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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敞亮的大厅里，毛泽东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正缓步走来——
李敏不喜修饰，朴素整洁，文质彬彬。她头发齐肩，皮肤白皙，很像她的母亲，而轮廓尤其是下颌却酷似她的父亲。她声音轻柔，言语明晰，神态安然，内里有一份脱俗的自如与自信。
在领袖父亲身边长大的种种切切，赋予了她云水襟怀、松柏意志。她说：从小培养爱祖国，爱亲人，诚信、合作、向上、独立思考的好品质，培养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淳朴气质与达观精神，是我的父亲所要求的。
她还说：有人说，生命不过是镜花水月的梦；有人说，生活不过是艰涩炽烈的酒；还有人说，生存不过是寺庙里敲钟的和尚，得过且过、自由自在就行……不管怎样，但我还是想说：孩子们，不要放弃了对生命的追求。
此际，李敏仍清楚记得，她第一次与父亲谈的严肃话题，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在中学时代，我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1937年生于陕西保安，从小就看到在共产党员的行列里，有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光辉名字。所以，还在中学时代，我便写了入党申请书，但又觉得自己还达不到一个党员的标准，入党申请书迟迟不敢交给学校党支部。
我想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父亲，作一次同志式的思想交流。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到家，放下书包就去找父亲。父亲正好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
我神态认真、规规矩矩地站在父亲面前。父亲抬起头看着我。
一阵紧张，我忽然不知怎么开头才好。我还是第一次跟父亲谈严肃的话题。
“娇娃，什么事呀？来坐下讲……”父亲拍拍他旁边的椅子道。
我端正坐下，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挺正经地对父亲说：“爸爸，我想和您谈件事儿，很重要的事儿。”
父亲一听，有点诧异，他放下手里的书，问：“娇娃，你想谈什么呢？”
“爸爸，我想申请入党，但我想自己还不够条件。”
“那，你为什么要入党呢？”父亲不动声色问道。
“我……”没想到父亲这么问，我一下子被难住了。
父亲看看我的样子，微笑不语。
“我同学的爸爸都鼓励子女要好好努力，争取早日入党。您却反问我为什么入党。真让人不理解。”原想说说心里话得到些鼓励，却像被浇了盘冷水，我当时内心对父亲不免有点意见。
首先要明确入党的动机，这是不能忽略的
父亲和蔼地看着我，给我解释说：“你看，爸爸这不是在帮你解决问题吗？问你为什么要入党有什么不对呢？一个人要加入党组织，这是件好事嘛。不过，即使是好事，也要问个为什么，要入党，首先要明确入党的动机，这是不能忽略的。”
“我想，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是为了……还是让我好好再想想，下次跟您谈行吗？”明白了父亲的意图，我舒畅多了。
“好嘛，爸爸的大门向未来的共产党员敞开着！”父亲乐呵呵地站起来伸开双手说。
此后的好些日子里，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想起了流血牺牲的烈士，想起了各行各业忘我工作的劳动者，想起了我的岸英哥哥、楚雄哥哥……
在认真思考与父亲对话的同时，我领悟到：那天，父亲不是以爸爸的身份，而是出于一个老共产党党员的责任和一个有入党要求的青年进行严肃的谈话。父亲从来不把子女当做他的私有财产，也不主张我们围拢在他身边，靠着他大树乘凉，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当年，父亲曾给毛泽民叔叔的孩子远新三句赠言：“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三，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对我们的教育，父亲也是以此为准绳，不能因为是他的儿女就放松要求。父亲的车，归管理处管，从不让我们随便坐他的车子，除非急病或发烧至38度，赶着上医院，否则不可以使用。他是伟大而又普通的好爸爸。
想到这些，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对我的学业与事业、对我的理想与追求，父亲始终坚守着引导和严格要求的原则。
愿你们日日有进步
我们班上有位叫王桂芹的同学。1957年的暑假，她回乡下看母亲，写了好些日记。
晚餐时，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有篇同学写的劳动日记挺有意思的，您能看看吗？”
“唔。好啊。”父亲同意了。
很快地，父亲就把日记看完了，交给我。
我接过来打开看，父亲在日记的开头写着批语：
“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
日记里面，父亲还用铅笔在他认为精彩的27个地方画了圈圈，而一个地方连画上3个圈圈的有17处，对里面的错别字，父亲也给改了，比如“喜花怒放”改正为“心花怒放”；“过余夸奖”改正为“过于夸奖”；“一糠”改正为“一瓢糠”，等等。
这里，我想介绍桂芹日记里父亲打了圈的一些内容：
8月5日的一篇，桂芹说她看到旱地里的庄稼干得像被火烤过一样，心里很着急。她写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人工下雨呢？我想，我若能呼风唤雨多好！那庄稼年年丰收，国家年年富足，人民年年丰衣足食！”父亲在这段旁边画了两个圈圈，肯定这种与农民愿望相通的感情。
8月10日的一篇写到：桂芹答应给同学做双鞋，但一直没完成，她的母亲知道后，郑重地对女儿说：“这么久了还没给人家做……我就不喜欢光答应，不做的人。现在做吧。”在母亲的督促下，桂芹把花鞋做好了，她表示要“永远做个守信的人”。父亲在这段话旁边画了三个圈圈，对桂芹母亲严格教育儿女、对女学生动手做鞋，对孩子知错即改，并决心做个“永远守信的人”表示赞许。
父亲嘱咐我，退还日记时告诉桂芹：可以送到《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没过多久，在1958年4月号的《中国青年》里，刊载了桂芹的这些日记和父亲的批语，这在当时的学生和广大青年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我所以在此着重介绍，是觉得有责任让大家了解，即使在今天，父亲的批语对我们培养孩子、教育孩子都是重要和意义深远的。 此外，现在报刊上经常讨论关于学生“减负”的问题，其实这并非今天才出现的现象，还在上世纪的60年代，父亲就曾为“学生减负”作过专门的批示。
当时，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杨述同志转呈给中央一个报告。反映了当时学生负担已经很重，学校普遍建议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和呼声。北京市还要求学校减少小考，每课习题不得超过三个，学生寒暑假不得补课等等。
父亲在中共中央秘书室编的《群众反映》读到该文后，作了以下批示：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1964年3月10日
其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都发表了座谈减轻学生负担的文章，报道了减轻学生负担的经验，力求让学生身心健康地成长。
父亲就是这样，希望青年人有朝气，有活力、有干劲，像树木般挺拔而不要像花草那样脆弱。他殷切地说：“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愿你们日日有进步。”
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
1964年，我到国防科委机关当见习参谋，成了一名军人。
领导先是让我熟悉科技资料。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职责要求我们努力工作，一个一个攻破难点，坚决完成任务。不久，资料能看懂了、能分辨了，我的工作顺手多了。
后来，由于工作调整，我主要看些与化学知识有关的如原子放射性元素钴之类的东西。我还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些资料，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水平。
所要感谢的是，我这个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见习参谋，各方面都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当年父亲曾对我们讲过：你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离开群众，你们将寸步难行、将一事无成。
在这个具有团队精神的集体里，我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父亲当年的提问，我终于能回答了。
在这个集体中，我在28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我的父母亲一样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李敏不喜修饰，朴素整洁，文质彬彬。她头发齐肩，皮肤白皙，很像她的母亲，而轮廓尤其是下颌却酷似她的父亲。她声音轻柔，言语明晰，神态安然，内里有一份脱俗的自如与自信。
在领袖父亲身边长大的种种切切，赋予了她云水襟怀、松柏意志。她说：从小培养爱祖国，爱亲人，诚信、合作、向上、独立思考的好品质，培养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淳朴气质与达观精神，是我的父亲所要求的。
她还说：有人说，生命不过是镜花水月的梦；有人说，生活不过是艰涩炽烈的酒；还有人说，生存不过是寺庙里敲钟的和尚，得过且过、自由自在就行……不管怎样，但我还是想说：孩子们，不要放弃了对生命的追求。
此际，李敏仍清楚记得，她第一次与父亲谈的严肃话题，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在中学时代，我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1937年生于陕西保安，从小就看到在共产党员的行列里，有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光辉名字。所以，还在中学时代，我便写了入党申请书，但又觉得自己还达不到一个党员的标准，入党申请书迟迟不敢交给学校党支部。
我想把自己的愿望告诉父亲，作一次同志式的思想交流。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到家，放下书包就去找父亲。父亲正好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
我神态认真、规规矩矩地站在父亲面前。父亲抬起头看着我。
一阵紧张，我忽然不知怎么开头才好。我还是第一次跟父亲谈严肃的话题。
“娇娃，什么事呀？来坐下讲……”父亲拍拍他旁边的椅子道。
我端正坐下，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挺正经地对父亲说：“爸爸，我想和您谈件事儿，很重要的事儿。”
父亲一听，有点诧异，他放下手里的书，问：“娇娃，你想谈什么呢？”
“爸爸，我想申请入党，但我想自己还不够条件。”
“那，你为什么要入党呢？”父亲不动声色问道。
“我……”没想到父亲这么问，我一下子被难住了。
父亲看看我的样子，微笑不语。
“我同学的爸爸都鼓励子女要好好努力，争取早日入党。您却反问我为什么入党。真让人不理解。”原想说说心里话得到些鼓励，却像被浇了盘冷水，我当时内心对父亲不免有点意见。
首先要明确入党的动机，这是不能忽略的
父亲和蔼地看着我，给我解释说：“你看，爸爸这不是在帮你解决问题吗？问你为什么要入党有什么不对呢？一个人要加入党组织，这是件好事嘛。不过，即使是好事，也要问个为什么，要入党，首先要明确入党的动机，这是不能忽略的。”
“我想，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是为了……还是让我好好再想想，下次跟您谈行吗？”明白了父亲的意图，我舒畅多了。
“好嘛，爸爸的大门向未来的共产党员敞开着！”父亲乐呵呵地站起来伸开双手说。
此后的好些日子里，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入党呢？”我想起了流血牺牲的烈士，想起了各行各业忘我工作的劳动者，想起了我的岸英哥哥、楚雄哥哥……
在认真思考与父亲对话的同时，我领悟到：那天，父亲不是以爸爸的身份，而是出于一个老共产党党员的责任和一个有入党要求的青年进行严肃的谈话。父亲从来不把子女当做他的私有财产，也不主张我们围拢在他身边，靠着他大树乘凉，更不允许我们以他的名义、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当年，父亲曾给毛泽民叔叔的孩子远新三句赠言：“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论到哪里，都要团结；三，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对我们的教育，父亲也是以此为准绳，不能因为是他的儿女就放松要求。父亲的车，归管理处管，从不让我们随便坐他的车子，除非急病或发烧至38度，赶着上医院，否则不可以使用。他是伟大而又普通的好爸爸。
想到这些，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对我的学业与事业、对我的理想与追求，父亲始终坚守着引导和严格要求的原则。
愿你们日日有进步
我们班上有位叫王桂芹的同学。1957年的暑假，她回乡下看母亲，写了好些日记。
晚餐时，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有篇同学写的劳动日记挺有意思的，您能看看吗？”
“唔。好啊。”父亲同意了。
很快地，父亲就把日记看完了，交给我。
我接过来打开看，父亲在日记的开头写着批语：
“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
日记里面，父亲还用铅笔在他认为精彩的27个地方画了圈圈，而一个地方连画上3个圈圈的有17处，对里面的错别字，父亲也给改了，比如“喜花怒放”改正为“心花怒放”；“过余夸奖”改正为“过于夸奖”；“一糠”改正为“一瓢糠”，等等。
这里，我想介绍桂芹日记里父亲打了圈的一些内容：
8月5日的一篇，桂芹说她看到旱地里的庄稼干得像被火烤过一样，心里很着急。她写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会人工下雨呢？我想，我若能呼风唤雨多好！那庄稼年年丰收，国家年年富足，人民年年丰衣足食！”父亲在这段旁边画了两个圈圈，肯定这种与农民愿望相通的感情。
8月10日的一篇写到：桂芹答应给同学做双鞋，但一直没完成，她的母亲知道后，郑重地对女儿说：“这么久了还没给人家做……我就不喜欢光答应，不做的人。现在做吧。”在母亲的督促下，桂芹把花鞋做好了，她表示要“永远做个守信的人”。父亲在这段话旁边画了三个圈圈，对桂芹母亲严格教育儿女、对女学生动手做鞋，对孩子知错即改，并决心做个“永远守信的人”表示赞许。
父亲嘱咐我，退还日记时告诉桂芹：可以送到《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没过多久，在1958年4月号的《中国青年》里，刊载了桂芹的这些日记和父亲的批语，这在当时的学生和广大青年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我所以在此着重介绍，是觉得有责任让大家了解，即使在今天，父亲的批语对我们培养孩子、教育孩子都是重要和意义深远的。 此外，现在报刊上经常讨论关于学生“减负”的问题，其实这并非今天才出现的现象，还在上世纪的60年代，父亲就曾为“学生减负”作过专门的批示。
当时，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杨述同志转呈给中央一个报告。反映了当时学生负担已经很重，学校普遍建议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和呼声。北京市还要求学校减少小考，每课习题不得超过三个，学生寒暑假不得补课等等。
父亲在中共中央秘书室编的《群众反映》读到该文后，作了以下批示：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1964年3月10日
其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都发表了座谈减轻学生负担的文章，报道了减轻学生负担的经验，力求让学生身心健康地成长。
父亲就是这样，希望青年人有朝气，有活力、有干劲，像树木般挺拔而不要像花草那样脆弱。他殷切地说：“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愿你们日日有进步。”
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
1964年，我到国防科委机关当见习参谋，成了一名军人。
领导先是让我熟悉科技资料。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职责要求我们努力工作，一个一个攻破难点，坚决完成任务。不久，资料能看懂了、能分辨了，我的工作顺手多了。
后来，由于工作调整，我主要看些与化学知识有关的如原子放射性元素钴之类的东西。我还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些资料，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水平。
所要感谢的是，我这个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见习参谋，各方面都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当年父亲曾对我们讲过：你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离开群众，你们将寸步难行、将一事无成。
在这个具有团队精神的集体里，我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父亲当年的提问，我终于能回答了。
在这个集体中，我在28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我的父母亲一样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