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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日争相报考公务员的风气截然相反，二十年前社会流行的是“下海”，很多热血青年辞去公职追寻理想，1991年我也加入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军。
在椰风海韵的海口，头天晚上遇到的人是潘石屹，后来SOHO中国董事长。老潘精于数字与市场，口才绝佳。老潘后来推荐了一位戴眼镜瘦瘦的人大研究生，在简陋的环境里与我谈中国未来的前途，他叫易小迪，现在阳光100的董事长。再后来，见到理想丰满的冯仑（万通董事局主席）、目光深邃的王功权（后来著名的风投大佬兼2011年更为著名的“私奔帝”）。总之，当时年轻的人们没房也没有什么钱，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有的只是青春、热情、干劲与理想，但是他们仅仅是暂时的“贫”，却不“穷”。虽然没有钱财，却理想远大，之后的二十年他们将理想演绎成现实。
第一次启蒙应该是听海南证券董事长张志平讲股票。当时印象深刻关于股票的书是水运宪写的《深圳股市大震荡》，很久以后才知道《乌龙山剿匪记》是他的代表作。
实际进入股票市场应该是始于1993年，那年北京天龙、天桥上市。股票投资的“低门槛”让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能没有阻碍地进入股市，能投资赚钱，还不需要特权、不需要关系、不需要行贿，实在是太好了。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正是股市的“看似低门槛”害了很多人，令许多人前赴后继、执迷不悟，在这方面股市确有与赌场相似之处。视股市如赌场却还在里面掺和的人本身就是赌徒，小赌怡情倒也罢了，想通过赌博取得财务成功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初开户是在华夏证券东四十条营业部，当时常见负责人之一是范勇宏（后来华夏基金的老总），以及忙碌的股评家赵笑云，那里还有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却名震江湖的人——姓王名亚伟。
1993年入市并不是个好时机，那年春天上证指数达到1500点，次年跌至悲惨的300点，相隔12年之后的2005年上证指数才998点，相隔19年之后的2012年春天也不过2200点。当时大家实际上都不明白股票到底为何涨跌，于是各种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理论活跃于媒体及市井，当年的振振有词今日看来多是妄言与臆断。
1993年至1995年，我也像现在很多人一样处于“玩一玩”的阶段，没有多少钱投资，跌了固然不高兴，却不至于跳楼；涨了高兴一下，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饥似渴于各种可能得到的投资书籍，并通过认真工作积累本金。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日子中，文字信息的获取成本比今天高很多，去新华书店看书，为了省下存自行车的2分钱存车费，需要将车停在远远不要钱的地方，再走回到书店。即便去图书馆，基本上也是站着看书，舍不得从书架走回座位的时间，渐渐养成了飞速阅读的习惯。
这种黑暗中的摸索直到1995年有关巴菲特的书出现在我生命里，如同黑屋中忽然射进一道灿烂的日光，又如同茫茫暗夜中的航船发现了指路的明灯。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巴菲特的道路》（The Warren Buffett Way），他的投资理念诸如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好企业好价格等现在听来尽人皆知，但当时简直是天外来音，闻所未闻。对于他的感激之情在多年之后融入我写的《巴菲特，生日快乐！》一文中。
乘着来自巴菲特的灵光，1996年初我倾尽所有播种于股市，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我写到：“在春节休市前几乎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了，看来收获季节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其后的两年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方式，仅仅持有两只股票—— 长虹和兴化，取得约十倍的回报（同期指数大约上升了两倍），奠定了后来的财务基础。这段经历当年以《关于股票投资的通信》系列分期发表于《金融时报》，以至于时隔十余年后，还有人因此寻找到我。再之后我决定去美国读书，可以说我是用长虹的“奖学金”读完了美国MBA课程。
如何在远隔重洋，没有互联网信息、没有网上交易的年代，决胜万里之外，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杨天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金融学博士，美国圣地亚哥大学金融MBA，加拿大专业金融规划师。
出生金融世家，20年资本市场投资经验，长于资产规划与管理。目前管理的投资覆盖中、港、美、加四个市场。
在椰风海韵的海口，头天晚上遇到的人是潘石屹，后来SOHO中国董事长。老潘精于数字与市场，口才绝佳。老潘后来推荐了一位戴眼镜瘦瘦的人大研究生，在简陋的环境里与我谈中国未来的前途，他叫易小迪，现在阳光100的董事长。再后来，见到理想丰满的冯仑（万通董事局主席）、目光深邃的王功权（后来著名的风投大佬兼2011年更为著名的“私奔帝”）。总之，当时年轻的人们没房也没有什么钱，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有的只是青春、热情、干劲与理想，但是他们仅仅是暂时的“贫”，却不“穷”。虽然没有钱财，却理想远大，之后的二十年他们将理想演绎成现实。
第一次启蒙应该是听海南证券董事长张志平讲股票。当时印象深刻关于股票的书是水运宪写的《深圳股市大震荡》，很久以后才知道《乌龙山剿匪记》是他的代表作。
实际进入股票市场应该是始于1993年，那年北京天龙、天桥上市。股票投资的“低门槛”让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能没有阻碍地进入股市，能投资赚钱，还不需要特权、不需要关系、不需要行贿，实在是太好了。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正是股市的“看似低门槛”害了很多人，令许多人前赴后继、执迷不悟，在这方面股市确有与赌场相似之处。视股市如赌场却还在里面掺和的人本身就是赌徒，小赌怡情倒也罢了，想通过赌博取得财务成功无异于缘木求鱼。
最初开户是在华夏证券东四十条营业部，当时常见负责人之一是范勇宏（后来华夏基金的老总），以及忙碌的股评家赵笑云，那里还有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却名震江湖的人——姓王名亚伟。
1993年入市并不是个好时机，那年春天上证指数达到1500点，次年跌至悲惨的300点，相隔12年之后的2005年上证指数才998点，相隔19年之后的2012年春天也不过2200点。当时大家实际上都不明白股票到底为何涨跌，于是各种今天看来莫名其妙的理论活跃于媒体及市井，当年的振振有词今日看来多是妄言与臆断。
1993年至1995年，我也像现在很多人一样处于“玩一玩”的阶段，没有多少钱投资，跌了固然不高兴，却不至于跳楼；涨了高兴一下，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饥似渴于各种可能得到的投资书籍，并通过认真工作积累本金。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日子中，文字信息的获取成本比今天高很多，去新华书店看书，为了省下存自行车的2分钱存车费，需要将车停在远远不要钱的地方，再走回到书店。即便去图书馆，基本上也是站着看书，舍不得从书架走回座位的时间，渐渐养成了飞速阅读的习惯。
这种黑暗中的摸索直到1995年有关巴菲特的书出现在我生命里，如同黑屋中忽然射进一道灿烂的日光，又如同茫茫暗夜中的航船发现了指路的明灯。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巴菲特的道路》（The Warren Buffett Way），他的投资理念诸如买股票就是买企业、好企业好价格等现在听来尽人皆知，但当时简直是天外来音，闻所未闻。对于他的感激之情在多年之后融入我写的《巴菲特，生日快乐！》一文中。
乘着来自巴菲特的灵光，1996年初我倾尽所有播种于股市，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我写到：“在春节休市前几乎将所有的资金都投入了，看来收获季节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其后的两年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方式，仅仅持有两只股票—— 长虹和兴化，取得约十倍的回报（同期指数大约上升了两倍），奠定了后来的财务基础。这段经历当年以《关于股票投资的通信》系列分期发表于《金融时报》，以至于时隔十余年后，还有人因此寻找到我。再之后我决定去美国读书，可以说我是用长虹的“奖学金”读完了美国MBA课程。
如何在远隔重洋，没有互联网信息、没有网上交易的年代，决胜万里之外，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杨天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职金融学博士，美国圣地亚哥大学金融MBA，加拿大专业金融规划师。
出生金融世家，20年资本市场投资经验，长于资产规划与管理。目前管理的投资覆盖中、港、美、加四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