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学术走向何处？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以怎样的方式思考？我们在现代性的时刻如何做中国人？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张旭东教授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的序言部分有一段答记者问的精彩话语——《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反思》。本文将结合《当代思想史与文学批评》这门课程的讨论来梳理这篇采访记录的脉络，并结合其他相关专业知识对上述问题阐发自己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文化定位；治学途径；问题意识；现代性反思；自我建构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28-01
一、思考前提：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问题
文化塑造人，也可以说文化塑造国民性。张旭东教授既然谈我们今天如何做中国人，就必然会从时代背景变幻和文化定位这里切入。他首先打破一般性误解，那就是全球化不是“大同”和“多元”的美好愿景；对于各个民族、国家、地区而言加入全球化更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就譬如我们从被动一方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天真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趋势，是一种新的国际性文化。这似乎隐晦地包含着我们对自身文化落后不够“普遍性”的自卑感，同时也是我们被动融入全球化，以为就能赶上国际潮流的急切心态的体现。这是以他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这个他人是谁？很明显，是具有话语主导权的西方世界。那么从主动一方的角度看，全球化是服务于一些特定集团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这些集团也可以说是全球化浪潮的推手。他们在这样的时刻有清醒的意识和主导性。如此看来，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分配”。在此，笔者很质疑何谓“合理化”？是经济效益、分工上的“合理化”？还是对身在其中的各个国家、地区给予的发展空间是合理的呢？当然这只是一点思考。
张旭东教授越过经济和技术层面想要揭示给人看的是“全球化”背后的隐藏着的特殊的价值论述。张认为这种“假‘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他担忧的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这样的时代中不能表述自身历史经验的连续性。作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考虑“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
二、途径：穿越西方，回到传统
根据对文本的理解，“穿越西方”有如下几种可能的含义：一、我们首先在解释自己日常生活世界的时候，可以利用但也要跳脱西方的理论框架和价值表述。否则我们总是发现所谓“普遍性”理论和我们自身实践的矛盾之处；二、借鉴西方文化思想体系的包容性。不断地将具有与自己异质的他者包容、吸纳进来；三、对西方文化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我们才有自我建构和创新的可能。
张不仅说我们要穿越西方，还要回到传统。而这种传统，并不是器物层面或者符号化的过往。也即不是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太极八卦、旗袍马褂等之类的传统。也即他强调的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到传统。他所要说明的是我们要与传统精神、传统的价值观要有一个连续而不能是断裂的沟通。“所谓回到传统，不是回到那个文本，那个规范，而是重建自身历史的连续性，同时重建自身历史的知识和价值框架的连续性”。张旭东教授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德国文化传统。他认为德国人能从语言和思想层面建立自身历史的连续性，有自己民族的价值意识。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反思借鉴的。但是今天的我们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和思想框架，我们要言说自己的历史还是需要借助他们的框架，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保持警醒、灵活和距离。
三、直面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性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是无法回避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中国的现代性更是与西方有着很多实质上的不同。中国现代性在发展的各个阶段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早先，由于面对“落后要挨打”的形势，国家高层及民众的意识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建立独立的、主权的民族国家。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虽然我们还在提四个现代化，还在器物和技术层面把西方当作我们进军现代化的标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考虑“现代性”问题的时候的关注点和关注的视野应该与以往不同了。张旭东教授认为应该从价值论的角度思考在当前这个世界“中国人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中国人要做什么样的人”。而这一点是和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认知相关的。
比较赞同张旭东教授的这一观点：“现代性”既是一个时间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样的表述与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种观点不是将现代性当作一个标准化的图景，一个被规范好的目标，而是认为我们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已经在前行，并且在反思来路，设想未来。这样的现代性是有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能力的现代性。
如此，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表述我们的历史对我们做怎样的中国人至关重要。而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次次将我们之前的历史割裂，而且每次断裂都是以否定以前为代价来强调自身合法性”。
由此可见张强调历史的严格地分析，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论述，以免导致中国人对自身生活和“现代性”的理解流于片段化或局部化。这一点笔者也比较赞同。由当前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关于“人”、“人权”、“自由”等概念的抽象的表述虽然在人们生活中广为流传，可是普通大众在思想上对这些概念并未见得认同。因为这些概念移植过来是抽象的，它跟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我们的历史实践是有缝隙的。因此我们要从自身的历史出发来思考我们如何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做有自我意识、有“主体性”的中国人。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在我们自身历史语境下，怎样思考我们的现代性。我们需要明白现代性不是一个目标，也没有标杆，它需要我们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
参考文献：
[1]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崔鹃（1985—），女，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关键词：文化定位；治学途径；问题意识；现代性反思；自我建构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28-01
一、思考前提：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问题
文化塑造人，也可以说文化塑造国民性。张旭东教授既然谈我们今天如何做中国人，就必然会从时代背景变幻和文化定位这里切入。他首先打破一般性误解，那就是全球化不是“大同”和“多元”的美好愿景；对于各个民族、国家、地区而言加入全球化更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就譬如我们从被动一方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天真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趋势，是一种新的国际性文化。这似乎隐晦地包含着我们对自身文化落后不够“普遍性”的自卑感，同时也是我们被动融入全球化，以为就能赶上国际潮流的急切心态的体现。这是以他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这个他人是谁？很明显，是具有话语主导权的西方世界。那么从主动一方的角度看，全球化是服务于一些特定集团的利益和价值观的。这些集团也可以说是全球化浪潮的推手。他们在这样的时刻有清醒的意识和主导性。如此看来，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分配”。在此，笔者很质疑何谓“合理化”？是经济效益、分工上的“合理化”？还是对身在其中的各个国家、地区给予的发展空间是合理的呢？当然这只是一点思考。
张旭东教授越过经济和技术层面想要揭示给人看的是“全球化”背后的隐藏着的特殊的价值论述。张认为这种“假‘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他担忧的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这样的时代中不能表述自身历史经验的连续性。作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考虑“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
二、途径：穿越西方，回到传统
根据对文本的理解，“穿越西方”有如下几种可能的含义：一、我们首先在解释自己日常生活世界的时候，可以利用但也要跳脱西方的理论框架和价值表述。否则我们总是发现所谓“普遍性”理论和我们自身实践的矛盾之处；二、借鉴西方文化思想体系的包容性。不断地将具有与自己异质的他者包容、吸纳进来；三、对西方文化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我们才有自我建构和创新的可能。
张不仅说我们要穿越西方，还要回到传统。而这种传统，并不是器物层面或者符号化的过往。也即不是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太极八卦、旗袍马褂等之类的传统。也即他强调的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回到传统。他所要说明的是我们要与传统精神、传统的价值观要有一个连续而不能是断裂的沟通。“所谓回到传统，不是回到那个文本，那个规范，而是重建自身历史的连续性，同时重建自身历史的知识和价值框架的连续性”。张旭东教授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德国文化传统。他认为德国人能从语言和思想层面建立自身历史的连续性，有自己民族的价值意识。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反思借鉴的。但是今天的我们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和思想框架，我们要言说自己的历史还是需要借助他们的框架，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保持警醒、灵活和距离。
三、直面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性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是无法回避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中国的现代性更是与西方有着很多实质上的不同。中国现代性在发展的各个阶段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早先，由于面对“落后要挨打”的形势，国家高层及民众的意识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建立独立的、主权的民族国家。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虽然我们还在提四个现代化，还在器物和技术层面把西方当作我们进军现代化的标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考虑“现代性”问题的时候的关注点和关注的视野应该与以往不同了。张旭东教授认为应该从价值论的角度思考在当前这个世界“中国人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中国人要做什么样的人”。而这一点是和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认知相关的。
比较赞同张旭东教授的这一观点：“现代性”既是一个时间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样的表述与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种观点不是将现代性当作一个标准化的图景，一个被规范好的目标，而是认为我们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已经在前行，并且在反思来路，设想未来。这样的现代性是有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能力的现代性。
如此，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表述我们的历史对我们做怎样的中国人至关重要。而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次次将我们之前的历史割裂，而且每次断裂都是以否定以前为代价来强调自身合法性”。
由此可见张强调历史的严格地分析，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论述，以免导致中国人对自身生活和“现代性”的理解流于片段化或局部化。这一点笔者也比较赞同。由当前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关于“人”、“人权”、“自由”等概念的抽象的表述虽然在人们生活中广为流传，可是普通大众在思想上对这些概念并未见得认同。因为这些概念移植过来是抽象的，它跟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我们的历史实践是有缝隙的。因此我们要从自身的历史出发来思考我们如何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做有自我意识、有“主体性”的中国人。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在我们自身历史语境下，怎样思考我们的现代性。我们需要明白现代性不是一个目标，也没有标杆，它需要我们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
参考文献：
[1]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崔鹃（1985—），女，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专业：文艺学，研究方向：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