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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红岩精神，其形成与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
“红岩”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机关（公开机构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地，也是以真实历史为原型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的名称。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革命斗争、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与重庆解放前夕的狱中斗争密切相关，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凝结而成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总有其特定的历史底色和发展脉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红岩精神，其形成与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其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
一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發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条件极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极易受腐蚀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不断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民主进步力量。南方局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按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要求，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开创了革命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二是解放战争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肩负着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时代使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弥天大勇”飞赴重庆，入驻红岩，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重庆谈判，毛泽东深入虎穴而保持镇定自若，处险不惊，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谈判桌上，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在与各阶层人士的会见和接触中，胸怀坦荡、坦诚相见。重庆谈判结束后，为维护重庆谈判成果和政协决议，南方局共产党人继续开展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这些革命斗争实践表现出来的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使命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临危不乱的胆识气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三是解放战争时期，以江竹筠、陈然、王朴等为代表的歌乐英烈群体在狱中斗争中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红岩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位于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白公馆是关押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人间地狱。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坚定信念，“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牺牲精神，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仍不忘给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和为之奉献了热血生命的党组织留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血泪嘱托”，总结出八条“狱中意见”，这是他们在走向刑场前，向党组织表达的赤胆忠心和殷切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同时，三个发展阶段又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统一性。首先，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贯穿于三个阶段的始终。其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复杂艰难的斗争环境中重视加强党的建设贯穿于三个阶段的始终。最后，党的组织体系和党的主要成员在三个发展阶段一脉相承。红岩村领导的革命实践，以及小说《红岩》艺术再现的渣滓洞、白公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地下斗争和狱中斗争，都是“红岩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具有一以贯之的组织体系和骨干力量，一脉相承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的集中反映，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根植于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发展研究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红岩”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机关（公开机构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和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驻地，也是以真实历史为原型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的名称。红岩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革命斗争、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与重庆解放前夕的狱中斗争密切相关，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发展和凝结而成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总有其特定的历史底色和发展脉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红岩精神，其形成与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其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
一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發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条件极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极易受腐蚀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不断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民主进步力量。南方局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按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要求，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开创了革命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二是解放战争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肩负着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时代使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弥天大勇”飞赴重庆，入驻红岩，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43天的重庆谈判，毛泽东深入虎穴而保持镇定自若，处险不惊，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谈判桌上，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卑不亢，在与各阶层人士的会见和接触中，胸怀坦荡、坦诚相见。重庆谈判结束后，为维护重庆谈判成果和政协决议，南方局共产党人继续开展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这些革命斗争实践表现出来的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使命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临危不乱的胆识气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三是解放战争时期，以江竹筠、陈然、王朴等为代表的歌乐英烈群体在狱中斗争中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红岩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位于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白公馆是关押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人间地狱。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坚定信念，“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牺牲精神，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仍不忘给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和为之奉献了热血生命的党组织留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血泪嘱托”，总结出八条“狱中意见”，这是他们在走向刑场前，向党组织表达的赤胆忠心和殷切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同时，三个发展阶段又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统一性。首先，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贯穿于三个阶段的始终。其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复杂艰难的斗争环境中重视加强党的建设贯穿于三个阶段的始终。最后，党的组织体系和党的主要成员在三个发展阶段一脉相承。红岩村领导的革命实践，以及小说《红岩》艺术再现的渣滓洞、白公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地下斗争和狱中斗争，都是“红岩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具有一以贯之的组织体系和骨干力量，一脉相承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的集中反映，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根植于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发展研究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