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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杂志虽偏居贵州，但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连我本人都没想到。我并没有说《山花》一定是国内最好的，但《山花》发过的很多作品，使它不打折扣地赢得了我持久的尊敬。
我想拿我本人举例子，这样会有说服力。事情要从2011年的夏季说起。
那一年，我和几个朋友临时起意返乡创业，未经科學论证就在我们村搞了一块荒地建食品加工厂，这件事闹得我现在一说起来都后悔不已。建厂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填充场地的土，我村某处就有大量的闲土可以挖运，但因不遂一个村赖子的讹诈，他挖断了我们的运土之路，工程暂时停了。这事虽说不能影响我的建厂周期，但着实令人恼火不已。我建厂时的筹备处是一个100平米的居民房，儿时的一个玩伴过来玩，我忿忿地给他讲了这件事，他反倒奇怪我和这个村赖子一般见识。“他家用不了几年就得玩完了！”玩伴以很肯定的语气说。奇怪，我当时听到“玩完”二字时心头竟然一震，冥冥之中仿佛有人提醒我，“你打不过村赖子，但可以把他写‘玩完’了呀！”这个“歹毒”的念头一起，我就心胸疏朗多了。说写就写，我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轻松把这个小说写完了，当然，写到最后我还是慈悯心起，没把村赖子这家人写上绝路。
我记得当时电脑文档显示的是28000字符，我写完时才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写这么长的小说，甚至，这就是我的小说处女作。但往哪儿投稿成了问题，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是从哪儿得到《山花》杂志的邮箱，就临时起意，把这篇稿子扔了进去。那篇小说写得仓促，现在看连自己都觉得不甚脸红，但我当时怀着侥幸心理，心想万一碰巧了呢。咳，没多久我就收到了郑瞳的电话，他说我那个中篇《偷生》挺有特点，能不能再给个短篇，写个创作谈，一并发表，我当时兴奋得脑子有点缺氧，但马上答应下来，短篇好说，创作谈更是半个小时内一挥而就。我还记得郑瞳有个按语：“赵卡的两个小说，很有味道。赵卡是我在信箱中找到的最好的作者，毫无疑问。”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我和《山花》发生联系的一个偶然事件，后来我又在《山花》发过几个小说和评论后，我便觉得我不是一个依赖于偶然事件的人了。
2014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完成了一个小说《像峭壁露出的马脚》，这篇小说我挺满意，我当时投给《上海文学》的甫跃辉了，他也觉得挺有意思，就提上去了，不久，甫跃辉和我说要下印厂了，我按捺不住兴奋。但最终这个小说没能发出来。这篇小说在我手里压了一年后，我不甘心呐，有道是人如果迷茫，气质就会不好，遂临时起意，把这篇稿子给了《山花》杂志的编辑李晁，很幸运，《山花》杂志在2016年第5期给发了。我记得我当时和李晁说过，不合适的地方可以改一改，李晁却回复我说，“我最讨厌改别人的稿子。”
不管什么样的作者，既然走上了写作这条窄路，不免要和杂志打交道，杂志终归还是文学作品的主阵地。但另一方面，杂志是有其理念预期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杂志都有其表现概念的风格，刊登现实主义作品无疑是主流。出于对现实主义理解的不同，或者说同一代人对现实主义的认知不同，就现实主义作品创作的方法论也常呈现出分岔的路径，浩然的《金光大道》算一种，陈忠实的《白鹿原》算一种，莫言的《生死疲劳》算一种，赵卡的难道不能算一种吗？
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接到《山花》杂志的用稿短信时（郑瞳发的），我忐忑不安地给诗人广子看，问他“这不是骗我开心吧？”广子当时瞟了一眼那短信内容就坚定地说，“老赵，你快出名了！”对一个尚未出名就过了气的作家来说，我觉得那则用稿短信是我写作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后来又在《山花》发过几次，我便厚颜无耻地以《山花》作家自居起来。
我不仅和《山花》杂志，和其他杂志也有非常愉快的交往，比如重庆的《红岩》，南京的《青春》，比如我们本土的《草原》和《鹿鸣》，都对我的作品有所宽容。《山花》杂志和其他杂志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勇气”，所谓成事者，勇气乃第一因素。
我知道如今的期刊环境比以前差远了，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对传统阅读习惯的冲击，不过，我仍要以一个作者兼读者的身份说：纸刊嘛，往大说生要逢时，往小讲顺势而为。我顺便在此扯点没用的，我们这些写东西人，要活到老写到老才会对万物怀有敬畏心，才不会觉得盖房就是垒砖石，打井就是挖深坑，投稿就是临时起意……
作者简介：
赵卡，本名赵先峰，197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现居呼和浩特。从事诗歌、小说、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作品发表于《红岩》《山花》《草原》等刊物。
我想拿我本人举例子，这样会有说服力。事情要从2011年的夏季说起。
那一年，我和几个朋友临时起意返乡创业，未经科學论证就在我们村搞了一块荒地建食品加工厂，这件事闹得我现在一说起来都后悔不已。建厂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填充场地的土，我村某处就有大量的闲土可以挖运，但因不遂一个村赖子的讹诈，他挖断了我们的运土之路，工程暂时停了。这事虽说不能影响我的建厂周期，但着实令人恼火不已。我建厂时的筹备处是一个100平米的居民房，儿时的一个玩伴过来玩，我忿忿地给他讲了这件事，他反倒奇怪我和这个村赖子一般见识。“他家用不了几年就得玩完了！”玩伴以很肯定的语气说。奇怪，我当时听到“玩完”二字时心头竟然一震，冥冥之中仿佛有人提醒我，“你打不过村赖子，但可以把他写‘玩完’了呀！”这个“歹毒”的念头一起，我就心胸疏朗多了。说写就写，我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轻松把这个小说写完了，当然，写到最后我还是慈悯心起，没把村赖子这家人写上绝路。
我记得当时电脑文档显示的是28000字符，我写完时才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写这么长的小说，甚至，这就是我的小说处女作。但往哪儿投稿成了问题，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是从哪儿得到《山花》杂志的邮箱，就临时起意，把这篇稿子扔了进去。那篇小说写得仓促，现在看连自己都觉得不甚脸红，但我当时怀着侥幸心理，心想万一碰巧了呢。咳，没多久我就收到了郑瞳的电话，他说我那个中篇《偷生》挺有特点，能不能再给个短篇，写个创作谈，一并发表，我当时兴奋得脑子有点缺氧，但马上答应下来，短篇好说，创作谈更是半个小时内一挥而就。我还记得郑瞳有个按语：“赵卡的两个小说，很有味道。赵卡是我在信箱中找到的最好的作者，毫无疑问。”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我和《山花》发生联系的一个偶然事件，后来我又在《山花》发过几个小说和评论后，我便觉得我不是一个依赖于偶然事件的人了。
2014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完成了一个小说《像峭壁露出的马脚》，这篇小说我挺满意，我当时投给《上海文学》的甫跃辉了，他也觉得挺有意思，就提上去了，不久，甫跃辉和我说要下印厂了，我按捺不住兴奋。但最终这个小说没能发出来。这篇小说在我手里压了一年后，我不甘心呐，有道是人如果迷茫，气质就会不好，遂临时起意，把这篇稿子给了《山花》杂志的编辑李晁，很幸运，《山花》杂志在2016年第5期给发了。我记得我当时和李晁说过，不合适的地方可以改一改，李晁却回复我说，“我最讨厌改别人的稿子。”
不管什么样的作者，既然走上了写作这条窄路，不免要和杂志打交道，杂志终归还是文学作品的主阵地。但另一方面，杂志是有其理念预期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杂志都有其表现概念的风格，刊登现实主义作品无疑是主流。出于对现实主义理解的不同，或者说同一代人对现实主义的认知不同，就现实主义作品创作的方法论也常呈现出分岔的路径，浩然的《金光大道》算一种，陈忠实的《白鹿原》算一种，莫言的《生死疲劳》算一种，赵卡的难道不能算一种吗？
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接到《山花》杂志的用稿短信时（郑瞳发的），我忐忑不安地给诗人广子看，问他“这不是骗我开心吧？”广子当时瞟了一眼那短信内容就坚定地说，“老赵，你快出名了！”对一个尚未出名就过了气的作家来说，我觉得那则用稿短信是我写作生涯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后来又在《山花》发过几次，我便厚颜无耻地以《山花》作家自居起来。
我不仅和《山花》杂志，和其他杂志也有非常愉快的交往，比如重庆的《红岩》，南京的《青春》，比如我们本土的《草原》和《鹿鸣》，都对我的作品有所宽容。《山花》杂志和其他杂志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就是“勇气”，所谓成事者，勇气乃第一因素。
我知道如今的期刊环境比以前差远了，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对传统阅读习惯的冲击，不过，我仍要以一个作者兼读者的身份说：纸刊嘛，往大说生要逢时，往小讲顺势而为。我顺便在此扯点没用的，我们这些写东西人，要活到老写到老才会对万物怀有敬畏心，才不会觉得盖房就是垒砖石，打井就是挖深坑，投稿就是临时起意……
作者简介：
赵卡，本名赵先峰，197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现居呼和浩特。从事诗歌、小说、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作品发表于《红岩》《山花》《草原》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