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是台湾人效忠祖国的抗日英雄，但他是怎么死的，这个历史绝对要还原真相。
不能只夸奖
作为台湾同胞在抗日战争中没有缺席的重要证据，历年来，李友邦一直活在海峡两岸人民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中。
李友邦之死系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一大冤狱。死后53年，他才正式得以平反。2005年，为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多位抗日先贤的巨型肖像被高挂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墙，其中就包括李友邦，标题为“台湾人须做复台最勇敢的战士”。李友邦的遗孀严秀峰在世时，连续多年的小年夜，马英九都亲自登门给她拜年。
他和台湾抗日义勇队的事迹，被编入了台湾地区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大陆也兴建了纪念馆对其进行颂扬。
“不能只夸奖！”李友邦的次子李力群说，“他是台湾人效忠祖国的抗日英雄，但他是怎么死的，这个历史绝对要还原真相。后人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谁杀死了我爸爸？
1952年4月22日凌晨，李友邦在台湾新店郊外被执行枪决，罪名是“匪谍叛乱罪”。
他是被担架抬着赴刑的。
李友邦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李力群回忆说：“小时候经常看到他拿着脸盆放血。”入狱后没几个月，李友邦就因病情严重而被送到台湾“三军总医院”治疗。
“高血压症一受刺激即易爆破血管，随时有生命之危。”4月17日前，负责监视李友邦的宪兵队就多次呈报蒋介石，说明李友邦的状况不容乐观，“应停止审判为宜，仍由医院继续诊治，待其血压降低恢复常态时再行办理以防不测。”
“从速判决可也。”蒋介石的批示却罔顾医嘱，丝毫不留情面。奄奄一息的李友邦被强拖着，接受刑前最后一次审讯。
“李病况沉重情形，其生命于三日内难支。”4月18日，蒋介石收到了李友邦的病危报告，很快在4月21日就批准了他的死刑判决。
“叛乱是要枪决的，如果是病死，这个警示作用就不高。”李力群愤恨难当，“蒋介石很残忍，医生特别讲，父亲活不过一两天，他还要利用昏迷的时候，赶快把他枪决掉。”
饱受病痛与牢狱的夹击折磨，当时李友邦体重锐减，形销神枯。他曾对看守说：“我还是早死早好，免你们在此随我吃苦。”只是每念及子女在家无人照料抚育，他总暗自落泪，要求看守最好能早日通知家人，代其准备棺材，并着意交代死后不要火化。
他的遗愿终究都落了空。
枪决前，李家人并没有收到判决书，而是刑后第二天才从熟人口中得到消息（李友邦之妻严秀峰当时被判15年监禁，直到出狱后才惊闻噩耗）。李力群在殡仪馆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没有入殓，他僵躺在用薄夹板钉成的“长盒子”里，胸部、腹部、手上绑着很多绷带，乌黑的血迹斑斑驳驳……看着这样的父亲，当时年仅6岁的李力群只是—个劲地问长他两岁的大哥：“谁杀死了我爸爸……”
“父亲是被蒋介石害死的！”如今已年过花甲的李力群，每每谈及父亲的死，仍如鲠在喉，
“我可以原谅国民党，但不能原谅蒋家人。”
他恨的，不仅是蒋介石错误地处死了父亲，还有他留在父亲胸口的那三个子弹孔。“父亲是身中三枪才走掉的，可能是第一枪没死，再补一枪，再补一枪……”
彼时曙光未至，浓重的夜色将父亲永久地掩埋了。而在李力群记忆中定格的，还是1951年11月18日下午三四点，身着西装、衣冠楚楚的父亲被三四个闯入的“不是警察也不是宪兵”的人带走时的场景。当时他还摸了摸李力群的头，说：“你要听话哦！”
“太太是奸匪。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李友邦，你能骗得过别人，就可以骗得过我吗？你太小看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吗？”蒋介石一见到被带来“谈话”的李友邦，就劈头盖脸地质问道。而定罪的一大依据，出于他的“蒋氏定律”——“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会是奸匪；但是，反过来，太太是奸匪，那么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达到顶峰。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遭逮捕后很快叛变，整个中共地下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及其妻子季澐等被捕入狱。而严秀峰由于与季澐有所往来，也被牵连了。
1950年2月18日，李力群死死记住那天是大年初二，他们家生离死别的悲剧，就是在那天拉开序幕的。
那天，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的人员来到李友邦家中，以“交友不慎”之名，称要带严秀峰“到局里坐坐”。
当天夜里，严秀峰抱着9个月大的小儿子，带上梳洗用具、奶粉尿布，在瑟瑟寒风中走出家门。临走前，李友邦把她拉到一边，直叹气：“你怎么那么糊涂！”
这一别，夫妻俩就再没相见。
到达台“国防部”新店军事监狱后，因审讯查无实据，严秀峰“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难以坐实，便以“知匪不报、通匪资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她的刑期本来是10年，蒋介石却在判决书上，用猩红色的笔将其刑期改为15年，理由是“高官之妻，加重5年”。
李友邦当时是国民政府里官位最高的台籍人士，受台湾省主席陈诚之邀出任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又兼台湾电影公司董事长、台湾第一家日报《新生报》的董事长等“国营”事业的重要职务。
妻子被捕之初，李友邦虽然遭到责难，在政治上却并没有马上倒台。那半年间，他出席党务活动的消息仍多次见报。其时国民党正发起“改造运动”，1950年6月他还被选为国民党台湾省改造委员会委员。
然而，蒋介石身边急谋肥缺的某些人，早就对李友邦“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么好的一次铲除“眼中钉”的机会呢？
不少告密者称严秀峰为共产党，李友邦则被指为“匪谍”。还有一个与李友邦并无特别关系的所谓自首人，出面检举李友邦“有重大匪嫌”。“宪兵司令部”派员与检举人详谈后，分别密向资料组、保密局、内调局、总政治部、保安司令部等单位收集李友邦的有关资料（实为翻旧账），“经证实李友邦确属匪嫌重大”，便加以逮捕，名义是“叛乱案”，且还是一人叛乱——李友邦没有同案犯，也没有被牵连的手下人。 “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李力群怒道，“一个人没有上司、没有下属、没有组织、没有同谋，要怎么叛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友邦在台湾本土素有崇高的威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多视他为“异己”分子。秉着“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蒋介石借此契机，将李友邦送上了刑场。
三下大狱
其实，李友邦曾三次被国民党投入大狱。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笃信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李友邦就把振兴祖国、光复台湾的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身上。1929年，他在杭州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抗日反蒋的活动。
他入团后，化名“张震球”，为组织传递信件以及进行一些联络工作。1930年10月至11月，他还在团内短期担任团杭州中心市委（旋改为团杭州中心县委）委员。除了负责团内的一些领导工作外，当时明面上在杭州艺专教授日语的李友邦，还在艺专秘密组成了共青团支部。
如此频繁的活动，被浙江当局察觉了。1932年初，李友邦被国民党右派逮捕入狱。关了两三年后，由于法院难以判决，经黄埔军校同学保释，1934年9月，他一瘸一拐地出狱了。
在狱中，虽罪名未定，他却已被认定为中共地下党人，遭严刑拷打。他的右小腿受刑致残，比左小腿细很多，走路会不经意地瘸跛，头颈中更有一条神经被打伤，以至平时与人讲话，头部会不自主地摇摆。
出了狱，李友邦仍在国民党特务的监控之下。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建立合作关系，统一战线，联合抗日，政治犯亦被释放，他这才得到完全的自由。
李友邦第二次入狱，是在归台后的1947年3月10日。可笑的是，他这次被捕的罪名，却是过了18天才被“赶织”出来的。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原本支持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对政府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这种失望逐渐转变为对强权势力、贪官污吏的抵制与反抗，不少“三青团”骨干成了各地运动的领导力量。时任“三青团”台湾区团部主任的李友邦，被疑为“二二八事件”的幕后操纵者。
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因而要求李友邦到电台对全台进行广播，以平息“动乱”。李友邦严词拒绝了：“你现在已经把问题搞得这么糟，不是我三两句话就能摆平的，我也不愿向台湾同胞说谎。”言罢，他还提出了陈仪政府道歉或相关人等下台的条件。为此，陈仪恼羞成怒，没有任何名目地逮捕了李友邦，上演了这么一出“先抓人，后罗织罪名”的闹剧。
所幸李友邦当时官拜中将，按律逮捕中将者须回报南京中央政府，李友邦才不致被陈仪所杀，而是被押送至南京监禁。陈仪等人还编排了“李系此次台省事变幕后操纵人之一”“李家中现尚窝藏奸细首要分子”等罪名。
得知丈夫被捕后，怀着身孕的严秀峰日夜奔波，赶至南京向“三青团”中央团部二处处长蒋经国说明“二二八事件”原委，告知台民并非暴动，而是对陈仪施政不满的爆发。
被拘3个半月后，李友邦终于被查实“罪名实属诬告”并释放出狱。
李友邦在“二二八事件”中堪堪逃过了一劫，“三青团”则未能幸免。这期间，团内众多成员陆续罹难。这是继台湾义勇队于1946年2月被台湾当局无理由取缔之后，更加残酷的一个打击。
此后李友邦心灰意冷，不愿再过问政事，一度还产生过离开政坛、迁居浙江的想法。用严秀峰的话说，“二二八之后，他抱持尽可能不管事、避免多做事的态度”。没想到，后来他还是没能逃过“白色恐怖”的劫难。
不是“匪谍”.只是“亲共”
“白色恐怖”时期扣在李友邦头上的“罪名”，很大一部分是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大陆组织台湾抗日义勇队时，与共产党人在工作中频频联系而招致。更重要的是他的义勇队中成分“不干净”。
“李友邦所领导之台湾义勇队，不仅重要干部容纳匪干把持（如潘华），其队员中满布匪党分子，无异为匪之温床……其甘心将义勇队无形成为共匪之外围组织，使其队员蜕化为匪之干部，并在台湾为叛乱之行为，该李友邦阴谋不轨，实难宽恕……”这是《李友邦匪谍案侦查意见书》上的内容，可谓字字诛心。
本来正当的的职务，到这里全成了罪状。李友邦以义勇队之旗帜为号召，争取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是事实，后来他们绝大部分都被吸收加入了蒋介石为团长的“三青团”，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却不想，祸端还是悄然埋下了。
“我父亲根本不是‘匪谍’，我父亲只是‘亲共’而已。”李力群无数次地强调，“‘亲共’和‘匪谍’完全不一样。‘匪谍’就是把国民党的资料送给共产党，而我的父亲不是，我的父亲只是保护这些共产党不要被国民党抓。”
说到李友邦的这种“亲共”态度，可得追溯到孙中山身上。
1924年6月，李友邦入读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归并黄埔军校第二期。那会儿，李友邦才离台没几个月，国语都不怎么会讲，孙中山带着的浓浓广东腔的国语，他更是完全听不懂。
有一回，孙中山在演讲，李友邦竟然在底下打起瞌睡来。孙中山走到他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询问：“你是不是不舒服？”了解到李友邦是学校里唯一的台籍学生，听不太懂国语后，孙中山便请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教他。此后6个多月里，李友邦常常出入廖仲恺的住处，学习国语并探讨革命问题。
廖仲恺的思想与孙中山是一致的，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便是李友邦最初受到的革命启蒙。
虽然‘亲共’，但是他对国民党却是忠诚的。
1945年9月4日，象征台湾光复的第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在台北上空升起。这面旗是李友邦派人从祖国大陆带回的。是年12月，李友邦率领台湾义勇队全体队员返台。
在他赴台前，周恩来曾派员至福建，劝他留下。李友邦却拒绝了，理由是“家族在台湾”。
不能只夸奖
作为台湾同胞在抗日战争中没有缺席的重要证据，历年来，李友邦一直活在海峡两岸人民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中。
李友邦之死系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一大冤狱。死后53年，他才正式得以平反。2005年，为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多位抗日先贤的巨型肖像被高挂在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墙，其中就包括李友邦，标题为“台湾人须做复台最勇敢的战士”。李友邦的遗孀严秀峰在世时，连续多年的小年夜，马英九都亲自登门给她拜年。
他和台湾抗日义勇队的事迹，被编入了台湾地区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大陆也兴建了纪念馆对其进行颂扬。
“不能只夸奖！”李友邦的次子李力群说，“他是台湾人效忠祖国的抗日英雄，但他是怎么死的，这个历史绝对要还原真相。后人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谁杀死了我爸爸？
1952年4月22日凌晨，李友邦在台湾新店郊外被执行枪决，罪名是“匪谍叛乱罪”。
他是被担架抬着赴刑的。
李友邦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李力群回忆说：“小时候经常看到他拿着脸盆放血。”入狱后没几个月，李友邦就因病情严重而被送到台湾“三军总医院”治疗。
“高血压症一受刺激即易爆破血管，随时有生命之危。”4月17日前，负责监视李友邦的宪兵队就多次呈报蒋介石，说明李友邦的状况不容乐观，“应停止审判为宜，仍由医院继续诊治，待其血压降低恢复常态时再行办理以防不测。”
“从速判决可也。”蒋介石的批示却罔顾医嘱，丝毫不留情面。奄奄一息的李友邦被强拖着，接受刑前最后一次审讯。
“李病况沉重情形，其生命于三日内难支。”4月18日，蒋介石收到了李友邦的病危报告，很快在4月21日就批准了他的死刑判决。
“叛乱是要枪决的，如果是病死，这个警示作用就不高。”李力群愤恨难当，“蒋介石很残忍，医生特别讲，父亲活不过一两天，他还要利用昏迷的时候，赶快把他枪决掉。”
饱受病痛与牢狱的夹击折磨，当时李友邦体重锐减，形销神枯。他曾对看守说：“我还是早死早好，免你们在此随我吃苦。”只是每念及子女在家无人照料抚育，他总暗自落泪，要求看守最好能早日通知家人，代其准备棺材，并着意交代死后不要火化。
他的遗愿终究都落了空。
枪决前，李家人并没有收到判决书，而是刑后第二天才从熟人口中得到消息（李友邦之妻严秀峰当时被判15年监禁，直到出狱后才惊闻噩耗）。李力群在殡仪馆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没有入殓，他僵躺在用薄夹板钉成的“长盒子”里，胸部、腹部、手上绑着很多绷带，乌黑的血迹斑斑驳驳……看着这样的父亲，当时年仅6岁的李力群只是—个劲地问长他两岁的大哥：“谁杀死了我爸爸……”
“父亲是被蒋介石害死的！”如今已年过花甲的李力群，每每谈及父亲的死，仍如鲠在喉，
“我可以原谅国民党，但不能原谅蒋家人。”
他恨的，不仅是蒋介石错误地处死了父亲，还有他留在父亲胸口的那三个子弹孔。“父亲是身中三枪才走掉的，可能是第一枪没死，再补一枪，再补一枪……”
彼时曙光未至，浓重的夜色将父亲永久地掩埋了。而在李力群记忆中定格的，还是1951年11月18日下午三四点，身着西装、衣冠楚楚的父亲被三四个闯入的“不是警察也不是宪兵”的人带走时的场景。当时他还摸了摸李力群的头，说：“你要听话哦！”
“太太是奸匪。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李友邦，你能骗得过别人，就可以骗得过我吗？你太小看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吗？”蒋介石一见到被带来“谈话”的李友邦，就劈头盖脸地质问道。而定罪的一大依据，出于他的“蒋氏定律”——“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会是奸匪；但是，反过来，太太是奸匪，那么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达到顶峰。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遭逮捕后很快叛变，整个中共地下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及其妻子季澐等被捕入狱。而严秀峰由于与季澐有所往来，也被牵连了。
1950年2月18日，李力群死死记住那天是大年初二，他们家生离死别的悲剧，就是在那天拉开序幕的。
那天，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的人员来到李友邦家中，以“交友不慎”之名，称要带严秀峰“到局里坐坐”。
当天夜里，严秀峰抱着9个月大的小儿子，带上梳洗用具、奶粉尿布，在瑟瑟寒风中走出家门。临走前，李友邦把她拉到一边，直叹气：“你怎么那么糊涂！”
这一别，夫妻俩就再没相见。
到达台“国防部”新店军事监狱后，因审讯查无实据，严秀峰“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难以坐实，便以“知匪不报、通匪资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她的刑期本来是10年，蒋介石却在判决书上，用猩红色的笔将其刑期改为15年，理由是“高官之妻，加重5年”。
李友邦当时是国民政府里官位最高的台籍人士，受台湾省主席陈诚之邀出任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又兼台湾电影公司董事长、台湾第一家日报《新生报》的董事长等“国营”事业的重要职务。
妻子被捕之初，李友邦虽然遭到责难，在政治上却并没有马上倒台。那半年间，他出席党务活动的消息仍多次见报。其时国民党正发起“改造运动”，1950年6月他还被选为国民党台湾省改造委员会委员。
然而，蒋介石身边急谋肥缺的某些人，早就对李友邦“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么好的一次铲除“眼中钉”的机会呢？
不少告密者称严秀峰为共产党，李友邦则被指为“匪谍”。还有一个与李友邦并无特别关系的所谓自首人，出面检举李友邦“有重大匪嫌”。“宪兵司令部”派员与检举人详谈后，分别密向资料组、保密局、内调局、总政治部、保安司令部等单位收集李友邦的有关资料（实为翻旧账），“经证实李友邦确属匪嫌重大”，便加以逮捕，名义是“叛乱案”，且还是一人叛乱——李友邦没有同案犯，也没有被牵连的手下人。 “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李力群怒道，“一个人没有上司、没有下属、没有组织、没有同谋，要怎么叛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友邦在台湾本土素有崇高的威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多视他为“异己”分子。秉着“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蒋介石借此契机，将李友邦送上了刑场。
三下大狱
其实，李友邦曾三次被国民党投入大狱。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笃信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李友邦就把振兴祖国、光复台湾的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身上。1929年，他在杭州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抗日反蒋的活动。
他入团后，化名“张震球”，为组织传递信件以及进行一些联络工作。1930年10月至11月，他还在团内短期担任团杭州中心市委（旋改为团杭州中心县委）委员。除了负责团内的一些领导工作外，当时明面上在杭州艺专教授日语的李友邦，还在艺专秘密组成了共青团支部。
如此频繁的活动，被浙江当局察觉了。1932年初，李友邦被国民党右派逮捕入狱。关了两三年后，由于法院难以判决，经黄埔军校同学保释，1934年9月，他一瘸一拐地出狱了。
在狱中，虽罪名未定，他却已被认定为中共地下党人，遭严刑拷打。他的右小腿受刑致残，比左小腿细很多，走路会不经意地瘸跛，头颈中更有一条神经被打伤，以至平时与人讲话，头部会不自主地摇摆。
出了狱，李友邦仍在国民党特务的监控之下。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建立合作关系，统一战线，联合抗日，政治犯亦被释放，他这才得到完全的自由。
李友邦第二次入狱，是在归台后的1947年3月10日。可笑的是，他这次被捕的罪名，却是过了18天才被“赶织”出来的。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原本支持台湾当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对政府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这种失望逐渐转变为对强权势力、贪官污吏的抵制与反抗，不少“三青团”骨干成了各地运动的领导力量。时任“三青团”台湾区团部主任的李友邦，被疑为“二二八事件”的幕后操纵者。
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因而要求李友邦到电台对全台进行广播，以平息“动乱”。李友邦严词拒绝了：“你现在已经把问题搞得这么糟，不是我三两句话就能摆平的，我也不愿向台湾同胞说谎。”言罢，他还提出了陈仪政府道歉或相关人等下台的条件。为此，陈仪恼羞成怒，没有任何名目地逮捕了李友邦，上演了这么一出“先抓人，后罗织罪名”的闹剧。
所幸李友邦当时官拜中将，按律逮捕中将者须回报南京中央政府，李友邦才不致被陈仪所杀，而是被押送至南京监禁。陈仪等人还编排了“李系此次台省事变幕后操纵人之一”“李家中现尚窝藏奸细首要分子”等罪名。
得知丈夫被捕后，怀着身孕的严秀峰日夜奔波，赶至南京向“三青团”中央团部二处处长蒋经国说明“二二八事件”原委，告知台民并非暴动，而是对陈仪施政不满的爆发。
被拘3个半月后，李友邦终于被查实“罪名实属诬告”并释放出狱。
李友邦在“二二八事件”中堪堪逃过了一劫，“三青团”则未能幸免。这期间，团内众多成员陆续罹难。这是继台湾义勇队于1946年2月被台湾当局无理由取缔之后，更加残酷的一个打击。
此后李友邦心灰意冷，不愿再过问政事，一度还产生过离开政坛、迁居浙江的想法。用严秀峰的话说，“二二八之后，他抱持尽可能不管事、避免多做事的态度”。没想到，后来他还是没能逃过“白色恐怖”的劫难。
不是“匪谍”.只是“亲共”
“白色恐怖”时期扣在李友邦头上的“罪名”，很大一部分是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大陆组织台湾抗日义勇队时，与共产党人在工作中频频联系而招致。更重要的是他的义勇队中成分“不干净”。
“李友邦所领导之台湾义勇队，不仅重要干部容纳匪干把持（如潘华），其队员中满布匪党分子，无异为匪之温床……其甘心将义勇队无形成为共匪之外围组织，使其队员蜕化为匪之干部，并在台湾为叛乱之行为，该李友邦阴谋不轨，实难宽恕……”这是《李友邦匪谍案侦查意见书》上的内容，可谓字字诛心。
本来正当的的职务，到这里全成了罪状。李友邦以义勇队之旗帜为号召，争取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是事实，后来他们绝大部分都被吸收加入了蒋介石为团长的“三青团”，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却不想，祸端还是悄然埋下了。
“我父亲根本不是‘匪谍’，我父亲只是‘亲共’而已。”李力群无数次地强调，“‘亲共’和‘匪谍’完全不一样。‘匪谍’就是把国民党的资料送给共产党，而我的父亲不是，我的父亲只是保护这些共产党不要被国民党抓。”
说到李友邦的这种“亲共”态度，可得追溯到孙中山身上。
1924年6月，李友邦入读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归并黄埔军校第二期。那会儿，李友邦才离台没几个月，国语都不怎么会讲，孙中山带着的浓浓广东腔的国语，他更是完全听不懂。
有一回，孙中山在演讲，李友邦竟然在底下打起瞌睡来。孙中山走到他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询问：“你是不是不舒服？”了解到李友邦是学校里唯一的台籍学生，听不太懂国语后，孙中山便请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教他。此后6个多月里，李友邦常常出入廖仲恺的住处，学习国语并探讨革命问题。
廖仲恺的思想与孙中山是一致的，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便是李友邦最初受到的革命启蒙。
虽然‘亲共’，但是他对国民党却是忠诚的。
1945年9月4日，象征台湾光复的第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在台北上空升起。这面旗是李友邦派人从祖国大陆带回的。是年12月，李友邦率领台湾义勇队全体队员返台。
在他赴台前，周恩来曾派员至福建，劝他留下。李友邦却拒绝了，理由是“家族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