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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商业已不局限于过去的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许多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把自己提升为企业家。
这和西方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诸多变化中，商人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
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是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创立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会被视为是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于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前任有显著不同的特征，那么，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
所以說，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们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
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创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创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这和西方社会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诸多变化中，商人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
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是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创立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会被视为是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于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前任有显著不同的特征，那么，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
所以說，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们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
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指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创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创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