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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七月，北京连续两周闷热无比，每天奔波，总是汗湿衣衫，疲乏感阵阵袭来，感觉甚是不爽。然而在一些场合，却不时听到对“冷”的抱怨。那是刚从新加坡出差归来的朋友，由于未能抵御狮城别样的室内低温，而仍然心有余悸。再早点，六月在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舌战特朗普政府军政高官的几位女学者，回国后同样是连连叹息“新加坡的空调开得太冷了，下次去一定记得带件小外套”。
新加坡之“冷”对我不是新鲜事。由于工作原因，曾有那么几年每一两个月就要飞趟新加坡，对这个国家的热冷交替所产生的“张力”有切肤的体会。平生第一次踏上狮城土地的第一印象竟是“眼前一片模糊”，因为走出机舱，眼镜立即蒙上一层水雾。然后便是在室内外冷热的反复交袭中“打摆子”，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这样的差旅体验实在不算美妙。
去得多了，也就有了经验。说来可笑，频繁往返新加坡还是促使我戴上隐形眼镜的直接原因之一。西装外套一定不要早早穿起来，而是搭在手臂上，衬衫要买免烫的，也要随时“绅士”地提醒同行女士备好披肩或罩衫……
新加坡“空调化”的自然和治理双重背景
后来，还真对新加坡为什么把空调开得那么低做了一番探究。
新加坡是典型的热带城市国家，月平均气温白天31摄氏度、夜晚24.1摄氏度，全年平均相对湿度84.2%，很难想象没有空调在那里怎么生活。所以，新加坡成了“空调化的国家”，中央空调的普及率世界最高，冷气机耗电量约占全国家用电力消耗量的30%、商用电力消耗量的40%。
初到新加坡的人对该国室内温度不适应，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办公楼楼宇必须通过空调送冷除湿——人在室内工作居住的理想湿度应是50%左右。
新加坡滨海湾花园，传递绿色城市理念的地标性人工景观“擎天树”。
在著名答疑网站“知乎”上，有位热心的工程师专门写了一段话，从技术角度对新加坡之“冷”作了解释。他说，新加坡各大建筑里安装的中央空调基本上都是变风量（VAV）系统的，这是一种上世纪60年代由美国开发、80年代开始普及的技术，即在空调系统中央部统一过滤、冷却空气，根据楼内各房间的温度设定分别调整送风量，温度设定高的少送点冷气，温度设定低的就多送点。但为了维持室内的换气率，冷空气的送风量是有一个下限的，这就意味着每个房间的温度设定实际有个上限。为解决这个问题，VAV系统统一冷却的空气在送入房间前会再经历一段加热过程，以保证达到房间用户设定的温度。但在提倡“绿色建筑”“节能建筑”的新加坡，2005年官方颁布的有关标准是不允许进行这段“重新加热”的。
笔者在新加坡游走时，注意到即便是居民住宅楼，包括很多廉租的“组屋”，也已中央空调化，为此曾向新加坡官员询问，到底推广中央空调节能，还是鼓励老百姓自行安装壁挂式空调省电，得到的回答是：毫无疑问，一个普及中央空调的城市要比安装着数百万台壁挂式空调的城市省电，也更宜居，而且，美丽的新加坡不允许杂乱无章的建筑外观。
然而对新加坡人来说，他们都知道，“空调化”更是政府精细策划和操作的结果，外国人在新加坡感受的“冷”正是“精细管理”这个新加坡之治的关键词的真实体现。
新加坡曾经出了本挺有名的书《新加坡，一个空调国度》（Singapore：An Air-Conditioned Nation），作者是媒体人、前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希里安·乔治（Cherian George），他在書中引述了新加坡立国之父、前总理李光耀早年接受《新视野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专访时的一段谈话。当时，记者问“你认为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李光耀出人意料地答：“空调。空调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发明。也许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发明。空调的出现让热带的发展成为了可能，改变了文明的本质。没有空调的话，只能在清早以前或者黄昏以后工作。我担任总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公务员工作的大楼里安装空调。这是保证公共事务高效运行的关键。”
推广空调只是政府精细规划的一个例子，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是公共道路不划自行车道（旅游区有专门的健身骑行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公交系统发达，自行车无用武之地，一方面和空调普及一样，是因为天气湿热，骑行体验不好。李光耀也曾解释说：新加坡地处热带，如果一个人大汗淋淋地骑车上班，哪还有工作效率？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里如是说。
追求新的实现气温舒适度方式
在新加坡立国之初，政府研究机构做过一番研究，认定大型公共建筑的室内温度保持在摄氏18至20度之间，工作效率最高。李光耀本人在世时，其办公室恒温22度，卧室19度。笔者也曾在另一个热带国家长驻过，由于天气炎热导致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当地员工每天必须有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午睡时间。由此联想到某国内大型基建公司拿到中东一国家城际铁路承建权，信誓旦旦要把“中国速度”搬过去，然而“预可研”没做充分，对当地不分早晚的酷热气候估计不足，最后不得不修改合同遭受惨重损失。
气温舒适度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随气候变化问题受关注而成为西方科学界的一个时髦领域。比较有名的机构如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丹麦科技大学国际室内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建筑系、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小组，都喜欢以新加坡为研究对象。它们得出的结论在一致性上大体有二：第一，室内温度高于25摄氏度时，每增加一度，生产率就下降2%，头疼、困倦、注意力难集中等状态就会增多;第二，空调系统的普及助推热带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腾飞是个事实，也给全球气变应对带来压力。
新加坡显然也意识到了空调普及化的危害面。空调制造业是新加坡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在建国初期大力扶持的领域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末，面对制造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兴起，新加坡退出了相关竞争，转而强调面向全球化的结构升级，力求建设“绿色”“智能”新加坡。今天的新加坡，是高效能空调设施和气体冷却剂优化的研发与展销中心。在新加坡国际供暖、空调、制冷设备展览会上，HVAC（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技术吸引着最多目光。根据规划，到2030年，新加坡80%的建筑都需要达到绿色标准，大量设施需要更新换代，这其中就包括空气通风净化系统。
新加坡的科学家和建筑师们也在狂热地研究如何更好地减少空调电能消耗和废气排放，由此这个都市国家找到了一个新的生产力增长点。比较显著的成果包括能更有效反射阳光、间接降低楼内气温的新型油漆，仿光至变色镜片效果纳米技术在建筑外墙的应用，等等。
善于发现“空调背后的故事”
空调在新加坡并非单纯的“器物印象”，有人用“空调化”影射新加坡官方几乎无处不在的“控制”，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喻为“中央空调制度”，说“无处不在的炎热与潮湿与无处不在的空调，似乎让人的感受陷入感受力的停滞”。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新加坡，一个空调国度》也并非专业性书籍，而是更多地以空调为出发点，反映新加坡政府对从自然到人心的“试图提供一整套方案”的“全方位的高超控制力”。2009年，南洋理工大学婉拒了该书作者乔治的“终身聘用”申请。再后来，乔治从南大离职投身新闻行业。
新加坡是个由小见大的国家，观察新加坡也需要有由小见大的本事。对于有越来越多机会见识世界的中国人来说，尊重别国的多样性、独特性是需要养成的习惯。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是这个世界上活生生的一分子，都拥有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权利和智慧。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是想提醒读者，当你在世界某个地方遇到什么不符合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标准的现象时，不妨试着从当地人的角度去探究它的原委，你会发现很多“空调背后的故事”，并且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什么事情的存在是完全不合理的。
新加坡之“冷”对我不是新鲜事。由于工作原因，曾有那么几年每一两个月就要飞趟新加坡，对这个国家的热冷交替所产生的“张力”有切肤的体会。平生第一次踏上狮城土地的第一印象竟是“眼前一片模糊”，因为走出机舱，眼镜立即蒙上一层水雾。然后便是在室内外冷热的反复交袭中“打摆子”，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这样的差旅体验实在不算美妙。
去得多了，也就有了经验。说来可笑，频繁往返新加坡还是促使我戴上隐形眼镜的直接原因之一。西装外套一定不要早早穿起来，而是搭在手臂上，衬衫要买免烫的，也要随时“绅士”地提醒同行女士备好披肩或罩衫……
新加坡“空调化”的自然和治理双重背景
后来，还真对新加坡为什么把空调开得那么低做了一番探究。
新加坡是典型的热带城市国家，月平均气温白天31摄氏度、夜晚24.1摄氏度，全年平均相对湿度84.2%，很难想象没有空调在那里怎么生活。所以，新加坡成了“空调化的国家”，中央空调的普及率世界最高，冷气机耗电量约占全国家用电力消耗量的30%、商用电力消耗量的40%。
初到新加坡的人对该国室内温度不适应，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办公楼楼宇必须通过空调送冷除湿——人在室内工作居住的理想湿度应是50%左右。
在著名答疑网站“知乎”上，有位热心的工程师专门写了一段话，从技术角度对新加坡之“冷”作了解释。他说，新加坡各大建筑里安装的中央空调基本上都是变风量（VAV）系统的，这是一种上世纪60年代由美国开发、80年代开始普及的技术，即在空调系统中央部统一过滤、冷却空气，根据楼内各房间的温度设定分别调整送风量，温度设定高的少送点冷气，温度设定低的就多送点。但为了维持室内的换气率，冷空气的送风量是有一个下限的，这就意味着每个房间的温度设定实际有个上限。为解决这个问题，VAV系统统一冷却的空气在送入房间前会再经历一段加热过程，以保证达到房间用户设定的温度。但在提倡“绿色建筑”“节能建筑”的新加坡，2005年官方颁布的有关标准是不允许进行这段“重新加热”的。
笔者在新加坡游走时，注意到即便是居民住宅楼，包括很多廉租的“组屋”，也已中央空调化，为此曾向新加坡官员询问，到底推广中央空调节能，还是鼓励老百姓自行安装壁挂式空调省电，得到的回答是：毫无疑问，一个普及中央空调的城市要比安装着数百万台壁挂式空调的城市省电，也更宜居，而且，美丽的新加坡不允许杂乱无章的建筑外观。
然而对新加坡人来说，他们都知道，“空调化”更是政府精细策划和操作的结果，外国人在新加坡感受的“冷”正是“精细管理”这个新加坡之治的关键词的真实体现。
新加坡曾经出了本挺有名的书《新加坡，一个空调国度》（Singapore：An Air-Conditioned Nation），作者是媒体人、前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希里安·乔治（Cherian George），他在書中引述了新加坡立国之父、前总理李光耀早年接受《新视野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专访时的一段谈话。当时，记者问“你认为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李光耀出人意料地答：“空调。空调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发明。也许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发明。空调的出现让热带的发展成为了可能，改变了文明的本质。没有空调的话，只能在清早以前或者黄昏以后工作。我担任总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公务员工作的大楼里安装空调。这是保证公共事务高效运行的关键。”
推广空调只是政府精细规划的一个例子，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是公共道路不划自行车道（旅游区有专门的健身骑行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公交系统发达，自行车无用武之地，一方面和空调普及一样，是因为天气湿热，骑行体验不好。李光耀也曾解释说：新加坡地处热带，如果一个人大汗淋淋地骑车上班，哪还有工作效率？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里如是说。
追求新的实现气温舒适度方式
在新加坡立国之初，政府研究机构做过一番研究，认定大型公共建筑的室内温度保持在摄氏18至20度之间，工作效率最高。李光耀本人在世时，其办公室恒温22度，卧室19度。笔者也曾在另一个热带国家长驻过，由于天气炎热导致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当地员工每天必须有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午睡时间。由此联想到某国内大型基建公司拿到中东一国家城际铁路承建权，信誓旦旦要把“中国速度”搬过去，然而“预可研”没做充分，对当地不分早晚的酷热气候估计不足，最后不得不修改合同遭受惨重损失。
气温舒适度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随气候变化问题受关注而成为西方科学界的一个时髦领域。比较有名的机构如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丹麦科技大学国际室内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建筑系、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小组，都喜欢以新加坡为研究对象。它们得出的结论在一致性上大体有二：第一，室内温度高于25摄氏度时，每增加一度，生产率就下降2%，头疼、困倦、注意力难集中等状态就会增多;第二，空调系统的普及助推热带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腾飞是个事实，也给全球气变应对带来压力。
新加坡显然也意识到了空调普及化的危害面。空调制造业是新加坡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在建国初期大力扶持的领域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末，面对制造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兴起，新加坡退出了相关竞争，转而强调面向全球化的结构升级，力求建设“绿色”“智能”新加坡。今天的新加坡，是高效能空调设施和气体冷却剂优化的研发与展销中心。在新加坡国际供暖、空调、制冷设备展览会上，HVAC（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技术吸引着最多目光。根据规划，到2030年，新加坡80%的建筑都需要达到绿色标准，大量设施需要更新换代，这其中就包括空气通风净化系统。
新加坡的科学家和建筑师们也在狂热地研究如何更好地减少空调电能消耗和废气排放，由此这个都市国家找到了一个新的生产力增长点。比较显著的成果包括能更有效反射阳光、间接降低楼内气温的新型油漆，仿光至变色镜片效果纳米技术在建筑外墙的应用，等等。
善于发现“空调背后的故事”
空调在新加坡并非单纯的“器物印象”，有人用“空调化”影射新加坡官方几乎无处不在的“控制”，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喻为“中央空调制度”，说“无处不在的炎热与潮湿与无处不在的空调，似乎让人的感受陷入感受力的停滞”。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新加坡，一个空调国度》也并非专业性书籍，而是更多地以空调为出发点，反映新加坡政府对从自然到人心的“试图提供一整套方案”的“全方位的高超控制力”。2009年，南洋理工大学婉拒了该书作者乔治的“终身聘用”申请。再后来，乔治从南大离职投身新闻行业。
新加坡是个由小见大的国家，观察新加坡也需要有由小见大的本事。对于有越来越多机会见识世界的中国人来说，尊重别国的多样性、独特性是需要养成的习惯。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是这个世界上活生生的一分子，都拥有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权利和智慧。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是想提醒读者，当你在世界某个地方遇到什么不符合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标准的现象时，不妨试着从当地人的角度去探究它的原委，你会发现很多“空调背后的故事”，并且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什么事情的存在是完全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