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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的石家庄，雾霭沉沉，冷热不定。
3月26日《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出台后，河北省发改委积了厚厚的一沓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提纲。但原定于在4月上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最终流产。
省级主要领导召集厅局级干部开会的次数明显增加。4月11日会议的一个主题是：防止过度炒作。
空气中有种期待与不安交织的情绪。省直机关副处级干部叶弘，在与记者聊天时有时候会喃喃自语：这次会是真的吗？
一切看上去都不同于以往。
2月25日一早，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乘高铁前往保定。他此行的目的，是调研该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该项活动中，保定是周本顺的联系点。
这看上去与第二天发生的京津冀的“大事”没有任何联系。但周本顺发言中的一句话，还是让人看到了一些“天机”。他说，保定要“下力气打造环京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几乎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雾霾天里考察北京。他此次考察的一个主题，是在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里，如何破解发展的难题。雾霭沉沉的首都街头，为这次考察提供了最为现实的一个背景。
在随后对北京的发展和管理提出的5点要求中，第二条提到要疏解该市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在工业项目的选择上要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
细心的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对北京定位的描述中，只有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家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而没有经济中心。《中国新闻周刊》在河北采访期间，多位官员提到了这一点。
时间前推到2013年8月份。在北戴河，习近平主持研究河北的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而在2013年5月中旬赴天津考察时，习近平就提出要谱写新时期京津“双城记”。他对京津冀一体化寄予厚望，提出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
5月20日和5月22日，河北省分别与天津和北京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与此前三地间协议多流于空泛不同，这两份协议包含了大量具体的内容。
2013年，河北省4个与京津接壤的市——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从京津引进项目4022个，规划投资额达到2867亿元。
2月26，周本顺赶赴北京，参加由习近平主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有两位中共中央常委、6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对一个区域合作的议题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最强阵容，囊括了从政治、经济到研究部门的主要决策者，不仅在京津冀问题上史无前例，在国内其他区域合作问题上也未有先例。
多年研究京津冀问题的石家庄经济学院教授韩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其他的区域合作不同，京津冀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且多年停滞，积重难返，非最高领导推动难解其结。
此前，京津冀问题的协调部门为国家发改委，主要的操作部门为该委地区司。从行政级别看，京津两地的一把手均为政治局委员，而国家发改委主任通常是中央委员，由后者协调前两者的难度可想而知。由后者主持的京津冀一体化方案历经十年无果而终，就是对这一协调机制的某种证明。
2月26日的座谈会，围绕着一张椭圆形的办公桌进行。周本顺坐在习近平的右手第四个位子，左边是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右边是河北省长张庆伟，对面是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他被安排在郭金龙和孙春兰后面发言。三人发言的结构大体一致，先是就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表态，然后再说自己打算怎么做。就第二块内容，郭金龙的表态是“要克服行政辖区惯性思维的束缚”；孙春兰表示“要扎扎实实做工作”；周本顺的发言则是“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河北省一位厅级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上述发言内容，正是三地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北京的主要问题是“行政辖区思维”，多年来与北京努力对接却屡屡碰壁的河北官员对此都有深刻体会；天津多年来一直在“扎扎实实做工作”，在京津冀对接中一声不吭却获益颇丰；而河北是想借京津冀合作谋求自身发展，却又屡屡因自身发展水平的问题梦断京津冀。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坐在习近平的左首，不时记点什么。外媒曾传京津冀会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而张高丽正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中国新闻周刊》在河北采访时，也有官员向记者提及此事。张高丽在3月31日至4月1日在河北调研时，鼓励该省要“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实现更好更大发展”。
习近平接下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言。
这个发言颇具“习氏风格”。他对务虚的部分一带而过，把大部分时间集中在了“怎样协同发展”上，并条分缕析地把其中的重点和路径都细化到了可以直接操作的地步。河北省一位受访官员认为，在心思各异的京津冀问题上，不宜留下太大的解释空间。
在这个发言中，多年来困扰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因素均被提及，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顶层设计，一个是行政区划。在顶层设计方面，习近平提出要“抓紧”编制相关规划，这句话与这个发言最后用到的“加快推进”放在一起，让与会者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紧迫感。
座谈会结束的当天下午，北京市就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的讲话精神。这次会议提出，要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明确在哪些地方应有所作为，在哪些地方应有所不为。“该舍的要舍，该管的要管，该有作为的要大有作为。”
影响京津冀一体化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习近平要求打破这种思维定式，要“抱成团”，破解在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一亩三分地”的提法，在河北的官员看来“非常准，也非常狠”，抓住了京津冀一体化问题上的牛鼻子。
顶层设计与“一亩三分地”之间还有一个逻辑联系：三方基于“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激烈博弈，最终导致顶层设计胎死腹中；而没有顶层设计的京津冀，更难打破“一亩三分地”。河北省一直在这样的逻辑怪圈里打转转，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天津、北京和河北交界处的省级公路及次级公路，不少地方存在不能正常通车的“断头路”和限高、限宽的“限行路”，影响周边百姓的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瓶颈”。
① 4月1日，天津静海县台头镇通往河北霸州市胜芳镇的梁台路（X544）设置了限高铁架和限宽石墩；
② 4月1日，河北霸州市胜芳镇一侧路中间设置了限宽石墩。
③ 3月25日，滨唐公路（S124）天津境内汉沽段的双向 4 车道公路 ；
④ 3月25日，河北省一侧的 2 车道渣石路。图 / 新华
3月6日，北京，下午5点之后，北京国贸朗家园站回河北三河市燕郊镇的公交车上拥挤的人群。据统计，在北京大约有30万上班族，因为户口或房价的原因，选择在30公里外的河北三河市燕郊镇购房。每天过着跨省的“双城”生活。图 /CFP
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讲话中，明晰了市场规律与政府作为之间的合理分工。前者主要体现在立足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后者则体现在下决心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障碍限制了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政府所做的，只是为市场规律的发挥创造条件。
多年来，对于政府作用和市场规律之间的关系，河北官员的认识不甚统一。有些官员认为不应对政府的作用寄予太大的期望，做好自己的事情，市场规律自然会发挥作用；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在中国行政区划坚硬的现实下，没有政府的推动，市场规律就没有用武之地。
过去的10年，河北在京津冀问题上对中央寄望甚多，没有躬身下来把河北融入京津的产业链，结果中央的支持没来，在京津的产业链中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对中央寄予厚望的一个背景，是河北省对首都所做出的牺牲。韩劲说，作为北京的上风上水和每一个方位的邻居，河北在经济发展和维稳上都付出了很大代价。“‘环京津’中的‘环’就意味着奉献与服务。”
河北省交通系统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保北京的蓝天，正在施工的张石高速被迫停工长达半年，却没有任何补偿。而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周边河北市县，每条铁路都要有人护路，每个电力塔和桥梁都要派人看守。
曾在张家口市当过市长的河北省交通厅厅长高金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有一次到张家口下面的一个县调研，这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900万元，“我问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回答说国家转移支付。”张家口本来有上千家化工企业，为了“一江清水送北京”，都一一停掉了。
本刊此前曾经报道，在北京周边，有一个大面积贫困带。河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孙振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想过让北京的郊区与河北的贫困县结成帮扶对子，结果发现“连门都找不着”：在北京，根本就没有一个“扶贫办”。
河北的一些官员会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谁说过市场规律？“这是个市场要让位于政治的地方，那我们在市场上的损失，也希望能寻求政治补偿。”表现在京津冀问题上，就是希望中央能“推一把”。
但中央“推一把”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河北呢？
河北省一位副厅级官员以产业转移为例，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他说，中央政府如果想帮助河北，必须要过两道关：一是北京市政府，一是企业。按理说，中央的决定很容易传递到北京层面，但中间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考量，就是地方官员的考核。
即便近些年GDP和财政收入在其中的分量有减少的趋势，但仍在其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地位，现实的官员升迁与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在坐实着这一逻辑。在这个利益攸关的因素面前，中央通常会对对地方的干预持谨慎态度，而地方也会在其中寻找博弈的空间。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中央对北京的工业发展多年前已有限制，但并没有阻止此后该市工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从北京的角度说，只有在腾出的空间会带来更大的GDP和财政收入时，产业转移才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
另外，在产业转移的范围和对象方面，北京又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足以让其在不违背上级指示的同时，又能将这种转移控制在有利于自己的范围内。一位与北京市接触较多的河北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也有一些自己不想要的产业与企业，它们也要找机会将这些企业甩出去。
而要将北京市政府的意志转化为企业的意志，又是一个很难跨越的关口。在市场这只“手”越来越粗壮有力的背景下，政府干预企业的手段越来越单薄，态度也越来越谨慎。除了对可能招致“手太长”骂名的顾虑外，还要碍于当初招商时的承诺。
河北省一位到北京经信委办事的官员，曾经在一个处室看到这样一幕：有一家北京的企业，做得不是很好，处长对其负责人说，你上河北发展吧。这位负责人说，当初你让我投资的时候，鼓励这个鼓励那个，现在刚几年就要扫地出门，我不走。
这位河北的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企业要走到哪儿去？河北。”
经过了上述两个关口，中央的可能支持，已经褪色得模糊不清。河北省一些“市场派”官员认为，对中央支持的过高期望，最终可能都会幻化为泡影。
当然，如果中央换一种办法，不是对北京“压”，而是让河北“拉”，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怎么“拉”？就是让河北产生吸引力，让各种资源对河北欲拒不能。那怎么样能增强河北的吸引力？一个是给政策，一个是给钱。 给什么政策？根据企业的需求排序，首先要有诱人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其次基础设施要跟上，与北京的“断头路”要打通，接着轨道交通要跟上；再者，相应的配套要跟上，尤其是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同时要能满足多层次的人才需求，有让人才留下来的制度配套，尤其是户口及附着在其上的各种福利。
前述的大部分因素，都是河北的洼地，改变起来非轻而易举之事。中央能在其中作用几何，尚未可知。但对某一地区的大规模扶持，在之前的区域合作中缺乏先例。
敏感的河北官员还注意到，2月26日的座谈会，习近平曾单独提及京津双城联动，却未单独提及河北，这也让有些官员对中央的扶持不敢抱很高的预期。
如果抛开中央的支持，只说市场承接，又会面临一个如何融入京津产业链条的问题。河北省委政研室一位多年研究京津冀问题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已经从单体经济时代，过渡到产业链经济时代。产业链经济的一个特点，是链条上的各方构成上下游关系，并且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在2月26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的“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正是此意。
这位专家说，在京津冀一体化的问题上，河北省过去主要忙于跑项目，而对自己在产业链上的定位分析不够，也没有努力融入京津的产业链条，因而很难成为京津产业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河北和京津的产业有差别有梯度，但产业不一样，不在同一个链条上。北京多是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而河北多是传统产业和原材料产业，两者没法配套。所以北京宁愿把配套拿到广东、浙江去，也没法放在河北。”
在这位专家看来，区域定位始终是困扰河北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河北的学者可分为“竞争派”与“合作派”，而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官方决策。2005或2006年，天津有关领导考察了曹妃甸后，曾提出天津和河北的港口合作，河北不搞集装箱，天津不搞煤码头。但河北认为不搞集装箱会发展受限，不同意这种分工。
又有人提出两地合作开发曹妃甸，各占50%股份，这样天津的集装箱业务就会被疏散到曹妃甸，该港就可以借力发展。但这一建议也未被采纳。“当时主要的基调是竞争，并且强调自己发展。”一位参与此事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基于货源的限制，河北港口的集装箱业务一直发展缓慢。而天津则在与河北合作未遂后，自建了两个煤码头，分食河北的货源。
这种竞争的氛围也扩散到其他领域。天津基于想打通西北通道的考虑，希望修建天津到保定的高铁，也被河北拒绝。
2月26日座谈会上最令河北省期待的一个消息，由习近平在讲话的最后抛出。他说，对京津冀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年里主要由河北单方推动的京津冀一体化，现在成为“国家的事了”。
此时，距离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竹篮打水的“廊坊共识”达成，已有10年零14天。
这是一个河北省期待了太久的消息。在2月27日召开的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本顺说：“当前河北面临最大的机遇、最现实的机遇、最不能错失的机遇，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随后一段时间，周本顺赶赴河北的很多地方调研，一路上谈的最多的，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沧州，周本顺强调，面对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历史机遇，各地抓项目的劲头必须一鼓再鼓，“抓一批打基础、增后劲的大项目、好项目。”
与此同时，河北各地官员开始向北京聚拢，闻风而来的还有北京周边的其他省市。主管工业的北京市经信委一时门庭若市。
2月26日过后没几天，河北省工信厅就接到了北京市经信委有关协调产业转移的邀请，河北省交通厅也接到了北京市交通委有关交通对接的邀请。河北省多部门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座谈会召开之后，北京市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
河北省委、省政府召集各地市和厅局开会的次数明显增加。省里给每个地市和厅局都布置了任务。其中一个厅局领到的任务是：了解北京产业转移的“负面清单”，并留意天津在项目承接方面的动向。
与以往三方在京津冀问题上的态度相似，这次仍然是河北最为活跃，北京间歇性回应，而天津最为沉默。有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天津对北京招商的力度不比河北小。他们招商的一个重点，是高科技产业。
3月26日，河北省《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和《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在这两份文件中，河北省各个地市均被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明确定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保定和廊坊市，被定位为“行政事业单位和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与京津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
这两个文件的公布，让本来就热力十足的京津冀问题再度升温。在对这一行为“早作打算，防止内耗”的赞扬声中，也夹杂着对其“国家未动，擅自先行”的批评。
河北省一位厅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两个文件都是征求意见稿，没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逻辑上还有一些缺陷。在引发争议后，这两份文件都没有下发，其中的内容也很少在官方场合再被提及。
这让各厅局的规划成了难题，因为如果没有各地市的定位，工业、交通等规划就不知道怎么做。“比如省里原来说京津保三角核心区，我们就按照这个定位做交通和工业的规划。现在你不提了，规划又没有方向了。”
而河北省各个厅局规划的进度，又会影响到国家发改委规划出台的时间。整件事情通常的流程是：比如交通，先是各省的交通部门各拿出一个方案，然后三省会商，博弈之后形成一张图，交给交通部，交通部修改后交给国家发改委，发改委在各个领域规划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综合的规划。
叶弘在北京学习时，有一次跟北京的同学吃饭，谈起京津冀一体化，他说什么时候能教育一体化，让河北的孩子也能像北京的孩子一样，轻轻松松就能读个大学。坐在远处的一位北京市处级干部嘟囔了一句：“想得美。”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叶弘为化名。周赫对本文有贡献）
3月26日《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出台后，河北省发改委积了厚厚的一沓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提纲。但原定于在4月上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最终流产。
省级主要领导召集厅局级干部开会的次数明显增加。4月11日会议的一个主题是：防止过度炒作。
空气中有种期待与不安交织的情绪。省直机关副处级干部叶弘，在与记者聊天时有时候会喃喃自语：这次会是真的吗？
一盘大棋
一切看上去都不同于以往。
2月25日一早，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乘高铁前往保定。他此行的目的，是调研该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该项活动中，保定是周本顺的联系点。
这看上去与第二天发生的京津冀的“大事”没有任何联系。但周本顺发言中的一句话，还是让人看到了一些“天机”。他说，保定要“下力气打造环京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几乎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雾霾天里考察北京。他此次考察的一个主题，是在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里，如何破解发展的难题。雾霭沉沉的首都街头，为这次考察提供了最为现实的一个背景。
在随后对北京的发展和管理提出的5点要求中，第二条提到要疏解该市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在工业项目的选择上要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和低碳化。
细心的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对北京定位的描述中，只有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家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而没有经济中心。《中国新闻周刊》在河北采访期间，多位官员提到了这一点。
时间前推到2013年8月份。在北戴河，习近平主持研究河北的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而在2013年5月中旬赴天津考察时，习近平就提出要谱写新时期京津“双城记”。他对京津冀一体化寄予厚望，提出要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
5月20日和5月22日，河北省分别与天津和北京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与此前三地间协议多流于空泛不同，这两份协议包含了大量具体的内容。
2013年，河北省4个与京津接壤的市——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从京津引进项目4022个，规划投资额达到2867亿元。
2月26，周本顺赶赴北京，参加由习近平主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有两位中共中央常委、6位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对一个区域合作的议题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最强阵容，囊括了从政治、经济到研究部门的主要决策者，不仅在京津冀问题上史无前例，在国内其他区域合作问题上也未有先例。
多年研究京津冀问题的石家庄经济学院教授韩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其他的区域合作不同，京津冀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且多年停滞，积重难返，非最高领导推动难解其结。
此前，京津冀问题的协调部门为国家发改委，主要的操作部门为该委地区司。从行政级别看，京津两地的一把手均为政治局委员，而国家发改委主任通常是中央委员，由后者协调前两者的难度可想而知。由后者主持的京津冀一体化方案历经十年无果而终，就是对这一协调机制的某种证明。
2月26日的座谈会，围绕着一张椭圆形的办公桌进行。周本顺坐在习近平的右手第四个位子，左边是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右边是河北省长张庆伟，对面是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他被安排在郭金龙和孙春兰后面发言。三人发言的结构大体一致，先是就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表态，然后再说自己打算怎么做。就第二块内容，郭金龙的表态是“要克服行政辖区惯性思维的束缚”；孙春兰表示“要扎扎实实做工作”；周本顺的发言则是“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河北省一位厅级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上述发言内容，正是三地当下状态的真实写照：北京的主要问题是“行政辖区思维”，多年来与北京努力对接却屡屡碰壁的河北官员对此都有深刻体会；天津多年来一直在“扎扎实实做工作”，在京津冀对接中一声不吭却获益颇丰；而河北是想借京津冀合作谋求自身发展，却又屡屡因自身发展水平的问题梦断京津冀。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坐在习近平的左首，不时记点什么。外媒曾传京津冀会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而张高丽正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中国新闻周刊》在河北采访时，也有官员向记者提及此事。张高丽在3月31日至4月1日在河北调研时，鼓励该省要“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实现更好更大发展”。
河北的牺牲
习近平接下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言。
这个发言颇具“习氏风格”。他对务虚的部分一带而过，把大部分时间集中在了“怎样协同发展”上，并条分缕析地把其中的重点和路径都细化到了可以直接操作的地步。河北省一位受访官员认为，在心思各异的京津冀问题上，不宜留下太大的解释空间。
在这个发言中，多年来困扰京津冀一体化的主要因素均被提及，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顶层设计，一个是行政区划。在顶层设计方面，习近平提出要“抓紧”编制相关规划，这句话与这个发言最后用到的“加快推进”放在一起，让与会者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紧迫感。
座谈会结束的当天下午，北京市就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的讲话精神。这次会议提出，要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明确在哪些地方应有所作为，在哪些地方应有所不为。“该舍的要舍，该管的要管，该有作为的要大有作为。”
影响京津冀一体化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习近平要求打破这种思维定式，要“抱成团”，破解在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习近平“一亩三分地”的提法，在河北的官员看来“非常准，也非常狠”，抓住了京津冀一体化问题上的牛鼻子。
顶层设计与“一亩三分地”之间还有一个逻辑联系：三方基于“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激烈博弈，最终导致顶层设计胎死腹中；而没有顶层设计的京津冀，更难打破“一亩三分地”。河北省一直在这样的逻辑怪圈里打转转，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① 4月1日，天津静海县台头镇通往河北霸州市胜芳镇的梁台路（X544）设置了限高铁架和限宽石墩；
② 4月1日，河北霸州市胜芳镇一侧路中间设置了限宽石墩。
③ 3月25日，滨唐公路（S124）天津境内汉沽段的双向 4 车道公路 ；
④ 3月25日，河北省一侧的 2 车道渣石路。图 / 新华
分析人士认为，在这个讲话中，明晰了市场规律与政府作为之间的合理分工。前者主要体现在立足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后者则体现在下决心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障碍限制了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政府所做的，只是为市场规律的发挥创造条件。
多年来，对于政府作用和市场规律之间的关系，河北官员的认识不甚统一。有些官员认为不应对政府的作用寄予太大的期望，做好自己的事情，市场规律自然会发挥作用；也有一些官员认为，在中国行政区划坚硬的现实下，没有政府的推动，市场规律就没有用武之地。
过去的10年，河北在京津冀问题上对中央寄望甚多，没有躬身下来把河北融入京津的产业链，结果中央的支持没来，在京津的产业链中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对中央寄予厚望的一个背景，是河北省对首都所做出的牺牲。韩劲说，作为北京的上风上水和每一个方位的邻居，河北在经济发展和维稳上都付出了很大代价。“‘环京津’中的‘环’就意味着奉献与服务。”
河北省交通系统一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保北京的蓝天，正在施工的张石高速被迫停工长达半年，却没有任何补偿。而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周边河北市县，每条铁路都要有人护路，每个电力塔和桥梁都要派人看守。
曾在张家口市当过市长的河北省交通厅厅长高金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有一次到张家口下面的一个县调研，这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900万元，“我问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回答说国家转移支付。”张家口本来有上千家化工企业，为了“一江清水送北京”，都一一停掉了。
本刊此前曾经报道，在北京周边，有一个大面积贫困带。河北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孙振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想过让北京的郊区与河北的贫困县结成帮扶对子，结果发现“连门都找不着”：在北京，根本就没有一个“扶贫办”。
河北的一些官员会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谁说过市场规律？“这是个市场要让位于政治的地方，那我们在市场上的损失，也希望能寻求政治补偿。”表现在京津冀问题上，就是希望中央能“推一把”。
对北京“压”与让河北“拉”
但中央“推一把”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河北呢？
河北省一位副厅级官员以产业转移为例，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他说，中央政府如果想帮助河北，必须要过两道关：一是北京市政府，一是企业。按理说，中央的决定很容易传递到北京层面，但中间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考量，就是地方官员的考核。
即便近些年GDP和财政收入在其中的分量有减少的趋势，但仍在其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地位，现实的官员升迁与其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在坐实着这一逻辑。在这个利益攸关的因素面前，中央通常会对对地方的干预持谨慎态度，而地方也会在其中寻找博弈的空间。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中央对北京的工业发展多年前已有限制，但并没有阻止此后该市工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从北京的角度说，只有在腾出的空间会带来更大的GDP和财政收入时，产业转移才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
另外，在产业转移的范围和对象方面，北京又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足以让其在不违背上级指示的同时，又能将这种转移控制在有利于自己的范围内。一位与北京市接触较多的河北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也有一些自己不想要的产业与企业，它们也要找机会将这些企业甩出去。
而要将北京市政府的意志转化为企业的意志，又是一个很难跨越的关口。在市场这只“手”越来越粗壮有力的背景下，政府干预企业的手段越来越单薄，态度也越来越谨慎。除了对可能招致“手太长”骂名的顾虑外，还要碍于当初招商时的承诺。
河北省一位到北京经信委办事的官员，曾经在一个处室看到这样一幕：有一家北京的企业，做得不是很好，处长对其负责人说，你上河北发展吧。这位负责人说，当初你让我投资的时候，鼓励这个鼓励那个，现在刚几年就要扫地出门，我不走。
这位河北的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企业要走到哪儿去？河北。”
经过了上述两个关口，中央的可能支持，已经褪色得模糊不清。河北省一些“市场派”官员认为，对中央支持的过高期望，最终可能都会幻化为泡影。
当然，如果中央换一种办法，不是对北京“压”，而是让河北“拉”，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怎么“拉”？就是让河北产生吸引力，让各种资源对河北欲拒不能。那怎么样能增强河北的吸引力？一个是给政策，一个是给钱。 给什么政策？根据企业的需求排序，首先要有诱人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其次基础设施要跟上，与北京的“断头路”要打通，接着轨道交通要跟上；再者，相应的配套要跟上，尤其是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同时要能满足多层次的人才需求，有让人才留下来的制度配套，尤其是户口及附着在其上的各种福利。
前述的大部分因素，都是河北的洼地，改变起来非轻而易举之事。中央能在其中作用几何，尚未可知。但对某一地区的大规模扶持，在之前的区域合作中缺乏先例。
敏感的河北官员还注意到，2月26日的座谈会，习近平曾单独提及京津双城联动，却未单独提及河北，这也让有些官员对中央的扶持不敢抱很高的预期。
如果抛开中央的支持，只说市场承接，又会面临一个如何融入京津产业链条的问题。河北省委政研室一位多年研究京津冀问题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已经从单体经济时代，过渡到产业链经济时代。产业链经济的一个特点，是链条上的各方构成上下游关系，并且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在2月26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的“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正是此意。
这位专家说，在京津冀一体化的问题上，河北省过去主要忙于跑项目，而对自己在产业链上的定位分析不够，也没有努力融入京津的产业链条，因而很难成为京津产业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河北和京津的产业有差别有梯度，但产业不一样，不在同一个链条上。北京多是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而河北多是传统产业和原材料产业，两者没法配套。所以北京宁愿把配套拿到广东、浙江去，也没法放在河北。”
在这位专家看来，区域定位始终是困扰河北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河北的学者可分为“竞争派”与“合作派”，而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官方决策。2005或2006年，天津有关领导考察了曹妃甸后，曾提出天津和河北的港口合作，河北不搞集装箱，天津不搞煤码头。但河北认为不搞集装箱会发展受限，不同意这种分工。
又有人提出两地合作开发曹妃甸，各占50%股份，这样天津的集装箱业务就会被疏散到曹妃甸，该港就可以借力发展。但这一建议也未被采纳。“当时主要的基调是竞争，并且强调自己发展。”一位参与此事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基于货源的限制，河北港口的集装箱业务一直发展缓慢。而天津则在与河北合作未遂后，自建了两个煤码头，分食河北的货源。
这种竞争的氛围也扩散到其他领域。天津基于想打通西北通道的考虑，希望修建天津到保定的高铁，也被河北拒绝。
博弈又开始了
2月26日座谈会上最令河北省期待的一个消息，由习近平在讲话的最后抛出。他说，对京津冀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年里主要由河北单方推动的京津冀一体化，现在成为“国家的事了”。
此时，距离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竹篮打水的“廊坊共识”达成，已有10年零14天。
这是一个河北省期待了太久的消息。在2月27日召开的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本顺说：“当前河北面临最大的机遇、最现实的机遇、最不能错失的机遇，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随后一段时间，周本顺赶赴河北的很多地方调研，一路上谈的最多的，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沧州，周本顺强调，面对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历史机遇，各地抓项目的劲头必须一鼓再鼓，“抓一批打基础、增后劲的大项目、好项目。”
与此同时，河北各地官员开始向北京聚拢，闻风而来的还有北京周边的其他省市。主管工业的北京市经信委一时门庭若市。
2月26日过后没几天，河北省工信厅就接到了北京市经信委有关协调产业转移的邀请，河北省交通厅也接到了北京市交通委有关交通对接的邀请。河北省多部门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座谈会召开之后，北京市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
河北省委、省政府召集各地市和厅局开会的次数明显增加。省里给每个地市和厅局都布置了任务。其中一个厅局领到的任务是：了解北京产业转移的“负面清单”，并留意天津在项目承接方面的动向。
与以往三方在京津冀问题上的态度相似，这次仍然是河北最为活跃，北京间歇性回应，而天津最为沉默。有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天津对北京招商的力度不比河北小。他们招商的一个重点，是高科技产业。
3月26日，河北省《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和《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在这两份文件中，河北省各个地市均被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明确定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保定和廊坊市，被定位为“行政事业单位和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与京津形成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
这两个文件的公布，让本来就热力十足的京津冀问题再度升温。在对这一行为“早作打算，防止内耗”的赞扬声中，也夹杂着对其“国家未动，擅自先行”的批评。
河北省一位厅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两个文件都是征求意见稿，没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逻辑上还有一些缺陷。在引发争议后，这两份文件都没有下发，其中的内容也很少在官方场合再被提及。
这让各厅局的规划成了难题，因为如果没有各地市的定位，工业、交通等规划就不知道怎么做。“比如省里原来说京津保三角核心区，我们就按照这个定位做交通和工业的规划。现在你不提了，规划又没有方向了。”
而河北省各个厅局规划的进度，又会影响到国家发改委规划出台的时间。整件事情通常的流程是：比如交通，先是各省的交通部门各拿出一个方案，然后三省会商，博弈之后形成一张图，交给交通部，交通部修改后交给国家发改委，发改委在各个领域规划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综合的规划。
叶弘在北京学习时，有一次跟北京的同学吃饭，谈起京津冀一体化，他说什么时候能教育一体化，让河北的孩子也能像北京的孩子一样，轻轻松松就能读个大学。坐在远处的一位北京市处级干部嘟囔了一句：“想得美。”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叶弘为化名。周赫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