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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军余部先后上井冈山，组成红四军，“支部建在连上”，“行動听指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指挥原则。它有三个意义：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共产党必须要独立领导和独立指挥军队；参加革命的军人、军队应真诚地绝对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统一指挥。党不但要坚定地领导军队，也要与时俱进善于领导军队。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红四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4-0058-05
一、战斗中产生了新型人民军队——红四军
中国历史漫长，历代的军队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旧时代，统治阶级、富有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钱供养军队为自己争地夺城、看家护院。辛亥革命及以后，人们以为所谓“新军”“护（靖）国军”“国民革命军”会走出一条爱国护民的新路，但最后仍然一个个变成了新旧军阀争权夺利、残害百姓的帮凶。旧的社会力量和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培养不出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谋大利大义的军队。尽管有的军队一时也可能貌似正派，但一旦触及根本利益时，他们的上层很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而投降过去。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新军阀的上台，使中国人民和各种社会力量大为警醒——革命光有热情不行，工农手中得有枪杆子！
不愿与反动派同流合污的正直军队和军人，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共产党痛定思痛，“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1]P1074干革命需要有自己的军队作中坚，才能践行宗旨，担负起时代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和思考、选择中，1927年8月1日，江西南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受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和一些有正义感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武装反抗，尔后南下广东试图再兴革命大业。8月7日，共产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向反动派发起进攻，失利后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工农革命军转移至农村，在井冈山进行红色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遭遇强敌，数战失败后，朱德、陈毅带领余部辗转于粤闽湘赣边境，在湘南暴动后也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于1928年5月4日组成的新型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
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红四军，虽然是几路武装力量汇结而成，但它的组成是有基础的：因为不论是秋收起义队伍，还是南昌起义军余部，他们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都是共产党人；各次起义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起义组成的各支队伍，不论是新名称——工农革命军，还是暂沿旧名——国民革命军，以及一些地方的工农自卫军等，他们都服从共产党领导，听从共产党指挥，并公开举起了红旗，与旧军队体系决裂。尤其重要和可贵的是，汇结在井冈山的各支武装都是在复杂局势下、艰难环境中，几经“大浪淘沙”后留下的坚定分子。秋收起义队伍一路辗转，在江西永新的三湾进行了改编，南昌起义军余部也在粤赣山区经历三次整训，不愿革命、耐不得艰苦的走了，动摇的也给了他们考虑选择的机会，举着红旗挺进井冈山的，都是经过思考选择后留下来的有信仰、有追求、不怕艰难困苦、坚定立场跟着共产党去推翻旧世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人们，他们义无反顾地汇集在共产党旗帜下，组成了新的革命军队！
新的革命军队由共产党领导和指挥。这支新型军队虽然初时力量还小，装备很差，又处于强大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只能坚守在边远贫瘠的山区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但他们目标远大，理想崇高，信仰坚定，意志如钢，官兵平等，军民一致，众志成城，勇往直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火中发展壮大，枪林弹雨使他们无坚不摧！他们是红旗，迎风飘扬，光芒四射，召集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汇聚在共产党周围；他们是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开辟出的中国革命之路不断将胜利向更广阔的地方拓展！中国有了这样一支新型军队，历史才发生了巨变。
二、人民军队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与指挥
红四军的成立，表明新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支军队无条件坚决服从共产党领导，听从共产党指挥。井冈山斗争时期确立的“军队绝对服从共产党领导与指挥”原则，有三个要点：
（一）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共产党是革命的政治组织，不是文人俱乐部，也不是一般的同人会所；它要承担推翻旧世界，创立新社会，为劳动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重任。面对气势汹汹、不肯退出舞台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以及大资产阶级、握枪在手的新旧军阀，共产党也必须有铁的手腕。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曾令帝国主义害怕；农民自卫军让封建地主威风扫地；工人纠察队捍卫武装起义成果，连资产阶级大本营上海一度也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但为了维持国共合作，共产党屈从了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作了让步。殊不知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军退出
1926年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反而助长了国民党右派恃枪独裁。阶级斗争就是如此残酷，妥协是没有出路的！共产党手中必须有忠于祖国、热爱人民、敢于斗争、维护正义的革命军队，才能履行历史使命。这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换得的血的教训。创建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与指挥的人民军队，是历史的必然。
这方面，周恩来最先做了尝试，1924年在广州组建和领导“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就是一个例证。但毛泽东更是典范。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P7他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果断退兵农村，进军井冈山，最初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共产党手中的这一支革命武装，有了枪杆子才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才能建立红色政权。针对旧军队和工农武装的缺点，在江西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将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队，军队各级都有党的组织，确保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革命军队才有了核心和灵魂。 （二）共产党必须独立领导和独立指挥军队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中國共产党选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广州革命政府中和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内工作，北方国民军中也有共产党人。他们大部分从事政治宣传和群众工作，没有军事参与权更谈不上指挥；也有的担任了部分建制武装的领导人，有些建制武装一度实际为共产党人掌握，但“能掌握”和“能指挥”还是有距离的。如1924年的广州“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共产党人徐成章、周士第任正副队长，廖乾五任党代表，人员调配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被称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3]P1-8它的确做了一些工作，但大的行动常常受制于他人。1924年12月在广宁县，铁甲车队支持农民协会，要攻打地主反动武装集结点的两个炮楼，却遭到国民党右派党员、大元帅府卫士队队长卢振柳阻挠和破坏，他掌握着最重要的实际军事指挥权。铁甲车队难有作为，党组织不得不又展开与卢振柳斗争，直到1925年1月把卢振柳挤走。[3]P13-15北伐中的叶挺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虽有20多名共产党员，叶挺、廖乾五、周士第等共产党人担任领导，但夾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团实际无法“独立”于国民党（北伐军总司令部）指挥之外。直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共产党才真正开始对手握枪炮的军队行使独立领导权和指挥权。
红四军在党的前敌委员会及其书记毛泽东领导与指挥下，将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处处发动与依靠群众，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帮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军民同心，军地携手共同建设革命根据地，使军队有了坚实的落脚点和后方基地。军队和地方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军队、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服从共产党领导和指挥，井冈山（乃至其他红色区域）才会有这样好的政治局面，红四军才能在人民群众支持与援助下，攻茶陵，占遂川，四打永新，一次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
（三）参加革命的军人、军队应真诚地绝对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统一指挥
历史证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谋私利，能聚集起革命力量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政治力量；只有它才真正维护着祖国的尊严，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前进的方向；只有它才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把任人宰割、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带上独立、自由、民主、幸福大道。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可能游离于正义与反动、前进与倒退之外，所谓超政治倾向的“国家军队”事实上不可能真正存在。那么军队和军人该怎样选择？真正热爱祖国、坚持正义的军队、军人应走革命道路，而参加革命的军队都应真诚地绝对地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统一指挥。从井冈山红军创建之初，“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成了革命军队铁的政治纪律和胜利的保证。
在这里，有两个人堪称典范。
一个是朱德。他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入伍滇军，在辛亥革命反袁护国领袖人物蔡锷部下带兵，枪林弹雨拼杀，成为著名战将，职级升至云南靖国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已属高官厚禄层了。但他抛弃这一切，重新寻找真理，因为连云南护（靖）国军这样反对袁世凯势力的当时“进步”军事力量，也逃不脱连年内战军阀争权的宿命，朱德厌倦而抛之。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远涉重洋到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他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回到国内后，就在旧军队中为共产党寻找统领军队的机会。他成了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军南下广东时，他几乎只是个空头“军长”（第九军，实际兵力只有约一个营）[4]P558，起义军遭遇三河坝等失败后，是他挺身而出，召集失散人员坚持树起红旗，在另一个共产党人陈毅协助下艰难地带着队伍，在粤闽赣湘边境辗转，寻找共产党组织，领导湘南起义（暴动），沿途数次整顿部队，加强教育，严肃纪律，成为了南昌起义军余部的领袖。[4]P4841928年4月，终于将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上，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他最重要的品质是服从共产党领导，听从党组织指挥。他尊重并拥护党的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的领导，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服从党组织命令。1928年年中，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数次派杜修经、杨开明等到井冈山，调红四军去湘南作战，结果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八月失败”。毛泽东是反对这次调兵的，红四军失利后他赶快带兵去湖南迎回红四军主力；事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批评了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但他并没有批评红四军军长朱德。这次行动朱德有责任，但这毕竟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决定；尽管毛泽东曾主持边界联席会议讨论投了反对票，但红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运动到湖南边境时，特派员杜修经坚持要执行省委决定，朱德只好遵从。当时湘南敌强我弱，井冈山根据地刚建起，红军不宜分兵远行，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为一域利益，远道调兵是个严重错误。1962年春，朱德重上井冈山时说到这段历史：“‘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队伍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原因不在士兵，二十九团下面士兵要去不起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湖南省委的命令。湘南特委也起了一些作用。”[5]P8“八月失败”教训很深，但从这次事件中，朱德看到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从政治上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对毛泽东更加佩服和尊敬；而毛泽东看到朱德如此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体现了军队绝对听从党指挥的高贵政治品质。要知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恃枪拥兵自己坐大的军人多的是，能如此坚决听从党指挥的军队领导人，还真难得。此行虽然失败，但朱德是值得信任的。
另一个是贺龙。他也是辛亥革命前后入伍的，任过四川军队的旅长，1925年成为中将师长，后拥戴孙中山接受广州政府领导，1927年南昌起义时，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当共产党前委书记周恩来向他告知起义决定时，贺龙说：“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6]P90共产党信任他，委任他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把自己和军队都交给了共产党。他率第二十军参加了起义。南下广东途中，在瑞金，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之后，井冈山斗争时的毕占云，苏区时期的罗炳辉，上万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不断有国民党军人和军队陆续弃暗投明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行列，解放战争时期甚至整军整兵团倒戈。他们经过比较和思考，最终站到了共产党的红旗下，真诚地绝对地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统一指挥，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正因为有了共产党坚强领导，革命军队才能发展壮大，成为人民拥戴的子弟兵！
三、共产党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
红军发展壮大了，共产党应该怎样领导和指挥军队，却成了个严峻的新课题。
红四军成立时，囿于环境和条件，规定湘赣两省委共管：在湖南时归湖南省委领导，到江西时由江西省委领导。由于离湖南近，湖南省委（有时委托湘南特委）管得较多一些。当时斗争尖锐复杂，共产党手上没多少能打仗的军事力量，红四军又与湖南渊源很深，所以一有大动作，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就不顾主客观条件，总想调红四军来打开局面，但往往事与愿违，“八月失败”就是一例。类似井冈山的事在闽西时又重演了一次。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游击到闽西后，无疑对闽西乃至福建、广东革命是很大的支持。按照上述原则，红四军所到之处，当地党组织都可以领导和调动红四军。想要红四军去支援一下，情理上可以理解，但敌我形势有时却不能这样做。1929年5月27日，中共福建省委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省委对于你们今后行程，有如下的意见：（1）红军游击的范围必须扩大到东江去……”[7]P39。用了“必须”这个词，就等于是指令，没有商量的余地。福建省委还将这一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10月13日，福建省委转来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两级党委来了指示，朱德就执行了。但当时东江依然敌强我弱，19日红四军主力开始南下东江，一再受挫，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红军损失不小，闽西苏区数县城又被国民党军占领，为了长远利益，红四军不得不于11月23日返回长汀。[8]P88-89红军听从党组织领导和调遣，原则没有错，但实践上却出了错，这些新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革命形势大发展而红色武装力量不足，这就是导致各级党组织都想指挥、调动红四军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分析了这几次行动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指挥”原则是根本性和正确的，但有些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管理军队的规矩要及时订立。过去共产党没有军队，就不存在如何领导和指挥军队问题，现在有了军队，谁都想动用、指挥它，弄不好会乱套而误大事。如对某支军队，不顾主客观条件，谁都以“党”的名义来指挥、调用肯定不行，什么样的军队该谁来行使具体领导指挥权更好，需要明确规定，才既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领导指挥原则，又利于军队的健康发展真正发挥战斗力。像红四军这样跨省区组建的红军，过去到了哪个省就归哪个省委甚至特委指挥有其弊端，红四军应归党中央领导、调动、指挥（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具体行权），以利执行更大的政治任务。[9]P55这个意见被中央采纳后，各省委甚至特委另行组建地方红军，主要在辖区内执行军事任务，各县皆组织游击队等地方武装，起保护地方作用。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红色武装，地方党领导、指挥地方红军和游击队执行区域任务，在兵源等方面有支持野战（主力）红军的义务；野战（主力）紅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调动、指挥，也有支援、协同地方红军的责任。这就形成了地方游击队——地方红军——野战（主力）红军的三级军事结构，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体现了层次结构，形成人民战争体系，影响深远。
井冈山上立起的“军队应服从共产党领导与指挥”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保证、充实和完善。几十年来，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使得人民军队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威武之师、正义之师、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1993.
[3]周士第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南昌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5][ZK（]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ZK）]
[6]《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7]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8]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9]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红四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4-0058-05
一、战斗中产生了新型人民军队——红四军
中国历史漫长，历代的军队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旧时代，统治阶级、富有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钱供养军队为自己争地夺城、看家护院。辛亥革命及以后，人们以为所谓“新军”“护（靖）国军”“国民革命军”会走出一条爱国护民的新路，但最后仍然一个个变成了新旧军阀争权夺利、残害百姓的帮凶。旧的社会力量和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培养不出真正为国家为人民谋大利大义的军队。尽管有的军队一时也可能貌似正派，但一旦触及根本利益时，他们的上层很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而投降过去。1927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新军阀的上台，使中国人民和各种社会力量大为警醒——革命光有热情不行，工农手中得有枪杆子！
不愿与反动派同流合污的正直军队和军人，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共产党痛定思痛，“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1]P1074干革命需要有自己的军队作中坚，才能践行宗旨，担负起时代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和思考、选择中，1927年8月1日，江西南昌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受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和一些有正义感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武装反抗，尔后南下广东试图再兴革命大业。8月7日，共产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向反动派发起进攻，失利后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工农革命军转移至农村，在井冈山进行红色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遭遇强敌，数战失败后，朱德、陈毅带领余部辗转于粤闽湘赣边境，在湘南暴动后也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于1928年5月4日组成的新型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
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红四军，虽然是几路武装力量汇结而成，但它的组成是有基础的：因为不论是秋收起义队伍，还是南昌起义军余部，他们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都是共产党人；各次起义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起义组成的各支队伍，不论是新名称——工农革命军，还是暂沿旧名——国民革命军，以及一些地方的工农自卫军等，他们都服从共产党领导，听从共产党指挥，并公开举起了红旗，与旧军队体系决裂。尤其重要和可贵的是，汇结在井冈山的各支武装都是在复杂局势下、艰难环境中，几经“大浪淘沙”后留下的坚定分子。秋收起义队伍一路辗转，在江西永新的三湾进行了改编，南昌起义军余部也在粤赣山区经历三次整训，不愿革命、耐不得艰苦的走了，动摇的也给了他们考虑选择的机会，举着红旗挺进井冈山的，都是经过思考选择后留下来的有信仰、有追求、不怕艰难困苦、坚定立场跟着共产党去推翻旧世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人们，他们义无反顾地汇集在共产党旗帜下，组成了新的革命军队！
新的革命军队由共产党领导和指挥。这支新型军队虽然初时力量还小，装备很差，又处于强大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只能坚守在边远贫瘠的山区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但他们目标远大，理想崇高，信仰坚定，意志如钢，官兵平等，军民一致，众志成城，勇往直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火中发展壮大，枪林弹雨使他们无坚不摧！他们是红旗，迎风飘扬，光芒四射，召集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汇聚在共产党周围；他们是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开辟出的中国革命之路不断将胜利向更广阔的地方拓展！中国有了这样一支新型军队，历史才发生了巨变。
二、人民军队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与指挥
红四军的成立，表明新型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支军队无条件坚决服从共产党领导，听从共产党指挥。井冈山斗争时期确立的“军队绝对服从共产党领导与指挥”原则，有三个要点：
（一）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共产党是革命的政治组织，不是文人俱乐部，也不是一般的同人会所；它要承担推翻旧世界，创立新社会，为劳动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重任。面对气势汹汹、不肯退出舞台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以及大资产阶级、握枪在手的新旧军阀，共产党也必须有铁的手腕。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曾令帝国主义害怕；农民自卫军让封建地主威风扫地；工人纠察队捍卫武装起义成果，连资产阶级大本营上海一度也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但为了维持国共合作，共产党屈从了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作了让步。殊不知共产党人从国民革命军退出
1926年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反而助长了国民党右派恃枪独裁。阶级斗争就是如此残酷，妥协是没有出路的！共产党手中必须有忠于祖国、热爱人民、敢于斗争、维护正义的革命军队，才能履行历史使命。这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换得的血的教训。创建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与指挥的人民军队，是历史的必然。
这方面，周恩来最先做了尝试，1924年在广州组建和领导“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就是一个例证。但毛泽东更是典范。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P7他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果断退兵农村，进军井冈山，最初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共产党手中的这一支革命武装，有了枪杆子才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才能建立红色政权。针对旧军队和工农武装的缺点，在江西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将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队，军队各级都有党的组织，确保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革命军队才有了核心和灵魂。 （二）共产党必须独立领导和独立指挥军队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中國共产党选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广州革命政府中和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内工作，北方国民军中也有共产党人。他们大部分从事政治宣传和群众工作，没有军事参与权更谈不上指挥；也有的担任了部分建制武装的领导人，有些建制武装一度实际为共产党人掌握，但“能掌握”和“能指挥”还是有距离的。如1924年的广州“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共产党人徐成章、周士第任正副队长，廖乾五任党代表，人员调配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被称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3]P1-8它的确做了一些工作，但大的行动常常受制于他人。1924年12月在广宁县，铁甲车队支持农民协会，要攻打地主反动武装集结点的两个炮楼，却遭到国民党右派党员、大元帅府卫士队队长卢振柳阻挠和破坏，他掌握着最重要的实际军事指挥权。铁甲车队难有作为，党组织不得不又展开与卢振柳斗争，直到1925年1月把卢振柳挤走。[3]P13-15北伐中的叶挺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虽有20多名共产党员，叶挺、廖乾五、周士第等共产党人担任领导，但夾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团实际无法“独立”于国民党（北伐军总司令部）指挥之外。直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共产党才真正开始对手握枪炮的军队行使独立领导权和指挥权。
红四军在党的前敌委员会及其书记毛泽东领导与指挥下，将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处处发动与依靠群众，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帮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军民同心，军地携手共同建设革命根据地，使军队有了坚实的落脚点和后方基地。军队和地方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军队、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服从共产党领导和指挥，井冈山（乃至其他红色区域）才会有这样好的政治局面，红四军才能在人民群众支持与援助下，攻茶陵，占遂川，四打永新，一次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
（三）参加革命的军人、军队应真诚地绝对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统一指挥
历史证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谋私利，能聚集起革命力量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政治力量；只有它才真正维护着祖国的尊严，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前进的方向；只有它才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把任人宰割、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带上独立、自由、民主、幸福大道。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可能游离于正义与反动、前进与倒退之外，所谓超政治倾向的“国家军队”事实上不可能真正存在。那么军队和军人该怎样选择？真正热爱祖国、坚持正义的军队、军人应走革命道路，而参加革命的军队都应真诚地绝对地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统一指挥。从井冈山红军创建之初，“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成了革命军队铁的政治纪律和胜利的保证。
在这里，有两个人堪称典范。
一个是朱德。他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入伍滇军，在辛亥革命反袁护国领袖人物蔡锷部下带兵，枪林弹雨拼杀，成为著名战将，职级升至云南靖国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已属高官厚禄层了。但他抛弃这一切，重新寻找真理，因为连云南护（靖）国军这样反对袁世凯势力的当时“进步”军事力量，也逃不脱连年内战军阀争权的宿命，朱德厌倦而抛之。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远涉重洋到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他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回到国内后，就在旧军队中为共产党寻找统领军队的机会。他成了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军南下广东时，他几乎只是个空头“军长”（第九军，实际兵力只有约一个营）[4]P558，起义军遭遇三河坝等失败后，是他挺身而出，召集失散人员坚持树起红旗，在另一个共产党人陈毅协助下艰难地带着队伍，在粤闽赣湘边境辗转，寻找共产党组织，领导湘南起义（暴动），沿途数次整顿部队，加强教育，严肃纪律，成为了南昌起义军余部的领袖。[4]P4841928年4月，终于将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上，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他最重要的品质是服从共产党领导，听从党组织指挥。他尊重并拥护党的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的领导，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服从党组织命令。1928年年中，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数次派杜修经、杨开明等到井冈山，调红四军去湘南作战，结果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八月失败”。毛泽东是反对这次调兵的，红四军失利后他赶快带兵去湖南迎回红四军主力；事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批评了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但他并没有批评红四军军长朱德。这次行动朱德有责任，但这毕竟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决定；尽管毛泽东曾主持边界联席会议讨论投了反对票，但红四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运动到湖南边境时，特派员杜修经坚持要执行省委决定，朱德只好遵从。当时湘南敌强我弱，井冈山根据地刚建起，红军不宜分兵远行，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为一域利益，远道调兵是个严重错误。1962年春，朱德重上井冈山时说到这段历史：“‘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起主要作用。当时军队由特委指挥。湖南省委要队伍回郴州。在战略上不对，原因不在士兵，二十九团下面士兵要去不起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湖南省委的命令。湘南特委也起了一些作用。”[5]P8“八月失败”教训很深，但从这次事件中，朱德看到毛泽东善于审时度势，从政治上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对毛泽东更加佩服和尊敬；而毛泽东看到朱德如此对待党组织的决定，体现了军队绝对听从党指挥的高贵政治品质。要知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恃枪拥兵自己坐大的军人多的是，能如此坚决听从党指挥的军队领导人，还真难得。此行虽然失败，但朱德是值得信任的。
另一个是贺龙。他也是辛亥革命前后入伍的，任过四川军队的旅长，1925年成为中将师长，后拥戴孙中山接受广州政府领导，1927年南昌起义时，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当共产党前委书记周恩来向他告知起义决定时，贺龙说：“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6]P90共产党信任他，委任他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把自己和军队都交给了共产党。他率第二十军参加了起义。南下广东途中，在瑞金，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之后，井冈山斗争时的毕占云，苏区时期的罗炳辉，上万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不断有国民党军人和军队陆续弃暗投明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行列，解放战争时期甚至整军整兵团倒戈。他们经过比较和思考，最终站到了共产党的红旗下，真诚地绝对地接受共产党领导和统一指挥，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正因为有了共产党坚强领导，革命军队才能发展壮大，成为人民拥戴的子弟兵！
三、共产党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
红军发展壮大了，共产党应该怎样领导和指挥军队，却成了个严峻的新课题。
红四军成立时，囿于环境和条件，规定湘赣两省委共管：在湖南时归湖南省委领导，到江西时由江西省委领导。由于离湖南近，湖南省委（有时委托湘南特委）管得较多一些。当时斗争尖锐复杂，共产党手上没多少能打仗的军事力量，红四军又与湖南渊源很深，所以一有大动作，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就不顾主客观条件，总想调红四军来打开局面，但往往事与愿违，“八月失败”就是一例。类似井冈山的事在闽西时又重演了一次。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游击到闽西后，无疑对闽西乃至福建、广东革命是很大的支持。按照上述原则，红四军所到之处，当地党组织都可以领导和调动红四军。想要红四军去支援一下，情理上可以理解，但敌我形势有时却不能这样做。1929年5月27日，中共福建省委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省委对于你们今后行程，有如下的意见：（1）红军游击的范围必须扩大到东江去……”[7]P39。用了“必须”这个词，就等于是指令，没有商量的余地。福建省委还将这一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10月13日，福建省委转来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两级党委来了指示，朱德就执行了。但当时东江依然敌强我弱，19日红四军主力开始南下东江，一再受挫，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红军损失不小，闽西苏区数县城又被国民党军占领，为了长远利益，红四军不得不于11月23日返回长汀。[8]P88-89红军听从党组织领导和调遣，原则没有错，但实践上却出了错，这些新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革命形势大发展而红色武装力量不足，这就是导致各级党组织都想指挥、调动红四军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分析了这几次行动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指挥”原则是根本性和正确的，但有些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管理军队的规矩要及时订立。过去共产党没有军队，就不存在如何领导和指挥军队问题，现在有了军队，谁都想动用、指挥它，弄不好会乱套而误大事。如对某支军队，不顾主客观条件，谁都以“党”的名义来指挥、调用肯定不行，什么样的军队该谁来行使具体领导指挥权更好，需要明确规定，才既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领导指挥原则，又利于军队的健康发展真正发挥战斗力。像红四军这样跨省区组建的红军，过去到了哪个省就归哪个省委甚至特委指挥有其弊端，红四军应归党中央领导、调动、指挥（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具体行权），以利执行更大的政治任务。[9]P55这个意见被中央采纳后，各省委甚至特委另行组建地方红军，主要在辖区内执行军事任务，各县皆组织游击队等地方武装，起保护地方作用。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红色武装，地方党领导、指挥地方红军和游击队执行区域任务，在兵源等方面有支持野战（主力）红军的义务；野战（主力）紅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调动、指挥，也有支援、协同地方红军的责任。这就形成了地方游击队——地方红军——野战（主力）红军的三级军事结构，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体现了层次结构，形成人民战争体系，影响深远。
井冈山上立起的“军队应服从共产党领导与指挥”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保证、充实和完善。几十年来，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和改善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使得人民军队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威武之师、正义之师、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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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1993.
[3]周士第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南昌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5][ZK（]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ZK）]
[6]《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7]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8]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9]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