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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9日，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谭崇台与世长辞。六年之前的11月23日，谭崇台的至交好友张培刚已经先走一步了。谭崇台和张培刚两人都以近百岁的高龄离世，而且身后都是备极荣哀。回想他们当年的传奇和遗憾，在为他们庆幸的同时也更生感慨。
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双子星”
谭崇台比张培刚小七岁，他们两人本科都就读于武汉大学，后来又都负笈美国，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张培刚博士毕业，谭崇台硕士毕业）。归国之初，两人又都在武汉大学任教。张培刚与吴于廑、韩德培并称“哈佛三剑客”；而谭崇台则与陈观烈、陈文蔚并称 “后哈佛三剑客”。张培刚和谭崇台还都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号称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双子星”。
当然，谭崇台和张培刚不仅仅是校友，他们还是同事和至亲。尽管张培刚后来到了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但是张培刚却成了谭崇台的妹夫。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华中理工大学没有经济学博士点，张培刚不得不与谭崇台合作，利用谭崇台的博士点共同培养博士生。
想当年，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谭崇台来到哈佛大学后，偶遇胡适。胡适得知谭崇台也来自武汉大学后，立即说道：“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那应该是谭崇台和张培刚结缘的开始。
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哈佛大学授予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獎”。该书对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动态、相互依存的演进关系，指出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而要把改善农民、农业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环节。后来，《农业与工业化》被国际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由此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甚至有人将他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相比之下，谭崇台对发展经济学的初创性贡献似乎不如张培刚那么突出。从表面上看，他对中国发展经济学贡献主要体现在重新引入西方发展经济学、发掘发展经济学思想史，以及构建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培育发展经济学人才上面。
在国际上，发展经济学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到60年代后一度陷入沉寂，直到进入90年代之后才又出现复兴的迹象。难得的是，谭崇台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陷入沉寂的阶段，慧眼识珠，在80年代初率先将西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系统地引入中国。除了大量的评介性论著之处，他于1985年出版的专著《发展经济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提出了全面的发展经济学体系的专著。1987年，谭崇台成为了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博士生的博导。
正是在谭崇台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发展经济学迅速在国内得到了认可和普及。在他的指导下，武汉大学在全国最早开设了发展经济学课，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科研梯队，培养出了一批青年发展经济学家。在一定意义上，当今中国高校讲授的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是谭崇台一手打造而成的。
大国的发展经济学
谭崇台除了建构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之外，还孜孜不倦地追索发展经济学思想史，撰写了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开创意义的《经济发展思想史》一书。尤其是，与张培刚一样，谭崇台试图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各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特征来拓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强调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以此来促进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和《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这两本巨著，是谭崇台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两类。均衡发展理论大体上相当于张培刚所称的“新古典的发展经济学”，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必须是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要相对平衡地分配资源，实现共同增长。如果某些产业、某些地区落后了，就可能拖了整体发展的后腿。均衡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提出的通过发展农业来实现工业化的农业国发展之路，也属于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追求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因为资源在区域之间的分布和扩散不可能是均匀的，不同区域的发展本应有先有后，而且发展本身也会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信息不对称严重，很难做到平衡的整体发展。发展中大国尤其如此。倡导非均衡发展理论的经济学家主要有冈纳·缪尔达尔和阿尔伯特·赫希曼等人，前者强调循环累积因果对贫困的影响，而后者则强调企业家活动引发的关联效应对发展的意义。
从国际上看，发展经济学形成与兴起之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历过一个迅速普及和大发展的兴盛时期，但是很快就衰落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未能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摆脱经济落后的泥淖。于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大国的经济发展”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前沿课题。基于发展经济学的狭义定义，谭崇台指出，“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研究”才是国际发展经济学核心的前沿课题，他强调，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新任务，也是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希望所在，“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有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基础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丰富的发展经验，将成为发展经济学永不枯竭的源泉”。
谭崇台的这个主张与张培刚所倡导的“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别无二致：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重点，改进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探根溯源，对经济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把体制转轨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这种“新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大国的发展经济学。大国的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与两个观察有关。第一个观察是，日本、韩国等后发经济强国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似乎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第二个观察是，大国的发展道路与小国有很大不同，亚洲四小龙、产油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可能没有太大意义。 这也就是谭崇台和张培刚等人所倡导的大国的发展经济学的意义所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与发展经济学本身有关。以往的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大多很大程度上只是经济学家在远离经济发展现实的书房中构想出来的。发展经济学是学以致用的学科，它的目标就在于指导经济发展政策。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都需要大量的信息，利用无数“分立知识”。这些信息和知识，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实践以及最贴近实践的“田野调查”才能获得。因此，谭崇台一再强调，要努力探索中国经济从传统到现代、从贫穷到富强的发展路径，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意义，并上升为发展经济学理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大国的发展经济学何往
谭崇台认为，要改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前的发展经济学侧重于宏观分析和构造理论体系，以建立通用的模型、提出一般性的发展战略为导向，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有重要的缺陷。因为发展理论、政策与想要达到的政策效果之间，往往有非常大的距离，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特殊情况，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建议加强微观的、案例的比较研究。这与大国的发展经济学的总体目标并不矛盾。
这种看法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发展经济学的行为转向——不谋而合。
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阿尔伯特·赫希曼就强调过，发展中出现的小问题、小细节最值得关注，因为它们与人直接相关，可能决定了发展政策的成败。
赫希曼指出，发展经济学家必须放弃“根据理论，通过规划，可以直接从这一点到达那一点”这类想法，而要更多地利用小型实验来了解情况，做到“干中学”，即使是失败的发展项目，也可能有助于形成有益的竞争环境。赫希曼还认为，习俗、制度、文化、历史等因素，对于发展政策的效果非常重要。赫希曼这些思想，近些年来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确实，结合随机对照实验、自然实验等方法，行为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有非常大的发展前途，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发展的最终关键是如何激发创新精神（或者说，激发所有人的企业家精神）。说到底，一个大国，凭借资源优势、地缘优势，是無法真正走上健康的发展坦途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允许人们自由地进行各种实验，或许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自然实验，大国的发展经济学的前途也在这里。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双子星”
谭崇台比张培刚小七岁，他们两人本科都就读于武汉大学，后来又都负笈美国，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张培刚博士毕业，谭崇台硕士毕业）。归国之初，两人又都在武汉大学任教。张培刚与吴于廑、韩德培并称“哈佛三剑客”；而谭崇台则与陈观烈、陈文蔚并称 “后哈佛三剑客”。张培刚和谭崇台还都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号称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双子星”。
当然，谭崇台和张培刚不仅仅是校友，他们还是同事和至亲。尽管张培刚后来到了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但是张培刚却成了谭崇台的妹夫。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华中理工大学没有经济学博士点，张培刚不得不与谭崇台合作，利用谭崇台的博士点共同培养博士生。
想当年，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谭崇台来到哈佛大学后，偶遇胡适。胡适得知谭崇台也来自武汉大学后，立即说道：“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那应该是谭崇台和张培刚结缘的开始。
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哈佛大学授予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獎”。该书对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动态、相互依存的演进关系，指出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而要把改善农民、农业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环节。后来，《农业与工业化》被国际公认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由此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甚至有人将他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相比之下，谭崇台对发展经济学的初创性贡献似乎不如张培刚那么突出。从表面上看，他对中国发展经济学贡献主要体现在重新引入西方发展经济学、发掘发展经济学思想史，以及构建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培育发展经济学人才上面。
在国际上，发展经济学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到60年代后一度陷入沉寂，直到进入90年代之后才又出现复兴的迹象。难得的是，谭崇台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陷入沉寂的阶段，慧眼识珠，在80年代初率先将西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系统地引入中国。除了大量的评介性论著之处，他于1985年出版的专著《发展经济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提出了全面的发展经济学体系的专著。1987年，谭崇台成为了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博士生的博导。
正是在谭崇台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发展经济学迅速在国内得到了认可和普及。在他的指导下，武汉大学在全国最早开设了发展经济学课，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科研梯队，培养出了一批青年发展经济学家。在一定意义上，当今中国高校讲授的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是谭崇台一手打造而成的。
大国的发展经济学
谭崇台除了建构发展经济学学科体系之外，还孜孜不倦地追索发展经济学思想史，撰写了在经济思想史上有开创意义的《经济发展思想史》一书。尤其是，与张培刚一样，谭崇台试图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各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特征来拓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强调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以此来促进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和《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这两本巨著，是谭崇台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两类。均衡发展理论大体上相当于张培刚所称的“新古典的发展经济学”，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必须是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要相对平衡地分配资源，实现共同增长。如果某些产业、某些地区落后了，就可能拖了整体发展的后腿。均衡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提出的通过发展农业来实现工业化的农业国发展之路，也属于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追求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因为资源在区域之间的分布和扩散不可能是均匀的，不同区域的发展本应有先有后，而且发展本身也会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信息不对称严重，很难做到平衡的整体发展。发展中大国尤其如此。倡导非均衡发展理论的经济学家主要有冈纳·缪尔达尔和阿尔伯特·赫希曼等人，前者强调循环累积因果对贫困的影响，而后者则强调企业家活动引发的关联效应对发展的意义。
从国际上看，发展经济学形成与兴起之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历过一个迅速普及和大发展的兴盛时期，但是很快就衰落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未能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摆脱经济落后的泥淖。于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大国的经济发展”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前沿课题。基于发展经济学的狭义定义，谭崇台指出，“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研究”才是国际发展经济学核心的前沿课题，他强调，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是发展经济学的新任务，也是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希望所在，“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有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基础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丰富的发展经验，将成为发展经济学永不枯竭的源泉”。
谭崇台的这个主张与张培刚所倡导的“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别无二致：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重点，改进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探根溯源，对经济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把体制转轨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
这种“新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大国的发展经济学。大国的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与两个观察有关。第一个观察是，日本、韩国等后发经济强国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似乎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第二个观察是，大国的发展道路与小国有很大不同，亚洲四小龙、产油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可能没有太大意义。 这也就是谭崇台和张培刚等人所倡导的大国的发展经济学的意义所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与发展经济学本身有关。以往的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大多很大程度上只是经济学家在远离经济发展现实的书房中构想出来的。发展经济学是学以致用的学科，它的目标就在于指导经济发展政策。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都需要大量的信息，利用无数“分立知识”。这些信息和知识，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实践以及最贴近实践的“田野调查”才能获得。因此，谭崇台一再强调，要努力探索中国经济从传统到现代、从贫穷到富强的发展路径，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意义，并上升为发展经济学理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
大国的发展经济学何往
谭崇台认为，要改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前的发展经济学侧重于宏观分析和构造理论体系，以建立通用的模型、提出一般性的发展战略为导向，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有重要的缺陷。因为发展理论、政策与想要达到的政策效果之间，往往有非常大的距离，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特殊情况，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建议加强微观的、案例的比较研究。这与大国的发展经济学的总体目标并不矛盾。
这种看法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发展经济学的行为转向——不谋而合。
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阿尔伯特·赫希曼就强调过，发展中出现的小问题、小细节最值得关注，因为它们与人直接相关，可能决定了发展政策的成败。
赫希曼指出，发展经济学家必须放弃“根据理论，通过规划，可以直接从这一点到达那一点”这类想法，而要更多地利用小型实验来了解情况，做到“干中学”，即使是失败的发展项目，也可能有助于形成有益的竞争环境。赫希曼还认为，习俗、制度、文化、历史等因素，对于发展政策的效果非常重要。赫希曼这些思想，近些年来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中重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确实，结合随机对照实验、自然实验等方法，行为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有非常大的发展前途，班纳吉和迪弗洛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发展的最终关键是如何激发创新精神（或者说，激发所有人的企业家精神）。说到底，一个大国，凭借资源优势、地缘优势，是無法真正走上健康的发展坦途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允许人们自由地进行各种实验，或许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自然实验，大国的发展经济学的前途也在这里。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