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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今年5月，电影《归来》的新闻发布会上，64岁的张艺谋，一身黑色的休闲外套，留着标准的小平头，脸上刀削斧砍般的褶皱仿佛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交错，在巩俐的依偎和陈道明的配随下，举重若轻，自信满满。可没想到，这场事先声张的“归来”，却让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他，要面对一场舆论的暴风骤雨。
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成“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后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作为最具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国导演，张艺谋这一年里的经历犹如过山车一般：二婚、超生罚款、扑朔迷离的情史、与张伟平分道扬镳、加盟乐视影业、新片上映褒贬不一。一连串负面与非议让头顶“国师”荣誉的张艺谋走下了神坛。这个给人“诚恳严谨、专心事业”形象的西北汉子，正在用自己的人生来还原真实的人性。
不曾离开的“归来”
1971年在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的经历，对于张艺谋来说，仿佛是很遥远和虚幻的事情。挥动的红宝书，红色芭蕾里的娘子军，那些年代里的荒唐似乎如梦境般只停留在他的银幕创作里。这一切在电影《归来》中，熟悉又陌生。那些闪烁着的时代符号顽固地烙在那一代国人的记忆里，其中也包括张艺谋。
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这是一段触动心弦、欲说还休的历史和经历。当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出版后，张艺谋看完小说，立刻给严歌苓打电话要买下电影改编权。“坦率地说，像《归来》这种类型，像这样我能看上的、能寄托我一种情怀的小说，是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了。不是说还有三个故事在等着我，不是的，没有了。”
《归来》将陆焉识与冯婉瑜的爱情改编得更加细腻、深刻和感人。他们明明深爱彼此，然而这种爱却是“错位”的；他们都爱着不爱自己的人，彼此明明就近在眼前，却又无法相认、不可触及。“归来”的张艺谋却让人们感到陌生。张艺谋不仅放弃了戏剧性，也放弃了他标志性浓墨重彩的色彩运用，而是安静而絮叨地讲述一个关于等待与守候的故事，平静、朴素、哀婉，却又关乎爱情的一切。
最让评论家诟病的是，在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中写了陆焉识的一生，而电影《归来》中仅仅展现了他生命历程的后半阶段。他早年的留学经历，“抗战”期间和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生活，以及漫长服刑经历只字未提。这也意味着，小说中那些冰冷、沉重、残酷的部分都被删除，更多的是悲婉与深情。爱情成为唯一凸显的重点，它表现为冯婉瑜失忆之后仍始终如一地挚爱陆焉识，以及陆焉识归来之后穷尽一切方法“唤醒婉瑜”，包括徒劳无功和默默相伴。张艺谋将小说中最沉重的部分剔除，在舆论看来是妥协的结果。
面对自己的妥协，张艺谋并不回避：“一方面当然是政治现状，是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第二，它也许是某种重生，某种再生，某种提升。”但他也用一种解释让自己的妥协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姿态：“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 ”
不难明白，在现行审查制度下，“反右”“文革”等内容是无法浓墨重彩诉诸于影像的。有理由相信，拍出《活着》的张艺谋，有能力更出色地还原文本，并诉诸于政治、体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反思。但是，《归来》对《陆犯焉识》的大幅改编—确切地说是大幅剔除，是张艺谋在审查跷跷板上对尺度的准确拿捏，很中庸、很精明，也许还很无奈。
《归来》表明艺术创作上的张艺谋已经无法归来，而一个策略性的妥协、隐忍、中庸和精明的张艺谋，却早已回归。亦或者，他就从不曾离开。
张艺谋在《归来》雕琢着人物的隐忍、坚守，凸显着爱情的伟大与凄美，也更深刻地反衬出荒谬时代对人与人性的碾压与破坏。那个时代过去了，遭受误解与迫害的人们“归来”了。然而，时代遗留的伤痛却从未消失。用不直面政治的方式来实现“不反抗的批判”，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张艺谋。当他在雕琢着陆焉识、冯婉瑜的时候，也雕琢出了一幅自画像。
张艺谋的“偏旁”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与乐视影业正式签约，标志着我从此结束了过去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开始于专业团队科学化规范化的合作。”去年5月28日，张艺谋加盟乐视影业的第一天，手执着演讲稿站在台上缓缓念出。这份演讲稿措辞朴素平实，但显然经过字斟句酌的锤炼，在他的演讲稿中，和张伟平16年的拍档生涯就此被定义为“过去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
过去的16年里，对于张艺谋来说，张伟平仿佛自己个性的对立面，而对于不熟悉张艺谋的人来说，张伟平就像是洞悉张艺谋的一个侧门、偏旁，一个反向的注脚。
“二张”的相识确乎是一场偶然。十多年来张伟平一次又一次向媒体回忆起1990年春节的一次聚会：张伟平两口子遇到巩俐、张艺谋，太太是巩俐的影迷，相谈甚欢，但张艺谋生性低调，张伟平也搞不清楚导演具体是干什么的，两个男人简单搭话后，张艺谋要提前走，张伟平说，我送你吧。
一路上，在张伟平的夏利车里，两人具体聊了什么，没人知道。总之从那时起，两人开始往来密切，张伟平频频请张艺谋到家吃饭，带他遍尝京城美食，而在此之前，张艺谋生活极其简朴。只认羊肉泡馍，写《活着》的剧本时，关在家里整整两个星期只吃方便面。张伟平曾描述自己给张艺谋吃亲手包的秘制饺子，“张艺谋惊住了，说这太好吃了”。
这段与电影无关的友谊，在号称“无话不谈”的亲密中，轻松愉快地走到了1996年初。某天张伟平发现张艺谋愁眉不展，一问，原来因为张艺谋和巩俐分手，没了这个金字招牌做女主角，原计划投拍《有话好好说》的投资方决定撤资，影片面临搁浅。 所幸张伟平并不只是一位美食家。这个出身军人家庭的北京男人曾是一名药剂师，1989年他意外跨行，成为西门子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的经理，不久后他又下海经商，做航空食品、药品、房地产，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最先富起来的大款。听说张艺谋为钱发愁，张伟平豪爽地表示，钱由他来出。
张艺谋提醒他，电影风险高，弄不好就剩一堆废胶片，但张伟平执意投入2600万，片子拍完了，里面的那句台词“安红，我想你”红遍中国，但由于没有宣传发行经验，张伟平把海外版权以800万卖给了一家国内公司，那家公司一转手，卖了4600万，而张伟平却活生生赔了1000多万。
张艺谋很内疚，张伟平却似乎被激起了斗志，昔日从药剂师变成地产大亨的闯劲和野心再次冒出来—他要玩转电影。1997年，张伟平成立了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张艺谋管艺术创作，他管发行营销，从那时开始，《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烫着“二张”的烙印，一部一部从这家“专卖店”里生产出来。
张艺谋性格内向，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拘谨的话极少的陕西男人，身上散发着一种浓重的倦意，有人给他沏上了一杯茶，他的眼神就会不自觉地盯着那只茶杯。而张伟平个性张扬，口不择言，是出了名的“张大炮”。
“艺谋可爱起来有点像个孩子。”“作为张艺谋同志的铁哥们儿，我有义务成全他。”张伟平言犹在耳，但到了16年以后，张艺谋的出走，让苦心经营“二张”组合多年的张伟平鸡飞蛋打。张伟平曾经骂别人“借骂张艺谋炒作自己的，都是人渣！”但如今，他自己也成了“骂张艺谋的人”，甚至屡屡朝张艺谋放话：“你如果没干亏心事，干吗躲着我啊……现在沉默是心虚。”面对张伟平如故的猖狂，张艺谋也和以往一样，内敛沉默、谨慎回应。一个张扬，一个隐忍。“连大师都说，我们俩阴阳结合得非常好”。在“二张”的合作时期，张伟平曾这么描述他们的关系，在张伟平看来，他是阳，张艺谋是阴。
谁在制造张艺谋
张艺谋的成功几乎是一个刀尖上行走的神话：出身反动家庭，从咸阳棉纺八厂里出来，卖血买相机，1978年终于成了电影学院的一名超龄学生，整个八十年代，他飞扬个性，勇猛精进，不但谈了一场和国际影后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也和八十年代那一批最热血的青年拍出了当时最具时代气质的电影，当时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张艺谋成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电影导演，而且没有之一。
1994年的《活着》为他带来国际荣誉和知识分子的青睐，但随之也遭到被禁的命运，从此之后，他的人生似乎转了一个弯，他慢慢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从《一个也不能少》的小小非议，到《英雄》巨大票房后的严厉斥责，以至于到《山楂树之恋》和《三枪》为他带来的的巨大职业质疑，而奥运总策划以及神秘的葫芦娃传闻则让张艺谋的形象更加复杂难辩，正邪难分。
但无论是饱受非议的商业大片，无论是对“国家使命”般的奥运开幕式还是与张伟平决裂，超生风波，张艺谋面对矛盾大多都是采取隐忍柔软的身段来迎合或化解。这是中国人中庸的处世态度，也是陕西人的地域性格，更是张艺谋的艺术人生哲学。
例如，面对张伟平的骂战，张艺谋始终避而不谈，而对于媒体一再追问如何看待与张伟平的16年合作，也只淡淡的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短短8个字来总结。
在去年那场超生风波中，让张艺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
顶着全国“寻找张艺谋”的压力，张艺谋再次用强大的忍耐力挺过来了：“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了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其实对拍戏的影响相当大。在这样全国舆论的面前，保持一个定力先把电影拍好。还好，我还是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了。”
更何况，那些毁誉参半的商业电影让他饱受十多年批评。“大家对我的尖锐批评中，也有某种期待和恨铁不成钢吧。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有深深的同感。”
但张艺谋十多年来，依然沉默，绝少替自己辩解。“虽然我从来没有解释，在大家批评我最尖锐的时候，我都不出来解释，就像那个广告，‘我能’，我自己知道在我心里没有泯灭，一直没有泯灭对这种电影真正的喜爱，和对这样的题材真正的一种有感而发的心态，我心里一直有。不仅一直有，因为批评日益增多，我还很强烈。”幸运的是，他在坚忍多年后，终于凭借《归来》试图回归艺术电影的殿堂。
他也许只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底色，正如大多数国民那样，能轻易的融入时代，内敛寡言，顺从的忍耐而非暴力的抵抗。这也是张艺谋总能敏锐深刻的体察国人秉性，并诉诸于作品之中。他既是中国这个时代文化的诠释者，自己也成为了时代文化图腾的一部分。
“有很多人骂你庸俗。但我个人的选择是锻炼我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我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张艺谋说。
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成“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后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作为最具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国导演，张艺谋这一年里的经历犹如过山车一般：二婚、超生罚款、扑朔迷离的情史、与张伟平分道扬镳、加盟乐视影业、新片上映褒贬不一。一连串负面与非议让头顶“国师”荣誉的张艺谋走下了神坛。这个给人“诚恳严谨、专心事业”形象的西北汉子，正在用自己的人生来还原真实的人性。
不曾离开的“归来”
1971年在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的经历，对于张艺谋来说，仿佛是很遥远和虚幻的事情。挥动的红宝书，红色芭蕾里的娘子军，那些年代里的荒唐似乎如梦境般只停留在他的银幕创作里。这一切在电影《归来》中，熟悉又陌生。那些闪烁着的时代符号顽固地烙在那一代国人的记忆里，其中也包括张艺谋。
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这是一段触动心弦、欲说还休的历史和经历。当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出版后，张艺谋看完小说，立刻给严歌苓打电话要买下电影改编权。“坦率地说，像《归来》这种类型，像这样我能看上的、能寄托我一种情怀的小说，是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了。不是说还有三个故事在等着我，不是的，没有了。”
《归来》将陆焉识与冯婉瑜的爱情改编得更加细腻、深刻和感人。他们明明深爱彼此，然而这种爱却是“错位”的；他们都爱着不爱自己的人，彼此明明就近在眼前，却又无法相认、不可触及。“归来”的张艺谋却让人们感到陌生。张艺谋不仅放弃了戏剧性，也放弃了他标志性浓墨重彩的色彩运用，而是安静而絮叨地讲述一个关于等待与守候的故事，平静、朴素、哀婉，却又关乎爱情的一切。
最让评论家诟病的是，在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中写了陆焉识的一生，而电影《归来》中仅仅展现了他生命历程的后半阶段。他早年的留学经历，“抗战”期间和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生活，以及漫长服刑经历只字未提。这也意味着，小说中那些冰冷、沉重、残酷的部分都被删除，更多的是悲婉与深情。爱情成为唯一凸显的重点，它表现为冯婉瑜失忆之后仍始终如一地挚爱陆焉识，以及陆焉识归来之后穷尽一切方法“唤醒婉瑜”，包括徒劳无功和默默相伴。张艺谋将小说中最沉重的部分剔除，在舆论看来是妥协的结果。
面对自己的妥协，张艺谋并不回避：“一方面当然是政治现状，是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第二，它也许是某种重生，某种再生，某种提升。”但他也用一种解释让自己的妥协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姿态：“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 ”
不难明白，在现行审查制度下，“反右”“文革”等内容是无法浓墨重彩诉诸于影像的。有理由相信，拍出《活着》的张艺谋，有能力更出色地还原文本，并诉诸于政治、体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反思。但是，《归来》对《陆犯焉识》的大幅改编—确切地说是大幅剔除，是张艺谋在审查跷跷板上对尺度的准确拿捏，很中庸、很精明，也许还很无奈。
《归来》表明艺术创作上的张艺谋已经无法归来，而一个策略性的妥协、隐忍、中庸和精明的张艺谋，却早已回归。亦或者，他就从不曾离开。
张艺谋在《归来》雕琢着人物的隐忍、坚守，凸显着爱情的伟大与凄美，也更深刻地反衬出荒谬时代对人与人性的碾压与破坏。那个时代过去了，遭受误解与迫害的人们“归来”了。然而，时代遗留的伤痛却从未消失。用不直面政治的方式来实现“不反抗的批判”，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张艺谋。当他在雕琢着陆焉识、冯婉瑜的时候，也雕琢出了一幅自画像。
张艺谋的“偏旁”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与乐视影业正式签约，标志着我从此结束了过去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开始于专业团队科学化规范化的合作。”去年5月28日，张艺谋加盟乐视影业的第一天，手执着演讲稿站在台上缓缓念出。这份演讲稿措辞朴素平实，但显然经过字斟句酌的锤炼，在他的演讲稿中，和张伟平16年的拍档生涯就此被定义为“过去长期无序和不规范的合作模式”。
过去的16年里，对于张艺谋来说，张伟平仿佛自己个性的对立面，而对于不熟悉张艺谋的人来说，张伟平就像是洞悉张艺谋的一个侧门、偏旁，一个反向的注脚。
“二张”的相识确乎是一场偶然。十多年来张伟平一次又一次向媒体回忆起1990年春节的一次聚会：张伟平两口子遇到巩俐、张艺谋，太太是巩俐的影迷，相谈甚欢，但张艺谋生性低调，张伟平也搞不清楚导演具体是干什么的，两个男人简单搭话后，张艺谋要提前走，张伟平说，我送你吧。
一路上，在张伟平的夏利车里，两人具体聊了什么，没人知道。总之从那时起，两人开始往来密切，张伟平频频请张艺谋到家吃饭，带他遍尝京城美食，而在此之前，张艺谋生活极其简朴。只认羊肉泡馍，写《活着》的剧本时，关在家里整整两个星期只吃方便面。张伟平曾描述自己给张艺谋吃亲手包的秘制饺子，“张艺谋惊住了，说这太好吃了”。
这段与电影无关的友谊，在号称“无话不谈”的亲密中，轻松愉快地走到了1996年初。某天张伟平发现张艺谋愁眉不展，一问，原来因为张艺谋和巩俐分手，没了这个金字招牌做女主角，原计划投拍《有话好好说》的投资方决定撤资，影片面临搁浅。 所幸张伟平并不只是一位美食家。这个出身军人家庭的北京男人曾是一名药剂师，1989年他意外跨行，成为西门子公司驻北京代表处的经理，不久后他又下海经商，做航空食品、药品、房地产，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最先富起来的大款。听说张艺谋为钱发愁，张伟平豪爽地表示，钱由他来出。
张艺谋提醒他，电影风险高，弄不好就剩一堆废胶片，但张伟平执意投入2600万，片子拍完了，里面的那句台词“安红，我想你”红遍中国，但由于没有宣传发行经验，张伟平把海外版权以800万卖给了一家国内公司，那家公司一转手，卖了4600万，而张伟平却活生生赔了1000多万。
张艺谋很内疚，张伟平却似乎被激起了斗志，昔日从药剂师变成地产大亨的闯劲和野心再次冒出来—他要玩转电影。1997年，张伟平成立了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张艺谋管艺术创作，他管发行营销，从那时开始，《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烫着“二张”的烙印，一部一部从这家“专卖店”里生产出来。
张艺谋性格内向，在生活中，他是一个拘谨的话极少的陕西男人，身上散发着一种浓重的倦意，有人给他沏上了一杯茶，他的眼神就会不自觉地盯着那只茶杯。而张伟平个性张扬，口不择言，是出了名的“张大炮”。
“艺谋可爱起来有点像个孩子。”“作为张艺谋同志的铁哥们儿，我有义务成全他。”张伟平言犹在耳，但到了16年以后，张艺谋的出走，让苦心经营“二张”组合多年的张伟平鸡飞蛋打。张伟平曾经骂别人“借骂张艺谋炒作自己的，都是人渣！”但如今，他自己也成了“骂张艺谋的人”，甚至屡屡朝张艺谋放话：“你如果没干亏心事，干吗躲着我啊……现在沉默是心虚。”面对张伟平如故的猖狂，张艺谋也和以往一样，内敛沉默、谨慎回应。一个张扬，一个隐忍。“连大师都说，我们俩阴阳结合得非常好”。在“二张”的合作时期，张伟平曾这么描述他们的关系，在张伟平看来，他是阳，张艺谋是阴。
谁在制造张艺谋
张艺谋的成功几乎是一个刀尖上行走的神话：出身反动家庭，从咸阳棉纺八厂里出来，卖血买相机，1978年终于成了电影学院的一名超龄学生，整个八十年代，他飞扬个性，勇猛精进，不但谈了一场和国际影后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也和八十年代那一批最热血的青年拍出了当时最具时代气质的电影，当时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张艺谋成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电影导演，而且没有之一。
1994年的《活着》为他带来国际荣誉和知识分子的青睐，但随之也遭到被禁的命运，从此之后，他的人生似乎转了一个弯，他慢慢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从《一个也不能少》的小小非议，到《英雄》巨大票房后的严厉斥责，以至于到《山楂树之恋》和《三枪》为他带来的的巨大职业质疑，而奥运总策划以及神秘的葫芦娃传闻则让张艺谋的形象更加复杂难辩，正邪难分。
但无论是饱受非议的商业大片，无论是对“国家使命”般的奥运开幕式还是与张伟平决裂，超生风波，张艺谋面对矛盾大多都是采取隐忍柔软的身段来迎合或化解。这是中国人中庸的处世态度，也是陕西人的地域性格，更是张艺谋的艺术人生哲学。
例如，面对张伟平的骂战，张艺谋始终避而不谈，而对于媒体一再追问如何看待与张伟平的16年合作，也只淡淡的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短短8个字来总结。
在去年那场超生风波中，让张艺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
顶着全国“寻找张艺谋”的压力，张艺谋再次用强大的忍耐力挺过来了：“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了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其实对拍戏的影响相当大。在这样全国舆论的面前，保持一个定力先把电影拍好。还好，我还是把这个电影拍出来了。”
更何况，那些毁誉参半的商业电影让他饱受十多年批评。“大家对我的尖锐批评中，也有某种期待和恨铁不成钢吧。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有深深的同感。”
但张艺谋十多年来，依然沉默，绝少替自己辩解。“虽然我从来没有解释，在大家批评我最尖锐的时候，我都不出来解释，就像那个广告，‘我能’，我自己知道在我心里没有泯灭，一直没有泯灭对这种电影真正的喜爱，和对这样的题材真正的一种有感而发的心态，我心里一直有。不仅一直有，因为批评日益增多，我还很强烈。”幸运的是，他在坚忍多年后，终于凭借《归来》试图回归艺术电影的殿堂。
他也许只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底色，正如大多数国民那样，能轻易的融入时代，内敛寡言，顺从的忍耐而非暴力的抵抗。这也是张艺谋总能敏锐深刻的体察国人秉性，并诉诸于作品之中。他既是中国这个时代文化的诠释者，自己也成为了时代文化图腾的一部分。
“有很多人骂你庸俗。但我个人的选择是锻炼我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我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张艺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