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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党风、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不但高档会所关了，公款吃喝少了，而且社会性的豪华宴筵与奢靡消费也大有收敛，清新廉洁之风骀荡大地，拂动心旌，让人喜不自胜。然而，也有人对此很不习惯，甚至私下里颇有微词，认为改革发展了，生活富裕了，还这样“清水衙门”般地过日子，有必要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样做不但极有必要，而且也确为社会健康发展所必然和必需。只有政府过紧日子，群众才能过好日子；只有社会风气清正廉洁了，公平正义才得以彰显和落实；只有俭朴纯净的生活，才能铸就精金美玉的人品；只有平实、勤谨、朴素、真切的人生状态与生存环境，才会使人心清志明、奋发向上，充满进取精神和创新思维，即如鲁迅所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了。”更何况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本来就是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的，也因此才赢得胜利，获取政权，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和信赖。
过俭廉朴素的生活固然具有节约之效，但更本质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体现了执政党的本色和有利于联系群众，做好工作，砥砺意志，增强本领，涵养品性，激发进取，优化作风，提升效率。所以，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一个小问题，它在深层次上不但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地位和执政效能紧密相关，而且也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密不可分。
惟其如此，早在抗战时期，当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团赴延安考察时，仅从党的领导成员乃至整个延安军民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与奋发勤政的作风中便得出结论：将来的中国，一定会属于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预判，未久便得到证实。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另一位亲历了中国近现代社会遽变的大教授陈垣，在写给当时已跑到台湾去的胡适的公开信中则说：“我从前对于政治不愿闻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所有我看见的政治，没有一次是使我满意的，没有一个政府不黑暗，不令人灰心的。从解放以后，我静心地观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真是基本上和从前不同了。不用说别的，就看他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一点奢华享受的习气，已经是从前所没见过的。……的确是历史上最省钱、最廉洁的政府。他们对自己要求尽量降低，对人民的生活则是逐渐设法改善，因为他们肯对人民负责。”还是这位年高德劭的陈垣教授，当有友人问及他在解放后的北京看到了什么呢？陈教授说：“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最后，陈教授的结论是：“这说明了政府实质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陈垣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蒋介石撤离大陆前对文化名人实施“抢救计划”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却并未登上接他的飞机，而是执意留在了北京，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的这番话，自当具有强烈的政治敏锐度和深切的历史厚重感。从他的话中，我们当然能够明晰而透彻地体悟到：党和政府的每一道政令，每一个行为，每一种形象，都会真灼地看在老百姓的眼里，深刻地记在老百姓的心里，并由此而“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地变为老百姓的一种认知与共识，从而使党和政府得到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高度信赖与竭诚支持。
这是什么呢？这便是人民政权的典范形态与本质属性。我们的党，就正是这样走上历史舞台，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新中国的执政者的。
至此，总该对改变作风、杜绝奢靡、公正驭权、廉洁履职、勤谨务事、诚信亲民的作用与意义有所省悟和认识了吧！确然，它决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政权的性质和执政的理念、效能与根基，关系到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意的真正归属。因此，作为党的缔造者、领导者与共和国的奠基者、建设者们，从来就是秉持艰苦奋斗、廉洁从政、至诚亲民、赤心报国的理念与原则，并一以贯之地见诸于具体实践之中。特别是在廉洁自律方面，他们更是率先垂范，严格自守，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逾越雷池半步。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原本领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但当1958年国家遇到困难时，他就主动要求将自己的工资降到3级，变成了月薪404.8元，直到临终前都再没有改变过。这点钱，除了缴党费、取暖费和李敏、李讷的学费之外，就已所剩无几，但还要从中支付购买烟、茶的钱和全家每月的伙食费以及请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吃饭等。主席到外地出差时的餐饮都是自己掏钱，烟和茶叶也是自己带，万一秘书忘了带，即使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2角钱。身边工作人员说，他们随主席外出，连宾馆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说了：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
2013年岁末，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邀请毛泽东的亲属及其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到自己家中聚餐，而主食就是一碗面条。其实，这正是一向笃重亲情和友谊的习近平的一贯作派。他在接待石治山、石春阳、梁玉锦等陕北农民朋友时，也是自己下厨炒菜，舍下一块聚餐的。既不去宾馆，又不图豪华，饭虽平常，情却至真，殷殷之心尽显欢颜叙家亲，眷眷之意更融春风化雨忱。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仅生活节俭，作风民主，廉洁施政，勇于担当，而且即使是每遇难得一回的喜事和婚庆，也都低调处置，俭朴进行，绝不张扬和铺排。1959年夏天，李敏结婚，也许是为了寄托对贺子珍同志的情愫吧，毛泽东破例“大办”了一次，接待亲友30多人，在家中摆了三桌，每桌8个菜。这样的“豪华”宴请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而陈云在1972年为儿子陈元操办婚庆时，满打满算只花了200元。至于吴官正，在儿子结婚时不仅要求不收礼，不请客，且竟然因为无法筹措婚房而不得不让儿子委屈着住到岳父家，成了“倒插门”。1987年9月，习近平在工作地厦门结婚，不仅婚礼极其简单，而且身为父亲的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竟未到场。
见微而知著，事小通乾坤。任何伟大，都是由诸多“细小”积攒起来的；而任何本质，则皆因无数“现象”的升华而生成。我们千万不能小看小事，藐视现象，忽略细节。特别是在德操品格上，一定要“正”；在为人处事上，一定要“公”；在驭权理政上，一定要“廉”；在物益市利上，一定要“止”。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讲“利”的，物质时代就是宠“物”的。但请记住，也正是在这种时候，尤其需要有一种戒“欲”和慎“取”的自觉与自守。明代的刘基将这种自觉和自守称为“知止”，而唐代的王通则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名叫《止学》的书。其实，早在《大学章句》中就已有对“知止”的精辟论述，是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其实，对于这一做人原则与处世哲理，历代贤达之士已早有遵从与实践，并从中获益极多，收效甚巨。一如曾出入官场40余载的司马光，虽位居宰相之尊，但却从不收受任何人送的礼，即便是皇帝，也概莫能外。宋仁宗鉴于他为国操持，夙夜在公，政绩殊大，特在临终前立下遗诏，赐予司马光等大臣百余万金银珠宝。司马光坚辞不受而未果，便只好将自己的那份珠宝交由谏院充作公费，余者则用于接济亲友，自己分文未留。他这样做并非因为家境富有，而恰恰倒是常年都过着清白寒素的生活。特别是在编纂《资治通鉴》期间，他竟然长期幽居于洛阳西北郊一处仅能遮风挡雨的陋室之中，孜孜矻矻，经年不辍劳作，一待书稿修成时，乃致双目几近失明。临终时家财全无，唯余《役书》一卷相伴于枕间。吕公著感慨不已，特为其作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又如同为宋代文魁兼名相的范仲淹，虽两岁丧父，随母入迁朱家，受尽白眼，但当他志达事盛、出将入相之后，则由于深知贫艰之苦而立意舍财捐资，大办义庄，运用这种方式进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救助，以使后人免遭饥寒之苦，尽得书香之惠。他们的这些理念、主张、认知与行为，在本质上就都是对“知止”之论的有效实践。其与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生观互为照应，一脉相通。
显而易见，“知止”就是要有节有度，遵从律例，守住底线，惠及大众。这种传习和美德，不但揭示了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其在本质上更是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诉诸的基本内容，有着高度的伦理融通和紧密的精神契合。
莫道世风撩人意，但有清气满乾坤。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样做不但极有必要，而且也确为社会健康发展所必然和必需。只有政府过紧日子，群众才能过好日子；只有社会风气清正廉洁了，公平正义才得以彰显和落实；只有俭朴纯净的生活，才能铸就精金美玉的人品；只有平实、勤谨、朴素、真切的人生状态与生存环境，才会使人心清志明、奋发向上，充满进取精神和创新思维，即如鲁迅所说：“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了。”更何况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本来就是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的，也因此才赢得胜利，获取政权，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和信赖。
过俭廉朴素的生活固然具有节约之效，但更本质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体现了执政党的本色和有利于联系群众，做好工作，砥砺意志，增强本领，涵养品性，激发进取，优化作风，提升效率。所以，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一个小问题，它在深层次上不但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地位和执政效能紧密相关，而且也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密不可分。
惟其如此，早在抗战时期，当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团赴延安考察时，仅从党的领导成员乃至整个延安军民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与奋发勤政的作风中便得出结论：将来的中国，一定会属于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预判，未久便得到证实。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另一位亲历了中国近现代社会遽变的大教授陈垣，在写给当时已跑到台湾去的胡适的公开信中则说：“我从前对于政治不愿闻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所有我看见的政治，没有一次是使我满意的，没有一个政府不黑暗，不令人灰心的。从解放以后，我静心地观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真是基本上和从前不同了。不用说别的，就看他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一点奢华享受的习气，已经是从前所没见过的。……的确是历史上最省钱、最廉洁的政府。他们对自己要求尽量降低，对人民的生活则是逐渐设法改善，因为他们肯对人民负责。”还是这位年高德劭的陈垣教授，当有友人问及他在解放后的北京看到了什么呢？陈教授说：“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最后，陈教授的结论是：“这说明了政府实质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陈垣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蒋介石撤离大陆前对文化名人实施“抢救计划”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却并未登上接他的飞机，而是执意留在了北京，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的这番话，自当具有强烈的政治敏锐度和深切的历史厚重感。从他的话中，我们当然能够明晰而透彻地体悟到：党和政府的每一道政令，每一个行为，每一种形象，都会真灼地看在老百姓的眼里，深刻地记在老百姓的心里，并由此而“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地变为老百姓的一种认知与共识，从而使党和政府得到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高度信赖与竭诚支持。
这是什么呢？这便是人民政权的典范形态与本质属性。我们的党，就正是这样走上历史舞台，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新中国的执政者的。
至此，总该对改变作风、杜绝奢靡、公正驭权、廉洁履职、勤谨务事、诚信亲民的作用与意义有所省悟和认识了吧！确然，它决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政权的性质和执政的理念、效能与根基，关系到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意的真正归属。因此，作为党的缔造者、领导者与共和国的奠基者、建设者们，从来就是秉持艰苦奋斗、廉洁从政、至诚亲民、赤心报国的理念与原则，并一以贯之地见诸于具体实践之中。特别是在廉洁自律方面，他们更是率先垂范，严格自守，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逾越雷池半步。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原本领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但当1958年国家遇到困难时，他就主动要求将自己的工资降到3级，变成了月薪404.8元，直到临终前都再没有改变过。这点钱，除了缴党费、取暖费和李敏、李讷的学费之外，就已所剩无几，但还要从中支付购买烟、茶的钱和全家每月的伙食费以及请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吃饭等。主席到外地出差时的餐饮都是自己掏钱，烟和茶叶也是自己带，万一秘书忘了带，即使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2角钱。身边工作人员说，他们随主席外出，连宾馆的一个水果都不敢吃，主席说了：谁吃谁付钱。中南海的人敢吃别人一个水果，外面的干部看到了，就敢拿别人一座金山。
2013年岁末，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邀请毛泽东的亲属及其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到自己家中聚餐，而主食就是一碗面条。其实，这正是一向笃重亲情和友谊的习近平的一贯作派。他在接待石治山、石春阳、梁玉锦等陕北农民朋友时，也是自己下厨炒菜，舍下一块聚餐的。既不去宾馆，又不图豪华，饭虽平常，情却至真，殷殷之心尽显欢颜叙家亲，眷眷之意更融春风化雨忱。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仅生活节俭，作风民主，廉洁施政，勇于担当，而且即使是每遇难得一回的喜事和婚庆，也都低调处置，俭朴进行，绝不张扬和铺排。1959年夏天，李敏结婚，也许是为了寄托对贺子珍同志的情愫吧，毛泽东破例“大办”了一次，接待亲友30多人，在家中摆了三桌，每桌8个菜。这样的“豪华”宴请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而陈云在1972年为儿子陈元操办婚庆时，满打满算只花了200元。至于吴官正，在儿子结婚时不仅要求不收礼，不请客，且竟然因为无法筹措婚房而不得不让儿子委屈着住到岳父家，成了“倒插门”。1987年9月，习近平在工作地厦门结婚，不仅婚礼极其简单，而且身为父亲的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竟未到场。
见微而知著，事小通乾坤。任何伟大，都是由诸多“细小”积攒起来的；而任何本质，则皆因无数“现象”的升华而生成。我们千万不能小看小事，藐视现象，忽略细节。特别是在德操品格上，一定要“正”；在为人处事上，一定要“公”；在驭权理政上，一定要“廉”；在物益市利上，一定要“止”。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讲“利”的，物质时代就是宠“物”的。但请记住，也正是在这种时候，尤其需要有一种戒“欲”和慎“取”的自觉与自守。明代的刘基将这种自觉和自守称为“知止”，而唐代的王通则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名叫《止学》的书。其实，早在《大学章句》中就已有对“知止”的精辟论述，是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其实，对于这一做人原则与处世哲理，历代贤达之士已早有遵从与实践，并从中获益极多，收效甚巨。一如曾出入官场40余载的司马光，虽位居宰相之尊，但却从不收受任何人送的礼，即便是皇帝，也概莫能外。宋仁宗鉴于他为国操持，夙夜在公，政绩殊大，特在临终前立下遗诏，赐予司马光等大臣百余万金银珠宝。司马光坚辞不受而未果，便只好将自己的那份珠宝交由谏院充作公费，余者则用于接济亲友，自己分文未留。他这样做并非因为家境富有，而恰恰倒是常年都过着清白寒素的生活。特别是在编纂《资治通鉴》期间，他竟然长期幽居于洛阳西北郊一处仅能遮风挡雨的陋室之中，孜孜矻矻，经年不辍劳作，一待书稿修成时，乃致双目几近失明。临终时家财全无，唯余《役书》一卷相伴于枕间。吕公著感慨不已，特为其作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又如同为宋代文魁兼名相的范仲淹，虽两岁丧父，随母入迁朱家，受尽白眼，但当他志达事盛、出将入相之后，则由于深知贫艰之苦而立意舍财捐资，大办义庄，运用这种方式进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救助，以使后人免遭饥寒之苦，尽得书香之惠。他们的这些理念、主张、认知与行为，在本质上就都是对“知止”之论的有效实践。其与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生观互为照应，一脉相通。
显而易见，“知止”就是要有节有度，遵从律例，守住底线，惠及大众。这种传习和美德，不但揭示了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其在本质上更是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诉诸的基本内容，有着高度的伦理融通和紧密的精神契合。
莫道世风撩人意，但有清气满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