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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建融的精神世界里，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是其永恒的追求，而其核心，恰恰是传统儒家的君子之风，文质彬彬，美意延年。
在高手林立、名家辈出的上海画坛，“长风堂主”徐建融无疑是一位成绩卓著、声名远播的艺术大家。人们很难以一种身份来界定这位艺坛“通人”：他是高台宣教的大学教授，几十年来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是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百多部各类学术著作，上及晋唐宋元，下及明清近代，古今中外，影响深远，其中有好几本甚至还获得国家级大奖;他也是丹青高手，工笔、写意，花鸟山水，无一不精，笔底一派古韵盎然，气格高华;他还是知名的鉴定家，不仅能够鉴定品赏古今画作，还多次开班、出书，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爱画入骨髓，吐词合风骚。在徐建融的精神世界里，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是其永恒的追求，而其核心，恰恰是传统儒家的君子之风，文质彬彬，美意延年。
诚如陈佩秋大师所评价的那样：“徐建融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的最有力倡导者。徐建融的画史画论研究，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书画实践的方向探索;同样，他的书画实践，也不是为实践而实践，而是作为画史画论研究的一部分或一种理论的实践方式，是为了史论研究的更加切实和深化。这就使他的理论，具有了一般理论所缺乏的实践价值，而他的实践，也具有了一般实践所缺乏的理论意义。”面对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出现的“传统末路观”，在“八五新潮”后甚至以“全盘西化”取代之的新浪潮面前，徐建融先生凭着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以及在中国画创作实践领域的辛勤耕耘，凭借一名中国美术史论研究者和中国书画实践者的民族良知、社会良知，以严密的逻辑，倡导实践美术史学，提出以“天下为公”、“见贤思齐”为原则的艺术观，认为“传统自强，传统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同时，对待所谓的“传统”，则强调要分清其精华和糟粕，鲜明地主张在多元化的时代里，晋唐宋元绘画精华恰恰代表了中国画发展的先进方向，足见其艺术大家之风范和胆识。也正是在这面传统艺术观的精神旗帜感召下，时至今日，有一大批中青年中国画家开始重视传承经典、勇于实践，逐渐取得了新的成就。
可以说，徐建融从事绘画艺术，始终充满着“以画为乐”的精神，他常常笑称自己有几天不画就难受，一画起来就乐在其中，但凡一作之成，稍有新意或创见，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满足感，就拿他近期完成的《临宋画花鸟、山水、人物二百开册》为例，以绢本工笔的形式，扎扎实实地再度临摹了两百幅宋画。所呈现的作品，线条挺拔、老辣、有力，色彩浓艳而不腻、不俗，且丝毫没有“火气”。可以说，徐建融以其扎实的笔墨修养与积累，既能使重彩画面呈现出古厚、沉稳之质，又不乏古画的沧桑之感，达到于艳冶中有古淡之味。不少身边人都好奇，以他现在的学术影响，画坛地位，已无须做这样耗时日久、殚精竭虑的事了。可徐建融却认为做这样的事情并没有耗费自己多少精神，相反觉得非常有趣，可谓乐在其中。正因为徐先生“以画为乐”，所以他的作品所呈现的风貌都是美中求真，美中得善，没有丝毫愁苦怨愤之气，观者欣赏时也能随之心境开朗舒畅。靳尚谊先生曾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风格的问题，而是水平的问题。”徐建融正是用他毕生的笔墨修为，向世人证明了传统经典精神在当代存在的价值——“美”永远是人们所向往追求的至宝，因为那是人生永不舍弃的一种境界与追求。
漫漫丹青之路
《新民周刊》：徐老师从事绘画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已有数十年，成就斐然。但与一般的所谓收藏家、鉴定家不同，您当初选择绘画专业，纯粹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与自身的刻苦努力，并没有多少家学渊源或环境的影响，是么？
徐建融：说起从事书画艺术，首先是源于自己从小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我出生于高桥古镇，当时能看到的古今中外书并不多，但求知的欲望是很强烈的。记得小时候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康熙字典》，我自己手抄了整整一本下来。到了“文革”前期，镇图书馆里的书我基本都读遍了，可谓是广泛地学习。至于书画，一开始是爱好，课余在家画画、临帖，感觉非常开心。“文革”中，失去读书的机会，我就在老师的带领下拜访了不少画家前辈，主要学习的就是江寒汀先生那路的小写意花鸟画。后来在1973年左右，我又认识了另一位老师——姚有信先生，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姚老师是优秀的人物画家，连环画、插图也堪称一流，当时他在上海中国画院上班，我常常去看望他，因此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许多老先生，都是我中学时期就很崇拜的大画家，比如唐云、谢之光、林风眠、谢稚柳、程十发、陈佩秋等等，那时他们刚可以恢复创作。我记得很清楚，唐云先生与孙祖白先生的画桌毗邻，边上就是陈佩秋老师的画桌。他们常常在一起画画，使我得以大饱眼福，闲暇之时老先生们也喜欢交谈，我就受益更多了。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又到了浙江美院，师从王伯敏先生攻读美术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上海大学，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加强自己的学习，美术馆、博物馆、老先生家里，常常去学习、请教，然后把所知所学写出来，慢慢积累，直至今日，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够的。
《新民周刊》：记得您曾经撰文回忆过，在六七十年代时，您也是和当时很多中国画爱好者一样，认为画在生宣上的明清写意画就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或就是“中国画”，而且是唯一正确的传统。其时您以江寒汀的小写意花鸟为基础，上溯新罗山人、石涛、八大、青藤、白阳，宗明、清写意为法，画风清新大胆、纵横开阔，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直到80年代中期，除了因为接触到谢稚柳、陈佩秋、王伯敏等大家之外，当您以史学家的眼光深入研究了晋唐宋元绘画的优秀传统经典后，进而发现明清绘画传统只是在传承晋唐宋元传统时产生的一支，其学术水平和经典价值是不能代替晋唐宋元传统的。因此，您又将视线和画笔转向了晋唐宋元的绘画经典，弃池沼而奔江海、舍枝末而求本源，学术研究与绘画创作“知行合一”，与古代优秀经典对话，这才形成自己清雅而富古意的艺术风貌。
在高手林立、名家辈出的上海画坛，“长风堂主”徐建融无疑是一位成绩卓著、声名远播的艺术大家。人们很难以一种身份来界定这位艺坛“通人”：他是高台宣教的大学教授，几十年来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是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百多部各类学术著作，上及晋唐宋元，下及明清近代，古今中外，影响深远，其中有好几本甚至还获得国家级大奖;他也是丹青高手，工笔、写意，花鸟山水，无一不精，笔底一派古韵盎然，气格高华;他还是知名的鉴定家，不仅能够鉴定品赏古今画作，还多次开班、出书，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爱画入骨髓，吐词合风骚。在徐建融的精神世界里，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是其永恒的追求，而其核心，恰恰是传统儒家的君子之风，文质彬彬，美意延年。
诚如陈佩秋大师所评价的那样：“徐建融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画晋唐宋元传统的最有力倡导者。徐建融的画史画论研究，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书画实践的方向探索;同样，他的书画实践，也不是为实践而实践，而是作为画史画论研究的一部分或一种理论的实践方式，是为了史论研究的更加切实和深化。这就使他的理论，具有了一般理论所缺乏的实践价值，而他的实践，也具有了一般实践所缺乏的理论意义。”面对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出现的“传统末路观”，在“八五新潮”后甚至以“全盘西化”取代之的新浪潮面前，徐建融先生凭着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以及在中国画创作实践领域的辛勤耕耘，凭借一名中国美术史论研究者和中国书画实践者的民族良知、社会良知，以严密的逻辑，倡导实践美术史学，提出以“天下为公”、“见贤思齐”为原则的艺术观，认为“传统自强，传统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同时，对待所谓的“传统”，则强调要分清其精华和糟粕，鲜明地主张在多元化的时代里，晋唐宋元绘画精华恰恰代表了中国画发展的先进方向，足见其艺术大家之风范和胆识。也正是在这面传统艺术观的精神旗帜感召下，时至今日，有一大批中青年中国画家开始重视传承经典、勇于实践，逐渐取得了新的成就。
可以说，徐建融从事绘画艺术，始终充满着“以画为乐”的精神，他常常笑称自己有几天不画就难受，一画起来就乐在其中，但凡一作之成，稍有新意或创见，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满足感，就拿他近期完成的《临宋画花鸟、山水、人物二百开册》为例，以绢本工笔的形式，扎扎实实地再度临摹了两百幅宋画。所呈现的作品，线条挺拔、老辣、有力，色彩浓艳而不腻、不俗，且丝毫没有“火气”。可以说，徐建融以其扎实的笔墨修养与积累，既能使重彩画面呈现出古厚、沉稳之质，又不乏古画的沧桑之感，达到于艳冶中有古淡之味。不少身边人都好奇，以他现在的学术影响，画坛地位，已无须做这样耗时日久、殚精竭虑的事了。可徐建融却认为做这样的事情并没有耗费自己多少精神，相反觉得非常有趣，可谓乐在其中。正因为徐先生“以画为乐”，所以他的作品所呈现的风貌都是美中求真，美中得善，没有丝毫愁苦怨愤之气，观者欣赏时也能随之心境开朗舒畅。靳尚谊先生曾有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风格的问题，而是水平的问题。”徐建融正是用他毕生的笔墨修为，向世人证明了传统经典精神在当代存在的价值——“美”永远是人们所向往追求的至宝，因为那是人生永不舍弃的一种境界与追求。
漫漫丹青之路
《新民周刊》：徐老师从事绘画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已有数十年，成就斐然。但与一般的所谓收藏家、鉴定家不同，您当初选择绘画专业，纯粹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与自身的刻苦努力，并没有多少家学渊源或环境的影响，是么？
徐建融：说起从事书画艺术，首先是源于自己从小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我出生于高桥古镇，当时能看到的古今中外书并不多，但求知的欲望是很强烈的。记得小时候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康熙字典》，我自己手抄了整整一本下来。到了“文革”前期，镇图书馆里的书我基本都读遍了，可谓是广泛地学习。至于书画，一开始是爱好，课余在家画画、临帖，感觉非常开心。“文革”中，失去读书的机会，我就在老师的带领下拜访了不少画家前辈，主要学习的就是江寒汀先生那路的小写意花鸟画。后来在1973年左右，我又认识了另一位老师——姚有信先生，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姚老师是优秀的人物画家，连环画、插图也堪称一流，当时他在上海中国画院上班，我常常去看望他，因此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许多老先生，都是我中学时期就很崇拜的大画家，比如唐云、谢之光、林风眠、谢稚柳、程十发、陈佩秋等等，那时他们刚可以恢复创作。我记得很清楚，唐云先生与孙祖白先生的画桌毗邻，边上就是陈佩秋老师的画桌。他们常常在一起画画，使我得以大饱眼福，闲暇之时老先生们也喜欢交谈，我就受益更多了。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后来又到了浙江美院，师从王伯敏先生攻读美术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上海大学，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加强自己的学习，美术馆、博物馆、老先生家里，常常去学习、请教，然后把所知所学写出来，慢慢积累，直至今日，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够的。
《新民周刊》：记得您曾经撰文回忆过，在六七十年代时，您也是和当时很多中国画爱好者一样，认为画在生宣上的明清写意画就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或就是“中国画”，而且是唯一正确的传统。其时您以江寒汀的小写意花鸟为基础，上溯新罗山人、石涛、八大、青藤、白阳，宗明、清写意为法，画风清新大胆、纵横开阔，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直到80年代中期，除了因为接触到谢稚柳、陈佩秋、王伯敏等大家之外，当您以史学家的眼光深入研究了晋唐宋元绘画的优秀传统经典后，进而发现明清绘画传统只是在传承晋唐宋元传统时产生的一支，其学术水平和经典价值是不能代替晋唐宋元传统的。因此，您又将视线和画笔转向了晋唐宋元的绘画经典，弃池沼而奔江海、舍枝末而求本源，学术研究与绘画创作“知行合一”，与古代优秀经典对话，这才形成自己清雅而富古意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