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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亲批群众来信
1968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此时，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的群众，就一位同志出席接待国宾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两派争执不下，各不相让。
当时，我是反对一方打头的，观点格外强硬。我的坚决态度，并非全是出于个人情绪，而是因我是第一亚洲司领导运动的群众组织的“第一把手”，更多地考虑到运动形势的发展。
司领导没有说服我，主管副部长韩念龙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仍执拗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随后，大家议定，上书周总理裁决。我约另一位“司联委”成员，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反对的理由。信通过部内机要交通直送总理办公室。有同志给周总理秘书钱嘉栋打电话，请他收到信后尽快呈请总理批示。
不到两个小时，钱嘉栋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信已报告总理，总理批示：该同志可以参加接待，做后台工作。
我听后非常激奋、感动，同时又有点不安。周总理从运动进展的形势考虑，支持了我的意见，同时又让该同志参加接待，体现了对该同志的政治关怀。周总理日理万机，“文革”中经常日以继夜地工作，还过问我这个入部不久的年轻人反映的具体小事，这使我极为感动，也使我对总理关心群众之事的领袖风范产生了由衷的崇敬。同时，我内心颇感歉疚、不安，感到不应该因群众之间小小的纷争，分散总理的精力。
这件事充分表现出周总理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也使我受到了终生的刻骨铭心的教育。
据我所知，外交部凡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或表达个人诉求的，都得到了周总理的回音与关怀。
李耀文解救被诬群众
1970年6月，周恩来点名将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调到外交部任军代表，随即李耀文又任副部长，领导先期入驻外交部政治部的以马文波为代表的“政治部军代表小组”，领导全部的运动。李耀文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涉及数百人的“五一六”问题。李耀文是位杰出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对此问题一目了然。在他看来，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会有数百人的“五一六”分子，这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本不困难，只要深入调查了解，认真进行去伪存真的排除，即可迎刃而解。但是，这个问题的形成因素，复杂敏感，且自上而下分歧很大，须严谨慎重地处理。这是一个涉及众多人的政治生命和尊严的问题，再艰难复杂也得尽快解决。为此，李耀文专程到问题突出的外交部湖南干校作实地调查，重点是解决外交部有没有“五一六”组织问题。当时我在湖南干校，主动找李耀文反映问题，但被部清查组组长挡驾。我又找随行的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陈德和谈了我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
1970年9月底，我到北京外调。抵京的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李耀文办公室。秘书说：“在，你去吧。”我进门自我介绍是湖南干校三连的，想反映些运动情况。李耀文示意我坐，并把桌上的电报、文件收拾起来。这给我一种踏实的感觉，使我感到他愿认真听，让我放开讲。我刚开始讲，已任副部长的马文波进来。李耀文说：“这是湖南干校的同志，我听听他们那里的情况。你也一起听听吧。”于是，我一人向两位副部长反映情况、谈看法。我以原第一亚洲司为例，细述88人中，“上马”的、本人承认的、背靠背审查的、“挂号”的，各有多少人，除个别人外，从司长到科员，都成了“五一六”分子或嫌疑人，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我还讲了一些审查方式及一些人招认的过程与悲情。两位副部长边听边记。在涉及敏感因素时，李耀文几次都巧妙地转换话题，把我的话转移到别的问题上。显然，他对一些敏感因素心中有数。我讲了大半个上午。最后李耀文说：“还有什么情况，想起来再来谈。”
10月1日晚，我去原第一亚洲司韩××家。她是外交部仅剩的唯一一个承认参加“五一六”组织而没有翻案者。许多坚持外交部有“五一六”组织的人，正是以她为例证。她对我边哭边诉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经过，也说了为何不翻案的顾虑。我回到招待所，连夜整理了一份谈话记录。国庆节后一上班，我又去见李耀文。他接过我递上的材料，翻了两页说：“此事我正在作调查研究。你在部内部外都不要说。”
几天后，部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讨论“五一六”问题，有些同志仍以韩××没有翻案为例证，坚持外交部有“五一六”组织。李耀文说：“韩××也已推翻。这是她和刘一斌的谈话记录。”他随手把材料递给部核心小组秘书说：“印发核心组成员。”
自此，关于外交部有无“五一六”组织之争，方算停止。后来，毛泽东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才算为“五一六”组织问题作了结论。
李耀文明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坚持排除“五一六”组织问题会触及外交部的复杂矛盾，甚至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仍艰苦地深入调查，果决地拿出看法，为受“五一六”政治阴霾笼罩几年而透不过气的广大群众纾难。这种群众利益至上的高尚品格，真令人敬佩。
刘振华关心群众生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极度激奋，连日游行，过度情绪激动和疲劳，使我胃溃疡复发，呕血不止。送北京医院抢救，需要立即手术止血。当时，北京医院因救治唐山地震伤员血库血液告罄，临时找不到血源。我的情况已很危险，开始缺血休克。刘振华副部长得悉后，立即亲自给北京医院党委书记打电话。血源解决了，我的命保住了。
时过数日，刘副部长仍然关心着我。了解到我还无法上班，便把我妻子召来询问情况。刘副部长对一名普通干部如此关心入微，使我非常感动，让我又重新感受到革命队伍中那种特殊的温暖。此事传开，外交部的干部都对这位将军副部长感到无比敬重。我能走动后，去刘副部长办公室面谢，亲聆了他关爱的话语，同时也领受了一番终生难忘的教育。
我进屋刚坐下，行政司司长接踵而至，原来刘副部长要谈行政司的工作。因他曾关照秘书小刘，没有特殊情况，谁来见他都不要拦，所以我进他的办公室时推门而入，不知他已有约。我见刘副部长有公事，便起身告辞，他却摆了摆手，示意我继续坐。
接着，刘副部长便以温和的语气，亲切的表情，语重心长地对行政司司长说：“我们外交部每年的福利费才20万元，这对于外交部这么多人来说并不多，但是每年还有大量节余。这说明什么问题？是我们的同志没有生活困难，还是我们组织上对他们关心不够，没有及时发放、有效发挥福利费的作用？”
刘副部长接着说：据了解，领困难补助的多是工勤人员外地亲属丧病急需或房屋修缮等临时需要，干部生活困难基本上没有人申请。工资多年没有调了，物价上涨，家庭人口增加，工资低的必然生活困难。我们的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有困难尽量自己克服，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这是可贵的，但我们组织上是否也该体察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减轻生活负担啊。知识分子面皮薄，他们宁肯咬紧牙关艰难度日，也不肯伸手。组织上要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发现确需补助的，要替他们填申请表，把钱领来装到他们的口袋里。对领补助的同志，要持正确的态度，不要连人家偶尔吃个好菜，都大眼小眼地看人家。人是需要营养来维持健康的。
短短一席话，从问题的存在到掌握的原则，直至处理的方法都有了。我随着行政司司长不时地点头，浑身回荡着一股暖流。
刘副部长把在部队“爱兵如子”的优良传统，带进了外交部。
1968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此时，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的群众，就一位同志出席接待国宾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两派争执不下，各不相让。
当时，我是反对一方打头的，观点格外强硬。我的坚决态度，并非全是出于个人情绪，而是因我是第一亚洲司领导运动的群众组织的“第一把手”，更多地考虑到运动形势的发展。
司领导没有说服我，主管副部长韩念龙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仍执拗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随后，大家议定，上书周总理裁决。我约另一位“司联委”成员，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反对的理由。信通过部内机要交通直送总理办公室。有同志给周总理秘书钱嘉栋打电话，请他收到信后尽快呈请总理批示。
不到两个小时，钱嘉栋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信已报告总理，总理批示：该同志可以参加接待，做后台工作。
我听后非常激奋、感动，同时又有点不安。周总理从运动进展的形势考虑，支持了我的意见，同时又让该同志参加接待，体现了对该同志的政治关怀。周总理日理万机，“文革”中经常日以继夜地工作，还过问我这个入部不久的年轻人反映的具体小事，这使我极为感动，也使我对总理关心群众之事的领袖风范产生了由衷的崇敬。同时，我内心颇感歉疚、不安，感到不应该因群众之间小小的纷争，分散总理的精力。
这件事充分表现出周总理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也使我受到了终生的刻骨铭心的教育。
据我所知，外交部凡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或表达个人诉求的，都得到了周总理的回音与关怀。
李耀文解救被诬群众
1970年6月，周恩来点名将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调到外交部任军代表，随即李耀文又任副部长，领导先期入驻外交部政治部的以马文波为代表的“政治部军代表小组”，领导全部的运动。李耀文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涉及数百人的“五一六”问题。李耀文是位杰出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对此问题一目了然。在他看来，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会有数百人的“五一六”分子，这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本不困难，只要深入调查了解，认真进行去伪存真的排除，即可迎刃而解。但是，这个问题的形成因素，复杂敏感，且自上而下分歧很大，须严谨慎重地处理。这是一个涉及众多人的政治生命和尊严的问题，再艰难复杂也得尽快解决。为此，李耀文专程到问题突出的外交部湖南干校作实地调查，重点是解决外交部有没有“五一六”组织问题。当时我在湖南干校，主动找李耀文反映问题，但被部清查组组长挡驾。我又找随行的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陈德和谈了我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
1970年9月底，我到北京外调。抵京的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李耀文办公室。秘书说：“在，你去吧。”我进门自我介绍是湖南干校三连的，想反映些运动情况。李耀文示意我坐，并把桌上的电报、文件收拾起来。这给我一种踏实的感觉，使我感到他愿认真听，让我放开讲。我刚开始讲，已任副部长的马文波进来。李耀文说：“这是湖南干校的同志，我听听他们那里的情况。你也一起听听吧。”于是，我一人向两位副部长反映情况、谈看法。我以原第一亚洲司为例，细述88人中，“上马”的、本人承认的、背靠背审查的、“挂号”的，各有多少人，除个别人外，从司长到科员，都成了“五一六”分子或嫌疑人，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我还讲了一些审查方式及一些人招认的过程与悲情。两位副部长边听边记。在涉及敏感因素时，李耀文几次都巧妙地转换话题，把我的话转移到别的问题上。显然，他对一些敏感因素心中有数。我讲了大半个上午。最后李耀文说：“还有什么情况，想起来再来谈。”
10月1日晚，我去原第一亚洲司韩××家。她是外交部仅剩的唯一一个承认参加“五一六”组织而没有翻案者。许多坚持外交部有“五一六”组织的人，正是以她为例证。她对我边哭边诉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经过，也说了为何不翻案的顾虑。我回到招待所，连夜整理了一份谈话记录。国庆节后一上班，我又去见李耀文。他接过我递上的材料，翻了两页说：“此事我正在作调查研究。你在部内部外都不要说。”
几天后，部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讨论“五一六”问题，有些同志仍以韩××没有翻案为例证，坚持外交部有“五一六”组织。李耀文说：“韩××也已推翻。这是她和刘一斌的谈话记录。”他随手把材料递给部核心小组秘书说：“印发核心组成员。”
自此，关于外交部有无“五一六”组织之争，方算停止。后来，毛泽东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才算为“五一六”组织问题作了结论。
李耀文明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坚持排除“五一六”组织问题会触及外交部的复杂矛盾，甚至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仍艰苦地深入调查，果决地拿出看法，为受“五一六”政治阴霾笼罩几年而透不过气的广大群众纾难。这种群众利益至上的高尚品格，真令人敬佩。
刘振华关心群众生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极度激奋，连日游行，过度情绪激动和疲劳，使我胃溃疡复发，呕血不止。送北京医院抢救，需要立即手术止血。当时，北京医院因救治唐山地震伤员血库血液告罄，临时找不到血源。我的情况已很危险，开始缺血休克。刘振华副部长得悉后，立即亲自给北京医院党委书记打电话。血源解决了，我的命保住了。
时过数日，刘副部长仍然关心着我。了解到我还无法上班，便把我妻子召来询问情况。刘副部长对一名普通干部如此关心入微，使我非常感动，让我又重新感受到革命队伍中那种特殊的温暖。此事传开，外交部的干部都对这位将军副部长感到无比敬重。我能走动后，去刘副部长办公室面谢，亲聆了他关爱的话语，同时也领受了一番终生难忘的教育。
我进屋刚坐下，行政司司长接踵而至，原来刘副部长要谈行政司的工作。因他曾关照秘书小刘，没有特殊情况，谁来见他都不要拦，所以我进他的办公室时推门而入，不知他已有约。我见刘副部长有公事，便起身告辞，他却摆了摆手，示意我继续坐。
接着，刘副部长便以温和的语气，亲切的表情，语重心长地对行政司司长说：“我们外交部每年的福利费才20万元，这对于外交部这么多人来说并不多，但是每年还有大量节余。这说明什么问题？是我们的同志没有生活困难，还是我们组织上对他们关心不够，没有及时发放、有效发挥福利费的作用？”
刘副部长接着说：据了解，领困难补助的多是工勤人员外地亲属丧病急需或房屋修缮等临时需要，干部生活困难基本上没有人申请。工资多年没有调了，物价上涨，家庭人口增加，工资低的必然生活困难。我们的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有困难尽量自己克服，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这是可贵的，但我们组织上是否也该体察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减轻生活负担啊。知识分子面皮薄，他们宁肯咬紧牙关艰难度日，也不肯伸手。组织上要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发现确需补助的，要替他们填申请表，把钱领来装到他们的口袋里。对领补助的同志，要持正确的态度，不要连人家偶尔吃个好菜，都大眼小眼地看人家。人是需要营养来维持健康的。
短短一席话，从问题的存在到掌握的原则，直至处理的方法都有了。我随着行政司司长不时地点头，浑身回荡着一股暖流。
刘副部长把在部队“爱兵如子”的优良传统，带进了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