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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固定时间去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阅读群众来信，这是上海人大坚持了数年的一项制度，它是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途径。这封题为“人大为何矮化自己”的来信，就是我在人大信访办看到的。来信是一位姓王的普通市民，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身为人大工作人员，是否都知自己职业的崇高？
王先生反映：他曾在梅龙镇广场支付了儿童摄影定金，结果人去楼空。因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将梅龙镇广场告上法庭，但法官百般推诿不肯立案。半年后，他再诉，又被拒绝。他提出根据诉讼法119条、708条中“事发地”及“注册地”规定，法院应该受理：根据最高院诉讼法司法解释18条、21条规定，当事人坚持起诉应当受理，并出具“裁决书”。他认为某区法院这种做法明显与法规不符。为此，他来到某区人大信访办反映，但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回答他说：“法院是独立的，我们很难办。你只有向上级法院反映。”王先生当时很生气，他责问那位工作人员：法院院长是否人民代表大会按程序任命的？人大有没有监督法院的权力？人民群众通过正常渠道向人大反映问题，你怎么能这样婉拒，看低自己的权力？他在给市人大的信中写到：随着司法改革，保证司法独立、公正（审判），这当然无可非议，问题是法院是否还应接受人大监督？
法院的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思想建设，人大代表是否有权过问？他说，这对他个人来说只是一件小事，但身为人大工作人员不知职业之崇高，可能有一定普遍性，这是大事。他最后希望：依法治国先从人大开始。
应该说，这是一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他在利益受到侵害，求告无解的情况下，不吵、不闹，不寻事，始终坚持走法律程序，以法条维权，用法治思想向立法、司法部门诉之以理。比较之下，我们一些法院、人大工作部门的同志反而相形见绌，相形见矮了。群众维权，固然大多出于个人利益，有强烈的动力机制，但面对法律，他们仍然会选择相信和服从。王先生后来在电话中与笔者所说：我其实最想要的是法院给我一份“裁决书”，哪怕认为是我错了（比如受骗上当，自己负责）我也认了。我最不满意的是法院既不受理，又不按规定出具“裁决书”，这让我甚至对依法治国忧虑和失望。恰恰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我们少数司法、人大、国家工作人员是忽视的，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机关形象的工作当作一般的事务性工作来处理。
那么，面对老百姓各种投诉、合法的维权，国家工作人员的履职动力在哪里？我想，一是对自己这份职责的信仰；二是恪守职业道德的良知；还有就是制度建设的完善。没有这三条，推诿、搪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作为、甚至屈从个人权力都难以避免。而这样的后果，不仅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最大的风险还是会让许多像王先生这样的公民，对国家的法律缺乏信心，对地方权力机构的责任担当产生怀疑，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常常就是这样被削减和弱化。这才是令人担心的事情。
前不久，在市政协礼堂看了电影《黄克功案件》，讲述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一个案子：红军将领黄克功战功赫赫，却因逼婚未遂，拔枪杀害了16岁女青年刘茜。如何审判黄克功，两种意见截然不同，一种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功臣与庶民应同罪；另一种则认为有功将领可免一死罪，让他上战场戴罪立功。担任审判长的是红军法官雷经天，他顶住压力，坚持以公开审理、民主判决的方法审判此案。最后经过五人审判庭激烈争论，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黄克功极刑。后来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信，赞成对黄克功的处罚。他在信中写道：如为（他）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雷经天读完毛泽东的信后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司法干部、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对法律、对自己神圣职责的理解，它是信仰，也是理性，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关系着什么。以史为鉴，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对法律、对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认识同样兹事体大，任何懈怠都不是矮化个人“自己”，而是矮化了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矮化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矮化了我们未来的目标。王先生的这件事，虽然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已得到圆满解决，但王先生的这封来信，我们当作为警示录，长存于心。
王先生反映：他曾在梅龙镇广场支付了儿童摄影定金，结果人去楼空。因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将梅龙镇广场告上法庭，但法官百般推诿不肯立案。半年后，他再诉，又被拒绝。他提出根据诉讼法119条、708条中“事发地”及“注册地”规定，法院应该受理：根据最高院诉讼法司法解释18条、21条规定，当事人坚持起诉应当受理，并出具“裁决书”。他认为某区法院这种做法明显与法规不符。为此，他来到某区人大信访办反映，但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回答他说：“法院是独立的，我们很难办。你只有向上级法院反映。”王先生当时很生气，他责问那位工作人员：法院院长是否人民代表大会按程序任命的？人大有没有监督法院的权力？人民群众通过正常渠道向人大反映问题，你怎么能这样婉拒，看低自己的权力？他在给市人大的信中写到：随着司法改革，保证司法独立、公正（审判），这当然无可非议，问题是法院是否还应接受人大监督？
法院的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思想建设，人大代表是否有权过问？他说，这对他个人来说只是一件小事，但身为人大工作人员不知职业之崇高，可能有一定普遍性，这是大事。他最后希望：依法治国先从人大开始。
应该说，这是一位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他在利益受到侵害，求告无解的情况下，不吵、不闹，不寻事，始终坚持走法律程序，以法条维权，用法治思想向立法、司法部门诉之以理。比较之下，我们一些法院、人大工作部门的同志反而相形见绌，相形见矮了。群众维权，固然大多出于个人利益，有强烈的动力机制，但面对法律，他们仍然会选择相信和服从。王先生后来在电话中与笔者所说：我其实最想要的是法院给我一份“裁决书”，哪怕认为是我错了（比如受骗上当，自己负责）我也认了。我最不满意的是法院既不受理，又不按规定出具“裁决书”，这让我甚至对依法治国忧虑和失望。恰恰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我们少数司法、人大、国家工作人员是忽视的，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机关形象的工作当作一般的事务性工作来处理。
那么，面对老百姓各种投诉、合法的维权，国家工作人员的履职动力在哪里？我想，一是对自己这份职责的信仰；二是恪守职业道德的良知；还有就是制度建设的完善。没有这三条，推诿、搪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作为、甚至屈从个人权力都难以避免。而这样的后果，不仅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最大的风险还是会让许多像王先生这样的公民，对国家的法律缺乏信心，对地方权力机构的责任担当产生怀疑，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常常就是这样被削减和弱化。这才是令人担心的事情。
前不久，在市政协礼堂看了电影《黄克功案件》，讲述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一个案子：红军将领黄克功战功赫赫，却因逼婚未遂，拔枪杀害了16岁女青年刘茜。如何审判黄克功，两种意见截然不同，一种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功臣与庶民应同罪；另一种则认为有功将领可免一死罪，让他上战场戴罪立功。担任审判长的是红军法官雷经天，他顶住压力，坚持以公开审理、民主判决的方法审判此案。最后经过五人审判庭激烈争论，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黄克功极刑。后来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信，赞成对黄克功的处罚。他在信中写道：如为（他）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雷经天读完毛泽东的信后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司法干部、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对法律、对自己神圣职责的理解，它是信仰，也是理性，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关系着什么。以史为鉴，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对法律、对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认识同样兹事体大，任何懈怠都不是矮化个人“自己”，而是矮化了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矮化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矮化了我们未来的目标。王先生的这件事，虽然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已得到圆满解决，但王先生的这封来信，我们当作为警示录，长存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