分，不符合自己的意思就予以排斥。推而广之，三个学生三个样，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板。颜回的长处是很能克己，严于律己，不事张扬，他的缺点在于几乎失去了自我，把自己变成孔子的复制品。子贡的长处是善于公关，擅长以言辞陈述利害，使人信服，很适合当外交官，而且在鲁国危难之时确实也以自己的外交才能立过大功。他也有缺点，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便是其一。子路的直爽与刚勇，是优点也是缺点，为人之师，应当对学生的优缺点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不能顺己之心的就极力推崇，不很称己之心的就横竖看不顺眼。在这一点上，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并非尽善尽美。
仅就“厄于陈蔡”时的“三问”而论，与其把孔子当做一个政治家，或把孔子当做一个教育家，我宁可把他当做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凭他能如此不厌其烦地个别谈话，就凭他能如此有的放矢地循循善诱，在困境中用这种方式把人心凝聚在一起，倒也不愧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祖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