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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11世纪的巴黎和博洛尼亚、13世纪的马里，继而到16世纪的马塞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是不是今日大学面临的危机只是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机构发展进程中的小波折呢？下面是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虽然作为有着千年历史的机构的大学，可能会在人类的努力下继续以多种形式存在于下一个千年，而作为现代研究机构的大学，其历史不足百年，更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的产物。
我们讨论的大学不是哈佛大学或者威廉玛丽学院这类大学——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而来此学习希腊和罗马古典艺术的学校；我们所谈论的大学也不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为学生迈向哲学、神学等更高领域的大学（包括文法、辩证法、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都了解，我们现在的大学——研究型大学来源于19世纪80-90年代的德国研究型大学，真正形成则在二战后的美国。在二战期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和来自大学、政府的伙伴们一起确立的大学价值和资金筹措方式使得现代大学的诞生成为可能。《退伍军人权利法》（GL Bill）、《杜鲁门委员会报告》（Truman Commission Report）以及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的《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California Master Plan）继续执行着已经确立的大学资金筹措方式和大学价值，使得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得以进入大学。饶有趣味的是，时至今日，当时构筑的大学资金筹措方式及大学价值都备受争议。
很多人撰文讨论大学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高昂的学费，攀升的学生贷款，大学急剧增多而引起的恶劣竞争导致大学管理者开设高收费、无营养、低难度的课程，大学资金来源的减少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主席威廉姆·鲍文（William Bowen）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者，重复着美国大学协会主席罗伯特·M·伯达尔（Robert M.Berdahl）的问题：这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所研究型大学？我们能提供多少所？
与此同时，公众对学院和大学的投资大幅减少。无论是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1862年的《莫雷尔拨地法》（Morrell Act）要求设定的土地赠予机构以支持“农业和机械制造业”的规定而形成的联邦和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传统，到内战后联邦自由民局（Federal Freedmen’ Bureau）及私密传教组织（Private Missionary Socities）为美国的新自由民而创设的高等学院的努力，到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加利福尼亚州及最终所有州都颁布创设州立大学法的行动，及大量的奖（助）学金项目，如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和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项目，所有这些类似的措施目前都越来越少。研究者的一组报告显示，在1980-2009年，美国公立学院和大学接受的政府拨款占学校总收入的份额由44%减少至22%。公众在教育上投资减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主张减税的一代人。他们目睹了抗议不断的高校学生、知晓高校研究资金的滥用、看到了大学教职员工表面很轻松的工作，因此总结：政府，包括公众，不应该再继续自内战起一直延续到二战后的向高校拨款的传统。一直以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取得大学学位被视为一项公共福利，现在则被视为一项个人的投资。相应地，也只能由那些能够支付得起的人或者愿意承担越来越多的债务的人来投入这笔钱。
对高校的拨款（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研究型资金）越来越少，导致大学求学费用惊人攀升，其攀升速度甚至超过通货膨胀。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有诸多解释，也有很多争论。当然，促使大学学费上涨的部分因素已经明确——保障大学运转的规章制度的增加相应地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以确保制度的实施，因此，同前几年相比，主任助理、教务长助理等职位数量不断增多。随着大学教师薪金的上涨，这些管理人员的薪金也随之增加。而且，大学教师工资保持平稳上涨，而完成工作所耗费的成本却日益增涨。随着越来越多的学院和大学认可了戴维·雷斯曼（David Riesman）50年前提出的“学术队伍”（Academic Procession）概念，现在美国的任何一所四年制学院都强调教师个体作为科研工作者的重要性，但是教师的教学生产力则不断下降。把时间大量花费在科研工作上的教师，相应地就会减少对学生指导的时间。结果不仅使得大学教师与学生联系减少，每位教师所带来的学费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大学教师比以前工作更辛苦，一些人努力取得了研究资助，为所在的学校带来的重大收入，但大多数的教师（包括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并不能获得资助，也就不能降低工作成本。为了应对目前的学术研究评价体制，大学不断减少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而每一次减少教师的教学工作量都意味着大学教师维持自身职业生活的花费大幅度提升。我们抱怨大学里有太多的忍受着恶劣待遇的兼职教师，其实我们应该理解兼职教师增多的部分原因在于全职教师们并不会讲授一些课程。而我们不去讲授这些课程，是因为学校对我们的期待和奖励来自其他领域。
虽然学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同教师联系，但对学校舒适度的要求之高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带厨房的宿舍、配备室内跑道、游泳馆、带有攀爬墙的体育馆、装备所有能想象到的高科技设备的学生活动中心等，都耗费着大量的钱财。这些花费是由学生及他们的父母支付账单。当然，如果他们不能立即支付，就会通过贷款的方式，继而产生了招致诸多对学生大量贷款情况的批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有所改变。以前，政府会直接对公立学院和大学财政拨款，或者会以提供奖学金的方式对高等教育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及资金援助越来越少，产生的资金缺口只能依赖学费增长来弥补。对于政府财政支持不足形势下的大学校长来说，解决这种资金不足的困境、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并非难事——改善硬件设施以吸引高规格的学生，从而提升学校在全美高校中的排名，继而通过无休止的上涨学费把所有的花费转嫁到学生身上；学生通过贷款维持自己高昂的学费及其他支出，直到顺利毕业。过去20年内，这种情形在全美高校普遍上演着。很多人在问：学费的增长能持续多久？大学教育会在何时变得不可支付？或者，大学费用会高不可攀而成为精英的专属？ 上述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们来重新探讨大学教育的价值——不是关于大学教育在市场中的价值，而是一个年轻人在大学四年中学什么的价值思考。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联邦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组建了斯佩林斯委员会来调查大学教育的真实结果。斯佩林斯的卸任让很多人长长松了一口气，但我估计很快会出现另一个斯佩林斯委员会。我与纽约大学的同事合作出了一本名为《学术性的孤陋寡闻：大学校园中的有限学习》（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的著作，其中描绘了大学里惨淡的学习图景。今日的大学教育，不仅是有限的输入，更是有限的学习输出。同时，我担心我们的大学将陷入远见卓识的泰德·赛泽（Ted Sizer）30年前评价高中教育所说的那种境地——高中的教师和学生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那就是教师不会问太多，学生也不会学太多，双方都不会太过麻烦对方。在赛泽所描绘的“精彩”却令人难过的高中教育图景下，教师与学生双方的妥协是必然的，因为教师满负荷地运转着，他们不得不做兼职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今日的大学里，教授们清楚知道他们表现的优劣主要由科研工作量决定，而教学表现的评价则是由学生评定，让学生感觉愉快、同学生维持良好的关系就成了头等大事。问题是家长、法律制定者、公众又能允许这种情形维持多久呢？
在这些问题背后，我思考着另一个问题。正如我的同事亚瑟·莱文（Arthur Levine）所说，大学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我们处在工业时代的大学正步入信息化时代，这种不匹配是不可行的。正如大学从三学科类型，或者古典学科走出来一样，我们这群生活在大学中的教授们也需要继续向前。而且，向前的步伐应该比大学领导所能想象的迈得更大、更远。
莱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大学重视的是教学，即教育的过程，而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学生则更关注教育的结果，即对学习内容的掌握、在学习中的所得。今日的数字原生代们更多地倾向于团体性学习和社会协作，重视分享和合作。这种方式给大学带来伦理上的挑战，因为长期以来，大学环境把合作视为欺骗、知识分享视为剽窃。
但是，问题与不和谐远远不止于欺骗丑闻的爆发和对何为剽窃、何为好的教育的争论，也不止于当下大量慕课（MOOCs）是否可以解决21世纪大学危机的讨论。让我们看看大学如何反映工业时代的特点。我们讨论用工作时间和发表论文的页数来衡量教师的工作量及生产力，然而，我们并未充分地思考我们工作结果的影响——学生从我们这儿学到了什么及我们的科研成果又有哪些实效。我们在固定的地点以恒定的速度推动学生前进，犹如在生产线上制造产品（虽然这个类比你我都不喜欢），而非采用当代知识传播的那种迅即的方式培养学生。大学倾向于鼓励把知识完全传授给学生的做法。与我们对卓越的教学方法及课程的讨论相比，我们对学生掌握的技能与能力以何种方式最好地得以发挥的关注是不够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同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学生存在代沟和冲突，他们会连轴转式地工作、在不为人留意的时刻即取得成就，并期待迅即的回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明白我们在走进一个愈来愈注重结果和成就的时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工业时代的输入模式下生活的已经太久了。只要掌握了学习内容，或发明了新事物，谁又会关心花费时间的长短呢？如果有一名耗费时日较久但习得了良好教学技能的教师，或精湛技艺的外科医生，谁又会选择一名手术成绩或教学表现为“合格”的医生或教师呢？
当然，大学在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新时代。我们在教室里安装智能板、播放制作精美的幻灯片和视频短片。我们利用教学平台及相关的技术，甚至目前已经落伍的电子邮件，与学生保持网上的交流。即使如我这般的卢德分子（Luddite，隐喻为反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现在也会开设几门网络课程。有些学校甚至在试图把所有课程都网络化，让一名教师服务数千名学生，就是所谓的慕课。我认为，这些仅仅是大学技术改革的冰山一角。
在我家的书桌上保存着一盏煤油灯（当然，我不再使用它）。这不是一盏普通的煤油灯，当时，它是一盏最先进的煤油灯，灯芯不是普通的直线，而是环形的。这样的灯芯点燃后，亮度能提高数倍，光能持续更长久、闪烁更少。在电灯发明前夕，这种煤油灯风靡一时，但电灯的出现把所有煤油灯都送进了古董店。这盏灯就是我从古董店那里买来的。我常常认为我们大学里的现代技术力量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我的那盏圆芯的煤油灯。更为激进的变化即将出现，并且比我们预计的时间出现得更早。
编辑 郭伟
我们讨论的大学不是哈佛大学或者威廉玛丽学院这类大学——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而来此学习希腊和罗马古典艺术的学校；我们所谈论的大学也不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为学生迈向哲学、神学等更高领域的大学（包括文法、辩证法、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都了解，我们现在的大学——研究型大学来源于19世纪80-90年代的德国研究型大学，真正形成则在二战后的美国。在二战期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和来自大学、政府的伙伴们一起确立的大学价值和资金筹措方式使得现代大学的诞生成为可能。《退伍军人权利法》（GL Bill）、《杜鲁门委员会报告》（Truman Commission Report）以及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的《加利福尼亚总体规划》（California Master Plan）继续执行着已经确立的大学资金筹措方式和大学价值，使得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得以进入大学。饶有趣味的是，时至今日，当时构筑的大学资金筹措方式及大学价值都备受争议。
很多人撰文讨论大学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高昂的学费，攀升的学生贷款，大学急剧增多而引起的恶劣竞争导致大学管理者开设高收费、无营养、低难度的课程，大学资金来源的减少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主席威廉姆·鲍文（William Bowen）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学者，重复着美国大学协会主席罗伯特·M·伯达尔（Robert M.Berdahl）的问题：这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所研究型大学？我们能提供多少所？
与此同时，公众对学院和大学的投资大幅减少。无论是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1862年的《莫雷尔拨地法》（Morrell Act）要求设定的土地赠予机构以支持“农业和机械制造业”的规定而形成的联邦和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传统，到内战后联邦自由民局（Federal Freedmen’ Bureau）及私密传教组织（Private Missionary Socities）为美国的新自由民而创设的高等学院的努力，到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加利福尼亚州及最终所有州都颁布创设州立大学法的行动，及大量的奖（助）学金项目，如1944年的《退伍军人权利法》和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项目，所有这些类似的措施目前都越来越少。研究者的一组报告显示，在1980-2009年，美国公立学院和大学接受的政府拨款占学校总收入的份额由44%减少至22%。公众在教育上投资减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主张减税的一代人。他们目睹了抗议不断的高校学生、知晓高校研究资金的滥用、看到了大学教职员工表面很轻松的工作，因此总结：政府，包括公众，不应该再继续自内战起一直延续到二战后的向高校拨款的传统。一直以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取得大学学位被视为一项公共福利，现在则被视为一项个人的投资。相应地，也只能由那些能够支付得起的人或者愿意承担越来越多的债务的人来投入这笔钱。
对高校的拨款（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研究型资金）越来越少，导致大学求学费用惊人攀升，其攀升速度甚至超过通货膨胀。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有诸多解释，也有很多争论。当然，促使大学学费上涨的部分因素已经明确——保障大学运转的规章制度的增加相应地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以确保制度的实施，因此，同前几年相比，主任助理、教务长助理等职位数量不断增多。随着大学教师薪金的上涨，这些管理人员的薪金也随之增加。而且，大学教师工资保持平稳上涨，而完成工作所耗费的成本却日益增涨。随着越来越多的学院和大学认可了戴维·雷斯曼（David Riesman）50年前提出的“学术队伍”（Academic Procession）概念，现在美国的任何一所四年制学院都强调教师个体作为科研工作者的重要性，但是教师的教学生产力则不断下降。把时间大量花费在科研工作上的教师，相应地就会减少对学生指导的时间。结果不仅使得大学教师与学生联系减少，每位教师所带来的学费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大学教师比以前工作更辛苦，一些人努力取得了研究资助，为所在的学校带来的重大收入，但大多数的教师（包括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并不能获得资助，也就不能降低工作成本。为了应对目前的学术研究评价体制，大学不断减少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而每一次减少教师的教学工作量都意味着大学教师维持自身职业生活的花费大幅度提升。我们抱怨大学里有太多的忍受着恶劣待遇的兼职教师，其实我们应该理解兼职教师增多的部分原因在于全职教师们并不会讲授一些课程。而我们不去讲授这些课程，是因为学校对我们的期待和奖励来自其他领域。
虽然学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同教师联系，但对学校舒适度的要求之高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带厨房的宿舍、配备室内跑道、游泳馆、带有攀爬墙的体育馆、装备所有能想象到的高科技设备的学生活动中心等，都耗费着大量的钱财。这些花费是由学生及他们的父母支付账单。当然，如果他们不能立即支付，就会通过贷款的方式，继而产生了招致诸多对学生大量贷款情况的批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政策有所改变。以前，政府会直接对公立学院和大学财政拨款，或者会以提供奖学金的方式对高等教育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及资金援助越来越少，产生的资金缺口只能依赖学费增长来弥补。对于政府财政支持不足形势下的大学校长来说，解决这种资金不足的困境、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并非难事——改善硬件设施以吸引高规格的学生，从而提升学校在全美高校中的排名，继而通过无休止的上涨学费把所有的花费转嫁到学生身上；学生通过贷款维持自己高昂的学费及其他支出，直到顺利毕业。过去20年内，这种情形在全美高校普遍上演着。很多人在问：学费的增长能持续多久？大学教育会在何时变得不可支付？或者，大学费用会高不可攀而成为精英的专属？ 上述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们来重新探讨大学教育的价值——不是关于大学教育在市场中的价值，而是一个年轻人在大学四年中学什么的价值思考。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联邦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组建了斯佩林斯委员会来调查大学教育的真实结果。斯佩林斯的卸任让很多人长长松了一口气，但我估计很快会出现另一个斯佩林斯委员会。我与纽约大学的同事合作出了一本名为《学术性的孤陋寡闻：大学校园中的有限学习》（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的著作，其中描绘了大学里惨淡的学习图景。今日的大学教育，不仅是有限的输入，更是有限的学习输出。同时，我担心我们的大学将陷入远见卓识的泰德·赛泽（Ted Sizer）30年前评价高中教育所说的那种境地——高中的教师和学生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那就是教师不会问太多，学生也不会学太多，双方都不会太过麻烦对方。在赛泽所描绘的“精彩”却令人难过的高中教育图景下，教师与学生双方的妥协是必然的，因为教师满负荷地运转着，他们不得不做兼职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今日的大学里，教授们清楚知道他们表现的优劣主要由科研工作量决定，而教学表现的评价则是由学生评定，让学生感觉愉快、同学生维持良好的关系就成了头等大事。问题是家长、法律制定者、公众又能允许这种情形维持多久呢？
在这些问题背后，我思考着另一个问题。正如我的同事亚瑟·莱文（Arthur Levine）所说，大学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我们处在工业时代的大学正步入信息化时代，这种不匹配是不可行的。正如大学从三学科类型，或者古典学科走出来一样，我们这群生活在大学中的教授们也需要继续向前。而且，向前的步伐应该比大学领导所能想象的迈得更大、更远。
莱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大学重视的是教学，即教育的过程，而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学生则更关注教育的结果，即对学习内容的掌握、在学习中的所得。今日的数字原生代们更多地倾向于团体性学习和社会协作，重视分享和合作。这种方式给大学带来伦理上的挑战，因为长期以来，大学环境把合作视为欺骗、知识分享视为剽窃。
但是，问题与不和谐远远不止于欺骗丑闻的爆发和对何为剽窃、何为好的教育的争论，也不止于当下大量慕课（MOOCs）是否可以解决21世纪大学危机的讨论。让我们看看大学如何反映工业时代的特点。我们讨论用工作时间和发表论文的页数来衡量教师的工作量及生产力，然而，我们并未充分地思考我们工作结果的影响——学生从我们这儿学到了什么及我们的科研成果又有哪些实效。我们在固定的地点以恒定的速度推动学生前进，犹如在生产线上制造产品（虽然这个类比你我都不喜欢），而非采用当代知识传播的那种迅即的方式培养学生。大学倾向于鼓励把知识完全传授给学生的做法。与我们对卓越的教学方法及课程的讨论相比，我们对学生掌握的技能与能力以何种方式最好地得以发挥的关注是不够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同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学生存在代沟和冲突，他们会连轴转式地工作、在不为人留意的时刻即取得成就，并期待迅即的回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明白我们在走进一个愈来愈注重结果和成就的时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工业时代的输入模式下生活的已经太久了。只要掌握了学习内容，或发明了新事物，谁又会关心花费时间的长短呢？如果有一名耗费时日较久但习得了良好教学技能的教师，或精湛技艺的外科医生，谁又会选择一名手术成绩或教学表现为“合格”的医生或教师呢？
当然，大学在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新时代。我们在教室里安装智能板、播放制作精美的幻灯片和视频短片。我们利用教学平台及相关的技术，甚至目前已经落伍的电子邮件，与学生保持网上的交流。即使如我这般的卢德分子（Luddite，隐喻为反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现在也会开设几门网络课程。有些学校甚至在试图把所有课程都网络化，让一名教师服务数千名学生，就是所谓的慕课。我认为，这些仅仅是大学技术改革的冰山一角。
在我家的书桌上保存着一盏煤油灯（当然，我不再使用它）。这不是一盏普通的煤油灯，当时，它是一盏最先进的煤油灯，灯芯不是普通的直线，而是环形的。这样的灯芯点燃后，亮度能提高数倍，光能持续更长久、闪烁更少。在电灯发明前夕，这种煤油灯风靡一时，但电灯的出现把所有煤油灯都送进了古董店。这盏灯就是我从古董店那里买来的。我常常认为我们大学里的现代技术力量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我的那盏圆芯的煤油灯。更为激进的变化即将出现，并且比我们预计的时间出现得更早。
编辑 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