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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农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开放，农村公共空间开始逐渐衰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变得单调、空洞。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对于缓解农村生活的“原子化”形态，增进农村文化凝聚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 公共空间 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文化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途径。笔者从现实考察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幅度增大和外来文化的入侵，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开始出现异化现象。公共文化生活形式单一、内容空洞，攀比之风盛行等等成为很多村庄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农村文化建设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因此，探讨农村文化生活的现状与发展途径依然是农村建设的主题。
二、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异化的表现
（一）牌桌上的疯狂。
打牌是人们一种很常见的娱乐消遣方式，一个精彩的牌局能在现场的气氛非常高昂。打牌也是人们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逢年过节、朋友小聚之时都离不开一场牌局来助兴，这种益智、休闲的游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在农村，牌局同样是一种常见的娱乐方式。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提高，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闲暇时间开始增多，打牌成为一种消遣方式。但那时候的牌局参加的村民并不多，只是一些经济状况稍好的村民参加，最多的是“看牌”的人，一场精彩的牌局往往是里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牌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近年来，村庄里开始出现了麻将馆和麻将机，打牌生活开始愈演愈烈，牌桌上的疯狂也由此上演。用村民的话说就是“一天到晚泡在牌桌上”，很多妇女不顾家务和小孩，一得空就跑去打牌。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每到年关带着一年的汗水回到家里，打牌成了“必修课”，平时舍不得花钱可一到牌桌上兜里都要揣上个几千块，赌注一个比一个大，生怕打小了会丢掉面子。有的甚至大人打大人牌，小孩打小孩牌，“从娃娃抓起”成为很多村民对小孩打牌的自嘲方式。一方面，牌桌上的疯狂成为产生家庭矛盾，影响家庭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打牌而导致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恶化的案例非常多。另一方面，这种越演越烈的娱乐方式吸引了村庄里的大多数眼球，使得其他的文化娱乐活动少之又少，整个村庄沉寂在一种看似热闹非凡，实则空洞单调的精神氛围中。
（二）“现代化”的娱乐方式。
红白喜事历来是村庄公共生活发生的重要场合，反映着村庄“熟人社会”互帮互助的生活传统。无论是红喜还是白喜都办的十分热闹，谁家“办事”大家都会主动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贡献自家的桌椅板凳，妇女帮忙烧水、倒茶，男的掌勺、扛柴，小孩看热闹，到处玩耍。后来条件稍好一些的人家还会请戏班子唱戏，如笔者家乡湘鄂交界一带流行唱花鼓戏，谁家“老了人”出殡前一天晚上会邀戏班子来唱戏，每到这个时候村里老少就搬着板凳早早过去占个好位置，因为那边的风俗是要办的热闹一点。慢慢地这种惯例开始流传起来。
这种讲热闹的方式并没有正常的发展开来，而是慢慢变成了一种攀比炫耀的手段。戏班子不只是唱戏了，还“卖哭”，所谓卖哭就是唱戏的领头人穿着孝服在前头一边唱一边哭，后面跪着一群孝子孝孙跟着领头人跪跪拜拜。哭完了之后领头人再到孝子孝孙面前一个个收取卖哭费，而给多给少成了衡量孝心的标准。往往看到的情况是，领头人在前面哭的撕心裂肺，后面的孝子孝孙跪着或坐着瞌睡、聊天甚至嘻笑，等到收费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一个讨价还价，而这一切都成了其他人看热闹的一部分。戏班子又增加了一项服务，即点歌，孝子孝孙点的歌越多就表明孝心越足，当然点歌是要收费的。劲歌热舞在葬礼中的出现成了村民的无聊消遣。
三、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异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背后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就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以后，走出村庄进城务工的农民开始变多，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谋求生计。农民进城带走的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带回来的是城市中“时髦”、“前卫”的思想观念。城市中漂泊无依，不被接纳的农民们急需获得他人认同，这种精神需求则转移到了家乡农村。获得村民认同的方式无非就是在外面赚到钱了，长见识了。因此显摆、攀比成了家常便饭，衣着前卫，出手豪爽，办事有场面成了证明自我的方式，谁家的房子盖的更好，谁家的电器更先进，谁家的酒席场面更大，谁家的人情往来更大气，都是为自己加分的戏码。然后就有了上文所说的牌桌上疯狂加注、葬礼上摇曳生姿的一幕，艰苦朴实的农民之风被逐渐抛之脑后，而思想观念的改变就注定了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
（二）农村公共空间的衰败。
李小云认为，公共空间是公众可以自由进入、进行日常交往与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场所的总称。因此，公共空间即是村庄公共生活发生的场所和平台，如村庄里的小商店、集市、祠堂、红白喜事等，村民在这些场所中进行交往与互动，形成村庄公共生活。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迈进，农村建筑和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庄公共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许多聚集人群的场所开始逐渐衰败，最后破败不堪，人们开始退居到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化”的生活中来。社会学家马斯诺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与被爱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对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生活环境日益安定的农民来说，社会交往的欲望与日俱增，而传统公共空间的衰败和新公共空间的建设不足使得公共生活发生的机会大大减少，各种集体的、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无法展开，这种娱乐、交往生活的缺乏使得一些异化的娱乐方式有了可趁之机，生根发芽并愈演愈烈。 四、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对策探讨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现状来说，通过创造条件来刺激公共文化生活向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对于农民精神面貌的塑造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
（一）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加强农村公共空间建设。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的重点之一就是公共文化场所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为公共文化生活的发生提供基本的载体，体现新农村建设中现代公共空间对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承接。想要把牌桌上的村民拉到更广阔的空间来活动，其前提就是有足够容纳这些村民的公共空间。在这一点上，城市社区建设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经验，可以村或几个邻村为单位修建休闲小广场，条件不成熟的村庄也可以在合适的位置设置凉亭、石椅、板凳等来替代起过去小商店、水井等传统公共空间，刺激公共生活的发生。当然，设计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还是如何使这些空间真正发挥作用，其中设计的合理性以及相关设备的维护也尤其重要。比如有一些村庄比较关注公共设施的投入建设，但最后使用的人很少，最后荒废，一方面就是因为其设计考虑不周到，其次就是设备的保养维护没有跟上。我们说公共空间提供的只是一个场所，其间发生的公共生活才是建设的目的，而“人”又是公共生活的实体内容，因此在公共空间的设计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的需求。如凉亭设置的地理位置选择，夜晚是否有灯光，夏天是否能避暑、驱蚊，冬天是否有暖阳，石椅板凳是否都能坐以及环境卫生的维持等都应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二）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主体培育。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农民文化素质又是在公共文化生活的不断参与中提高的，因此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农民作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主体其文化素质的培养应遵循“以点带面”的过程，其中的“点”即是村庄中的文化能人，“面”则是普通村民。农民大众虽然有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但组织能力较弱，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中心来把他们串联起来。文化能人是村庄发展中重要的资源之一，现在村庄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他们在城市中接触了先进文化观念，并受到了良好的的专业教育，这些对村庄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例如，组织大学生在村庄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参加各种文娱竞技活动，组建各种唱歌、跳舞等兴趣小组。把他们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起来，不仅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实实在在的作用，而且对他们自身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实践锻炼，满足他们为村庄建设做贡献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总之，随着走出乡村的人越来越多，接触各种文化资源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村庄的文化能人也将越来越多，挖掘村庄的文化人才对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作用巨大。
（三）为农村文化自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
如上文所述，农民大众虽然有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但缺乏组织能力，除了中心人物的引导之外，农民文化自组织的发展也尤为重要。相较于其他随意自由的公共文化活动来说，农民文化自组织更具有组织性和制度性的特点，例如社团或协会等组织大都有自己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组织成员规范。一方面，这种制度规范下发生的公共文化生活更具有稳定性。每个自组织都有其中心人物来进行成员招募和策划组织的日常活动，而加入其中的成员受组织规范的约束，不会随意退出或不参加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源，分散的农民之所以难以撑起整个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场面，就在于其资源获取能力不足。而以组织为单位的文化实体，对组织资源的管理更正规，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其吸纳资源的行动力较强，信任度较高。
总的来说，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发展的重点是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增加其文化归属感、提高农民的参与兴趣。通过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活动，将农民从单调、空洞的精神生活中解救出来，参与到实实在在，有益身心健康的公共生活中去，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良好的精神基础。
（作者：潘四华，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分析；林一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1]李小云，孙丽.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以江西省黄溪村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03）.
[2]王德福.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基于浙东农村的考察[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02）.
[3]甘满堂.乡村草根组织与社区公共生活——以福建乡村老年协会为考察中心[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关键词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 公共空间 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文化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途径。笔者从现实考察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幅度增大和外来文化的入侵，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开始出现异化现象。公共文化生活形式单一、内容空洞，攀比之风盛行等等成为很多村庄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农村文化建设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因此，探讨农村文化生活的现状与发展途径依然是农村建设的主题。
二、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异化的表现
（一）牌桌上的疯狂。
打牌是人们一种很常见的娱乐消遣方式，一个精彩的牌局能在现场的气氛非常高昂。打牌也是人们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逢年过节、朋友小聚之时都离不开一场牌局来助兴，这种益智、休闲的游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在农村，牌局同样是一种常见的娱乐方式。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提高，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闲暇时间开始增多，打牌成为一种消遣方式。但那时候的牌局参加的村民并不多，只是一些经济状况稍好的村民参加，最多的是“看牌”的人，一场精彩的牌局往往是里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牌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近年来，村庄里开始出现了麻将馆和麻将机，打牌生活开始愈演愈烈，牌桌上的疯狂也由此上演。用村民的话说就是“一天到晚泡在牌桌上”，很多妇女不顾家务和小孩，一得空就跑去打牌。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每到年关带着一年的汗水回到家里，打牌成了“必修课”，平时舍不得花钱可一到牌桌上兜里都要揣上个几千块，赌注一个比一个大，生怕打小了会丢掉面子。有的甚至大人打大人牌，小孩打小孩牌，“从娃娃抓起”成为很多村民对小孩打牌的自嘲方式。一方面，牌桌上的疯狂成为产生家庭矛盾，影响家庭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打牌而导致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恶化的案例非常多。另一方面，这种越演越烈的娱乐方式吸引了村庄里的大多数眼球，使得其他的文化娱乐活动少之又少，整个村庄沉寂在一种看似热闹非凡，实则空洞单调的精神氛围中。
（二）“现代化”的娱乐方式。
红白喜事历来是村庄公共生活发生的重要场合，反映着村庄“熟人社会”互帮互助的生活传统。无论是红喜还是白喜都办的十分热闹，谁家“办事”大家都会主动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贡献自家的桌椅板凳，妇女帮忙烧水、倒茶，男的掌勺、扛柴，小孩看热闹，到处玩耍。后来条件稍好一些的人家还会请戏班子唱戏，如笔者家乡湘鄂交界一带流行唱花鼓戏，谁家“老了人”出殡前一天晚上会邀戏班子来唱戏，每到这个时候村里老少就搬着板凳早早过去占个好位置，因为那边的风俗是要办的热闹一点。慢慢地这种惯例开始流传起来。
这种讲热闹的方式并没有正常的发展开来，而是慢慢变成了一种攀比炫耀的手段。戏班子不只是唱戏了，还“卖哭”，所谓卖哭就是唱戏的领头人穿着孝服在前头一边唱一边哭，后面跪着一群孝子孝孙跟着领头人跪跪拜拜。哭完了之后领头人再到孝子孝孙面前一个个收取卖哭费，而给多给少成了衡量孝心的标准。往往看到的情况是，领头人在前面哭的撕心裂肺，后面的孝子孝孙跪着或坐着瞌睡、聊天甚至嘻笑，等到收费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一个讨价还价，而这一切都成了其他人看热闹的一部分。戏班子又增加了一项服务，即点歌，孝子孝孙点的歌越多就表明孝心越足，当然点歌是要收费的。劲歌热舞在葬礼中的出现成了村民的无聊消遣。
三、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异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背后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就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以后，走出村庄进城务工的农民开始变多，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谋求生计。农民进城带走的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带回来的是城市中“时髦”、“前卫”的思想观念。城市中漂泊无依，不被接纳的农民们急需获得他人认同，这种精神需求则转移到了家乡农村。获得村民认同的方式无非就是在外面赚到钱了，长见识了。因此显摆、攀比成了家常便饭，衣着前卫，出手豪爽，办事有场面成了证明自我的方式，谁家的房子盖的更好，谁家的电器更先进，谁家的酒席场面更大，谁家的人情往来更大气，都是为自己加分的戏码。然后就有了上文所说的牌桌上疯狂加注、葬礼上摇曳生姿的一幕，艰苦朴实的农民之风被逐渐抛之脑后，而思想观念的改变就注定了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
（二）农村公共空间的衰败。
李小云认为，公共空间是公众可以自由进入、进行日常交往与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场所的总称。因此，公共空间即是村庄公共生活发生的场所和平台，如村庄里的小商店、集市、祠堂、红白喜事等，村民在这些场所中进行交往与互动，形成村庄公共生活。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迈进，农村建筑和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庄公共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许多聚集人群的场所开始逐渐衰败，最后破败不堪，人们开始退居到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化”的生活中来。社会学家马斯诺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与被爱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对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生活环境日益安定的农民来说，社会交往的欲望与日俱增，而传统公共空间的衰败和新公共空间的建设不足使得公共生活发生的机会大大减少，各种集体的、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无法展开，这种娱乐、交往生活的缺乏使得一些异化的娱乐方式有了可趁之机，生根发芽并愈演愈烈。 四、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对策探讨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现状来说，通过创造条件来刺激公共文化生活向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对于农民精神面貌的塑造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
（一）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加强农村公共空间建设。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的重点之一就是公共文化场所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为公共文化生活的发生提供基本的载体，体现新农村建设中现代公共空间对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承接。想要把牌桌上的村民拉到更广阔的空间来活动，其前提就是有足够容纳这些村民的公共空间。在这一点上，城市社区建设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经验，可以村或几个邻村为单位修建休闲小广场，条件不成熟的村庄也可以在合适的位置设置凉亭、石椅、板凳等来替代起过去小商店、水井等传统公共空间，刺激公共生活的发生。当然，设计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还是如何使这些空间真正发挥作用，其中设计的合理性以及相关设备的维护也尤其重要。比如有一些村庄比较关注公共设施的投入建设，但最后使用的人很少，最后荒废，一方面就是因为其设计考虑不周到，其次就是设备的保养维护没有跟上。我们说公共空间提供的只是一个场所，其间发生的公共生活才是建设的目的，而“人”又是公共生活的实体内容，因此在公共空间的设计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的需求。如凉亭设置的地理位置选择，夜晚是否有灯光，夏天是否能避暑、驱蚊，冬天是否有暖阳，石椅板凳是否都能坐以及环境卫生的维持等都应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二）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主体培育。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离不开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农民文化素质又是在公共文化生活的不断参与中提高的，因此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农民作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主体其文化素质的培养应遵循“以点带面”的过程，其中的“点”即是村庄中的文化能人，“面”则是普通村民。农民大众虽然有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但组织能力较弱，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中心来把他们串联起来。文化能人是村庄发展中重要的资源之一，现在村庄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他们在城市中接触了先进文化观念，并受到了良好的的专业教育，这些对村庄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例如，组织大学生在村庄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参加各种文娱竞技活动，组建各种唱歌、跳舞等兴趣小组。把他们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起来，不仅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实实在在的作用，而且对他们自身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实践锻炼，满足他们为村庄建设做贡献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总之，随着走出乡村的人越来越多，接触各种文化资源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村庄的文化能人也将越来越多，挖掘村庄的文化人才对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作用巨大。
（三）为农村文化自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
如上文所述，农民大众虽然有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但缺乏组织能力，除了中心人物的引导之外，农民文化自组织的发展也尤为重要。相较于其他随意自由的公共文化活动来说，农民文化自组织更具有组织性和制度性的特点，例如社团或协会等组织大都有自己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组织成员规范。一方面，这种制度规范下发生的公共文化生活更具有稳定性。每个自组织都有其中心人物来进行成员招募和策划组织的日常活动，而加入其中的成员受组织规范的约束，不会随意退出或不参加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公共文化生活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源，分散的农民之所以难以撑起整个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场面，就在于其资源获取能力不足。而以组织为单位的文化实体，对组织资源的管理更正规，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其吸纳资源的行动力较强，信任度较高。
总的来说，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发展的重点是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增加其文化归属感、提高农民的参与兴趣。通过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活动，将农民从单调、空洞的精神生活中解救出来，参与到实实在在，有益身心健康的公共生活中去，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良好的精神基础。
（作者：潘四华，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分析；林一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1]李小云，孙丽.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以江西省黄溪村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03）.
[2]王德福.缺失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基于浙东农村的考察[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02）.
[3]甘满堂.乡村草根组织与社区公共生活——以福建乡村老年协会为考察中心[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