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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弱势群体近年来不断受到我国政府、学术界和广大社会的关注，但鲜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问题。本文以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了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上的差异。
关键词：群体劣势；语言弱势；职业层级；语言使用；语言认同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34-04
一、研究对象与分类概况
本文中所探讨的弱势群体指社会性弱势群体，以区别生理性弱势群体，特指由于受语言资源条件的限制，在语言运用、语言竞争、语言权利、语言培训机遇、提高语言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等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群或阶层，如农民、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低素质人员、文盲、社会下层人员等[2]。不包含诸如聋哑人等由于生理条件导致语言能力低下或语言能力丧失的群体，也不包含语言能力相对薄弱的儿童、老人等。
基于我们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 6565—2009》将969个流动人口调查样本（缺失样本未计入）以职业大类分类，分类合并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4%），专业技术人员（5.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0%），商业、服务业人员（22.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7%），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51.4%），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7.9%）无业人员（1.0%）几大类[3]。
根据前文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本文以职业差异为基础，将969个样本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类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属于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和较强势群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统归入强势群体，共129人，占受调查人数的13.4%；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无业人员等划入弱势群体，共840人，占受调查人数的86.6%。
二、两类群体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在50%以上。但是，强势群体只有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才比弱势群体的高，分别为66.7%、65.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60.5%、64.6%。但是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强势群体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分别为62.0%、56.6%、60.5%，而弱势群体在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分别为67.3%、58.4%、63.0%。
由上面的对比数据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各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在50%以上。其次，在工作和候车乘车这种公开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而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相对私密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则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2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的普通话使用率都偏低。强势群体分别为27.1%（工作）、30.2%（问路）、24.0%（接打电话）、34.9%（候车乘车）、37.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分别为9.4%（工作）、18.4%（问路）、7.8%（接打电话）、17.1%（候车乘车）、19.8%（就餐购物）。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均远高于弱势群体。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被归入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象征着相对体面的身份；被归入弱势群体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工人、无业人员，则身份相对卑微。而语言也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体现，说普通话比说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显得体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
由表3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均比弱势群体高，但相差不大。而且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都超过70%。由此可知，在与不熟悉的人交谈时，两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说普通话。这一结果同样证明了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效果很好，但还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因为依旧还有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会说普通话。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选择不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强势群体高，这说明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应将重点放在弱势群体上。
（二）家乡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家乡方言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受到限制，强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家乡话使用率很低，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只有8.5%、10.8%、16.3%、10.8%、12.4%。弱势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虽高于强势群体，但也不高，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分别为12.5%、10.5%、16.0%、12.2%、13.3%。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问路时，使用家乡方言的比率比弱势群体略高，但在其他场合使用家乡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5可以看出，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都超过半数，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都比强势群体高，分别为82.3%（工作）、69.0%（问路）、80.8%（接打电话）、70.9%（候车乘车）、69.5%（就餐购物），而强势群体的分别为67.4%（工作）、63.6%（问路）、72.9%（接打电话）、60.5%（候车乘车）、59.7%（就餐购物）。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都能灵活运用家乡话与人交谈。
由表6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进行交际时，家乡话受到了限制。强势群体在工作、接打电话、候车乘车三种交际空间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低。但在问路和就餐购物时，强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人交际的比率却略高于弱势群体。家乡话是一种方言，外地人说的又是另外一种方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外地人交际的比率都非常低。这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方言是很难沟通的，这一结果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性。 摘要：弱势群体近年来不断受到我国政府、学术界和广大社会的关注，但鲜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问题。本文以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了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上的差异。
关键词：群体劣势；语言弱势；职业层级；语言使用；语言认同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34-04
一、研究对象与分类概况
本文中所探讨的弱势群体指社会性弱势群体，以区别生理性弱势群体，特指由于受语言资源条件的限制，在语言运用、语言竞争、语言权利、语言培训机遇、提高语言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等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群或阶层，如农民、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低素质人员、文盲、社会下层人员等[2]。不包含诸如聋哑人等由于生理条件导致语言能力低下或语言能力丧失的群体，也不包含语言能力相对薄弱的儿童、老人等。
基于我们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 6565—2009》将969个流动人口调查样本（缺失样本未计入）以职业大类分类，分类合并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4%），专业技术人员（5.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0%），商业、服务业人员（22.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7%），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51.4%），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7.9%）无业人员（1.0%）几大类[3]。
根据前文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本文以职业差异为基础，将969个样本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类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属于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和较强势群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统归入强势群体，共129人，占受调查人数的13.4%；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无业人员等划入弱势群体，共840人，占受调查人数的86.6%。
二、两类群体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在50%以上。但是，强势群体只有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才比弱势群体的高，分别为66.7%、65.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60.5%、64.6%。但是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强势群体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分别为62.0%、56.6%、60.5%，而弱势群体在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分别为67.3%、58.4%、63.0%。
由上面的对比数据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各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在50%以上。其次，在工作和候车乘车这种公开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而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相对私密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则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2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的普通话使用率都偏低。强势群体分别为27.1%（工作）、30.2%（问路）、24.0%（接打电话）、34.9%（候车乘车）、37.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分别为9.4%（工作）、18.4%（问路）、7.8%（接打电话）、17.1%（候车乘车）、19.8%（就餐购物）。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均远高于弱势群体。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被归入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象征着相对体面的身份；被归入弱势群体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工人、无业人员，则身份相对卑微。而语言也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体现，说普通话比说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显得体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
由表3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均比弱势群体高，但相差不大。而且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都超过70%。由此可知，在与不熟悉的人交谈时，两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说普通话。这一结果同样证明了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效果很好，但还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因为依旧还有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会说普通话。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选择不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强势群体高，这说明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应将重点放在弱势群体上。
（二）家乡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家乡方言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受到限制，强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家乡话使用率很低，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只有8.5%、10.8%、16.3%、10.8%、12.4%。弱势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虽高于强势群体，但也不高，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分别为12.5%、10.5%、16.0%、12.2%、13.3%。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问路时，使用家乡方言的比率比弱势群体略高，但在其他场合使用家乡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5可以看出，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都超过半数，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都比强势群体高，分别为82.3%（工作）、69.0%（问路）、80.8%（接打电话）、70.9%（候车乘车）、69.5%（就餐购物），而强势群体的分别为67.4%（工作）、63.6%（问路）、72.9%（接打电话）、60.5%（候车乘车）、59.7%（就餐购物）。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都能灵活运用家乡话与人交谈。
由表6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进行交际时，家乡话受到了限制。强势群体在工作、接打电话、候车乘车三种交际空间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低。但在问路和就餐购物时，强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人交际的比率却略高于弱势群体。家乡话是一种方言，外地人说的又是另外一种方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外地人交际的比率都非常低。这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方言是很难沟通的，这一结果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性。
（三）打工地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7可知，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不高，但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普通话的使用率都比弱势群体高，分别为22.5%（工作）、23.2%（问路）、21.7%（接打电话）、17.8%（候车乘车）、23.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19.4%（工作）、16.0%（问路）、18.3%（接打电话）、16.2%（候车乘车）、16.3%（就餐购物）。
由表8可知，两个群体在与家乡人交流时选择说当地方言的人都极少。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3.1%（工作）、3.1%（问路）、2.3%（接打电话）、1.5%（候车乘车）、1.6%（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2.7%（工作）、3.9%（问路）、3.3%（接打电话）、3.6%（候车乘车）、2.6%（就餐购物）。这一数据结果证明打工地方言的使用在与家乡人的交谈时受到了限制。
由表9可知，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也很低。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4.6%（工作）、2.3%（问路）、2.3%（接打电话）、5.4%（候车乘车）、6.1%（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4.1%（工作）、3.8%（问路）、4.0%（接打电话）、3.9%（候车乘车）、4.6%（就餐购物）。强势群体在工作、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打工地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强势群体的语言转换能力比弱势群体略高。当然，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都很低，这一结果也表明学习一门新的方言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学习普通话的难度。
三、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一）与当地人交谈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表10反映出的特征有：强势群体在各个交际空间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高于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工作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五种交际空间中最高的，为71.5%。而弱势群体在问路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五种交际空间中最高的，为62.4%。弱势群体在五种不同交际场合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都比强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工作和乘车候车时，使用打工地方言的比率略高于弱势群体。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普通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一个群体的优劣相关的，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要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工作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最高，这是工作需要。而弱势群体在问路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最高，则是交际需要。
（二）与家乡人交谈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由表11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两个群体在五种交际空间选择说家乡话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且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工作时选择说家乡话与家乡人交谈的比率都是五个交际空间中最高的，分别为71.5%和90.2%，而普通话的使用受到局限。但在五种交际空间，强势群体说普通话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在接打电话这一交际空间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最高，而在就餐购物时说家乡话的比率最低。这说明强势群体在越私人的场合越倾向说家乡话。弱势群体却是在工作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最高，为90.2%。家乡话给人以亲切、熟悉的感觉，能拉近同乡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弱势群体在工作时说家乡话的比率高达90.2%。
（三）与外地人交际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由表12可知，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无论哪种场合，两个群体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五种交际空间中，在工作时强势群体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最高的，为93.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是84%，这一结果说明强势群体在工作场合需要用到普通话的几率比弱势群体高，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结论：普通话的使用率与群体的优劣度紧密相关。弱势群体则是就餐购物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最高，为87.6%；在问路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次之，为86.1%。这说明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谈时，在人多且不熟悉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更高。
四、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语言认同情况
（一）对普通话的评价。
语言认同情况主要考察各职业群体对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评价。我们给受调查者对普通话的评价预设了“好听”；“都听得懂，便于交流”；“代表一种时尚和趋势”；“其他”四种答案供参与问卷调查者选择。给受调查者对家乡话评价预设了“不好听，土气”；“别人不容易听懂，不便于交流”；“在外地说，会收到歧视”；“其他”四种答案。
由表13可以看出，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率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中45%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98%的人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而弱势群体中只有28.7%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72.3%的人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两个群体认为说普通话时尚的人都不多，所占比率分别为28.0%和18.0%。前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强势群体在多数场合的普通话使用率都比弱势群体高，这也就是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的人数比率比弱势群体高的原因。普通话越是便于交流，使用者对它的评价也就越高，但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时尚的比率只有28%，认为普通话好听的比率是45.0%，而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的比率高达98%，这说明部分强势群体并非因为普通话好听而选择说普通话，从语言习得的角度说，部分强势群体或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工作需要、身份需要等等综合而复杂的工具目的而选择去学习普通话。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好听、便于交流、时尚的比率都高于弱势群体，从工具目的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普通话给强势群体带来的益处远多于说普通话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益处，所以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率才高于弱势群体。
（二）对家乡话的评价。
由表14可以看出，强势群体对家乡话的负面评价比率明显高于弱势群体。其中，强势群体中94%的人认为家乡话不便于交流，弱势群体中75%的认为家乡话不便于交流。值得关注的是，强势群体中6.2%的人认为在外地说普通话容易受到歧视，而弱势群体中有11.3%的人赞成这一看法，说明弱势群体对在外地说家乡话易受到歧视的感触更深。正因为此，国家更应该大力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学习普通话的重视，以减轻或消除弱势群体因在外地说家乡话而受到的歧视。
五、结语
本文认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语言认同等方面存在较多的不同，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体看来，强势群体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能够在普通话、家乡话之间进行自由转换。而弱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低于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也不如强势群体。（2）弱势群体在各个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率相差不大，在与当地人交谈时，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60.5%、67.3%、58.4%、64.6%、63.0%；在与家乡人交谈时，五种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9.4%、18.4%、7.8%、17.1%、19.8%；在与外地人交谈时，五种交际场合下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79.0%、77.9%、73.6%、77.8%、76.4%。 而强势群体在不同交际场合说普通话的比率相差却较大，在工作时说普通话的比率最高，而在与家乡人交谈时，特别是接打电话时，普通话的使用比率却很低。（3）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弱势群体高，而对家乡话的负面评价也远高于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中6.2%的人认为在外地说家乡话会受到歧视。而弱势群体中只有11.3%的人赞成这一看法。“关于任何语言变体的判断，并非建立在语言内在的本质上，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社会标准”[4]。社会的发展使得普通话和家乡话的社会地位变得不同，强势群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就会遵守这一语言认同，从而改变自己对普通话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语言认同的心理过程其实就是社区成员对于外界赋予各种语言变体的看法的感受、选择、接受的过程”[5]。推广普通话使人们对普通话有了好感，而强势群体对这一好感（即因说普通话而带来的交流顺畅、好听时尚的感觉等）感触更深，所以其普通话的使用比率高过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性更强，普通话给强势群体带来的益处更多，他们的普通话的普及率和使用率又会高过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语言上与强势群体的差距会因此越来越大，语言上的差距将会造成人际沟通障碍和价值观变异，从而形成社会的不平等。语言上的不平等若不控制，将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所以，改变弱势群体的语言弱势状况，缩小其和强势群体的语言差别，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附注：职业类型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6565—2009》分类合并。
参考文献：
[1] [2]王玲.语言生活中的弱势群体——概念、界定和原因分析[J].外语研究，2013（1）.
[3]武小军，樊洁.交际空间与话语选择：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语言实态调查[J].语言文字应用，2012，（4）.
[4][5] 王玲.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摘要：弱势群体近年来不断受到我国政府、学术界和广大社会的关注，但鲜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问题。本文以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了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上的差异。
关键词：群体劣势；语言弱势；职业层级；语言使用；语言认同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34-04
一、研究对象与分类概况
本文中所探讨的弱势群体指社会性弱势群体，以区别生理性弱势群体，特指由于受语言资源条件的限制，在语言运用、语言竞争、语言权利、语言培训机遇、提高语言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等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群或阶层，如农民、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低素质人员、文盲、社会下层人员等[2]。不包含诸如聋哑人等由于生理条件导致语言能力低下或语言能力丧失的群体，也不包含语言能力相对薄弱的儿童、老人等。
基于我们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 6565—2009》将969个流动人口调查样本（缺失样本未计入）以职业大类分类，分类合并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4%），专业技术人员（5.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0%），商业、服务业人员（22.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7%），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51.4%），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7.9%）无业人员（1.0%）几大类[3]。
根据前文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本文以职业差异为基础，将969个样本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类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属于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和较强势群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统归入强势群体，共129人，占受调查人数的13.4%；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无业人员等划入弱势群体，共840人，占受调查人数的86.6%。
二、两类群体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在50%以上。但是，强势群体只有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才比弱势群体的高，分别为66.7%、65.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60.5%、64.6%。但是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强势群体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分别为62.0%、56.6%、60.5%，而弱势群体在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分别为67.3%、58.4%、63.0%。
由上面的对比数据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各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在50%以上。其次，在工作和候车乘车这种公开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而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相对私密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则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2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的普通话使用率都偏低。强势群体分别为27.1%（工作）、30.2%（问路）、24.0%（接打电话）、34.9%（候车乘车）、37.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分别为9.4%（工作）、18.4%（问路）、7.8%（接打电话）、17.1%（候车乘车）、19.8%（就餐购物）。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均远高于弱势群体。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被归入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象征着相对体面的身份；被归入弱势群体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工人、无业人员，则身份相对卑微。而语言也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体现，说普通话比说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显得体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
由表3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均比弱势群体高，但相差不大。而且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都超过70%。由此可知，在与不熟悉的人交谈时，两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说普通话。这一结果同样证明了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效果很好，但还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因为依旧还有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会说普通话。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选择不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强势群体高，这说明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应将重点放在弱势群体上。
（二）家乡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家乡方言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受到限制，强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家乡话使用率很低，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只有8.5%、10.8%、16.3%、10.8%、12.4%。弱势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虽高于强势群体，但也不高，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分别为12.5%、10.5%、16.0%、12.2%、13.3%。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问路时，使用家乡方言的比率比弱势群体略高，但在其他场合使用家乡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5可以看出，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都超过半数，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都比强势群体高，分别为82.3%（工作）、69.0%（问路）、80.8%（接打电话）、70.9%（候车乘车）、69.5%（就餐购物），而强势群体的分别为67.4%（工作）、63.6%（问路）、72.9%（接打电话）、60.5%（候车乘车）、59.7%（就餐购物）。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都能灵活运用家乡话与人交谈。
由表6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进行交际时，家乡话受到了限制。强势群体在工作、接打电话、候车乘车三种交际空间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低。但在问路和就餐购物时，强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人交际的比率却略高于弱势群体。家乡话是一种方言，外地人说的又是另外一种方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外地人交际的比率都非常低。这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方言是很难沟通的，这一结果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性。
（三）打工地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7可知，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不高，但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普通话的使用率都比弱势群体高，分别为22.5%（工作）、23.2%（问路）、21.7%（接打电话）、17.8%（候车乘车）、23.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19.4%（工作）、16.0%（问路）、18.3%（接打电话）、16.2%（候车乘车）、16.3%（就餐购物）。
由表8可知，两个群体在与家乡人交流时选择说当地方言的人都极少。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3.1%（工作）、3.1%（问路）、2.3%（接打电话）、1.5%（候车乘车）、1.6%（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2.7%（工作）、3.9%（问路）、3.3%（接打电话）、3.6%（候车乘车）、2.6%（就餐购物）。这一数据结果证明打工地方言的使用在与家乡人的交谈时受到了限制。
由表9可知，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也很低。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4.6%（工作）、2.3%（问路）、2.3%（接打电话）、5.4%（候车乘车）、6.1%（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4.1%（工作）、3.8%（问路）、4.0%（接打电话）、3.9%（候车乘车）、4.6%（就餐购物）。强势群体在工作、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打工地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强势群体的语言转换能力比弱势群体略高。当然，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都很低，这一结果也表明学习一门新的方言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学习普通话的难度。
三、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一）与当地人交谈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表10反映出的特征有：强势群体在各个交际空间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高于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工作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五种交际空间中最高的，为71.5%。而弱势群体在问路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五种交际空间中最高的，为62.4%。弱势群体在五种不同交际场合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都比强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工作和乘车候车时，使用打工地方言的比率略高于弱势群体。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普通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一个群体的优劣相关的，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要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工作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最高，这是工作需要。而弱势群体在问路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最高，则是交际需要。
（二）与家乡人交谈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由表11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两个群体在五种交际空间选择说家乡话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且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工作时选择说家乡话与家乡人交谈的比率都是五个交际空间中最高的，分别为71.5%和90.2%，而普通话的使用受到局限。但在五种交际空间，强势群体说普通话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在接打电话这一交际空间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最高，而在就餐购物时说家乡话的比率最低。这说明强势群体在越私人的场合越倾向说家乡话。弱势群体却是在工作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最高，为90.2%。家乡话给人以亲切、熟悉的感觉，能拉近同乡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弱势群体在工作时说家乡话的比率高达90.2%。
（三）与外地人交际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由表12可知，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无论哪种场合，两个群体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五种交际空间中，在工作时强势群体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最高的，为93.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是84%，这一结果说明强势群体在工作场合需要用到普通话的几率比弱势群体高，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结论：普通话的使用率与群体的优劣度紧密相关。弱势群体则是就餐购物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最高，为87.6%；在问路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次之，为86.1%。这说明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谈时，在人多且不熟悉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更高。
四、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语言认同情况
（一）对普通话的评价。
语言认同情况主要考察各职业群体对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评价。我们给受调查者对普通话的评价预设了“好听”；“都听得懂，便于交流”；“代表一种时尚和趋势”；“其他”四种答案供参与问卷调查者选择。给受调查者对家乡话评价预设了“不好听，土气”；“别人不容易听懂，不便于交流”；“在外地说，会收到歧视”；“其他”四种答案。
由表13可以看出，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率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中45%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98%的人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而弱势群体中只有28.7%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72.3%的人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两个群体认为说普通话时尚的人都不多，所占比率分别为28.0%和18.0%。前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强势群体在多数场合的普通话使用率都比弱势群体高，这也就是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的人数比率比弱势群体高的原因。普通话越是便于交流，使用者对它的评价也就越高，但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时尚的比率只有28%，认为普通话好听的比率是45.0%，而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的比率高达98%，这说明部分强势群体并非因为普通话好听而选择说普通话，从语言习得的角度说，部分强势群体或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工作需要、身份需要等等综合而复杂的工具目的而选择去学习普通话。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好听、便于交流、时尚的比率都高于弱势群体，从工具目的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普通话给强势群体带来的益处远多于说普通话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益处，所以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率才高于弱势群体。
（二）对家乡话的评价。
由表14可以看出，强势群体对家乡话的负面评价比率明显高于弱势群体。其中，强势群体中94%的人认为家乡话不便于交流，弱势群体中75%的认为家乡话不便于交流。值得关注的是，强势群体中6.2%的人认为在外地说普通话容易受到歧视，而弱势群体中有11.3%的人赞成这一看法，说明弱势群体对在外地说家乡话易受到歧视的感触更深。正因为此，国家更应该大力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学习普通话的重视，以减轻或消除弱势群体因在外地说家乡话而受到的歧视。
五、结语
本文认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语言认同等方面存在较多的不同，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体看来，强势群体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能够在普通话、家乡话之间进行自由转换。而弱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低于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也不如强势群体。（2）弱势群体在各个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率相差不大，在与当地人交谈时，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60.5%、67.3%、58.4%、64.6%、63.0%；在与家乡人交谈时，五种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9.4%、18.4%、7.8%、17.1%、19.8%；在与外地人交谈时，五种交际场合下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79.0%、77.9%、73.6%、77.8%、76.4%。 而强势群体在不同交际场合说普通话的比率相差却较大，在工作时说普通话的比率最高，而在与家乡人交谈时，特别是接打电话时，普通话的使用比率却很低。（3）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弱势群体高，而对家乡话的负面评价也远高于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中6.2%的人认为在外地说家乡话会受到歧视。而弱势群体中只有11.3%的人赞成这一看法。“关于任何语言变体的判断，并非建立在语言内在的本质上，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社会标准”[4]。社会的发展使得普通话和家乡话的社会地位变得不同，强势群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就会遵守这一语言认同，从而改变自己对普通话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语言认同的心理过程其实就是社区成员对于外界赋予各种语言变体的看法的感受、选择、接受的过程”[5]。推广普通话使人们对普通话有了好感，而强势群体对这一好感（即因说普通话而带来的交流顺畅、好听时尚的感觉等）感触更深，所以其普通话的使用比率高过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性更强，普通话给强势群体带来的益处更多，他们的普通话的普及率和使用率又会高过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语言上与强势群体的差距会因此越来越大，语言上的差距将会造成人际沟通障碍和价值观变异，从而形成社会的不平等。语言上的不平等若不控制，将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所以，改变弱势群体的语言弱势状况，缩小其和强势群体的语言差别，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附注：职业类型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6565—2009》分类合并。
参考文献：
[1] [2]王玲.语言生活中的弱势群体——概念、界定和原因分析[J].外语研究，2013（1）.
[3]武小军，樊洁.交际空间与话语选择：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语言实态调查[J].语言文字应用，2012，（4）.
[4][5] 王玲.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群体劣势；语言弱势；职业层级；语言使用；语言认同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34-04
一、研究对象与分类概况
本文中所探讨的弱势群体指社会性弱势群体，以区别生理性弱势群体，特指由于受语言资源条件的限制，在语言运用、语言竞争、语言权利、语言培训机遇、提高语言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等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群或阶层，如农民、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低素质人员、文盲、社会下层人员等[2]。不包含诸如聋哑人等由于生理条件导致语言能力低下或语言能力丧失的群体，也不包含语言能力相对薄弱的儿童、老人等。
基于我们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 6565—2009》将969个流动人口调查样本（缺失样本未计入）以职业大类分类，分类合并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4%），专业技术人员（5.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0%），商业、服务业人员（22.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7%），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51.4%），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7.9%）无业人员（1.0%）几大类[3]。
根据前文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本文以职业差异为基础，将969个样本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类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属于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和较强势群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统归入强势群体，共129人，占受调查人数的13.4%；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无业人员等划入弱势群体，共840人，占受调查人数的86.6%。
二、两类群体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在50%以上。但是，强势群体只有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才比弱势群体的高，分别为66.7%、65.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60.5%、64.6%。但是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强势群体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分别为62.0%、56.6%、60.5%，而弱势群体在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分别为67.3%、58.4%、63.0%。
由上面的对比数据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各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在50%以上。其次，在工作和候车乘车这种公开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而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相对私密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则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2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的普通话使用率都偏低。强势群体分别为27.1%（工作）、30.2%（问路）、24.0%（接打电话）、34.9%（候车乘车）、37.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分别为9.4%（工作）、18.4%（问路）、7.8%（接打电话）、17.1%（候车乘车）、19.8%（就餐购物）。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均远高于弱势群体。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被归入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象征着相对体面的身份；被归入弱势群体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工人、无业人员，则身份相对卑微。而语言也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体现，说普通话比说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显得体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
由表3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均比弱势群体高，但相差不大。而且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都超过70%。由此可知，在与不熟悉的人交谈时，两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说普通话。这一结果同样证明了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效果很好，但还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因为依旧还有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会说普通话。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选择不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强势群体高，这说明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应将重点放在弱势群体上。
（二）家乡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家乡方言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受到限制，强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家乡话使用率很低，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只有8.5%、10.8%、16.3%、10.8%、12.4%。弱势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虽高于强势群体，但也不高，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分别为12.5%、10.5%、16.0%、12.2%、13.3%。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问路时，使用家乡方言的比率比弱势群体略高，但在其他场合使用家乡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5可以看出，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都超过半数，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都比强势群体高，分别为82.3%（工作）、69.0%（问路）、80.8%（接打电话）、70.9%（候车乘车）、69.5%（就餐购物），而强势群体的分别为67.4%（工作）、63.6%（问路）、72.9%（接打电话）、60.5%（候车乘车）、59.7%（就餐购物）。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都能灵活运用家乡话与人交谈。
由表6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进行交际时，家乡话受到了限制。强势群体在工作、接打电话、候车乘车三种交际空间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低。但在问路和就餐购物时，强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人交际的比率却略高于弱势群体。家乡话是一种方言，外地人说的又是另外一种方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外地人交际的比率都非常低。这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方言是很难沟通的，这一结果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性。 摘要：弱势群体近年来不断受到我国政府、学术界和广大社会的关注，但鲜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问题。本文以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了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上的差异。
关键词：群体劣势；语言弱势；职业层级；语言使用；语言认同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34-04
一、研究对象与分类概况
本文中所探讨的弱势群体指社会性弱势群体，以区别生理性弱势群体，特指由于受语言资源条件的限制，在语言运用、语言竞争、语言权利、语言培训机遇、提高语言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等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群或阶层，如农民、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低素质人员、文盲、社会下层人员等[2]。不包含诸如聋哑人等由于生理条件导致语言能力低下或语言能力丧失的群体，也不包含语言能力相对薄弱的儿童、老人等。
基于我们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 6565—2009》将969个流动人口调查样本（缺失样本未计入）以职业大类分类，分类合并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4%），专业技术人员（5.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0%），商业、服务业人员（22.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7%），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51.4%），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7.9%）无业人员（1.0%）几大类[3]。
根据前文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本文以职业差异为基础，将969个样本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类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属于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和较强势群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统归入强势群体，共129人，占受调查人数的13.4%；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无业人员等划入弱势群体，共840人，占受调查人数的86.6%。
二、两类群体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在50%以上。但是，强势群体只有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才比弱势群体的高，分别为66.7%、65.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60.5%、64.6%。但是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强势群体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分别为62.0%、56.6%、60.5%，而弱势群体在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分别为67.3%、58.4%、63.0%。
由上面的对比数据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各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在50%以上。其次，在工作和候车乘车这种公开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而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相对私密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则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2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的普通话使用率都偏低。强势群体分别为27.1%（工作）、30.2%（问路）、24.0%（接打电话）、34.9%（候车乘车）、37.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分别为9.4%（工作）、18.4%（问路）、7.8%（接打电话）、17.1%（候车乘车）、19.8%（就餐购物）。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均远高于弱势群体。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被归入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象征着相对体面的身份；被归入弱势群体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工人、无业人员，则身份相对卑微。而语言也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体现，说普通话比说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显得体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
由表3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均比弱势群体高，但相差不大。而且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都超过70%。由此可知，在与不熟悉的人交谈时，两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说普通话。这一结果同样证明了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效果很好，但还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因为依旧还有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会说普通话。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选择不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强势群体高，这说明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应将重点放在弱势群体上。
（二）家乡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家乡方言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受到限制，强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家乡话使用率很低，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只有8.5%、10.8%、16.3%、10.8%、12.4%。弱势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虽高于强势群体，但也不高，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分别为12.5%、10.5%、16.0%、12.2%、13.3%。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问路时，使用家乡方言的比率比弱势群体略高，但在其他场合使用家乡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5可以看出，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都超过半数，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都比强势群体高，分别为82.3%（工作）、69.0%（问路）、80.8%（接打电话）、70.9%（候车乘车）、69.5%（就餐购物），而强势群体的分别为67.4%（工作）、63.6%（问路）、72.9%（接打电话）、60.5%（候车乘车）、59.7%（就餐购物）。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都能灵活运用家乡话与人交谈。
由表6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进行交际时，家乡话受到了限制。强势群体在工作、接打电话、候车乘车三种交际空间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低。但在问路和就餐购物时，强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人交际的比率却略高于弱势群体。家乡话是一种方言，外地人说的又是另外一种方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外地人交际的比率都非常低。这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方言是很难沟通的，这一结果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性。
（三）打工地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7可知，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不高，但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普通话的使用率都比弱势群体高，分别为22.5%（工作）、23.2%（问路）、21.7%（接打电话）、17.8%（候车乘车）、23.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19.4%（工作）、16.0%（问路）、18.3%（接打电话）、16.2%（候车乘车）、16.3%（就餐购物）。
由表8可知，两个群体在与家乡人交流时选择说当地方言的人都极少。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3.1%（工作）、3.1%（问路）、2.3%（接打电话）、1.5%（候车乘车）、1.6%（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2.7%（工作）、3.9%（问路）、3.3%（接打电话）、3.6%（候车乘车）、2.6%（就餐购物）。这一数据结果证明打工地方言的使用在与家乡人的交谈时受到了限制。
由表9可知，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也很低。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4.6%（工作）、2.3%（问路）、2.3%（接打电话）、5.4%（候车乘车）、6.1%（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4.1%（工作）、3.8%（问路）、4.0%（接打电话）、3.9%（候车乘车）、4.6%（就餐购物）。强势群体在工作、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打工地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强势群体的语言转换能力比弱势群体略高。当然，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都很低，这一结果也表明学习一门新的方言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学习普通话的难度。
三、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一）与当地人交谈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表10反映出的特征有：强势群体在各个交际空间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高于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工作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五种交际空间中最高的，为71.5%。而弱势群体在问路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五种交际空间中最高的，为62.4%。弱势群体在五种不同交际场合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都比强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工作和乘车候车时，使用打工地方言的比率略高于弱势群体。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普通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一个群体的优劣相关的，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要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工作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最高，这是工作需要。而弱势群体在问路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最高，则是交际需要。
（二）与家乡人交谈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由表11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两个群体在五种交际空间选择说家乡话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且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工作时选择说家乡话与家乡人交谈的比率都是五个交际空间中最高的，分别为71.5%和90.2%，而普通话的使用受到局限。但在五种交际空间，强势群体说普通话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在接打电话这一交际空间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最高，而在就餐购物时说家乡话的比率最低。这说明强势群体在越私人的场合越倾向说家乡话。弱势群体却是在工作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最高，为90.2%。家乡话给人以亲切、熟悉的感觉，能拉近同乡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弱势群体在工作时说家乡话的比率高达90.2%。
（三）与外地人交际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由表12可知，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无论哪种场合，两个群体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五种交际空间中，在工作时强势群体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最高的，为93.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是84%，这一结果说明强势群体在工作场合需要用到普通话的几率比弱势群体高，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结论：普通话的使用率与群体的优劣度紧密相关。弱势群体则是就餐购物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最高，为87.6%；在问路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次之，为86.1%。这说明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谈时，在人多且不熟悉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更高。
四、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语言认同情况
（一）对普通话的评价。
语言认同情况主要考察各职业群体对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评价。我们给受调查者对普通话的评价预设了“好听”；“都听得懂，便于交流”；“代表一种时尚和趋势”；“其他”四种答案供参与问卷调查者选择。给受调查者对家乡话评价预设了“不好听，土气”；“别人不容易听懂，不便于交流”；“在外地说，会收到歧视”；“其他”四种答案。
由表13可以看出，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率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中45%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98%的人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而弱势群体中只有28.7%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72.3%的人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两个群体认为说普通话时尚的人都不多，所占比率分别为28.0%和18.0%。前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强势群体在多数场合的普通话使用率都比弱势群体高，这也就是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的人数比率比弱势群体高的原因。普通话越是便于交流，使用者对它的评价也就越高，但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时尚的比率只有28%，认为普通话好听的比率是45.0%，而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的比率高达98%，这说明部分强势群体并非因为普通话好听而选择说普通话，从语言习得的角度说，部分强势群体或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工作需要、身份需要等等综合而复杂的工具目的而选择去学习普通话。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好听、便于交流、时尚的比率都高于弱势群体，从工具目的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普通话给强势群体带来的益处远多于说普通话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益处，所以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率才高于弱势群体。
（二）对家乡话的评价。
由表14可以看出，强势群体对家乡话的负面评价比率明显高于弱势群体。其中，强势群体中94%的人认为家乡话不便于交流，弱势群体中75%的认为家乡话不便于交流。值得关注的是，强势群体中6.2%的人认为在外地说普通话容易受到歧视，而弱势群体中有11.3%的人赞成这一看法，说明弱势群体对在外地说家乡话易受到歧视的感触更深。正因为此，国家更应该大力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学习普通话的重视，以减轻或消除弱势群体因在外地说家乡话而受到的歧视。
五、结语
本文认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语言认同等方面存在较多的不同，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体看来，强势群体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能够在普通话、家乡话之间进行自由转换。而弱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低于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也不如强势群体。（2）弱势群体在各个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率相差不大，在与当地人交谈时，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60.5%、67.3%、58.4%、64.6%、63.0%；在与家乡人交谈时，五种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9.4%、18.4%、7.8%、17.1%、19.8%；在与外地人交谈时，五种交际场合下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79.0%、77.9%、73.6%、77.8%、76.4%。 而强势群体在不同交际场合说普通话的比率相差却较大，在工作时说普通话的比率最高，而在与家乡人交谈时，特别是接打电话时，普通话的使用比率却很低。（3）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弱势群体高，而对家乡话的负面评价也远高于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中6.2%的人认为在外地说家乡话会受到歧视。而弱势群体中只有11.3%的人赞成这一看法。“关于任何语言变体的判断，并非建立在语言内在的本质上，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社会标准”[4]。社会的发展使得普通话和家乡话的社会地位变得不同，强势群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就会遵守这一语言认同，从而改变自己对普通话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语言认同的心理过程其实就是社区成员对于外界赋予各种语言变体的看法的感受、选择、接受的过程”[5]。推广普通话使人们对普通话有了好感，而强势群体对这一好感（即因说普通话而带来的交流顺畅、好听时尚的感觉等）感触更深，所以其普通话的使用比率高过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性更强，普通话给强势群体带来的益处更多，他们的普通话的普及率和使用率又会高过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语言上与强势群体的差距会因此越来越大，语言上的差距将会造成人际沟通障碍和价值观变异，从而形成社会的不平等。语言上的不平等若不控制，将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所以，改变弱势群体的语言弱势状况，缩小其和强势群体的语言差别，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附注：职业类型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6565—2009》分类合并。
参考文献：
[1] [2]王玲.语言生活中的弱势群体——概念、界定和原因分析[J].外语研究，2013（1）.
[3]武小军，樊洁.交际空间与话语选择：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语言实态调查[J].语言文字应用，2012，（4）.
[4][5] 王玲.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摘要：弱势群体近年来不断受到我国政府、学术界和广大社会的关注，但鲜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问题。本文以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了职业层级差异下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上的差异。
关键词：群体劣势；语言弱势；职业层级；语言使用；语言认同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34-04
一、研究对象与分类概况
本文中所探讨的弱势群体指社会性弱势群体，以区别生理性弱势群体，特指由于受语言资源条件的限制，在语言运用、语言竞争、语言权利、语言培训机遇、提高语言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等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群或阶层，如农民、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低素质人员、文盲、社会下层人员等[2]。不包含诸如聋哑人等由于生理条件导致语言能力低下或语言能力丧失的群体，也不包含语言能力相对薄弱的儿童、老人等。
基于我们2012年所做的城市语言调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 6565—2009》将969个流动人口调查样本（缺失样本未计入）以职业大类分类，分类合并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1.4%），专业技术人员（5.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6.0%），商业、服务业人员（22.8%），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2.7%），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51.4%），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7.9%）无业人员（1.0%）几大类[3]。
根据前文对弱势群体的界定，本文以职业差异为基础，将969个样本分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类人群进行比较研究，属于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和较强势群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统归入强势群体，共129人，占受调查人数的13.4%；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无业人员等划入弱势群体，共840人，占受调查人数的86.6%。
二、两类群体语言使用的调查结果分析
（一）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两个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在50%以上。但是，强势群体只有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才比弱势群体的高，分别为66.7%、65.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和候车乘车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60.5%、64.6%。但是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强势群体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分别为62.0%、56.6%、60.5%，而弱势群体在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分别为67.3%、58.4%、63.0%。
由上面的对比数据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各种场合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在50%以上。其次，在工作和候车乘车这种公开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而在问路、接打电话、就餐购物这三种相对私密的场合，强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则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2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的普通话使用率都偏低。强势群体分别为27.1%（工作）、30.2%（问路）、24.0%（接打电话）、34.9%（候车乘车）、37.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分别为9.4%（工作）、18.4%（问路）、7.8%（接打电话）、17.1%（候车乘车）、19.8%（就餐购物）。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均远高于弱势群体。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征，被归入强势群体的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象征着相对体面的身份；被归入弱势群体的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工人、无业人员，则身份相对卑微。而语言也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体现，说普通话比说家乡话和打工地方言显得体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
由表3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均比弱势群体高，但相差不大。而且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都超过70%。由此可知，在与不熟悉的人交谈时，两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说普通话。这一结果同样证明了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效果很好，但还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因为依旧还有人在与外地人交际时不会说普通话。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选择不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强势群体高，这说明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时应将重点放在弱势群体上。
（二）家乡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家乡方言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受到限制，强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家乡话使用率很低，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只有8.5%、10.8%、16.3%、10.8%、12.4%。弱势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虽高于强势群体，但也不高，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几种场合的家乡方言使用率分别为12.5%、10.5%、16.0%、12.2%、13.3%。值得注意的是，强势群体在问路时，使用家乡方言的比率比弱势群体略高，但在其他场合使用家乡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
由表5可以看出，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的家乡话使用率都超过半数，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在五种不同的场合都比强势群体高，分别为82.3%（工作）、69.0%（问路）、80.8%（接打电话）、70.9%（候车乘车）、69.5%（就餐购物），而强势群体的分别为67.4%（工作）、63.6%（问路）、72.9%（接打电话）、60.5%（候车乘车）、59.7%（就餐购物）。在与家乡人交际时，两个群体都能灵活运用家乡话与人交谈。
由表6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与外地人进行交际时，家乡话受到了限制。强势群体在工作、接打电话、候车乘车三种交际空间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低。但在问路和就餐购物时，强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人交际的比率却略高于弱势群体。家乡话是一种方言，外地人说的又是另外一种方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选择使用家乡话与外地人交际的比率都非常低。这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方言是很难沟通的，这一结果也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推广、普及普通话的必要性。
（三）打工地方言的使用情况。
由表7可知，在与当地人交际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都不高，但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普通话的使用率都比弱势群体高，分别为22.5%（工作）、23.2%（问路）、21.7%（接打电话）、17.8%（候车乘车）、23.2%（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当地人交际时，普通话的使用率分别为19.4%（工作）、16.0%（问路）、18.3%（接打电话）、16.2%（候车乘车）、16.3%（就餐购物）。
由表8可知，两个群体在与家乡人交流时选择说当地方言的人都极少。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3.1%（工作）、3.1%（问路）、2.3%（接打电话）、1.5%（候车乘车）、1.6%（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2.7%（工作）、3.9%（问路）、3.3%（接打电话）、3.6%（候车乘车）、2.6%（就餐购物）。这一数据结果证明打工地方言的使用在与家乡人的交谈时受到了限制。
由表9可知，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也很低。强势群体在五种不同的场合，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4.6%（工作）、2.3%（问路）、2.3%（接打电话）、5.4%（候车乘车）、6.1%（就餐购物）。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分别为4.1%（工作）、3.8%（问路）、4.0%（接打电话）、3.9%（候车乘车）、4.6%（就餐购物）。强势群体在工作、候车乘车、就餐购物这三种场合选择使用打工地方言与人交谈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低，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强势群体的语言转换能力比弱势群体略高。当然，两个群体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打工地方言的使用率都很低，这一结果也表明学习一门新的方言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学习普通话的难度。
三、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一）与当地人交谈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表10反映出的特征有：强势群体在各个交际空间选择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率都高于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工作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五种交际空间中最高的，为71.5%。而弱势群体在问路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五种交际空间中最高的，为62.4%。弱势群体在五种不同交际场合选择使用家乡话的比率都比强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工作和乘车候车时，使用打工地方言的比率略高于弱势群体。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普通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一个群体的优劣相关的，强势群体的普通话使用率要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工作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最高，这是工作需要。而弱势群体在问路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最高，则是交际需要。
（二）与家乡人交谈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由表11可以看出，在与家乡人交谈时，两个群体在五种交际空间选择说家乡话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且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工作时选择说家乡话与家乡人交谈的比率都是五个交际空间中最高的，分别为71.5%和90.2%，而普通话的使用受到局限。但在五种交际空间，强势群体说普通话的比率都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在与家乡人交谈时，在接打电话这一交际空间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最高，而在就餐购物时说家乡话的比率最低。这说明强势群体在越私人的场合越倾向说家乡话。弱势群体却是在工作时使用家乡话的比率最高，为90.2%。家乡话给人以亲切、熟悉的感觉，能拉近同乡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弱势群体在工作时说家乡话的比率高达90.2%。
（三）与外地人交际时不同交际空间下的语言选择。
由表12可知，在与外地人交际时，无论哪种场合，两个群体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五种交际空间中，在工作时强势群体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是最高的，为93.1%，而弱势群体在工作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是84%，这一结果说明强势群体在工作场合需要用到普通话的几率比弱势群体高，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结论：普通话的使用率与群体的优劣度紧密相关。弱势群体则是就餐购物时选择说普通话的比率最高，为87.6%；在问路时的普通话使用率次之，为86.1%。这说明弱势群体在与外地人交谈时，在人多且不熟悉时，普通话的使用率更高。
四、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语言认同情况
（一）对普通话的评价。
语言认同情况主要考察各职业群体对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评价。我们给受调查者对普通话的评价预设了“好听”；“都听得懂，便于交流”；“代表一种时尚和趋势”；“其他”四种答案供参与问卷调查者选择。给受调查者对家乡话评价预设了“不好听，土气”；“别人不容易听懂，不便于交流”；“在外地说，会收到歧视”；“其他”四种答案。
由表13可以看出，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率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中45%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98%的人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而弱势群体中只有28.7%的人认为普通话好听，72.3%的人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两个群体认为说普通话时尚的人都不多，所占比率分别为28.0%和18.0%。前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强势群体在多数场合的普通话使用率都比弱势群体高，这也就是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的人数比率比弱势群体高的原因。普通话越是便于交流，使用者对它的评价也就越高，但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时尚的比率只有28%，认为普通话好听的比率是45.0%，而认为普通话便于交流的比率高达98%，这说明部分强势群体并非因为普通话好听而选择说普通话，从语言习得的角度说，部分强势群体或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工作需要、身份需要等等综合而复杂的工具目的而选择去学习普通话。强势群体认为普通话好听、便于交流、时尚的比率都高于弱势群体，从工具目的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普通话给强势群体带来的益处远多于说普通话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益处，所以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率才高于弱势群体。
（二）对家乡话的评价。
由表14可以看出，强势群体对家乡话的负面评价比率明显高于弱势群体。其中，强势群体中94%的人认为家乡话不便于交流，弱势群体中75%的认为家乡话不便于交流。值得关注的是，强势群体中6.2%的人认为在外地说普通话容易受到歧视，而弱势群体中有11.3%的人赞成这一看法，说明弱势群体对在外地说家乡话易受到歧视的感触更深。正因为此，国家更应该大力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学习普通话的重视，以减轻或消除弱势群体因在外地说家乡话而受到的歧视。
五、结语
本文认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语言使用、语言认同等方面存在较多的不同，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体看来，强势群体说普通话的比率比弱势群体高。强势群体能够在普通话、家乡话之间进行自由转换。而弱势群体使用普通话的比率低于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掌握程度也不如强势群体。（2）弱势群体在各个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率相差不大，在与当地人交谈时，在工作、问路、接打电话、候车乘车、就餐购物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60.5%、67.3%、58.4%、64.6%、63.0%；在与家乡人交谈时，五种交际场合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9.4%、18.4%、7.8%、17.1%、19.8%；在与外地人交谈时，五种交际场合下使用普通话的比率分别为79.0%、77.9%、73.6%、77.8%、76.4%。 而强势群体在不同交际场合说普通话的比率相差却较大，在工作时说普通话的比率最高，而在与家乡人交谈时，特别是接打电话时，普通话的使用比率却很低。（3）强势群体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比弱势群体高，而对家乡话的负面评价也远高于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中6.2%的人认为在外地说家乡话会受到歧视。而弱势群体中只有11.3%的人赞成这一看法。“关于任何语言变体的判断，并非建立在语言内在的本质上，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社会标准”[4]。社会的发展使得普通话和家乡话的社会地位变得不同，强势群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就会遵守这一语言认同，从而改变自己对普通话的看法。“我们可以说语言认同的心理过程其实就是社区成员对于外界赋予各种语言变体的看法的感受、选择、接受的过程”[5]。推广普通话使人们对普通话有了好感，而强势群体对这一好感（即因说普通话而带来的交流顺畅、好听时尚的感觉等）感触更深，所以其普通话的使用比率高过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性更强，普通话给强势群体带来的益处更多，他们的普通话的普及率和使用率又会高过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语言上与强势群体的差距会因此越来越大，语言上的差距将会造成人际沟通障碍和价值观变异，从而形成社会的不平等。语言上的不平等若不控制，将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所以，改变弱势群体的语言弱势状况，缩小其和强势群体的语言差别，将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附注：职业类型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GB/T6565—2009》分类合并。
参考文献：
[1] [2]王玲.语言生活中的弱势群体——概念、界定和原因分析[J].外语研究，2013（1）.
[3]武小军，樊洁.交际空间与话语选择：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语言实态调查[J].语言文字应用，2012，（4）.
[4][5] 王玲.城市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