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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路同志：
示悉。老妻见告，是您亲自赍至的，未获握晤为憾。关于“文人”的品书录稿，还颇有点曲折，真是说来话长。我于三月杪写就，托杨进同志带去编辑部，五月间听您说起将刊发，后来忽然音信全无。九月初我乃重新写过，寄给杨丽华同志，并附信说：并非为秦君戏台里喝彩，而是真喜爱此书，虽重写的稿子未必便比初稿增色，但区区此心总欲寻求共赏的同志耳。这便是十一期所发表的。至于第一稿到底在何处蹉跌，也就不问它了。我在第一稿中引了俞平伯忆朱自清和罗常培祝老舍两文，这两篇在各种集子里都未收。读三联《完美人格》一书。我曾纳闷：怎么没有俞先生的文章?现在选入尊编，功德无量!我以前亦未见到过，读此时极受感动。罗先生是专门学者，这类文章甚少见，直谅之言，殊为难得。罗先生去世，老舍有悼文，以较罗先生这一篇，情辞俱所不及。这就使我对殷勤搜辑的编选功力既钦佩又感谢，觉得非写出一点心意来不可，只是在品书录中未尽欲言耳。
《人民日报》日前有叶至善《怅惘》一文，文中说到叶先生，也说到了俞先生和朱先生。文章极好，但与尊编又非一路。俞先生和巴金以及开明旧人周振甫，照说都能写出极有内容的纪念叶先生的文章来的，俞、巴两老大约很衰颓了，老病侵寻，执笔已有困难，如有人组织，前往访问录音。整理成篇，庶能有得耳。萧乾一文虽短，但劈头便说圣陶先生在师友中是圣人型的一语，深得我心，所以我亦甚为称美，然或非能为年青一代所僚然，此所以叶至善有此“怅惘”也。
湖南出版界自钟叔河、朱正两君挂冠，恐将大有变化，能否还出版一些似前那样的书，殆不可必。而在北京买书，亦极困难，虽时时上书店，亦终少所得，殊可叹慨。
草草，即颂撰祺!
劳祖德上。十二月一日 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与北京三联书店老编辑秦人路先生合作选编了一本现代作家相互忆念的散文集《文人笔下的文人(1919—1948)》，被纳入钟叔河主编的“凤凰丛书”，1987年1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选辑了65位现代作家所写的文笔好、感情真、值得阅读欣赏的散文104篇，留驻了53位同代作家的音容笑貌、人品与文品。该书“选辑的年代界线，让读者从中体尝到一种特具的历史情韵。在这个起点之前，没有这样的‘笔’；在这个终点之后，由于社会政治的大变革，很多支笔下也不再流泻那般的音色了。因之，这本书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历史的；不仅供你吟味，而且令你沉思”(谷林语)。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特为该书绘制了鲁迅、胡适、许地山、叶圣陶、徐志摩、郁达夫、茅盾、庐隐、朱自清、老舍、冰心等15位被忆作家的人物肖像插图，惟妙惟肖，为该书增色不少。
当时，读书人谷林(1919-2009)正担任《读书》杂志的“义务校对，义务编辑，义务评论员”(陈原语)。而《读书》杂志正是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于是，作为秦人路的老朋友，谷林为《文人》一书写了评介文章，并且声明“并非为秦君戏台里喝彩，而是真喜爱此书”。文稿中针对俞平伯悼念朱自清的散文《诤友》和罗常培为祝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而写的《我与老舍》两文，阐发了自己的读后感。俞、罗两文确实都很少见。其中俞平伯的《诤友》一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颂扬了朱自清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因该文未能收入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7月出版的《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一书中，所以，谷林初次阅读时“极受感动”。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文章更是写得情真意切。他与老舍是小学同学，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儿”。他对老舍天生洒脱、豪放、倔强的性情，坎坷的经历和丰富的文学创作了解深刻，评介中肯，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挚的友情。因此，谷林慨叹：“罗先生是专门学者，这类文章甚少见，直谅之言，殊为难得。” 谷林的初稿完成于1988年3月，同年5月，《读书》杂志编辑部已经决定刊发，可是，直至9月，仍无消息。谷林自己知趣，又重新写了第二稿，题目为《凤凰来仪》，最终发表在《读书》杂志1988年第11期的“品书录”专栏，署名“劳祖德”。“劳祖德”是他的本名，“谷林”则是他的笔名。此文后被收入他的散文集《书边杂写》，题目改为《有凤来仪》。文章围绕着书中所收关于周作人的那一组散文，即冯文炳的《知堂先生》、温源宁的《周作人这个人》、郭沫若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以及郑振铎的《惜周作人》四篇文章，客观、公允地进行了品评，如郑、郭两文“情意真挚”“灼然可见”；冯文“情辞俱美”，“仰止推重，可谓极至”等。新中国成立后，言随人废，于是，郑、冯之文均未能收入各自的散文集。因此，谷林感谢《文人》一书“一一予以辑录”之功，“恰如本丛书的命名，香木自焚的凤凰再生来仪。不管在你是旧友重逢，在他是奇文乍睹，自将一齐喜幸那碧空蓝天的朝来新爽。”文字清新淡雅，谈书论人，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该文成为他“迷恋苦雨斋小品文”的佐证。陈原就曾指出：“他对苦雨斋主人的书着了迷”，“《有凤来仪》一篇可以作证”(见《(书边杂写)和(都市的茶客)合序》)。
1988年12月1日，三联书店编辑秦人路为书评一事登门拜访谷林，未得谋面，只好留言以别。谷林深感歉疚，于是，给秦先生写了这封信，权当面谈。书信写在稿纸上，文字工整、秀丽，如同硬笔小楷书法作品。
书信中，谷林还谈到了叶至善所写的《怅惘》一文，那是为纪念朱自清90岁诞辰而作的，发表在198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上。文章回忆了1987年4月26日，在朱自清逝世39年之际，身体衰弱的叶圣陶、俞平伯和已经双目失明的朱夫人陈竹隐等曾应邀到清华大学，参加朱自清石像揭幕典礼。而对于这样的文化活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和各大报纸，均无相关报道，叶圣老为此“神情颇有点儿怅惘”。叶至善感慨朱先生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他说：“今年8月12日，朱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又没见有报刊发表纪念文章。父亲如果还在，他一定又会问的，一定又会黯然无言。‘身后寂寞’本来只是活着的人的感慨，由于忘不了死者生前的忧患和劳碌；死者是毫不相干的，无所谓寂寞不寂寞。恐怕渐渐地，人们知道朱先生的，只剩下选进课本的《荷塘月色》和《背影》这两篇早年的文字了。”谷林认为，前辈作家、学者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不能被“年青一代所僚然”，这正是“叶至善有此‘怅惘”’的原因所在。
当时，适值叶圣陶先生辞世不久，萧乾曾在《人民画报》上发表悼念文章《万世师表叶圣陶》，称“在我一生接触的师长中，有几位是圣哲型的。就是说，不仅学问好，文笔好，而且做人十足正派，表里一致，不投机，不看风向，对人一腔热忱，对国家事业抱献身精神。在屈指可数的这样师表中，叶老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他的道德文章，他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是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世光辉的楷模。他留下的丰富遗产，有关于文艺、关于教育、关于语言的，但我们首先应继承并学习的，是他那耿直不阿、真诚待人的风范，以及那不求名、不图利、为民族兴旺和社会主义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谷林不仅赞同萧乾的观点，而且，由此联想到应该请俞平伯、巴金以及原开明书店的老编辑周振甫等撰写纪念叶圣陶的文章，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叶圣老。他说：“照说都能写出极有内容的纪念叶先生的文章来的，俞、巴两老大约很衰颓了，老病侵寻，执笔已有困难，如有人组织，前往访问录音，整理成篇，庶能有得耳。”谷林的设想其实是可行的，但是，却要因人而异。如俞平伯晚年就对来访、录音、录像等均表示反感，原因是曾经坎坷，余悸犹存；再者，交往越深，人天之隔后，心中痛惜，越无话可说。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俞平伯对叶圣陶、周作人、废名等老朋友，都没有留下纪念文章，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是人所共知的。 谷林比秦人路年长5岁，可是在书信中，他却对秦先生尊敬有加，不仅以“您”相称，而且，在落款处写了“劳祖德上”，由此，一位有修养、有素质的老学者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谷林是一位传统文化的值守者，他认为：“读书未必有成，因之也未必有用，但我以为这总是人间最好的东西，值得用最热切的感情去爱。”(见《书简三叠·致扬之水》)数十年来，他从读书中得到了高尚的情操、向上的理想、人生的乐趣和奉献的品格，他真是读书人的楷模。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编辑 王 正)
好书超市
《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德)赫尔德著。张晓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2月，23.00元
这本书按主题分为五部分：人性、语言和历史，神话和宗教，神与自然，文学与《圣经》，基督教和神学。而这五部分划分可以帮助读者在赫尔德纷繁浩大的著述中把握几条主要线索，以便理解这位大思想家的思想。
示悉。老妻见告，是您亲自赍至的，未获握晤为憾。关于“文人”的品书录稿，还颇有点曲折，真是说来话长。我于三月杪写就，托杨进同志带去编辑部，五月间听您说起将刊发，后来忽然音信全无。九月初我乃重新写过，寄给杨丽华同志，并附信说：并非为秦君戏台里喝彩，而是真喜爱此书，虽重写的稿子未必便比初稿增色，但区区此心总欲寻求共赏的同志耳。这便是十一期所发表的。至于第一稿到底在何处蹉跌，也就不问它了。我在第一稿中引了俞平伯忆朱自清和罗常培祝老舍两文，这两篇在各种集子里都未收。读三联《完美人格》一书。我曾纳闷：怎么没有俞先生的文章?现在选入尊编，功德无量!我以前亦未见到过，读此时极受感动。罗先生是专门学者，这类文章甚少见，直谅之言，殊为难得。罗先生去世，老舍有悼文，以较罗先生这一篇，情辞俱所不及。这就使我对殷勤搜辑的编选功力既钦佩又感谢，觉得非写出一点心意来不可，只是在品书录中未尽欲言耳。
《人民日报》日前有叶至善《怅惘》一文，文中说到叶先生，也说到了俞先生和朱先生。文章极好，但与尊编又非一路。俞先生和巴金以及开明旧人周振甫，照说都能写出极有内容的纪念叶先生的文章来的，俞、巴两老大约很衰颓了，老病侵寻，执笔已有困难，如有人组织，前往访问录音。整理成篇，庶能有得耳。萧乾一文虽短，但劈头便说圣陶先生在师友中是圣人型的一语，深得我心，所以我亦甚为称美，然或非能为年青一代所僚然，此所以叶至善有此“怅惘”也。
湖南出版界自钟叔河、朱正两君挂冠，恐将大有变化，能否还出版一些似前那样的书，殆不可必。而在北京买书，亦极困难，虽时时上书店，亦终少所得，殊可叹慨。
草草，即颂撰祺!
劳祖德上。十二月一日 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与北京三联书店老编辑秦人路先生合作选编了一本现代作家相互忆念的散文集《文人笔下的文人(1919—1948)》，被纳入钟叔河主编的“凤凰丛书”，1987年1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选辑了65位现代作家所写的文笔好、感情真、值得阅读欣赏的散文104篇，留驻了53位同代作家的音容笑貌、人品与文品。该书“选辑的年代界线，让读者从中体尝到一种特具的历史情韵。在这个起点之前，没有这样的‘笔’；在这个终点之后，由于社会政治的大变革，很多支笔下也不再流泻那般的音色了。因之，这本书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历史的；不仅供你吟味，而且令你沉思”(谷林语)。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特为该书绘制了鲁迅、胡适、许地山、叶圣陶、徐志摩、郁达夫、茅盾、庐隐、朱自清、老舍、冰心等15位被忆作家的人物肖像插图，惟妙惟肖，为该书增色不少。
当时，读书人谷林(1919-2009)正担任《读书》杂志的“义务校对，义务编辑，义务评论员”(陈原语)。而《读书》杂志正是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于是，作为秦人路的老朋友，谷林为《文人》一书写了评介文章，并且声明“并非为秦君戏台里喝彩，而是真喜爱此书”。文稿中针对俞平伯悼念朱自清的散文《诤友》和罗常培为祝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而写的《我与老舍》两文，阐发了自己的读后感。俞、罗两文确实都很少见。其中俞平伯的《诤友》一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颂扬了朱自清的“友直，友谅，友多闻”。因该文未能收入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7月出版的《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一书中，所以，谷林初次阅读时“极受感动”。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文章更是写得情真意切。他与老舍是小学同学，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儿”。他对老舍天生洒脱、豪放、倔强的性情，坎坷的经历和丰富的文学创作了解深刻，评介中肯，字里行间流露着真挚的友情。因此，谷林慨叹：“罗先生是专门学者，这类文章甚少见，直谅之言，殊为难得。” 谷林的初稿完成于1988年3月，同年5月，《读书》杂志编辑部已经决定刊发，可是，直至9月，仍无消息。谷林自己知趣，又重新写了第二稿，题目为《凤凰来仪》，最终发表在《读书》杂志1988年第11期的“品书录”专栏，署名“劳祖德”。“劳祖德”是他的本名，“谷林”则是他的笔名。此文后被收入他的散文集《书边杂写》，题目改为《有凤来仪》。文章围绕着书中所收关于周作人的那一组散文，即冯文炳的《知堂先生》、温源宁的《周作人这个人》、郭沫若的《国难声中怀知堂》以及郑振铎的《惜周作人》四篇文章，客观、公允地进行了品评，如郑、郭两文“情意真挚”“灼然可见”；冯文“情辞俱美”，“仰止推重，可谓极至”等。新中国成立后，言随人废，于是，郑、冯之文均未能收入各自的散文集。因此，谷林感谢《文人》一书“一一予以辑录”之功，“恰如本丛书的命名，香木自焚的凤凰再生来仪。不管在你是旧友重逢，在他是奇文乍睹，自将一齐喜幸那碧空蓝天的朝来新爽。”文字清新淡雅，谈书论人，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该文成为他“迷恋苦雨斋小品文”的佐证。陈原就曾指出：“他对苦雨斋主人的书着了迷”，“《有凤来仪》一篇可以作证”(见《(书边杂写)和(都市的茶客)合序》)。
1988年12月1日，三联书店编辑秦人路为书评一事登门拜访谷林，未得谋面，只好留言以别。谷林深感歉疚，于是，给秦先生写了这封信，权当面谈。书信写在稿纸上，文字工整、秀丽，如同硬笔小楷书法作品。
书信中，谷林还谈到了叶至善所写的《怅惘》一文，那是为纪念朱自清90岁诞辰而作的，发表在198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上。文章回忆了1987年4月26日，在朱自清逝世39年之际，身体衰弱的叶圣陶、俞平伯和已经双目失明的朱夫人陈竹隐等曾应邀到清华大学，参加朱自清石像揭幕典礼。而对于这样的文化活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和各大报纸，均无相关报道，叶圣老为此“神情颇有点儿怅惘”。叶至善感慨朱先生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他说：“今年8月12日，朱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又没见有报刊发表纪念文章。父亲如果还在，他一定又会问的，一定又会黯然无言。‘身后寂寞’本来只是活着的人的感慨，由于忘不了死者生前的忧患和劳碌；死者是毫不相干的，无所谓寂寞不寂寞。恐怕渐渐地，人们知道朱先生的，只剩下选进课本的《荷塘月色》和《背影》这两篇早年的文字了。”谷林认为，前辈作家、学者的高风亮节、道德文章，不能被“年青一代所僚然”，这正是“叶至善有此‘怅惘”’的原因所在。
当时，适值叶圣陶先生辞世不久，萧乾曾在《人民画报》上发表悼念文章《万世师表叶圣陶》，称“在我一生接触的师长中，有几位是圣哲型的。就是说，不仅学问好，文笔好，而且做人十足正派，表里一致，不投机，不看风向，对人一腔热忱，对国家事业抱献身精神。在屈指可数的这样师表中，叶老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他的道德文章，他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是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世光辉的楷模。他留下的丰富遗产，有关于文艺、关于教育、关于语言的，但我们首先应继承并学习的，是他那耿直不阿、真诚待人的风范，以及那不求名、不图利、为民族兴旺和社会主义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谷林不仅赞同萧乾的观点，而且，由此联想到应该请俞平伯、巴金以及原开明书店的老编辑周振甫等撰写纪念叶圣陶的文章，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叶圣老。他说：“照说都能写出极有内容的纪念叶先生的文章来的，俞、巴两老大约很衰颓了，老病侵寻，执笔已有困难，如有人组织，前往访问录音，整理成篇，庶能有得耳。”谷林的设想其实是可行的，但是，却要因人而异。如俞平伯晚年就对来访、录音、录像等均表示反感，原因是曾经坎坷，余悸犹存；再者，交往越深，人天之隔后，心中痛惜，越无话可说。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俞平伯对叶圣陶、周作人、废名等老朋友，都没有留下纪念文章，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是人所共知的。 谷林比秦人路年长5岁，可是在书信中，他却对秦先生尊敬有加，不仅以“您”相称，而且，在落款处写了“劳祖德上”，由此，一位有修养、有素质的老学者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谷林是一位传统文化的值守者，他认为：“读书未必有成，因之也未必有用，但我以为这总是人间最好的东西，值得用最热切的感情去爱。”(见《书简三叠·致扬之水》)数十年来，他从读书中得到了高尚的情操、向上的理想、人生的乐趣和奉献的品格，他真是读书人的楷模。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编辑 王 正)
好书超市
《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德)赫尔德著。张晓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2月，23.00元
这本书按主题分为五部分：人性、语言和历史，神话和宗教，神与自然，文学与《圣经》，基督教和神学。而这五部分划分可以帮助读者在赫尔德纷繁浩大的著述中把握几条主要线索，以便理解这位大思想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