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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到各地讲学，不少校长和老师问我是哪个名牌师大毕业的，讲得真好哇!不仅理论联系实际讲得入木三分，紧扣教育教学规律突出亮点，又是那么栩栩如生，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啊!还有《中国小学教育》编辑部主任刘莉萍女士也来电话称赞说：“我非常喜欢读你的来稿。既有水平又发人深省，令人启迪。真不愧是全国知名校长和特级教师啊!”其实谁又知道我的“老底”却原来是个“门外汉”呢!这不禁使我想起初入教门的情景。特别是那难忘的1950年代。
我是安徽巢县(巢湖市)人，1948年夏，只在巢县中学读到高一就因家庭贫困失学。来到徐州，多方求人才在夹河街小学当了一名“代”用教师。那时正临近开学，校长对我说，只有六年级班主任兼代语文是空缺，我这个“憨大胆”只得应承下来。可我既没上过师范，更没当过老师，究竟怎么上课?怎么批改作业?这些都一窍不通。怎么办?我就自耍“小聪明”，讲了一个星期的故事，竟使学生听得入了迷。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于是我没有课时，就躲在别人上课的教室后面偷听。老师下班了，我又悄悄地留在办公室去偷看人家究竟是怎么备课和批改作业的。就这样，照葫芦画瓢地勉强教下来。那时背后就有人议论：这样的老师下学期准会被辞退。可只教了三个月，即1948年12月1日，徐州就解放了。
那时的我，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天天领着孩子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看到孩子们这么天真可爱。面对在旧社会认为“家中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所谓穷酸教书匠，如今却感到不错，也就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由于我积极向上，要求进步，便成了全市的首批团员。正好经常来校了解情况的市军管会文教干部老耿见我年轻上进，工作勤奋，在1950年8月我当了老师两年。刚满20岁，就被提拔到徐州市环城路小学当上了教导主任。可一到任，就碰到第一个难关：排课表。这可是技术活啊!我琢磨了一夜，才摸索到一个既简便又科学的排课方法。那就是先画一张大课表，再剪上一个个上面有刻好语数常音体美等各科字样的图章小纸片，分别按每位老师代的什么课，上下午依次贴在大课表上。当然，语数课要天天上，其他课程就得合理搭配。这么编排才不会“撞车”和“碰头”。排好了又分别给老师们写上他要代的“小课表”。这可是我的第一个坎啊!总算跨过去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把战争烽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毛主席亲自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壮举。
为了表达心意，学校少先队部提出了“捐献百枚子弹”倡议，同学们纷纷响应，积极拿出积攒的零花钱，然后汇总寄给了朝鲜驻华大使馆，请他们转交给朝鲜人民军，用红领巾的“子弹”射向美帝侵略军。李周渊大使当即回信，赞扬孩子们的抗美援朝行动。我也深受感动，当即写了新闻稿，登在当时的《徐州工商报》(现为《徐州日报》)上。也就是从那时写“小打油”的新闻稿起，我就把礼拜天当作我的“写稿日”。将一周跟踪听课、典型调查积累的材料突出一个主题来写文章。就这样从小到大，先后撰写了三百多篇有关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以至家庭教育等方面的论文，直到如今年届80，也从未停过笔。这也得感谢老作家巴金给我的启迪。当时我曾拜读过他写的《春蚕》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他说：在他家乡四川广元，看到他母亲带着他姐姐养蚕。那春蚕虽在灼热的锅里煮，却还在不断地吐丝，直到死才“丝方尽”。深为感动而写了50多年也不停笔。他又说：我写稿既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吃饭。而是要像春蚕那样吃了桑叶，就要“吐丝”。鲁迅也说过“吃了草，就要挤奶”。我正是在他们的这种崇高精神鼓舞下，从没停过笔。其实我写这些文章却也乐在其中，就像吸烟有瘾似的，不写就难受，渐渐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何况写文章就要深入教学，就要接触儿童，就要访问家长。也为我当好老师、当好校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岂不是一举多得么?
1952初，市教育局调我到私立正心小学，为这所教会学校接办作准备，随后即任命为校长，那时我才22岁。刚到正心小学时还未接办，那信教的校长召集老师开会，刚开始突然宣布要做祷告，把我吓了一跳。会后有位青年教师告诉我：我是来教书的，党和政府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哪能在学校统一要求做祷告呢?我当了校长后，不少老师跟我有距离。我便想到那位老师，我亲近他他才说心里话，这促使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我搬到学校吃住，感到这样才能深入接触教师，才能知道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老师看我平易近人，见困难就上深为感动而逐渐融为一体。这使我领悟到。只有尊重老师，相信老师，依靠老师，才能为办好学校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由于我的“老师意识”在不断增强，以后才能去重点学校、实验小学当校长，并把这一所所学校办好。正由于此，才先后写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当好校长》《努力加强教师群体建设》《鼓励教师冒尖成名牌》《转变作风，做抓教学的内行》等文章，分别在《人民教育》、《福建教育》、《新华日报》、《江苏教育》等报刊上发表，受到欢迎。
1957年8月市教育局把刚建好一年的民主路小学定为全市唯一的市重点校，任命我为校长，时值27岁，备受鼓舞。我深入听课，注意了解和完善老师的教育教学经验，决心大干一场，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党的重托和关怀。我首先发现老模范王树堂老师，教学认真踏实，别具一格，年年送考中学全部录取，且没有一个差生。秘诀在哪?正如他说：关键是老师上课就要像建筑工人那样，把基础打好，才能“高楼万丈平地起”。再就是后来知名度很高的首批特级教师孙秀英。在那50年代，她就是一位爱生、爱校，教学别具特色的好老师。我发现她备课一丝不苟。在她那保存十多年的教学笔记的小木箱里，本本字字都像刀刻的一样工整。每当放学后，她都要到她教室去严格检查课桌椅，横看竖瞧是否都像一条线那么笔直。每逢开学前，她还不顾酷暑，逐一访问家长，去了解家庭环境和学生爱好。她说只有这样，才能订好班级和教育教学规划。可正当我要总结这些好经验，推而广之提升学校知名度时，厄运则突然降临。
1958年暑假，在区文教局的领导下，全区老师集中进行“反右”学习。开始我还担任两所小学的大组长呢!某天突然有人贴我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什么裙带关系，其实是在污蔑党》。我一看火冒三丈，立即就回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复某某》来说明当时真情。后来我才听市教育局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要不是市局领导了解我。考虑到我平时工作认真有成绩，决不会反，党，才没给我扣上右派帽子。但却给了我三项不是处分的处分：一是从市重点调到远离市区的贾汪镇新新小学；二是正校长降为副校长；三是动员退团，否则就开除团籍。
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说得好：“患难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可显出非常的气节。当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勇大智的人，才能够 处之泰然。”的确。我从全市唯一重点名校的一把手突然降为远离市区的贾汪镇新新小学当副手，理所当然会被人瞧不起。不然。又怎么会有“势利眼”这个专用名词呢!但自强不息的我决不能自卑、自退，要迎难而上，把它视为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曾警示：“不懂教学的人没有资格当校长，不抓教学的人不是名副其实的校长。对教学没有独到见解的人，不能成为名校长。”我当时就想：我这个没有进过师范的门外汉，正是由于勤奋好学才闯过了“教门”。如今不当“一把手”，又受人歧视，那就更要深入教学，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才能使老师们另眼相待而有共同语言。为了更好地抓好教学，我主动去兼主课，去承担别人认为难度较大的六年级语文课。正由于我亲自代课，真正面向实际，面向课堂，贴近孩子们的心灵，来我校视察的市局小教科王科长看到我办公桌上放的一排排整齐的作业时，不禁赞叹地说：真不简单啊!这更激发我探索阅读教学的真谛，那就是如何夯实五十年代就开始强调的“双基”。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都很重要，我看更要着重训练。什么叫训练呢?那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于是。我便开始摸索阅读四步教学法。那就是引导学生初读语文，扫清障碍，查字典；细读课文，清理层次找重点；精读课文，思考问题提疑难；熟读课文综合训练动笔练。这为我今后进一步探讨各门学科的教学规律打下了基础。
在那时，市里正号召要搞电化教学。我想这正是我为学校突出亮点的好机会。于是就与老师一起利用木箱做幻灯机，“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这可称得上先进了。市里便组织全市小学校长前来参观，开了“现场会”，为学校争了光。这当然就受到“高看”了。当时校长已换为胡志学同志，他见我确实有能力，又肯干，便推荐上报我为“区先进工作者”。如今还记得在区里领过奖状，区教育科领导又专门请我们这批“先进”吃了饭。我平时滴酒不沾，那次则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回到家，心中还在不住地呐喊：“我不是坏人啊!”
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说得好：“困难和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材料的锤。打掉的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则是锋利的刀。”如今我之所以获得这么多荣誉，首先要感谢党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但不也正是得益于难忘的五十年代吗?
就要停笔了，我便情不自禁地想：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则更是我要牢记的座右铭。那就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自己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是安徽巢县(巢湖市)人，1948年夏，只在巢县中学读到高一就因家庭贫困失学。来到徐州，多方求人才在夹河街小学当了一名“代”用教师。那时正临近开学，校长对我说，只有六年级班主任兼代语文是空缺，我这个“憨大胆”只得应承下来。可我既没上过师范，更没当过老师，究竟怎么上课?怎么批改作业?这些都一窍不通。怎么办?我就自耍“小聪明”，讲了一个星期的故事，竟使学生听得入了迷。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于是我没有课时，就躲在别人上课的教室后面偷听。老师下班了，我又悄悄地留在办公室去偷看人家究竟是怎么备课和批改作业的。就这样，照葫芦画瓢地勉强教下来。那时背后就有人议论：这样的老师下学期准会被辞退。可只教了三个月，即1948年12月1日，徐州就解放了。
那时的我，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天天领着孩子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看到孩子们这么天真可爱。面对在旧社会认为“家中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所谓穷酸教书匠，如今却感到不错，也就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由于我积极向上，要求进步，便成了全市的首批团员。正好经常来校了解情况的市军管会文教干部老耿见我年轻上进，工作勤奋，在1950年8月我当了老师两年。刚满20岁，就被提拔到徐州市环城路小学当上了教导主任。可一到任，就碰到第一个难关：排课表。这可是技术活啊!我琢磨了一夜，才摸索到一个既简便又科学的排课方法。那就是先画一张大课表，再剪上一个个上面有刻好语数常音体美等各科字样的图章小纸片，分别按每位老师代的什么课，上下午依次贴在大课表上。当然，语数课要天天上，其他课程就得合理搭配。这么编排才不会“撞车”和“碰头”。排好了又分别给老师们写上他要代的“小课表”。这可是我的第一个坎啊!总算跨过去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把战争烽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毛主席亲自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壮举。
为了表达心意，学校少先队部提出了“捐献百枚子弹”倡议，同学们纷纷响应，积极拿出积攒的零花钱，然后汇总寄给了朝鲜驻华大使馆，请他们转交给朝鲜人民军，用红领巾的“子弹”射向美帝侵略军。李周渊大使当即回信，赞扬孩子们的抗美援朝行动。我也深受感动，当即写了新闻稿，登在当时的《徐州工商报》(现为《徐州日报》)上。也就是从那时写“小打油”的新闻稿起，我就把礼拜天当作我的“写稿日”。将一周跟踪听课、典型调查积累的材料突出一个主题来写文章。就这样从小到大，先后撰写了三百多篇有关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以至家庭教育等方面的论文，直到如今年届80，也从未停过笔。这也得感谢老作家巴金给我的启迪。当时我曾拜读过他写的《春蚕》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他说：在他家乡四川广元，看到他母亲带着他姐姐养蚕。那春蚕虽在灼热的锅里煮，却还在不断地吐丝，直到死才“丝方尽”。深为感动而写了50多年也不停笔。他又说：我写稿既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吃饭。而是要像春蚕那样吃了桑叶，就要“吐丝”。鲁迅也说过“吃了草，就要挤奶”。我正是在他们的这种崇高精神鼓舞下，从没停过笔。其实我写这些文章却也乐在其中，就像吸烟有瘾似的，不写就难受，渐渐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何况写文章就要深入教学，就要接触儿童，就要访问家长。也为我当好老师、当好校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岂不是一举多得么?
1952初，市教育局调我到私立正心小学，为这所教会学校接办作准备，随后即任命为校长，那时我才22岁。刚到正心小学时还未接办，那信教的校长召集老师开会，刚开始突然宣布要做祷告，把我吓了一跳。会后有位青年教师告诉我：我是来教书的，党和政府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哪能在学校统一要求做祷告呢?我当了校长后，不少老师跟我有距离。我便想到那位老师，我亲近他他才说心里话，这促使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我搬到学校吃住，感到这样才能深入接触教师，才能知道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老师看我平易近人，见困难就上深为感动而逐渐融为一体。这使我领悟到。只有尊重老师，相信老师，依靠老师，才能为办好学校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由于我的“老师意识”在不断增强，以后才能去重点学校、实验小学当校长，并把这一所所学校办好。正由于此，才先后写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当好校长》《努力加强教师群体建设》《鼓励教师冒尖成名牌》《转变作风，做抓教学的内行》等文章，分别在《人民教育》、《福建教育》、《新华日报》、《江苏教育》等报刊上发表，受到欢迎。
1957年8月市教育局把刚建好一年的民主路小学定为全市唯一的市重点校，任命我为校长，时值27岁，备受鼓舞。我深入听课，注意了解和完善老师的教育教学经验，决心大干一场，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党的重托和关怀。我首先发现老模范王树堂老师，教学认真踏实，别具一格，年年送考中学全部录取，且没有一个差生。秘诀在哪?正如他说：关键是老师上课就要像建筑工人那样，把基础打好，才能“高楼万丈平地起”。再就是后来知名度很高的首批特级教师孙秀英。在那50年代，她就是一位爱生、爱校，教学别具特色的好老师。我发现她备课一丝不苟。在她那保存十多年的教学笔记的小木箱里，本本字字都像刀刻的一样工整。每当放学后，她都要到她教室去严格检查课桌椅，横看竖瞧是否都像一条线那么笔直。每逢开学前，她还不顾酷暑，逐一访问家长，去了解家庭环境和学生爱好。她说只有这样，才能订好班级和教育教学规划。可正当我要总结这些好经验，推而广之提升学校知名度时，厄运则突然降临。
1958年暑假，在区文教局的领导下，全区老师集中进行“反右”学习。开始我还担任两所小学的大组长呢!某天突然有人贴我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什么裙带关系，其实是在污蔑党》。我一看火冒三丈，立即就回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复某某》来说明当时真情。后来我才听市教育局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要不是市局领导了解我。考虑到我平时工作认真有成绩，决不会反，党，才没给我扣上右派帽子。但却给了我三项不是处分的处分：一是从市重点调到远离市区的贾汪镇新新小学；二是正校长降为副校长；三是动员退团，否则就开除团籍。
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说得好：“患难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可显出非常的气节。当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勇大智的人，才能够 处之泰然。”的确。我从全市唯一重点名校的一把手突然降为远离市区的贾汪镇新新小学当副手，理所当然会被人瞧不起。不然。又怎么会有“势利眼”这个专用名词呢!但自强不息的我决不能自卑、自退，要迎难而上，把它视为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曾警示：“不懂教学的人没有资格当校长，不抓教学的人不是名副其实的校长。对教学没有独到见解的人，不能成为名校长。”我当时就想：我这个没有进过师范的门外汉，正是由于勤奋好学才闯过了“教门”。如今不当“一把手”，又受人歧视，那就更要深入教学，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才能使老师们另眼相待而有共同语言。为了更好地抓好教学，我主动去兼主课，去承担别人认为难度较大的六年级语文课。正由于我亲自代课，真正面向实际，面向课堂，贴近孩子们的心灵，来我校视察的市局小教科王科长看到我办公桌上放的一排排整齐的作业时，不禁赞叹地说：真不简单啊!这更激发我探索阅读教学的真谛，那就是如何夯实五十年代就开始强调的“双基”。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都很重要，我看更要着重训练。什么叫训练呢?那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于是。我便开始摸索阅读四步教学法。那就是引导学生初读语文，扫清障碍，查字典；细读课文，清理层次找重点；精读课文，思考问题提疑难；熟读课文综合训练动笔练。这为我今后进一步探讨各门学科的教学规律打下了基础。
在那时，市里正号召要搞电化教学。我想这正是我为学校突出亮点的好机会。于是就与老师一起利用木箱做幻灯机，“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这可称得上先进了。市里便组织全市小学校长前来参观，开了“现场会”，为学校争了光。这当然就受到“高看”了。当时校长已换为胡志学同志，他见我确实有能力，又肯干，便推荐上报我为“区先进工作者”。如今还记得在区里领过奖状，区教育科领导又专门请我们这批“先进”吃了饭。我平时滴酒不沾，那次则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回到家，心中还在不住地呐喊：“我不是坏人啊!”
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说得好：“困难和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材料的锤。打掉的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则是锋利的刀。”如今我之所以获得这么多荣誉，首先要感谢党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但不也正是得益于难忘的五十年代吗?
就要停笔了，我便情不自禁地想：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则更是我要牢记的座右铭。那就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自己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