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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春节前夕，公司给了我半个多月的假，这可把我乐坏了。我坐上开往吉首的火车，思绪一下飘散在湘西的美景中。这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车窗外枯黄的冬景向后掠去，我们这相对的三人座，坐着的六个都是年轻女子。也许为打发旅途寂寞，大家便攀谈起来，然后有人摸出扑克牌来打，一时七嘴八舌的好不热闹。我正对面的女孩却好像并不热衷于这种游戏，手撑着腮帮子看着窗外，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并不仅仅因为她不合群的沉默，而是因为她长得很美，可着装却老气得很，一件中老年人常穿的灰棉袄，领口旧得绽开了线，坐她旁边的另两个女孩，一个着明黄色的羽绒衣，套着天蓝色的围脖，另一个穿着玫瑰红洒金点子的中式棉褛，更把她衬得灰扑扑的，十分土气。
这时，不知谁提起最近发生的新闻：有一个男子在车祸中不幸失去双腿，女友承受不住家庭压力，与他分手，转投富商的怀抱。对于这则新闻，讨论的人观点几乎相同，都认为女孩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即使男子没有瘫痪，也无法与富商竞争，女人们都会选择后者。有了面包，才有资格谈爱情。
“做事情要讲良心。那女孩做出这样的事，她还算是人吗？”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冒了出来，大家吃惊地把目光聚到我对面的女孩身上，她一下涨红了脸。着明黄色羽绒衣的女孩试图说服她：“你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换作是你，你真会守着一个瘫痪了的男人过一辈子？”
“当然会，”她没有丝毫犹豫，“我会帮他养好腿……”她的话被一个年长许多的女子不耐烦地打断：“腿都没了，怎么养好？你太年轻了，不过我在你那个年龄上，也以为爱情可以当饭吃。”顿时响起一阵笑声，淹没了她张口结舌的辩解：“我真的会这么做。真的！”
我看她窘得十分厉害，便凑近去安慰她：“和男友感情很好的话，我也不会这样离开他。”她感激地点点头，不做声了，重又把脸转向窗外。天已经黑了，打牌的人都收了牌，个个都袖了手，闭上眼打盹。我也百无聊赖地翻开了一本杂志。
对面的女孩捅了捅我的胳膊：“还有杂志吗？”我摇了摇头，将手中的杂志递过去：“你看吧，我都看完了。”她接了过去，但是没翻开，反而问我：“你去哪儿？”我说：“吉首。”她惊喜地叫道：“你也是吉首人？”“不，我想从吉首转车去凤凰、张家界。”我忙解释。出于礼貌，我问她：“你呢？是回家过年吗？”她点点头，眼睛扑闪着兴奋的光：“过完年把爸接到深圳去住，给我爸把身体养好。”
我心里感叹：真是个孝顺孩子。想想自己，不由得有些愧疚。女孩冷不丁问我：“我叫姚吉利，你叫什么？”我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她很热情地邀请道：“反正你在湘西一带溜达，有空来我家玩，我写个地址给你。”我指了指杂志，她便从手袋里掏了支笔出来，在杂志的扉页空白处认认真真地写上地址。我拿过来看了看她粗大的笔迹，不由笑了，这字和这人，咋一点都不像呀。
她垂下眼帘，脸微微发红：“我字丑，别见怪。天也晚了，我们先睡一会儿吧，明天上午才能到呢。”
第二天１０点多到了吉首，一下火车，我匆匆和姚吉利告别，搭上了往凤凰的汽车。
待我再想起姚吉利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坐在凤凰古城的一家小饭馆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为何不去找吉利呢？在当地人家里过年，也可以是我旅途中的一次新鲜体验。
想到做到，我当即买了去吉首的车票，按着她留给我的地址找过去。
她的家在郊区，灰黑破败的房子，让我差点失去了叩门的勇气。来应门的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我明白这一定是吉利的父亲，忙递上顺路买的水果作见面礼：“伯伯，吉利在家吗？”他恍然大悟，冲房子里头喊：“吉利，你说的那个朋友来了。”
一阵脚步声，吉利跑了出来。这父女俩站在一起，反差是那么大，一个又老又丑，一个又年轻又漂亮。我不由脱口而出：“伯伯真有福气，生了个这么好看的女儿。”老人频频点头，一脸掩不住的幸福：“是呀，我这辈子没别的，就是有个好女儿。”
我一边喝着吉利为我泡的热茶，一边四下打量。仅有的几件家具都是原木做成，没有涂漆，这虽是大城市里流行的自然美，可搁在这样一个家里头，却因为没有色彩的缘故，使得整个屋子显得苍白凄清。吉利得意地告诉我：“这都是我爸自己做的。”我摸了摸结实的椅子，顺口说道：“手工真好。”
老人笑了：“我以前就是个木匠，吃这口饭的，不算啥。”他说这话时，我没敢往他残疾的腿上看，可心里却忍不住猜疑：是不是做木工活时，被木头砸伤了腿？
吉利将我的背包抱进卧室去：“今晚你睡这，和我一张床。”我跟了进去。吉利的卧室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没有女孩子喜欢的小摆设，枕头边倒是堆了几本旧书。
我好奇地拿起翻了翻，都是些言情小说，还有一本余光中的诗集，想不到吉利还爱看这个。“吉利，你妈不在家吗？”我不在意地问。吉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快：“我早就没妈了。”我抬眼瞅见吉利细细的眉毛拧在一起，一下住了口。原来这是个单亲家庭。这类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都格外敏感，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甚至有些后悔轻率地跑来吉利家过年了。
大年三十那一天，我竟然收到了老人送给我的红包。想要推托，吉利在旁边拼命使眼色：“不给我爸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我连连道谢，收进口袋里，心里却很是过意不去。
这晚不知为何，我一直睡不着，黑暗中听见吉利长叹一口气：“其实我妈住在城里，骑单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她那儿。”我有些惊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又说：“我不光有妈，还有个亲弟弟呢。他跟我妈过好日子去了。”我忍不住问：“那你们怎么不一起住？一家人分成两处住，多不自在？”
“怎么搬？他们都离婚了。我妈嫁了个开餐馆的老板，”她愤愤地说，“当时我恨死她了。”话匣子一经打开，像是开了一扇门，我不经意地窥见了吉利比常人要复杂和曲折的人生。
原来这一对关系融洽的父女并没有血缘关系，老人是吉利的继父。吉利八岁时，亲生父亲去世，弟弟吉祥才六岁，母亲拖儿带女，在偏僻的农村辛辛苦苦熬了三年，实在支撑不住，经亲戚介绍，说给了县城一个姓姚的木匠。姚木匠是个孤儿，无亲无戚，可是做得一手好木工活，日子比上不足，比下却绰绰有余。两人会了一次面后，就把婚事给定了下来。
吉利姐弟俩也随之改姓了姚。在吉利印象中，父亲的形象一向是暴躁易怒的，她小时没少挨过他的打，对父亲十分敬畏。但继父却迥然不同，他脾气温和，对两个孩子十分疼爱，有时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吉利与继父的关系，比她与自己的亲生父亲还要亲。
原本生活还过得去的继父，自从结婚后，不但要填饱一家四口的肚子，还要送两个孩子上学，一下就捉襟见肘起来。光靠给人做木工活，根本不能养家，他便时常寻些建筑工地上的重活做，工资当天结清，每月算下来，钱也还有些余数，被她母亲存在银行里。
日子本可以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下去，如果没有灾难的降临。至今，吉利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继父在建筑工地上做工时，从五楼摔下，跌断了腿，虽然幸运地捡回一条命，却变成生活不能自理的瘫子。吉利那时才十六岁，读高一，已是略晓世事的大姑娘了。
她每天奔走于学校、医院和家之间，没有发现母亲变得越来越沉默。半年后，母亲把她从继父的病榻前叫走，告诉她，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我再也挨不下去了，先是你亲爸的死，现在他又这样，医生说他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母亲流着泪，劝吉利，“我们走好了，让他留在医院里，我会和他谈好离婚的事。”
吉利大惊：“你是说扔下爸？做事情要讲良心。我做不出这样没良心的事。”母亲给了她一巴掌：“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姐弟，现在你倒教训起我来了。我告诉你，你留下就要过苦日子，你跟我走，还有个盼头。”
车窗外枯黄的冬景向后掠去，我们这相对的三人座，坐着的六个都是年轻女子。也许为打发旅途寂寞，大家便攀谈起来，然后有人摸出扑克牌来打，一时七嘴八舌的好不热闹。我正对面的女孩却好像并不热衷于这种游戏，手撑着腮帮子看着窗外，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并不仅仅因为她不合群的沉默，而是因为她长得很美，可着装却老气得很，一件中老年人常穿的灰棉袄，领口旧得绽开了线，坐她旁边的另两个女孩，一个着明黄色的羽绒衣，套着天蓝色的围脖，另一个穿着玫瑰红洒金点子的中式棉褛，更把她衬得灰扑扑的，十分土气。
这时，不知谁提起最近发生的新闻：有一个男子在车祸中不幸失去双腿，女友承受不住家庭压力，与他分手，转投富商的怀抱。对于这则新闻，讨论的人观点几乎相同，都认为女孩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即使男子没有瘫痪，也无法与富商竞争，女人们都会选择后者。有了面包，才有资格谈爱情。
“做事情要讲良心。那女孩做出这样的事，她还算是人吗？”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冒了出来，大家吃惊地把目光聚到我对面的女孩身上，她一下涨红了脸。着明黄色羽绒衣的女孩试图说服她：“你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换作是你，你真会守着一个瘫痪了的男人过一辈子？”
“当然会，”她没有丝毫犹豫，“我会帮他养好腿……”她的话被一个年长许多的女子不耐烦地打断：“腿都没了，怎么养好？你太年轻了，不过我在你那个年龄上，也以为爱情可以当饭吃。”顿时响起一阵笑声，淹没了她张口结舌的辩解：“我真的会这么做。真的！”
我看她窘得十分厉害，便凑近去安慰她：“和男友感情很好的话，我也不会这样离开他。”她感激地点点头，不做声了，重又把脸转向窗外。天已经黑了，打牌的人都收了牌，个个都袖了手，闭上眼打盹。我也百无聊赖地翻开了一本杂志。
对面的女孩捅了捅我的胳膊：“还有杂志吗？”我摇了摇头，将手中的杂志递过去：“你看吧，我都看完了。”她接了过去，但是没翻开，反而问我：“你去哪儿？”我说：“吉首。”她惊喜地叫道：“你也是吉首人？”“不，我想从吉首转车去凤凰、张家界。”我忙解释。出于礼貌，我问她：“你呢？是回家过年吗？”她点点头，眼睛扑闪着兴奋的光：“过完年把爸接到深圳去住，给我爸把身体养好。”
我心里感叹：真是个孝顺孩子。想想自己，不由得有些愧疚。女孩冷不丁问我：“我叫姚吉利，你叫什么？”我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她很热情地邀请道：“反正你在湘西一带溜达，有空来我家玩，我写个地址给你。”我指了指杂志，她便从手袋里掏了支笔出来，在杂志的扉页空白处认认真真地写上地址。我拿过来看了看她粗大的笔迹，不由笑了，这字和这人，咋一点都不像呀。
她垂下眼帘，脸微微发红：“我字丑，别见怪。天也晚了，我们先睡一会儿吧，明天上午才能到呢。”
第二天１０点多到了吉首，一下火车，我匆匆和姚吉利告别，搭上了往凤凰的汽车。
待我再想起姚吉利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坐在凤凰古城的一家小饭馆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为何不去找吉利呢？在当地人家里过年，也可以是我旅途中的一次新鲜体验。
想到做到，我当即买了去吉首的车票，按着她留给我的地址找过去。
她的家在郊区，灰黑破败的房子，让我差点失去了叩门的勇气。来应门的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我明白这一定是吉利的父亲，忙递上顺路买的水果作见面礼：“伯伯，吉利在家吗？”他恍然大悟，冲房子里头喊：“吉利，你说的那个朋友来了。”
一阵脚步声，吉利跑了出来。这父女俩站在一起，反差是那么大，一个又老又丑，一个又年轻又漂亮。我不由脱口而出：“伯伯真有福气，生了个这么好看的女儿。”老人频频点头，一脸掩不住的幸福：“是呀，我这辈子没别的，就是有个好女儿。”
我一边喝着吉利为我泡的热茶，一边四下打量。仅有的几件家具都是原木做成，没有涂漆，这虽是大城市里流行的自然美，可搁在这样一个家里头，却因为没有色彩的缘故，使得整个屋子显得苍白凄清。吉利得意地告诉我：“这都是我爸自己做的。”我摸了摸结实的椅子，顺口说道：“手工真好。”
老人笑了：“我以前就是个木匠，吃这口饭的，不算啥。”他说这话时，我没敢往他残疾的腿上看，可心里却忍不住猜疑：是不是做木工活时，被木头砸伤了腿？
吉利将我的背包抱进卧室去：“今晚你睡这，和我一张床。”我跟了进去。吉利的卧室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没有女孩子喜欢的小摆设，枕头边倒是堆了几本旧书。
我好奇地拿起翻了翻，都是些言情小说，还有一本余光中的诗集，想不到吉利还爱看这个。“吉利，你妈不在家吗？”我不在意地问。吉利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快：“我早就没妈了。”我抬眼瞅见吉利细细的眉毛拧在一起，一下住了口。原来这是个单亲家庭。这类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都格外敏感，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甚至有些后悔轻率地跑来吉利家过年了。
大年三十那一天，我竟然收到了老人送给我的红包。想要推托，吉利在旁边拼命使眼色：“不给我爸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我连连道谢，收进口袋里，心里却很是过意不去。
这晚不知为何，我一直睡不着，黑暗中听见吉利长叹一口气：“其实我妈住在城里，骑单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她那儿。”我有些惊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又说：“我不光有妈，还有个亲弟弟呢。他跟我妈过好日子去了。”我忍不住问：“那你们怎么不一起住？一家人分成两处住，多不自在？”
“怎么搬？他们都离婚了。我妈嫁了个开餐馆的老板，”她愤愤地说，“当时我恨死她了。”话匣子一经打开，像是开了一扇门，我不经意地窥见了吉利比常人要复杂和曲折的人生。
原来这一对关系融洽的父女并没有血缘关系，老人是吉利的继父。吉利八岁时，亲生父亲去世，弟弟吉祥才六岁，母亲拖儿带女，在偏僻的农村辛辛苦苦熬了三年，实在支撑不住，经亲戚介绍，说给了县城一个姓姚的木匠。姚木匠是个孤儿，无亲无戚，可是做得一手好木工活，日子比上不足，比下却绰绰有余。两人会了一次面后，就把婚事给定了下来。
吉利姐弟俩也随之改姓了姚。在吉利印象中，父亲的形象一向是暴躁易怒的，她小时没少挨过他的打，对父亲十分敬畏。但继父却迥然不同，他脾气温和，对两个孩子十分疼爱，有时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吉利与继父的关系，比她与自己的亲生父亲还要亲。
原本生活还过得去的继父，自从结婚后，不但要填饱一家四口的肚子，还要送两个孩子上学，一下就捉襟见肘起来。光靠给人做木工活，根本不能养家，他便时常寻些建筑工地上的重活做，工资当天结清，每月算下来，钱也还有些余数，被她母亲存在银行里。
日子本可以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下去，如果没有灾难的降临。至今，吉利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继父在建筑工地上做工时，从五楼摔下，跌断了腿，虽然幸运地捡回一条命，却变成生活不能自理的瘫子。吉利那时才十六岁，读高一，已是略晓世事的大姑娘了。
她每天奔走于学校、医院和家之间，没有发现母亲变得越来越沉默。半年后，母亲把她从继父的病榻前叫走，告诉她，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我再也挨不下去了，先是你亲爸的死，现在他又这样，医生说他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母亲流着泪，劝吉利，“我们走好了，让他留在医院里，我会和他谈好离婚的事。”
吉利大惊：“你是说扔下爸？做事情要讲良心。我做不出这样没良心的事。”母亲给了她一巴掌：“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姐弟，现在你倒教训起我来了。我告诉你，你留下就要过苦日子，你跟我走，还有个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