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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掾”
“将无同”这三个字，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魏晋时期，约为公元220年至420年。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是玄学。学者们围绕“名教”和“自然”的主题，展开激烈的论辩。看法虽然不同，但双方的风度很好。他们不轻视对手，只论理，而不在意对手地位的尊卑。
“竹林七贤”是当时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群体，诗人阮籍和音乐家嵇康是“七贤”的领袖。他们的立场倾向于与“名教”对立的“自然”方面，狂简任达和思想自由，是他们追寻的目标。王戒是“七贤”最小的成员，比他大二十岁的阮籍，本来与王戎的父亲王浑友善，后来接触到王戎，相见大乐，此后便只愿意和这个年仅十五岁的“阿戒谈”，置王浑于一旁而不顾。
清谈者的姿容仪态也很讲究，最尊崇有范儿的是王戎的从弟王衍，据說他清谈的时候，“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手里拿的麈尾以玉为柄，因皮肤白皙，手和麈尾的玉柄浑然无有分别。另一位清谈名家乐广，以渊默简要著称。王衍和乐广，极尽当时名士风流之盛，成为魏正始时期的清谈领袖。
清谈在哲学层面发生的争论，是关于宇宙世界的“有”和“无”的问题。中国古代两位天才的思想家王弼与何晏，就活跃于此历史时刻。关于“有”和“无”的争论，参与的人比较少，“名教”与“自然”的争论牵连面广，参与的人多，持续的时间相当之长。“名教”关乎政治伦理秩序，“自然”关乎个体生命的自由。王弼的观点主要见于他的《老子注》一书，何晏则注《论语》，两人都从儒家和道家的最高经典追溯自己思想的源头。哲学论争和“名教”与“自然”的争论互为表里，包括高人、雅士、名流在内的魏晋知识分子群体，鲜有置身于这一时代主题之外者。
但到了下一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晋书》记载，阮籍的从侄孙阮瞻，一次拜见当时已经位至“三公”的王戎。王戎问这位年轻人：“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說：“将无同。”当时圈内人士称阮瞻的回答为“三语掾”。“将无”是不含实义的语助词，“将无同”就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同”。前辈们争论不休的“名教”与“自然”问题，到下一代人那里，已超越对立，摆脱执着，变成无须争论不必争论的问题了。
《世說新语》的类似记载，是王衍和阮籍的侄儿阮修的互相对问。诚如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說：“答者之为阮瞻或阮修皆不关重要，其重要者只是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敦相同之說一点，盖此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版，页203）《晋书》记载，王戎听了阮瞻的回答，“谘嗟良久”，最后表示认同。当年持论甚坚的清谈领袖，在时代前行的年轻人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破除“迷执”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惊心动魄或者惊天动地的争执和论争，到后来都因趋同而化解或由于折中而和合。人类的思维之路所以无限曲折，是由于人们有“执”：执于“一”，而不知有“二”，执于此，而不及于彼：执其始，而不知所终，未能做到孔子說的“扣其两端”。《华严经》上說：“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說，人类本身并非不具备拥有“智慧德相”的条件，只是由于自身的“妄想”和“迷执”，不能够实现“证得”。“证得”就是“证悟”，亦即思想的“觉悟”。不能“证得”，就是不得“觉悟”。
文化自觉
如何开启人类的“觉悟”？我国已故的老一辈文化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诉诸理性良知，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文化论說，即主张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其优长之处，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他者的长处。所以需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也就是尊重差别，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美美与共”，指人类的文化最终会走向融合。这是费先生的关于“文化自觉”的理论，对陷入“迷执”的今天的人们而言，无疑是“润物细无声”的春日喜雨。
我国另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钱钟书先生，他在早年的著作《谈艺录》中，也說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的意思，东方和西方，各个国家民族的不同人群，彼此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指向，常常是相同的。已故的哈佛大学中国学学者史华慈教授，提倡“跨文化沟通”，甚至提出语言对于思维并不具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的作用。所以有时尽管语言不通，也不是完全不能交流，甚至还可以发生爱情。人类的“同”其实远远多于大于“不同”。
强调人类的“不同”，是因为“有执”，包括“我执”和“法执”，还由于“理障”。各种预设的“论理体系”，有时会成为隔断人类正常交往与交流的围墙。过多的强调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
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易经》，其“系辞”写道：“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个意思是說，人类的不同在于方法和途径，也就是“化迹”的不同，最终的结点总是要走在一起。《易经》“睽”卦的“象辞”也說：“君子以同而异。”所以不同，是因为有同。与其标立彼此之“异”，不如首先认同求同。这一道理，《易经》的“序”卦，有更为直接的论证：“与人同者，物必归焉。”亦即要达至众望所归，得到他人的认同，自己必须首先“与人同”。
不同也可以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同也可以达成“和”的泰局。
“仇必和而解”
对这个问题阐释得最深刻的是中国宋代的思想家张载。他在自己的代表著作《正蒙》中，用四句话表达了他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这四句话是——
有象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
我把这四句话，称作张载的“哲学四句教”。因为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的是宋儒的群体政治理想。
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意在說明：宇宙万物，山川河流，微尘草芥，个体生命，这一个个有形的物体，都可叫做“象”。“象”不重复，人有人象，物有物象。同为人，象也不同。所谓“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有对”，就是指“象”的不同和不同的“象”，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象”不是静止的，它运行流动，无往不在，无处不在。不同的“象”，流动的方向不必相同，因此象与象之间“反其为”的情形时时会出现。第三句“有反斯有仇”，不必理解为仇敌的仇。这个字的古写，作“雠”，校雠的雠，两只短尾巴鸟，唧唧咋咋地争短论长。不是～个吃掉另一个，而是互相校正，你校正我，我校正你，存异求同，和合共生，乐莫大焉。
关键是最后一句：“仇必和而解。”简单地說，宇宙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对待、流行、校正、和解而已。对待与流行的结果，不是吃掉、消灭，而是通过校正，达至和解、共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笑泯恩仇”。这是中国大作家鲁迅一首诗里的话，最能得张载义理的真传。
结语
张载哲学启示我们，世界各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却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人来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个人无法赞同前些年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把西方文明跟伊斯兰文明跟儒教文明，视为不可调和的“冲突体”。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只看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纠结，没有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化解”；只看到了“文明的冲突”，没有看到文明的融合。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国家”，需要通过交流与对话达成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冲突是人类文明的“反动”，是礼仪文化的“弃物”。所以孔子說：“礼之用，和为贵。”“和”才能成礼。冲突是愚蠢的失礼行为，为人类文明所不取。人类如果因文化的差异与“不同”而出现偶然的对立，彼此当事方应该采取“和而解”的态度，而不是走向“仇而亡”。这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也是人类本性和人类理性所应该指向的目标。
（编辑 凤池）
“将无同”这三个字，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魏晋时期，约为公元220年至420年。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是玄学。学者们围绕“名教”和“自然”的主题，展开激烈的论辩。看法虽然不同，但双方的风度很好。他们不轻视对手，只论理，而不在意对手地位的尊卑。
“竹林七贤”是当时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群体，诗人阮籍和音乐家嵇康是“七贤”的领袖。他们的立场倾向于与“名教”对立的“自然”方面，狂简任达和思想自由，是他们追寻的目标。王戒是“七贤”最小的成员，比他大二十岁的阮籍，本来与王戎的父亲王浑友善，后来接触到王戎，相见大乐，此后便只愿意和这个年仅十五岁的“阿戒谈”，置王浑于一旁而不顾。
清谈者的姿容仪态也很讲究，最尊崇有范儿的是王戎的从弟王衍，据說他清谈的时候，“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手里拿的麈尾以玉为柄，因皮肤白皙，手和麈尾的玉柄浑然无有分别。另一位清谈名家乐广，以渊默简要著称。王衍和乐广，极尽当时名士风流之盛，成为魏正始时期的清谈领袖。
清谈在哲学层面发生的争论，是关于宇宙世界的“有”和“无”的问题。中国古代两位天才的思想家王弼与何晏，就活跃于此历史时刻。关于“有”和“无”的争论，参与的人比较少，“名教”与“自然”的争论牵连面广，参与的人多，持续的时间相当之长。“名教”关乎政治伦理秩序，“自然”关乎个体生命的自由。王弼的观点主要见于他的《老子注》一书，何晏则注《论语》，两人都从儒家和道家的最高经典追溯自己思想的源头。哲学论争和“名教”与“自然”的争论互为表里，包括高人、雅士、名流在内的魏晋知识分子群体，鲜有置身于这一时代主题之外者。
但到了下一代，情况发生了改变。《晋书》记载，阮籍的从侄孙阮瞻，一次拜见当时已经位至“三公”的王戎。王戎问这位年轻人：“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說：“将无同。”当时圈内人士称阮瞻的回答为“三语掾”。“将无”是不含实义的语助词，“将无同”就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同”。前辈们争论不休的“名教”与“自然”问题，到下一代人那里，已超越对立，摆脱执着，变成无须争论不必争论的问题了。
《世說新语》的类似记载，是王衍和阮籍的侄儿阮修的互相对问。诚如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說：“答者之为阮瞻或阮修皆不关重要，其重要者只是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敦相同之說一点，盖此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版，页203）《晋书》记载，王戎听了阮瞻的回答，“谘嗟良久”，最后表示认同。当年持论甚坚的清谈领袖，在时代前行的年轻人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破除“迷执”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惊心动魄或者惊天动地的争执和论争，到后来都因趋同而化解或由于折中而和合。人类的思维之路所以无限曲折，是由于人们有“执”：执于“一”，而不知有“二”，执于此，而不及于彼：执其始，而不知所终，未能做到孔子說的“扣其两端”。《华严经》上說：“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說，人类本身并非不具备拥有“智慧德相”的条件，只是由于自身的“妄想”和“迷执”，不能够实现“证得”。“证得”就是“证悟”，亦即思想的“觉悟”。不能“证得”，就是不得“觉悟”。
文化自觉
如何开启人类的“觉悟”？我国已故的老一辈文化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诉诸理性良知，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文化论說，即主张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其优长之处，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也要看到他者的长处。所以需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也就是尊重差别，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美美与共”，指人类的文化最终会走向融合。这是费先生的关于“文化自觉”的理论，对陷入“迷执”的今天的人们而言，无疑是“润物细无声”的春日喜雨。
我国另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钱钟书先生，他在早年的著作《谈艺录》中，也說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的意思，东方和西方，各个国家民族的不同人群，彼此的心理结构和心理指向，常常是相同的。已故的哈佛大学中国学学者史华慈教授，提倡“跨文化沟通”，甚至提出语言对于思维并不具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的作用。所以有时尽管语言不通，也不是完全不能交流，甚至还可以发生爱情。人类的“同”其实远远多于大于“不同”。
强调人类的“不同”，是因为“有执”，包括“我执”和“法执”，还由于“理障”。各种预设的“论理体系”，有时会成为隔断人类正常交往与交流的围墙。过多的强调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
“与人同者，物必归焉”
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易经》，其“系辞”写道：“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个意思是說，人类的不同在于方法和途径，也就是“化迹”的不同，最终的结点总是要走在一起。《易经》“睽”卦的“象辞”也說：“君子以同而异。”所以不同，是因为有同。与其标立彼此之“异”，不如首先认同求同。这一道理，《易经》的“序”卦，有更为直接的论证：“与人同者，物必归焉。”亦即要达至众望所归，得到他人的认同，自己必须首先“与人同”。
不同也可以共处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同也可以达成“和”的泰局。
“仇必和而解”
对这个问题阐释得最深刻的是中国宋代的思想家张载。他在自己的代表著作《正蒙》中，用四句话表达了他对整个宇宙世界的看法。这四句话是——
有象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
我把这四句话，称作张载的“哲学四句教”。因为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的是宋儒的群体政治理想。
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意在說明：宇宙万物，山川河流，微尘草芥，个体生命，这一个个有形的物体，都可叫做“象”。“象”不重复，人有人象，物有物象。同为人，象也不同。所谓“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有对”，就是指“象”的不同和不同的“象”，它们各自所处的位置。“象”不是静止的，它运行流动，无往不在，无处不在。不同的“象”，流动的方向不必相同，因此象与象之间“反其为”的情形时时会出现。第三句“有反斯有仇”，不必理解为仇敌的仇。这个字的古写，作“雠”，校雠的雠，两只短尾巴鸟，唧唧咋咋地争短论长。不是～个吃掉另一个，而是互相校正，你校正我，我校正你，存异求同，和合共生，乐莫大焉。
关键是最后一句：“仇必和而解。”简单地說，宇宙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对待、流行、校正、和解而已。对待与流行的结果，不是吃掉、消灭，而是通过校正，达至和解、共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笑泯恩仇”。这是中国大作家鲁迅一首诗里的话，最能得张载义理的真传。
结语
张载哲学启示我们，世界各文明之间，虽然存在差异，却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人来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是走向文明的融合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个人无法赞同前些年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把西方文明跟伊斯兰文明跟儒教文明，视为不可调和的“冲突体”。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只看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纠结，没有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化解”；只看到了“文明的冲突”，没有看到文明的融合。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国家”，需要通过交流与对话达成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冲突是人类文明的“反动”，是礼仪文化的“弃物”。所以孔子說：“礼之用，和为贵。”“和”才能成礼。冲突是愚蠢的失礼行为，为人类文明所不取。人类如果因文化的差异与“不同”而出现偶然的对立，彼此当事方应该采取“和而解”的态度，而不是走向“仇而亡”。这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也是人类本性和人类理性所应该指向的目标。
（编辑 凤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