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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词（《芳草》杂志副主编）：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荆楚文化的发祥地、美丽的智慧之城——湖北襄阳。已出版六部的《美丽乡愁》系列丛书是芳草杂志社以新常态方式，肩负起的文学期刊应有的责任，着手组织作家采风创作并将“美丽乡村”引入大众视野的重要举措，也是芳草杂志社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所表达的坚定决心。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和领导们莅临今天的会议。请大家开始发言。
吕兵（武汉市文联一级调研员）：我受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李蓉同志的委托，同时也代表文联党组来参加这次活动。向所有与会领导，各位作家老师，以及对这次活动大力支持的襄阳文联各级同仁表示感谢！同时也对我们这套丛书开始之初到今天，给予我们各方面支持的各级领导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套书是二〇一五年，由湖北省武汉市的著名作家，全国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担任主编。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聚集在像许村、姚家山等这些有代表性的美丽乡村、偏远农村，创作散文、报告文学，每年结集出版。到目前为止，我们丛书已经出版了六部，为全国各地一百多个有特色的村庄留下了文字记录，展现了民族风物，也抒发了乡情乡愁。
《芳草》作为全国著名的中文核心期刊，要找准定位，发挥作用，留下更多名篇佳作。我们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有力帮助下，这套书一定会编下去，而且越编越好，在国家建设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彭学明（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关于《美丽乡愁》的乡村书写，在中国文学中可以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甚至大半个江山。我们几乎所有的作家在文学书写的时候都写乡村、写乡愁，都表达了对乡村的迷恋、对乡愁的怀想。《美丽乡愁》这套丛书的意义就在此。
遗憾的是，我们太多的作家和作者书写乡村和乡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书写乡愁的哀痛、乡村的忧伤，书写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的破坏，比如说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独居老人、征地拆迁、生态破坏等。但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我们的乡村已经不再是伤痛，乡愁也不再是挽歌，现在的乡村与乡愁，更多的是美丽、幸福和快乐。我是乡村长大的孩子，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我每年起码要回我的湘西老家三四次，只要一碰到休假，我就往老家跑，为什么呢？就是去接新时代新农村的地气，感受乡村新的变化和气息，感受乡村新的文明和进步，同时感受父老乡亲们在时代巨变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跟父老乡亲交谈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乡村并不是很多作家笔下所表现的乡村，他们笔下的乡村还是几十年前的乡村，笔和步伐都已经严重落伍，严重跟不上乡村文明进步的步伐了。当下的乡村更多是美丽的乡村，当下的乡民更多是快乐和幸福。乡村那种桃花源般的美丽和快乐，乡村那种时代气息与田园气息的完美结合，常常让我很羡慕，甚至想变回农村孩子的身份，再做一回乡村人。固然，我们的乡村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哀伤与疼痛，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那早已不是乡村的主流，那也只是乡村文明进程中的一个过程，国家对乡村和农民倾注了最大的情感，制定了大量的乡村建设惠农政策，重建乡村、重塑乡村，弥补和治愈乡村文明建设进程中的缺失和遗憾。比如说，国家政策方面，现在农民种田不但不交公粮，还每年给每亩地几百块钱的补助；退耕还林，荒山荒地种树，每年也是给几百块钱的补助，田里长出的粮食、荒山上长出的树，卖出去都是自己的，不用交皇粮，不用交国税，孩子上学免费，生病有农村合作医疗，还有医疗保险。乡亲们跟我谈起这些都是非常快乐、满足和幸福。我的嫂子就跟我说过，她家一人一部手机，方便得很，只差给牛脖子上挂个手机，给牛打电话，让牛自己从山上回来，得意得不得了。小时候想跳出农门，现在真的想退休以后回到乡村去，去乡村置办房子，回归田园生活，去享受当年不曾拥有的幸福快乐。所以说在新的形势下，新的时代中，我们的作家不要再活在过去的乡村里，不要再想当然现在的农村还是我们当年那个农村，我們要真正地重新回到乡村中去，对乡村有新的发现、新的情感和新的表达。我们写乡愁的时候，不能再只是痛和苦；写乡情的时候，不能再只是父爱母爱。我们的笔下应该是今非昔比的新乡村、新时代，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臆想的陈旧的乡村。刘醒龙代表的这些作家和编辑家们，书写美丽乡愁，编辑《美丽乡愁》丛书，是自觉的文学行动，为乡村书写正本清源，是这套丛书的意义。期待这样的文学行动，成为一股清流要沁入到我们文学界，沁入到我们作家创作的各个层面中去。
刘益善（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芳草》特邀编审）：和华栋书记、学明主任、武汉市老领导袁善腊，还有全国各省来的作家，以及襄阳市的作家们在一起参加这个座谈会，很高兴。
《美丽乡愁》从二〇一四年由刘醒龙主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绿是青山，红是生活》，这是起始。从二〇一五年以后就改成了现在的《美丽乡愁》，二〇一四年到今年二〇二一年，就是第七个年头。作为一个在文学界干了几十年的老编辑，一个文学界的老业余作者，我觉得，一个杂志出面，一个地方政府出资，七年来，请了全国一百多个作家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出了六本书，第七本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将要出版的，而且是书写改革开放以来，咱们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记录乡村的变化，给中国农村的变化留下足迹，留下文字资料、文学作品。
我发现，在全国没有哪一个出版社或者哪一个省，哪一个单位七年来坚持书写“美丽乡愁”这个活动。这个事情是在中国文学，在中国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和乡村精准脱贫的整个过程中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记录。所以说这套书的出版，我们首先是给予充分的肯定，是个大好事，比起有些作品有价值得多，这是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感受，就是我们参加《美丽乡愁》写作的作家朋友，连续六年以来，因为第一次二〇一四年的时候，主要是我们湖北的作家参与，没有外省的作家，从二〇一五年开始才有外省作家来参加。每次研究作者名单的时候，从边远的西北、东北、西南，我们都有意识的来邀请，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南方的各省，各地作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也都是非常尽心尽力，亲自到村里去采访，写出他所选择村里的巨大变化。 我非常同意学明主任刚才的发言，我们过去谈乡愁好像就是一种愁怨，乡村的一种破败。我是八〇年代写诗的，那时候我写的乡镇是一片破败，写乡村的那种苦，农村的无法生存……虽然现在我觉得咱们的乡村，也存在着空村化的现象，但是乡村是越来越美丽，由穷变富了。咱们中央政策，特别是习主席的精准扶贫政策出来以后，咱们农村的变化确实太大了，我老家就在江夏区，武汉市的郊区，我们经常回去看到村里面，现在都是楼房，村村通公路，吃自来水，大部分家庭都有汽车。所以说现在的乡村，现在的乡愁就是一种美丽，而不是痛苦，不是凋敝。我们作家用笔来记叙乡村由穷变富，由过去的破败变成美丽，这是我们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是我第二点看法。
第三点我想讲，我参与了，写了几个乡村，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书，这个系列要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咱们乡村真正地变得非常美丽，没有贫穷落后，真正达到了乡村振兴。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是在活动举办之前，承蒙醒龙老师看中，让我先睹为快。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套书。你们是在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事情。我为了写它的评论，到网上去查资料，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查，说明你们真的是在默默无闻地做，一做好多年，确实非常让人钦佩。因此，在那篇文章的开头，我首先就说了，这是一次大型的文化自觉活动，是一个大型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一个大型的文学出版活动，我连续用了几个大型来说这个活动。在最后，我把它定位为一个乡村建设的编年史。
这样一个文学书写活动，它有我理解的庞大的文化背景，这个背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谓中国的背景是指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和现代乡村建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我们老一辈的乡村建设者，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等，他们当年所做的工作，他们的经验，不但造福了中国乡村，而且在世界范围之内，比如在东南亚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晏阳初的经验曾经被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推广。
从世界范围讲，就是乡村的现代化，乡村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这些都是世界性的课题。这些课题与实践，不少活动联合国都参与了，比如说英国的新城运动，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西欧的制造小村运动，美国的金融小镇等等，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我在看这套书的时候，确确实实从纵向和横向上看到了中国的乡村治理和世界的乡村建设，在纵横坐标上，作家们寻找了各个不同的点。所以，美丽乡愁的写作，跟我们传统乡土文学的主题，跟我们传统乡土题材的写作不一样，具有跨越的意义。
六本书，加上一本电子稿，看得出写作规模之大，乡村书写的丰富性。美丽乡愁，这个乡愁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个意思，很多学者已经论证了。所谓的乡愁，并不仅仅是对于古典的田园牧歌的怀想，专注于老水车、炊烟、传统农具等等这样一些旧式生活的臆想，乡愁其实是一种文化之根，是哲学层面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们习惯语义的那种忧愁之愁。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在乡村振兴上多下功夫。这套书的写作在我看来恰恰就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是乡村振兴。有好多作家对这三个历史性的、由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設的过程可能还不是太明白，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一会是乡村振兴，一会是新农村建设，一会是美丽乡村建设，其实这三者是历史性的，它是一个过程，而且每个阶段的治理目标并不一样。
现在，乡村振兴已经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像襄阳市应该也有乡村振兴局吧？这是一个新的单位，以前都是没有的，现在专门为乡村振兴设立了乡村振兴局。那么，怎么进行乡村振兴？现在，乡村振兴又有哪些新的内涵？很多。它涉及共同富裕，城市和乡村的弥合，包括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乡村产业，生活、生产、生态协同发展等等，这对我们作家新的乡村书写提出了巨大的、丰富的、有难度的知识挑战。
因此，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作家们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能够跟上中国乡村建设的现代化节奏，能够进一步在我刚才提到的纵横背景上提升与拓展，真正的写出乡村振兴的面貌，写出改革，写出中国三农的现代化。真正的使我们这套书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编年史。
虽然我是搞文学批评的，但是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当一部文学之书在未来的领域里面，不仅仅被当成文学看待，而且能够当成历史书看待。就像若干年以后，有那么一位学者，叫王寅恪也好，叫李寅恪也好，能够像陈寅恪做元白诗研究一样来回顾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如果说研究这一段历史离不开这套《美丽乡愁》，说《美丽乡愁》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乡村历史书写最好的佐证，那就是它最大的成功。
於可训（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参加这个活动特别高兴，因为在学校里工作时间长了，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跟社会联系也比较少，埋头去教学、做课题。醒龙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确实非常高兴，也非常难得。
我在武汉大学待了四十多年，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乡愁我是能体会的，有体验乡愁的资格，也有体验乡愁的资本。美丽乡愁，我觉得跟我们一般概念上讲的乡愁不一样，因为以往文学作品当中的乡愁就是离乡背井，古典文学里面讲的在漂泊流浪当中，在天涯逆旅当中体会到那种感情。后来有一些作家，特别是台湾有些作家，也写到漂流海外游子的乡愁，这个也包括余光中的诗，包括於梨华的小说作品都是这样。现在我们写的乡愁，不是那些，而是面对现代化进程当中具体讲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我们所产生的一些对故乡的怀念，对未来的期许，很复杂的感情。
有一些作家写农村基本上是不真实的。评论家用两个字叫溃败，乡村溃败是最近一段时期作家们写乡村的主流，乡村简直暗无天日，乌七八糟。这种乡村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每年清明节，我无论如何要回去扫墓，看到的乡村是有一些不满意，那只是在未来的向度上不满意，可以更好一点。但是你从过去的维度来看，它是不断在变的，而且不断在变好。有一年我回去看村里的停车场，居然停了八台宝马车，那都是我们村里人的，而不是别人寄放在那里的。它是存在一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比如说我弟弟现在是一个地区的组织部长，他去帮乡村搞公路建设，路边栽树，有一年栽的桂花树，栽了没多久，被人把桂花树苗全挖走了。我说这不是农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不能栽桂花树这么好的品种，栽一些柳树杨树之类的，就没人挖了。是有一段时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还有乡村土地的一些问题，这都是在乡村前进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作家们所渲染的那种样子。而且从世界视野来看，刚才汪政主席也讲了，中国的乡村城市化进程或者说是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是非常人道，合乎人性人情的，而且是有条理有规律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英国十五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将近四个世纪，存在所谓羊吃人的运动，就是圈地运动，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是很残酷，很不人道的。先是那些有钱的领主和资本家联手把土地圈起来，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然后政府制定法规不允许流浪，流浪一个月没有工作的人就要被当成奴隶，进行贩卖。任何人可以把流浪者的子女拉走做奴隶，奴役他。这样的政策，农民没有办法，只能进工厂，虽然最后刺激了英国的工业发展，但这个过程很残酷。
中国乡村的城市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不是这样，政府千方百计保护农民的利益，解决三农当中存在的问题。这个过程是人道的，是合乎人性的，也是一步一步有规划的，政策法规都很明确，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文明的一个过程，和西方城市化进程消灭乡村，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代化进程是工业文明加上信息文明来取代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也没有必要阻挡。很多人出去旅游很喜欢那些原始的生活，我刚好相反，喜欢现代化生活，特别方便，拿一个手机就什么都有了。原始生活一两天可以，一个星期可以，它是可以放在记忆当中的美好，但是未来的美好可能是你更感兴趣的。所以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怎样看待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大惊小怪或者故意夸张渲染，我觉得这个态度本身就是存在一些问题，至少不是辩证的。任何事情只要有所改变，就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就要看大的趋势，着眼大局。
昨天跟醒龙聊天，说现在作家们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写正经的文章。并不是说道德上有什么问题，而是看社会生活的很多问题，作家们对写作对象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去研究，要怀着正常的心态去写作。有的作家可能为了求名求利，为了一时轰动，为了迎合某些需要，去渲染某些不应该渲染的东西，或者不值得渲染的东西，或者不能够正确的辩证的客观的对待有些问题，就会写出一些我觉得不大正经的文章。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文化人的正确态度，客观去对待那些事物，正确去了解那些东西，才能够写出好文章来，写出正经文章来。
醒龙策划这个活动，做这一套书很有眼光，像汪政刚才讲的，将来可以成为一部编年史，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编年史。留下一些文字，一些资料，那么就可以留下人们情感的记忆，心灵的历程，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美丽乡愁》我看了那些文章以后，确实非常感动，不是在那儿发出幽怨之情，里面有许多很光明的、激动人心的、感动人的东西。所以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我愿意每次都有机会来参加学习。
马步升（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六卷《美丽乡愁》，全方位记录了中国当代农村的面貌，如果后世的人，尤其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农村经济学家，要研究这一段时间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情况，这套书是难得的资料。毛泽东说，以往的正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忽视的正是普罗大众的生活。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不约而同，也把关注点放在了沉默的大多数。我看过一本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采用的素材既有各种官方文件，也有前线普通士兵的日记，回忆和家信，这就让历史落到了实处，不再是高高在上，与普通人无关的学问。我们的《美丽乡愁》，不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可以担负起忠实记录历史的功能。
我们当下的农村，按照目前的流行说法，是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向历史的深处再跟进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想想改革开放之初，直到二十世纪末，在广大农村，基本的劳动工具仍然是二牛抬杠，与秦汉时代，仅从劳动工具和耕作方式而言，并无本质区别。区别主要在于社会制度，以及一些劳动要素的变化，比如粮种的改良，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等等。那么，农村的关键性改变在哪里呢，以我看来，一个是交通条件的革命性改善。原来的交通闭塞，形成了一个个自给自足的乡村小社会，现在呢，哪怕是几千年来被认为是山大沟深的偏僻农村，机动车一般都能开进自然村，乃至各家各户门前。这样一来，乡村社会与外界连为一体，乡村也充分地实现了社会化，单个人也必须使自己充分的社会化，要不然是没法进行正常生命维护和运转的。这样一来，几千年来严重分离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被大幅度拉长，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来遗世独立的愿望和桃花源想象已不复存在。那么，也就意味着，乡愁的内涵外延和表现形式，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个是，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过去的种种中心格局。在以前，无关乎智愚，一个人出生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和人生结果。现在，原来的中心固然还保持着中心的优势和傲慢，但这种中心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消解。可以说，一部手机在手，谁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即时接收信息，即时发布信息，信息资源实现了即时性。原来是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现在见面容易说话更容易。这也意味着，原来的乡村情怀发生了重大改变，以前是此一别也许是永别，再也看不到人听不到声音，现在呢，肉体见面也许有难度，隔着屏幕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当面说话也许不容易，但随时随地都可以在手机里交流。这种便捷造成的正面影响是社会资源的人人共享，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的人。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以及孤独感，朋友见面各自低頭玩手机，夫妻一个被窝用微信对话等等，这不是笑话，而且事实。人们很容易误把自己的微信圈当成真实的世界，误把隔着屏幕的交流当成现实的情感。
国家宣布整体脱贫，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完成了一项旷世伟业。当下，乡村振兴工程又开始了。一般来说，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整体上，由一个农业国度跃进到工业化信息化国度。其主要标志在于，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比例的大幅度反转，也就是农业人口大量减少，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城镇化的浪潮代表的是一种历史潮流。我们说，历史潮流是不能阻挡的，也就是说城镇化仍然是历史潮流的主流，而乡村振兴却是一个逆城镇化的伟大工程。从表面看，这两个潮流是相悖的，其实以我们的国情，却是携手共进的。城镇化是为了在整体上充分实现国家现代化，而乡村振兴是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总的目标是：不仅是富强中国，而且是富强的美丽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乡村的书写行动和书写成果，定位为美丽乡愁，不仅具有现实的正当性，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冯艺（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前面几位同行的发言都谈到我们所说的乡愁，是美丽的乡愁。这是今天的乡愁，是今天对乡村美好情感的表达。这是用文学语言形象地展现当下乡村建设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它是文学的现实意义，也承担了社会学、历史学的意义。
乡村一直都为文学的写作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我想起在北京上大学时，费孝通先生就说过，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倡导的乡村田野考察。当时他在江浙一带进行乡村考察后，又和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妻子王同惠来到我们广西，深入大瑶山做山村调查。为此，他误入了“虎穴”，妻子为了救他，跌入了瑶山深谷，不幸遇难。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在改革开放后，他再次到广西去乡村考察。费先生关于乡村调查的著作，记录了当时中国乡村建设的状况，为后来的文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费先生认为他的考察“只是一段记录”，他看见许多农村家庭好几代都不会搬离自己的家庭，数代人栖居在一个地方。由此，乡土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动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人与人的接触也是局限于小范围的人群，即大多是熟人，而现代城市人每天遇到的几乎都是陌生人，你必须时常拿出通讯录看看他们的名字，而乡村哪里需要什么通讯录呢。“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记得这是他在《乡土本色》开篇的第一句话。“乡”指的是乡下人生活的村落，“土”指的是土地、泥土。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村与村之间较孤立，以土地为生的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不流动是常态，迁移是非常少见的。在这样一个以村落为单位的聚居环境中，乡土的生活富于地方性，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而言，村子里的人都是他长时间、频繁接触到的“熟人”。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互相知道对方的底细，从熟悉中得到信任。我想，这就是费先生早年为我们写下的“乡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深刻地变化，这是四十多年积累，我们感同身受。时代向前发展，变化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上的最大变化就是观念的转变，这是符合人往高处走的规律。
我的老家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壮族山乡。过去，山路崎岖，交通不方便，村民一家数代守着一小块山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多年前修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靠近家门口，年轻人有了走出大山，到珠三角，或自治区首府打工的机会。人们走出去了，乡村面貌随之慢慢发生了变化。年轻人每年打工返乡，带动家人讲起了普通话。我曾经好奇地问他们，怎么也会讲起普通话来。他们说，在外面闯荡，不讲普通话不好交流。讲普通话不是谁逼你的，而是自然而然地磨出来的。看来，乡愁不仅是观念的更新，更拓宽了视野的空间。外面的一切都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呢？有了钱，就回家盖房子。于是在建筑风格上，盖起来的便是一栋栋效仿珠三角农村的楼房，有些甚至还带着欧式风格。几年回一次老家，我发现村里的确是变了个样，卫生、整洁，一改以往破败的感觉。我想，对于村庄而言，它的变化全部应该是乡亲们的情感经历和个人感受构成的，他们从见过的，感受到的过程中思变。村庄变了，而此时，只有我在老家的房子还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吊脚楼。原因是我的父辈早年已经走出了山村，爷爷奶奶辈的人早已不在人间，留下的房子只存放着祖先的灵牌和香炉，成了根的象征。偶尔回去祭祖，看着先人留下的遗存，荒芜、破落，心凄然？
现在村道已是柏油马路，路灯、绿化都有了，的确令我感慨。村委会托人向我传话，说我家祖宅空置，陈旧已危，影响了家乡新农村的形象，希望我们拆了重建。我想，还是要顾全大局，拆就拆吧，幸好侄儿们在城里混得不错，他们说，拆了就建一栋现代化漂亮的别墅，于是他们动了起来，并于近日封顶。他们把照片发给我，看起来真的像模像样了。建好了，可能没人回去常住，就让它延续我们对家乡永久的感情，也为乡村建设添上一笔美丽色彩！
陆春祥（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我觉得乡愁今人有，古人也有。最典型的就是《论语》“先进”篇里边的一段，几个学生言志，最后，孔子赞同在边上弹琴的曾点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乡愁，它的大環境就在沂水边的乡下，咏而归，其实是文化含量极高的活动。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古人也在向往。整体上说，城市化迅速发展到乡村，现在的乡村振兴就是要把乡村也变成那种比较舒适的地方。不仅是中国人这样，外国人其实也这样。我记得马克思说过，他有一种理想的生活，上午种田，下午钓鱼，晚上看哲学。这种理想，就是我们乡村生活的理想，很多人都要往这种方向去发展，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心灵的舒适。现在许多人对城市生活都非常厌倦，特别是一些写作者极为向往乡村生活。就我个人来说，我的书院就在老家县城，已经建好，我以后就可以过上这种比较舒适的生活，窗前听听鸟叫，想写什么写什么，没什么压力。城市生活压力大，杭州城西到城北或者到城南，至少要一个多小时，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汽车，心烦得很。
另外，我说一下我们《浙江散文》杂志。我们也会收到非常多的关于乡愁的来稿，但许多来稿都不太满意，其实还是写作方法问题。现在乡村已经大变，但我们的写作角度变化却不大，也就是说，乡愁不仅仅是那些回忆过去的片段。现在快递中的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我老家桐庐起源的，申通、圆通、中通，还有韵达，都非常著名。这些创业者，原来生活在桐庐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写过他们，但从长篇散文这个角度写的还是比较少，这里面一定有大文章。刚才我也翻了一下历年来的乡愁作品集，我们的写作可能还是走马观花比较多一些，涉及乡愁的一些具体细节，特别是人物还是明显比较少，显然，我们如果不在那里生活，不去深入的采访，是不会了解到他们的全部以及未来。
现在抖音、快手，很多发布者都是在乡村里面，我去年回乡，一个表弟的老婆，原来是打麻将的高手，后来她自己搞抖音，粉丝也有一万多，非常活跃，这种类型的人太多，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乡村，东西南北它都不一样。浙江比较发达的一些乡村，跟城市的区别也不大。节假日的时候，我老家平时四五百一晚的酒店，基本上都要涨三倍，民宿价格两三千很正常，这些其实给我们写作者提出了问题，将来的美丽乡愁在什么地方？ 回到乡愁系列作品集，这一套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好。如果从形式包装看，还可以做得更精致，让更多的读者看到。醒龙兄的这个创意非常好，把全国好的乡村，通過一些知名的作家，用独特的眼光写出来，这是一个创造。如果在后期的推广，读者的推动上面，再加把力的话，它影响力会更大一些！
王剑冰（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美丽乡愁》这个书做得很漂亮，我觉得是遵循了几年前习主席讲话的要求，记得住绿水青山，留得住绿水青山。乡愁丛书是一个连续性的，每年都在出，就见出它的意义，不断地闪现，所以人们印象就更深刻一些。
乡愁，乡愁不在愁字上，乡愁实际上就是乡情乡音啊。乡愁不是说对乡村的那种愁苦，那种一想到乡村，就想到了乡村的那种苦痛，那种伤心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乡愁就是乡情和乡音，他的那种深情始终把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所以做这个书的意义十分重大，是一个有远见的文学操作。
乡村实际上是美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乡村的根，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还是回到别人的家乡，感觉都是一样的。我几年前在一个叫陕塬的地方深入生活，当时是作家深入生活，把我派下去一年，后来我在那里又坚持了两年，一共三年的时间。我们的塬跟陕西的塬是相通的，都是那种黄土高坡，但是河南人在塬上生活更加艰难一点，他们是在高高的山上往下挖个大坑，方形的大坑，在坑底去掏窑洞，掏九孔窑到十二孔窑，一个家族的人住在里边，再挖一个斜坡，通到上面去。那么多人，他们的祖先引来了自己的本家人，然后外姓人都住在塬上，那么这个塬上慢慢地就住了上百个村子，都在三道塬上住着。如果一个外地人去了，根本看不见村庄在哪里，一片平坦，只有炊烟在上头袅袅飘着，这个时候就顺着炊烟走，能看到一家一户都在地底下，他们在那里生活做饭，赶着驴推磨，他们的井也在里边，他们还在里头种菜，有菜园子，那种生活当时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所以我在那里经历了一年四季，经受了风花雪月。那里住的人跟我们现在普通的乡村人是一样的，老年人居多，小孩居多，年轻人很少。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对上塬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纠结，去孩子家了以后住不惯，还是要回到塬上来，哪怕拾一把柴火烧锅，住得也好。他们河南土话很带劲，见了面都是，上了。我刚开始没听明白“上了”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他们在地底下生活，上去了，你上来了，你上。我觉得独特的文字相当美妙，我就写了两篇塬上的文章发在人民文学，后来又出了一本书叫《塬上》。
我觉得乡愁对我的意义非常巨大，我后来去过广西大瑶山的深处，看了乡间老百姓的生活。学校建在高高的山顶上，一个班的孩子，这边坐的一年级，旁边坐的二年级。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问你怎么上课，他说，教了一年级的再教二年级的，一年级做作业，二年级听，反复就是这样。今年又去了后地湾，在临洮后地湾的村子也遇见这种情况，竟然是幼儿园的大班和一年级在一起，然后二年级和三年级在一个班，老师就那样教。孩子们非常乖，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做他二年级作业，三年级的老师在那里讲课。
美丽乡愁体现在我所见识的这些地方，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穷苦，那种孤独，他们的快乐体现在他们的每一天，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现在他们自由的生命意识当中。尽管老年人慢慢衰老了，看见他们慢慢佝偻着腰，但是你能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们的满足、自得，以及对他们自己乡村的认识。
二〇一七年我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序言，我念上面的两小段，也代表了美丽乡愁的意识：
“乡愁孕育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特殊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的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桫椤（河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研究员）：首
先感谢醒龙老师和《芳草》杂志的邀请。我也是《美丽乡愁》的作者，写过文章，现在《美丽乡愁》这个品牌已经成了文学界的知名活动，刚才几位领导和老师都充分地阐述了它的意义。这次有机会到襄阳来，面对会议的主题，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乡村生活和人的精神建构之间的关系，我谈点粗浅的理解。
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太行山区的农村，七〇年代出生。在我出来上学之前，我就一直认为乡村就是自己的世界，对于外界城市的生活来讲，自己就是一个他者。我总是在用一个乡村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也就意味着我用一种传统的价值来衡量现实的生活。形成这种定势的原因，我觉得不在于我后来通过读书形成的对它的理性认识，而是来自从小在乡村生活的沉浸体验，长期的沉浸，就让我成了那样一个人，具有乡村价值的一个人。
所以我自认为是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乡下人。通过这一点，我想到我们对乡村的认知，似乎有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纯粹的、本质化的乡村想象。总认为有一种乡村的场景，田园牧歌或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场景，才是我们理想化的乡愁生发之地。当我们说到乡村振兴意义上的乡村，变化以后我们就认为“村将不村”了，我们就觉得它衰败了。其实它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表现，不是说我们有那样一个本质化的乡村供我们去膜拜，甚至期待着能从古代移植到现实生活当中来，不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七〇后可能是最后一代有浓厚乡愁的人，与他们相比，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的生活成长经历要复杂得多，他们对乡村的情感不会再像七〇后这样了；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以后的人即便在农村生活，他们的经验中也融入了太多工业的、城市化的，包括现在网络的生活经验，他们是在一种复合性的经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乡愁被稀释了。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现在看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农村作为主场、农民作为主角的写作很少了；我们在过去的小说中能够看到风景描写、自然风物描写的机会也非常少了，乡村作为一个文学生存空间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它逐渐成为一种精神的寓寄地、一部分人的精神寓寄地，而不是人实际的生活空间。 这次活动的微信群名开始设成“美丽乡愁啊愁”，虽然是一个戏谑式的，但是也说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对于怀念乡村生活的几代人，只有回不去的故乡，只有无处寄放的乡愁，所以我们只能想起来就发愁。
在文学作品当中留下故乡，留下我们的乡村，留下我们对乡村的情感体验，就像“美丽乡愁”活动产生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每一篇作品都有可能是关于传统乡村生活的一曲绝唱，马步升老师有一本书叫《故乡的反方向是故乡》，这就意味着我们离实际的故乡越来越远，但是也越来越趋近于精神上的、灵魂上的故乡。我也希望这个主题活动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用文字记录乡愁，在我们的文章中建立一个精神的故园。
王芸（江西省南昌市作家协会主席）：我应该是嘉宾里最幸福的，这次受《芳草》邀请不仅是让我“回娘家”，我昨天顺道回了一趟荆州，也是“走亲戚”，在火车上我读到段明贵老师发的几篇关于襄阳的文章，对襄阳有了一定的了解，越看越觉得襄阳和荆州真像一对“兄弟”，都是鱼米之乡，都是“兵家必争之地”，都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一个在《三国演义》被提到三十多回，一个被提到七十多回，真的很像。很惭愧，我竟然是第一次到襄阳来。
每年有几次机会到乡村，但是真正耐下心来和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节奏合拍，沉浸式地进入到一个村庄的内部，去感受它独特的韻味，细细体察它的历史脉络、文化脉络，还有鲜活的民风民情，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很感谢《芳草》又给了我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是二〇一五年，当时我到江西广昌的姚西村，那是一个莲花和莲米与之有一千多年渊源，而且和它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紧密关联的村庄。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当时不是旅游最旺季，我一个人走在浩大莲塘的深处，莲塘从村庄的腹心一直铺排到远大的山脚下，一些莲叶和莲花比我还高。特别浩大的一片莲塘，让人生出旷远之感，不只是空间的旷远，也仿佛行走在时光的深处、迢远处。那种感觉，以前没有过，可能以后也不会有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这次参加《美丽乡愁》的书写，还是想到一个有特色的乡村，沉浸式地去体验一番。
这几年去乡村，感受到现在乡村的变化速度真是非常快，好像几天不去它就变了，道路通达了，水清澈了，房屋越来越漂亮了，还有绿色越来越多了……我们的书写速度似乎跟不上它变化的速度，就像是听音乐或是看电影时按下了快进键，一点五倍或是二倍速，所以我写“现在进行时”的乡村，其实是不敢轻易下笔的。一度，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在乡村生活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奔向了城市。在我的小说《薇薇安曾来过》里，写到了一个小学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两个老师。这是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文联对口的一个扶贫村里的真实状况，它映现了乡村的现实。但是透过这个现实，又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政策，即便一个村子只有一个留守儿童，也会保留学校，为他配备两位老师。这个政策是关照到了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有很深的人文关怀在里面。
前不久到江西抚州的资溪县，那里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资源，新建了一个高科技产业园，我在工厂里问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是从城市又回到乡村的。因为当地引进了一些产业来扶贫、发展经济，所以她就回来了，月工资四千多元，还可以就近照顾父母和孩子，可以享受到家乡“每立方米三十六万个氧离子”的绿色生态环境，享受家乡的水土带给她心灵的抚慰，这是她在城市打工时无法体验到、无法获得的。现在的乡村，和我们过去经验里的乡村已经很不一样了，而且还在不断发生着改变……我翻看这一本本《美丽乡愁》，感觉里面的文章就好像是一个个“窗口”，让我们跟随不同作者的笔触去看向一个个村庄的“内部”，其实也是现实中国的一个个“局部”。历史是文字记载和传承的“记忆”，可能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后世之人会经由这一篇一篇文章，来感受、眺望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从这个方面来说，《美丽乡愁》丛书的撰写和结集出版是有意义的。
龙仁青（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个活动我参加过两次。二〇一七年，我应《芳草》杂志的邀请，前往湖北大湾村采风，对那里新农村建设风貌印象深刻，有很多感触。回到家乡青海后，去了我出生长大的故乡铁卜加。铁卜加，是青海湖边一个非常小的村落，离青海湖的直线距离大概不到十公里的样子。只有十来户人家，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小牧村长大的。小的时候觉得故乡就是世界，觉得这个世界上该有的东西小牧村都有，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我再次回望故乡，用了好多倒叙和插叙的手法，写了我童年的一些过往，也写了这个小牧村的变迁。
上世纪六〇年代初，日月山以东的青海农业区出现了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就鼓励农业区的一部分人从农业区迁出去，迁到更广阔的草原上去，去开垦土地，当时的口号是“向荒山要良田”，这一措施在当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绩，但从长远看，反而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因为青海湖畔草原的植被非常薄弱，不适于开垦，开垦反而造成了土地的沙化。迁来不久的农民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面对今后的日子。自从他们来到青海湖畔，就发现湖中有鱼，成群结队地游弋着，每每到了夏天，那些流往青海湖的小溪流里，也到处都是鱼群。这种鱼就是青海湖裸鲤，当地人叫湟鱼，不能种田了，青海湖里的湟鱼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开始尝试着打鱼，慢慢地，他们由农民变成了渔民。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几年，到了上世纪八○年代初，青海湖湟鱼由于过分捕捞，成了濒危物种，政府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些变成渔民不久的农民再次陷入不知所措。怎么办？自己原本在日月山以东的家乡已经回不去了，庄稼不能种了，鱼也不能打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当地的土著牧民一样，去放牛放羊。于是，一些人买了一些牛羊，开始尝试着放牧。开始的时候，一切也还安好，但时间长了，当地的土著牧民不干了，因为他们的行为，抢占了人家的草山，草山纠纷时而发生。如今，我的小牧村被纳入青海湖生态环境治理的范畴中，政府对这些历经磨难的人们进行了妥善安排。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庄长大，我这篇文章写的也是这些事情。 我们在说故乡或家乡的时候，这个词似乎并不指涉城市，一般情况下，它指的是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乡村。我还觉得，故乡和家乡这两个词，听起来意思相同，但其实是略有区别的。故乡可能指的是一个自己出生长大，如今却连根拔出，已经回不去了，回去了也没有家，没有亲人的地方。而家乡，时常指的是自己的家还在，父母或者亲属也在，自己还可以回去的那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把故乡这个词的外延放大，把它从一个小村落扩展到一个乡镇，一个县域，乃至一个省、一个国的时候，故乡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
所以，二〇二〇年我把《美丽乡愁》的书写主题，放在了我的家乡，放在了整个青海省。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去打量和认知这里的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特别是青海省这几年大力推动的国家公园省建设。我发现，小时候被我看作是世界的那个小牧村已然不是世界了，一个更加辽阔宽广的世界正在我面前逶迤地打开，在这个新的时代，正在展现出它的多姿多彩。这便是我二〇二〇年的书写。我认为，我自己是有进步的。
徐晓华（《扬子江诗刊》副主编）：参与《芳草》的活动还是挺多的，从女评委奖开始。这次来之前拿到了《美丽乡愁》这套书，一般拿到丛书，就会看看前言、后记，对书有个大致的了解，但是这套书每一册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这或许是策划者有意为之？或许醒龙老师不想让大家先入为主，而是要一篇一篇地看过去，在看的过程中了解策划者的良苦用心。
看完之后，我的一个强烈地感受就是，每一册的质量都非常高，而且相对均衡，每一篇文章都是用心写的，作家们不敷衍、不马虎，确实经得起推敲，他们都是从故乡出发，从自我出发，那里面不但有乡村，有历史，有文化，有风土人情，而且有“我”，有情感，有思考，有人文情怀，确实是一个作家在以自己的方式参加当今的乡村建设。
说到乡村建设，国家是分步实施的，从新农村建设开始，到后来的美丽乡村，到现在的乡村振兴，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在这些作品里面都有反映，我特别同意彭学明老师的观点，他说不要拿我们过去想象中的乡村去写乡村，而是要真正地去看眼下的乡村，去写当下的乡村，现在的乡村跟过去的乡村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乡愁自然也就不是过去的乡愁。我们应该去反映真实的乡村生活，当下的鲜活的乡村世界。
说起当下的乡村，我们还应该警惕一些事情。比如随着抖音的火爆，出现了一个乡村女子李子柒，数千万的人关注了她。每天我们乐此不疲地在网上看她琐屑的日常生活。我在想，李子柒现象反映了什么？实际上是我们当代人对古老的、传统的、原生态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天天去看她劈柴做饭，看她去干农活，做各种手艺，从春天看到冬天，自然风景的变化，农事月令的更替。直播中，她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最多加一个阿婆，由此表达一种温情。但是你渐渐地发现，她的生活其实是被设计的，实际上是有团队包装的，随着镜头越拍越精致，忽然觉得不想再去看她了。这是什么原因？她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而且设计感越来越强。比如有一天她去弄红色的花，学古代的女人做胭脂，做口红，我就感受到了一种不真实，她从一个原本真实的乡村，变成了一个虚幻的、想象中的乡村，从纯朴的温暖的乡情，变成了虚情假意的“原生态”。
所以，我还是想看看我们现在真实的家乡，看看我们现在真实的农村。我觉得像醒龙主席做的这些工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是面对真实的工作。这套丛书就是让我们从这些文字里面感受到故乡，感受到乡音、乡情，尤其是感受到当今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每一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写，让我们体验到乡村的丰富、真实、自然與变化，也让我们对未来的乡村充满期待。
李皓（《海燕》杂志主编）：听到大家对美丽乡愁这么多诠释和理解，我也感受很深。我要感谢芳草能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服务的《海燕》杂志跟芳草一样，都是副省级城市办的刊物，八〇、九〇年代的时候，《芳草》和《海燕》曾经被誉为中国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但是这些年《芳草》做得越来越好，《海燕》就逊色很多了，所以今天也是来学习。
《美丽乡愁》这套书我没有看过，但是通过大家的讲解和论述，我觉得这套书很有远见，很有前瞻性。二〇一五年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一个作家一个刊物，能做什么，写什么东西，能走在别人的前面，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六本书含有的分量也很厚重，它是伴随着我们脱贫攻坚的脚步而诞生的。总书记宣布了我们已经脱贫，已经进入小康社会，这套书我觉得也是有贡献的。
从我这个角度看，它对我们的文学期刊同行也提供了诸多的经验，杂志发什么稿子，搞什么样的活动，做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芳草》和醒龙老师都给我们诸多的借鉴。《芳草》在我们乡村做传，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功德无量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方法，我们应该写什么。
最近中国作协发了一个意见，就进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里面就要求我们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觉得“美丽乡愁”这个活动是最好的诠释。要求我们写出一些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那么这些深入乡村的作品，它真正能做到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给人以希望和温暖，不去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让我们作家深入真正的乡村。我有一个理论叫中国文学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作家就应该多写这样的作品。最后，我对乡愁不做过多的诠释，但我也有一种焦虑，当陆春祥先生邀请我去他老家的时候，说他在乡下有一个乡村书屋，我就很焦虑，我也想有一个，但是那次活动因为疫情方方面面没去成，但是我希望通过这次“美丽乡愁”的活动能治好我这个病。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千多年前，河南人崔浩来到湖北，在黄鹤楼写诗问“日暮乡关何处是”，今天黄鹤楼下的刘醒龙老师，他召唤我们，召唤很多作家来关注乡愁，这个特别有意义。很多人做小孩时就背过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往上的每一代人，都会有乡愁。
我赞同刚才王剑冰老师讲的，乡愁是乡情是乡音，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我生活在中国农耕文明的末梢，这一代可能是最后一代，那时候乡村还有田园的秩序，今天乡村慢慢城市化了。 我女儿今年九岁，玩手机电脑之类的东西特别熟练，她对乡村，哪怕一只鸭子，猪牛都充满了新鲜感，所以他们那一代人幸福也不幸福，生活条件当然越来越好，这可能是我的偏见，我觉得在她的生活中少了一种诗意的东西。他们出生在产房，在幼儿园长大，一直到一年级二年级慢慢成长，总是缺乏一种诗意的东西。刚才於可训老师说他喜欢现代生活，我也特别喜欢现代生活，真的让我在一个徽州很出名的古村落生活，在马头墙下那些老房子里住下来，最多两天就很烦了。可是在城里待太久，又很向往也很怀念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乡愁这一种感觉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我不知道〇〇后和我女儿这些一〇后他们以后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对乡村可能没什么概念，所以生命的底色里，就一定少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种感觉。我看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需要联想，小时候就生活在那样的氛围里。今天老师告诉一些城市长大的孩子，什么是白鹭，怎么上青天，都还要解释一下，而我们不需要，我们很直白，它是基因里的一个东西。
所以醒龙老师做的这件事很珍贵，珍贵在以后的人，没有乡愁，没有乡村了，这几本关注乡愁的书可能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农耕乡土的博物馆一样，那些东西消失了就没有了。今天和往后的乡村，跟过去的乡村完全不一样，可能需要在这个文本里面去寻找到，然后让生活在城里的人，慢下来，回过头去，回到我们的原点，你是浙江乡村的，你是安徽乡村的，你是东北乡村的，你是甘肃乡村的，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寻找到最开始的那段记忆。我们把它写下来，然后传播出去，给人以美，给人以诗意，我想这就是最大的意义所在。
马南（湖北省宜昌市文联文学院作家）：这一套书摆在这里很有分量，很让人震撼。作为一个文学期刊，能拿出人力和财力连续六年坚持来做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社会担当、使命和情怀。借此机会，我想表达对芳草杂志社深深的敬意。
二〇一八年我第一次参加《美丽乡愁》的驻村采风活动，于我来说是一次警醒——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文学参与的领域不仅仅是故乡的原风景以及那些存在于成长记忆之中的人和事，也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和情感的深情回眸，还应该有对当下的思考和发现，尤其是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与融合，乡村与城市的碰撞与交流等等。
让我倍感幸运的是，随着精准扶贫的不断深入和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我的故乡变得越来越好，我也十分庆幸自己在不惑之年，仍然还有故乡可回，还有许多亲人和朋友可以见面，这是一种实实在在、可以触摸到的幸福，让我无比珍惜。在今后的写作中，我会更加坚定地用文字去寻找、去抒发、去热爱，在文学中与故乡建立起一种更加亲密与深远的关系。
韩永明（湖北省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今天我们在这儿说乡愁，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说的是一个文学立场和文学观。为什么这样说？我自己也搞写作，也经常关注期刊，现在把任何一本期刊拿出来，写乡土的一些现实题材已经很少了。很多期刊是不欢迎写乡土题材的作品，包括小说。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美丽乡愁》这一套书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宣告一种文学的立场。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有很多人出自农村，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也写过一些小说，写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说小说里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最后有幸在《芳草》上发表了，很多人问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刚才我听彭学明老师讲，把手机拴到牛的头上，让手机可以呼唤牛。尽管我长大的农村非常偏远，但是可以用手机点馒头，你想吃馒头的时候，手机上一点，马上有人帮你把馒头送过来，这就是现在农村的生活。
有一次訪谈的时候，我说现在的农村和十几年前的农村完全不一样，农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完全发生了变化，但是现在很多作家的写作依然凭着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几年前的经验，也就是於可训老师刚刚提到的写得不像、不真实。因此作家有责任要呈现当下真实的文学现场，真实的乡村，这个也是文学的道义所在。因此出版这套书，就是在宣告一种文学立场，这是令我很感动也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第二点感受，刚才很多人谈到的视野问题，我把它放在两个维度上考察，第一个是历史视野，现在的乡村和过去不一样了，那么怎么样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学表达，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全国性视野，比如说一个地方杂志，能够把全国的作家集结起来，到全国各地那些很有特色的乡村，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段明贵（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原襄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襄阳孟浩然是乡村叙事的高手。他的《春晓》《过故人庄》等诗作，回答了他那个时代“乡愁”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为唐代的“乡愁”写作树立了一个标杆和一面旗帜，并且形成了一个影响久远的“乡愁”写作流派——田园山水诗歌派。
《芳草》策划、组织、编辑的《美丽乡愁》，为新时期“乡愁”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树起了一面旗帜。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一定会写出新时期的《春晓》和《过故人庄》来。
作为孟浩然的老乡，毫无疑问，襄阳作家应该积极投入这个具有创造意义的“乡愁”写作实践，义无反顾。
胡大楚（原武汉电视台副台长）：《美丽乡愁》我是忠实读者，看了五本，很喜欢。我感觉这套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纪实性。这是本色、根基。有的是报告文学，有的是纪事散文，有的类似通讯，很丰富。二是有浓郁的文学性，浓墨重彩地展示变化中的各类人物，看到丰富多彩地变化中的乡村人物，看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帜的美丽乡愁和各类典型人物。三是全套书具有组合性。横向看可以组合成全国的乡村景色全貌，纵向看可以组合成逐年变化的年代推进。所以汪政老师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算得上编年史。
我觉得上面三个特点很好。应该继续写下去。因为这是一项有特色的文化工程。
这里，我想提点建议，希望我们的作家们更有前瞻性地写好美丽乡愁。前些年，中央提的是新农村建设，抓得较多的是宜居搬迁、房屋改造、茅厕改造、排水村村通，现在演进了，中央提出的是乡村振兴，而且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并挂牌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央为什么这样讲？又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深思。 过去搞开发还是三通一平，项目就进来了，一切都升值了。现在，我们的乡村绝大多数是五通，即路通、水通、气通、电通、网通，具备了建设现代化乡村极好的条件。所以，中央说乡村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投资的最新领域，也是城市某些产业能转移升级的最好地域。因而它也就扩大和增加了乡村的实物资本，将大量的自然生态转化为生态资本，将原有固态资源变成市场日益增值的货币资源。这个变化无疑是更深刻的，是从未有过的历史性飞跃。
长期以来，我们一讲到乡村，往往都是讲农业。其实，这有局限。应该是除农业外，还有百业，乡村振兴的本义是包括农业在内的百业振兴。我讲一个例子，四川有个叫通威的企业，最早是养鱼的，后来做鱼饲料，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很有眼光，发现塘里的鱼在夏天气温高两度会死，冬天低两度鱼也会出问题。为此，他大胆创新走出了渔光一体的新路，在鱼塘上装太阳能发电板，把高两度和低两度的问题解决了，不仅鱼产量提高了，还提供了清洁的太阳能电源。日前，通威生产的高纯度硅和水上电池片产能是全球第一，这种新型的渔光一体的模式已扩散沿海好多地方。再讲一个例子，山东有两个村子。家家户户都生产演出服装，几乎包揽了全国演出服装的百分之八十。这样的范例很多，乡村振兴的本义是百业振兴。
由于以上的发展变化，就可以使我国的农业真正迈进现代化大农业生产的新阶段、新局面。前不久有报道说，我国已研制成功高产的矮脚稻，从而为立体种植创造了条件。武汉东湖创业中心在主任龚体的领导下，向占地几十万亩的煤矸石山开战，他们不仅要吃掉煤矸石山，还要用处理煤矸石后排出的二氧化碳引入专业的农业大棚，用IT控制光度，使大棚有最适合作物生长的营养物和温度，大大提高了单产。自然条件下的苹果亩产不过万斤，而在这个大棚中，亩产可以提高六倍以上。处理后的煤矸石粉尘，也进一步加工成新型建筑材料，他们已设计了新农村的新农舍，进行工业化生产，八天装配一套别墅式农舍，而且价格又大大下降……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最终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城乡差别的消失，城乡户籍二元化现象的消失，在世界上出现一个最大、最稳定的消费市场。而这个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的出现，对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从战略意义上讲，写好更多乡愁，怎么讲都不为过。《美丽乡愁》不仅有阶段的前瞻性，更有战略的前瞻性，作为一个读者，十分钦佩、十分感谢。
伍义兵（湖北省襄阳市政府副市长）：襄阳是有两千八百年历史的一个古城，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现在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城市，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占到了半壁江山。当然我们的农业还有其他的产业也在突起，包括纺织业，同时我们有六百万人口，欢迎祖国各地的各位大家多到襄阳来看一看。
看到今天这个话题后感触很多，因为我在县里面当了七个年头的县委书记，实际上就从醒龙老师主编《美丽乡愁》二〇一五年开始，我就去当县委书记，一直到发布第六本，回来襄阳工作。所以看了以后感触很深，非常感谢我们醒龙老师，还有袁善腊先生，他们策划了这本书，留存了我们的一些历史记忆。从小的人物方面，作为我个人来讲，留存了我们在农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酸甜苦辣，还有一些最主要的美好回忆和记忆。从大的历史角度来说，凸显了中国作家们的这种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最后是中国作家们的担当意识，因为你们的担当，因为你们的责任，因为你们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才会出现非常多正能量的美丽乡村的作品，激发了更多的人到美丽乡村建设一线，到乡村振兴的一线。包括下一步我们乡村振兴局也好，围绕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中国的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我想这一系列丛书将会激发更多的同志到一线去，到乡村振兴一线去，到美丽乡村一线去。
袁善腊（武汉市委老领导）：我今天主要是听专家的意见，听邱书记、彭主任还有於老师这些专家的意见。《美丽乡愁》系列丛书是由醒龙老师倡导主持，包括《绿是青山，红是生活》，一共六本，请了全国各地的老师，选择了一百多个乡村，下一步面临怎样的创新发展？今天各位老师既给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也相信芳草杂志有信心坚持办下去。
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多奇迹，包括城市现代化，刚才伍市长虽然发言很简单，但是反映了襄阳市城市化建设走在全省的前列，还有农村的脱贫攻坚应该是世界的奇迹。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两亿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六千多万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还有部分乡村的空心化问题，在中国乡村建设当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美丽乡愁》就是希望通过文学的视野观察这些新的发展，新的问题，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并不断发现挖掘一些成功的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希望中国乡村建设少走一些弯路，同时也积累了中国乡村建设宝贵的文学史料。我也非常感谢邱书记，还有醒龙主席对美丽乡村建设，对文集的支持，也感谢各位老师。
宋小词：《芳草》杂志社组织编辑的《美丽乡愁》系列丛书，从二〇一五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刚才，各位领导和嘉宾都做了很好的发言，既有肯定，也有鞭策，更有期待，我们听后感受很深、受益非淺。会后，我们将做好整理，认真总结、消化和吸收，争取后续将《美丽乡愁》丛书做得更好、更强。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此，我们也感谢襄阳市委市政府和襄阳文联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领略“三国文化”“汉水文化”的大好机会。
（责任编辑：陈婉清胡晴）
吕兵（武汉市文联一级调研员）：我受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李蓉同志的委托，同时也代表文联党组来参加这次活动。向所有与会领导，各位作家老师，以及对这次活动大力支持的襄阳文联各级同仁表示感谢！同时也对我们这套丛书开始之初到今天，给予我们各方面支持的各级领导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套书是二〇一五年，由湖北省武汉市的著名作家，全国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担任主编。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聚集在像许村、姚家山等这些有代表性的美丽乡村、偏远农村，创作散文、报告文学，每年结集出版。到目前为止，我们丛书已经出版了六部，为全国各地一百多个有特色的村庄留下了文字记录，展现了民族风物，也抒发了乡情乡愁。
《芳草》作为全国著名的中文核心期刊，要找准定位，发挥作用，留下更多名篇佳作。我们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有力帮助下，这套书一定会编下去，而且越编越好，在国家建设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彭学明（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关于《美丽乡愁》的乡村书写，在中国文学中可以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甚至大半个江山。我们几乎所有的作家在文学书写的时候都写乡村、写乡愁，都表达了对乡村的迷恋、对乡愁的怀想。《美丽乡愁》这套丛书的意义就在此。
遗憾的是，我们太多的作家和作者书写乡村和乡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书写乡愁的哀痛、乡村的忧伤，书写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的破坏，比如说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独居老人、征地拆迁、生态破坏等。但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我们的乡村已经不再是伤痛，乡愁也不再是挽歌，现在的乡村与乡愁，更多的是美丽、幸福和快乐。我是乡村长大的孩子，是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我每年起码要回我的湘西老家三四次，只要一碰到休假，我就往老家跑，为什么呢？就是去接新时代新农村的地气，感受乡村新的变化和气息，感受乡村新的文明和进步，同时感受父老乡亲们在时代巨变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跟父老乡亲交谈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乡村并不是很多作家笔下所表现的乡村，他们笔下的乡村还是几十年前的乡村，笔和步伐都已经严重落伍，严重跟不上乡村文明进步的步伐了。当下的乡村更多是美丽的乡村，当下的乡民更多是快乐和幸福。乡村那种桃花源般的美丽和快乐，乡村那种时代气息与田园气息的完美结合，常常让我很羡慕，甚至想变回农村孩子的身份，再做一回乡村人。固然，我们的乡村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哀伤与疼痛，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那早已不是乡村的主流，那也只是乡村文明进程中的一个过程，国家对乡村和农民倾注了最大的情感，制定了大量的乡村建设惠农政策，重建乡村、重塑乡村，弥补和治愈乡村文明建设进程中的缺失和遗憾。比如说，国家政策方面，现在农民种田不但不交公粮，还每年给每亩地几百块钱的补助；退耕还林，荒山荒地种树，每年也是给几百块钱的补助，田里长出的粮食、荒山上长出的树，卖出去都是自己的，不用交皇粮，不用交国税，孩子上学免费，生病有农村合作医疗，还有医疗保险。乡亲们跟我谈起这些都是非常快乐、满足和幸福。我的嫂子就跟我说过，她家一人一部手机，方便得很，只差给牛脖子上挂个手机，给牛打电话，让牛自己从山上回来，得意得不得了。小时候想跳出农门，现在真的想退休以后回到乡村去，去乡村置办房子，回归田园生活，去享受当年不曾拥有的幸福快乐。所以说在新的形势下，新的时代中，我们的作家不要再活在过去的乡村里，不要再想当然现在的农村还是我们当年那个农村，我們要真正地重新回到乡村中去，对乡村有新的发现、新的情感和新的表达。我们写乡愁的时候，不能再只是痛和苦；写乡情的时候，不能再只是父爱母爱。我们的笔下应该是今非昔比的新乡村、新时代，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臆想的陈旧的乡村。刘醒龙代表的这些作家和编辑家们，书写美丽乡愁，编辑《美丽乡愁》丛书，是自觉的文学行动，为乡村书写正本清源，是这套丛书的意义。期待这样的文学行动，成为一股清流要沁入到我们文学界，沁入到我们作家创作的各个层面中去。
刘益善（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芳草》特邀编审）：和华栋书记、学明主任、武汉市老领导袁善腊，还有全国各省来的作家，以及襄阳市的作家们在一起参加这个座谈会，很高兴。
《美丽乡愁》从二〇一四年由刘醒龙主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绿是青山，红是生活》，这是起始。从二〇一五年以后就改成了现在的《美丽乡愁》，二〇一四年到今年二〇二一年，就是第七个年头。作为一个在文学界干了几十年的老编辑，一个文学界的老业余作者，我觉得，一个杂志出面，一个地方政府出资，七年来，请了全国一百多个作家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出了六本书，第七本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将要出版的，而且是书写改革开放以来，咱们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记录乡村的变化，给中国农村的变化留下足迹，留下文字资料、文学作品。
我发现，在全国没有哪一个出版社或者哪一个省，哪一个单位七年来坚持书写“美丽乡愁”这个活动。这个事情是在中国文学，在中国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和乡村精准脱贫的整个过程中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记录。所以说这套书的出版，我们首先是给予充分的肯定，是个大好事，比起有些作品有价值得多，这是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感受，就是我们参加《美丽乡愁》写作的作家朋友，连续六年以来，因为第一次二〇一四年的时候，主要是我们湖北的作家参与，没有外省的作家，从二〇一五年开始才有外省作家来参加。每次研究作者名单的时候，从边远的西北、东北、西南，我们都有意识的来邀请，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南方的各省，各地作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也都是非常尽心尽力，亲自到村里去采访，写出他所选择村里的巨大变化。 我非常同意学明主任刚才的发言，我们过去谈乡愁好像就是一种愁怨，乡村的一种破败。我是八〇年代写诗的，那时候我写的乡镇是一片破败，写乡村的那种苦，农村的无法生存……虽然现在我觉得咱们的乡村，也存在着空村化的现象，但是乡村是越来越美丽，由穷变富了。咱们中央政策，特别是习主席的精准扶贫政策出来以后，咱们农村的变化确实太大了，我老家就在江夏区，武汉市的郊区，我们经常回去看到村里面，现在都是楼房，村村通公路，吃自来水，大部分家庭都有汽车。所以说现在的乡村，现在的乡愁就是一种美丽，而不是痛苦，不是凋敝。我们作家用笔来记叙乡村由穷变富，由过去的破败变成美丽，这是我们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是我第二点看法。
第三点我想讲，我参与了，写了几个乡村，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书，这个系列要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咱们乡村真正地变得非常美丽，没有贫穷落后，真正达到了乡村振兴。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是在活动举办之前，承蒙醒龙老师看中，让我先睹为快。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套书。你们是在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事情。我为了写它的评论，到网上去查资料，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查，说明你们真的是在默默无闻地做，一做好多年，确实非常让人钦佩。因此，在那篇文章的开头，我首先就说了，这是一次大型的文化自觉活动，是一个大型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一个大型的文学出版活动，我连续用了几个大型来说这个活动。在最后，我把它定位为一个乡村建设的编年史。
这样一个文学书写活动，它有我理解的庞大的文化背景，这个背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谓中国的背景是指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和现代乡村建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我们老一辈的乡村建设者，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等，他们当年所做的工作，他们的经验，不但造福了中国乡村，而且在世界范围之内，比如在东南亚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晏阳初的经验曾经被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推广。
从世界范围讲，就是乡村的现代化，乡村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和乡村的一体化。这些都是世界性的课题。这些课题与实践，不少活动联合国都参与了，比如说英国的新城运动，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西欧的制造小村运动，美国的金融小镇等等，都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我在看这套书的时候，确确实实从纵向和横向上看到了中国的乡村治理和世界的乡村建设，在纵横坐标上，作家们寻找了各个不同的点。所以，美丽乡愁的写作，跟我们传统乡土文学的主题，跟我们传统乡土题材的写作不一样，具有跨越的意义。
六本书，加上一本电子稿，看得出写作规模之大，乡村书写的丰富性。美丽乡愁，这个乡愁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个意思，很多学者已经论证了。所谓的乡愁，并不仅仅是对于古典的田园牧歌的怀想，专注于老水车、炊烟、传统农具等等这样一些旧式生活的臆想，乡愁其实是一种文化之根，是哲学层面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我们习惯语义的那种忧愁之愁。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在乡村振兴上多下功夫。这套书的写作在我看来恰恰就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是乡村振兴。有好多作家对这三个历史性的、由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設的过程可能还不是太明白，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一会是乡村振兴，一会是新农村建设，一会是美丽乡村建设，其实这三者是历史性的，它是一个过程，而且每个阶段的治理目标并不一样。
现在，乡村振兴已经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像襄阳市应该也有乡村振兴局吧？这是一个新的单位，以前都是没有的，现在专门为乡村振兴设立了乡村振兴局。那么，怎么进行乡村振兴？现在，乡村振兴又有哪些新的内涵？很多。它涉及共同富裕，城市和乡村的弥合，包括市场要素的重新配置，乡村产业，生活、生产、生态协同发展等等，这对我们作家新的乡村书写提出了巨大的、丰富的、有难度的知识挑战。
因此，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作家们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能够跟上中国乡村建设的现代化节奏，能够进一步在我刚才提到的纵横背景上提升与拓展，真正的写出乡村振兴的面貌，写出改革，写出中国三农的现代化。真正的使我们这套书成为中国乡村建设的编年史。
虽然我是搞文学批评的，但是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当一部文学之书在未来的领域里面，不仅仅被当成文学看待，而且能够当成历史书看待。就像若干年以后，有那么一位学者，叫王寅恪也好，叫李寅恪也好，能够像陈寅恪做元白诗研究一样来回顾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如果说研究这一段历史离不开这套《美丽乡愁》，说《美丽乡愁》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乡村历史书写最好的佐证，那就是它最大的成功。
於可训（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参加这个活动特别高兴，因为在学校里工作时间长了，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跟社会联系也比较少，埋头去教学、做课题。醒龙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确实非常高兴，也非常难得。
我在武汉大学待了四十多年，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乡愁我是能体会的，有体验乡愁的资格，也有体验乡愁的资本。美丽乡愁，我觉得跟我们一般概念上讲的乡愁不一样，因为以往文学作品当中的乡愁就是离乡背井，古典文学里面讲的在漂泊流浪当中，在天涯逆旅当中体会到那种感情。后来有一些作家，特别是台湾有些作家，也写到漂流海外游子的乡愁，这个也包括余光中的诗，包括於梨华的小说作品都是这样。现在我们写的乡愁，不是那些，而是面对现代化进程当中具体讲的城市化进程当中，我们所产生的一些对故乡的怀念，对未来的期许，很复杂的感情。
有一些作家写农村基本上是不真实的。评论家用两个字叫溃败，乡村溃败是最近一段时期作家们写乡村的主流，乡村简直暗无天日，乌七八糟。这种乡村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每年清明节，我无论如何要回去扫墓，看到的乡村是有一些不满意，那只是在未来的向度上不满意，可以更好一点。但是你从过去的维度来看，它是不断在变的，而且不断在变好。有一年我回去看村里的停车场，居然停了八台宝马车，那都是我们村里人的，而不是别人寄放在那里的。它是存在一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比如说我弟弟现在是一个地区的组织部长，他去帮乡村搞公路建设，路边栽树，有一年栽的桂花树，栽了没多久，被人把桂花树苗全挖走了。我说这不是农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不能栽桂花树这么好的品种，栽一些柳树杨树之类的，就没人挖了。是有一段时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还有乡村土地的一些问题，这都是在乡村前进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而不是作家们所渲染的那种样子。而且从世界视野来看，刚才汪政主席也讲了，中国的乡村城市化进程或者说是现代化进程，这个过程是非常人道，合乎人性人情的，而且是有条理有规律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英国十五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将近四个世纪，存在所谓羊吃人的运动，就是圈地运动，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是很残酷，很不人道的。先是那些有钱的领主和资本家联手把土地圈起来，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然后政府制定法规不允许流浪，流浪一个月没有工作的人就要被当成奴隶，进行贩卖。任何人可以把流浪者的子女拉走做奴隶，奴役他。这样的政策，农民没有办法，只能进工厂，虽然最后刺激了英国的工业发展，但这个过程很残酷。
中国乡村的城市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不是这样，政府千方百计保护农民的利益，解决三农当中存在的问题。这个过程是人道的，是合乎人性的，也是一步一步有规划的，政策法规都很明确，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文明的一个过程，和西方城市化进程消灭乡村，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代化进程是工业文明加上信息文明来取代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也没有必要阻挡。很多人出去旅游很喜欢那些原始的生活，我刚好相反，喜欢现代化生活，特别方便，拿一个手机就什么都有了。原始生活一两天可以，一个星期可以，它是可以放在记忆当中的美好，但是未来的美好可能是你更感兴趣的。所以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怎样看待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大惊小怪或者故意夸张渲染，我觉得这个态度本身就是存在一些问题，至少不是辩证的。任何事情只要有所改变，就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就要看大的趋势，着眼大局。
昨天跟醒龙聊天，说现在作家们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写正经的文章。并不是说道德上有什么问题，而是看社会生活的很多问题，作家们对写作对象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去研究，要怀着正常的心态去写作。有的作家可能为了求名求利，为了一时轰动，为了迎合某些需要，去渲染某些不应该渲染的东西，或者不值得渲染的东西，或者不能够正确的辩证的客观的对待有些问题，就会写出一些我觉得不大正经的文章。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文化人的正确态度，客观去对待那些事物，正确去了解那些东西，才能够写出好文章来，写出正经文章来。
醒龙策划这个活动，做这一套书很有眼光，像汪政刚才讲的，将来可以成为一部编年史，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编年史。留下一些文字，一些资料，那么就可以留下人们情感的记忆，心灵的历程，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美丽乡愁》我看了那些文章以后，确实非常感动，不是在那儿发出幽怨之情，里面有许多很光明的、激动人心的、感动人的东西。所以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我愿意每次都有机会来参加学习。
马步升（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六卷《美丽乡愁》，全方位记录了中国当代农村的面貌，如果后世的人，尤其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农村经济学家，要研究这一段时间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情况，这套书是难得的资料。毛泽东说，以往的正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忽视的正是普罗大众的生活。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不约而同，也把关注点放在了沉默的大多数。我看过一本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采用的素材既有各种官方文件，也有前线普通士兵的日记，回忆和家信，这就让历史落到了实处，不再是高高在上，与普通人无关的学问。我们的《美丽乡愁》，不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可以担负起忠实记录历史的功能。
我们当下的农村，按照目前的流行说法，是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向历史的深处再跟进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想想改革开放之初，直到二十世纪末，在广大农村，基本的劳动工具仍然是二牛抬杠，与秦汉时代，仅从劳动工具和耕作方式而言，并无本质区别。区别主要在于社会制度，以及一些劳动要素的变化，比如粮种的改良，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等等。那么，农村的关键性改变在哪里呢，以我看来，一个是交通条件的革命性改善。原来的交通闭塞，形成了一个个自给自足的乡村小社会，现在呢，哪怕是几千年来被认为是山大沟深的偏僻农村，机动车一般都能开进自然村，乃至各家各户门前。这样一来，乡村社会与外界连为一体，乡村也充分地实现了社会化，单个人也必须使自己充分的社会化，要不然是没法进行正常生命维护和运转的。这样一来，几千年来严重分离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被大幅度拉长，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等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来遗世独立的愿望和桃花源想象已不复存在。那么，也就意味着，乡愁的内涵外延和表现形式，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个是，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过去的种种中心格局。在以前，无关乎智愚，一个人出生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和人生结果。现在，原来的中心固然还保持着中心的优势和傲慢，但这种中心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消解。可以说，一部手机在手，谁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即时接收信息，即时发布信息，信息资源实现了即时性。原来是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现在见面容易说话更容易。这也意味着，原来的乡村情怀发生了重大改变，以前是此一别也许是永别，再也看不到人听不到声音，现在呢，肉体见面也许有难度，隔着屏幕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当面说话也许不容易，但随时随地都可以在手机里交流。这种便捷造成的正面影响是社会资源的人人共享，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的人。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以及孤独感，朋友见面各自低頭玩手机，夫妻一个被窝用微信对话等等，这不是笑话，而且事实。人们很容易误把自己的微信圈当成真实的世界，误把隔着屏幕的交流当成现实的情感。
国家宣布整体脱贫，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完成了一项旷世伟业。当下，乡村振兴工程又开始了。一般来说，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整体上，由一个农业国度跃进到工业化信息化国度。其主要标志在于，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比例的大幅度反转，也就是农业人口大量减少，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城镇化的浪潮代表的是一种历史潮流。我们说，历史潮流是不能阻挡的，也就是说城镇化仍然是历史潮流的主流，而乡村振兴却是一个逆城镇化的伟大工程。从表面看，这两个潮流是相悖的，其实以我们的国情，却是携手共进的。城镇化是为了在整体上充分实现国家现代化，而乡村振兴是为国家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总的目标是：不仅是富强中国，而且是富强的美丽中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乡村的书写行动和书写成果，定位为美丽乡愁，不仅具有现实的正当性，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冯艺（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前面几位同行的发言都谈到我们所说的乡愁，是美丽的乡愁。这是今天的乡愁，是今天对乡村美好情感的表达。这是用文学语言形象地展现当下乡村建设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它是文学的现实意义，也承担了社会学、历史学的意义。
乡村一直都为文学的写作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我想起在北京上大学时，费孝通先生就说过，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倡导的乡村田野考察。当时他在江浙一带进行乡村考察后，又和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妻子王同惠来到我们广西，深入大瑶山做山村调查。为此，他误入了“虎穴”，妻子为了救他，跌入了瑶山深谷，不幸遇难。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在改革开放后，他再次到广西去乡村考察。费先生关于乡村调查的著作，记录了当时中国乡村建设的状况，为后来的文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费先生认为他的考察“只是一段记录”，他看见许多农村家庭好几代都不会搬离自己的家庭，数代人栖居在一个地方。由此，乡土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动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人与人的接触也是局限于小范围的人群，即大多是熟人，而现代城市人每天遇到的几乎都是陌生人，你必须时常拿出通讯录看看他们的名字，而乡村哪里需要什么通讯录呢。“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记得这是他在《乡土本色》开篇的第一句话。“乡”指的是乡下人生活的村落，“土”指的是土地、泥土。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村与村之间较孤立，以土地为生的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不流动是常态，迁移是非常少见的。在这样一个以村落为单位的聚居环境中，乡土的生活富于地方性，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而言，村子里的人都是他长时间、频繁接触到的“熟人”。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互相知道对方的底细，从熟悉中得到信任。我想，这就是费先生早年为我们写下的“乡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深刻地变化，这是四十多年积累，我们感同身受。时代向前发展，变化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上的最大变化就是观念的转变，这是符合人往高处走的规律。
我的老家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壮族山乡。过去，山路崎岖，交通不方便，村民一家数代守着一小块山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多年前修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靠近家门口，年轻人有了走出大山，到珠三角，或自治区首府打工的机会。人们走出去了，乡村面貌随之慢慢发生了变化。年轻人每年打工返乡，带动家人讲起了普通话。我曾经好奇地问他们，怎么也会讲起普通话来。他们说，在外面闯荡，不讲普通话不好交流。讲普通话不是谁逼你的，而是自然而然地磨出来的。看来，乡愁不仅是观念的更新，更拓宽了视野的空间。外面的一切都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呢？有了钱，就回家盖房子。于是在建筑风格上，盖起来的便是一栋栋效仿珠三角农村的楼房，有些甚至还带着欧式风格。几年回一次老家，我发现村里的确是变了个样，卫生、整洁，一改以往破败的感觉。我想，对于村庄而言，它的变化全部应该是乡亲们的情感经历和个人感受构成的，他们从见过的，感受到的过程中思变。村庄变了，而此时，只有我在老家的房子还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吊脚楼。原因是我的父辈早年已经走出了山村，爷爷奶奶辈的人早已不在人间，留下的房子只存放着祖先的灵牌和香炉，成了根的象征。偶尔回去祭祖，看着先人留下的遗存，荒芜、破落，心凄然？
现在村道已是柏油马路，路灯、绿化都有了，的确令我感慨。村委会托人向我传话，说我家祖宅空置，陈旧已危，影响了家乡新农村的形象，希望我们拆了重建。我想，还是要顾全大局，拆就拆吧，幸好侄儿们在城里混得不错，他们说，拆了就建一栋现代化漂亮的别墅，于是他们动了起来，并于近日封顶。他们把照片发给我，看起来真的像模像样了。建好了，可能没人回去常住，就让它延续我们对家乡永久的感情，也为乡村建设添上一笔美丽色彩！
陆春祥（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我觉得乡愁今人有，古人也有。最典型的就是《论语》“先进”篇里边的一段，几个学生言志，最后，孔子赞同在边上弹琴的曾点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乡愁，它的大環境就在沂水边的乡下，咏而归，其实是文化含量极高的活动。我们所向往的生活，古人也在向往。整体上说，城市化迅速发展到乡村，现在的乡村振兴就是要把乡村也变成那种比较舒适的地方。不仅是中国人这样，外国人其实也这样。我记得马克思说过，他有一种理想的生活，上午种田，下午钓鱼，晚上看哲学。这种理想，就是我们乡村生活的理想，很多人都要往这种方向去发展，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心灵的舒适。现在许多人对城市生活都非常厌倦，特别是一些写作者极为向往乡村生活。就我个人来说，我的书院就在老家县城，已经建好，我以后就可以过上这种比较舒适的生活，窗前听听鸟叫，想写什么写什么，没什么压力。城市生活压力大，杭州城西到城北或者到城南，至少要一个多小时，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汽车，心烦得很。
另外，我说一下我们《浙江散文》杂志。我们也会收到非常多的关于乡愁的来稿，但许多来稿都不太满意，其实还是写作方法问题。现在乡村已经大变，但我们的写作角度变化却不大，也就是说，乡愁不仅仅是那些回忆过去的片段。现在快递中的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我老家桐庐起源的，申通、圆通、中通，还有韵达，都非常著名。这些创业者，原来生活在桐庐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写过他们，但从长篇散文这个角度写的还是比较少，这里面一定有大文章。刚才我也翻了一下历年来的乡愁作品集，我们的写作可能还是走马观花比较多一些，涉及乡愁的一些具体细节，特别是人物还是明显比较少，显然，我们如果不在那里生活，不去深入的采访，是不会了解到他们的全部以及未来。
现在抖音、快手，很多发布者都是在乡村里面，我去年回乡，一个表弟的老婆，原来是打麻将的高手，后来她自己搞抖音，粉丝也有一万多，非常活跃，这种类型的人太多，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乡村，东西南北它都不一样。浙江比较发达的一些乡村，跟城市的区别也不大。节假日的时候，我老家平时四五百一晚的酒店，基本上都要涨三倍，民宿价格两三千很正常，这些其实给我们写作者提出了问题，将来的美丽乡愁在什么地方？ 回到乡愁系列作品集，这一套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好。如果从形式包装看，还可以做得更精致，让更多的读者看到。醒龙兄的这个创意非常好，把全国好的乡村，通過一些知名的作家，用独特的眼光写出来，这是一个创造。如果在后期的推广，读者的推动上面，再加把力的话，它影响力会更大一些！
王剑冰（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美丽乡愁》这个书做得很漂亮，我觉得是遵循了几年前习主席讲话的要求，记得住绿水青山，留得住绿水青山。乡愁丛书是一个连续性的，每年都在出，就见出它的意义，不断地闪现，所以人们印象就更深刻一些。
乡愁，乡愁不在愁字上，乡愁实际上就是乡情乡音啊。乡愁不是说对乡村的那种愁苦，那种一想到乡村，就想到了乡村的那种苦痛，那种伤心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乡愁就是乡情和乡音，他的那种深情始终把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所以做这个书的意义十分重大，是一个有远见的文学操作。
乡村实际上是美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乡村的根，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还是回到别人的家乡，感觉都是一样的。我几年前在一个叫陕塬的地方深入生活，当时是作家深入生活，把我派下去一年，后来我在那里又坚持了两年，一共三年的时间。我们的塬跟陕西的塬是相通的，都是那种黄土高坡，但是河南人在塬上生活更加艰难一点，他们是在高高的山上往下挖个大坑，方形的大坑，在坑底去掏窑洞，掏九孔窑到十二孔窑，一个家族的人住在里边，再挖一个斜坡，通到上面去。那么多人，他们的祖先引来了自己的本家人，然后外姓人都住在塬上，那么这个塬上慢慢地就住了上百个村子，都在三道塬上住着。如果一个外地人去了，根本看不见村庄在哪里，一片平坦，只有炊烟在上头袅袅飘着，这个时候就顺着炊烟走，能看到一家一户都在地底下，他们在那里生活做饭，赶着驴推磨，他们的井也在里边，他们还在里头种菜，有菜园子，那种生活当时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所以我在那里经历了一年四季，经受了风花雪月。那里住的人跟我们现在普通的乡村人是一样的，老年人居多，小孩居多，年轻人很少。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对上塬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纠结，去孩子家了以后住不惯，还是要回到塬上来，哪怕拾一把柴火烧锅，住得也好。他们河南土话很带劲，见了面都是，上了。我刚开始没听明白“上了”是什么东西，那就是他们在地底下生活，上去了，你上来了，你上。我觉得独特的文字相当美妙，我就写了两篇塬上的文章发在人民文学，后来又出了一本书叫《塬上》。
我觉得乡愁对我的意义非常巨大，我后来去过广西大瑶山的深处，看了乡间老百姓的生活。学校建在高高的山顶上，一个班的孩子，这边坐的一年级，旁边坐的二年级。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问你怎么上课，他说，教了一年级的再教二年级的，一年级做作业，二年级听，反复就是这样。今年又去了后地湾，在临洮后地湾的村子也遇见这种情况，竟然是幼儿园的大班和一年级在一起，然后二年级和三年级在一个班，老师就那样教。孩子们非常乖，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做他二年级作业，三年级的老师在那里讲课。
美丽乡愁体现在我所见识的这些地方，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穷苦，那种孤独，他们的快乐体现在他们的每一天，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现在他们自由的生命意识当中。尽管老年人慢慢衰老了，看见他们慢慢佝偻着腰，但是你能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们的满足、自得，以及对他们自己乡村的认识。
二〇一七年我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序言，我念上面的两小段，也代表了美丽乡愁的意识：
“乡愁孕育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特殊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的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桫椤（河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研究员）：首
先感谢醒龙老师和《芳草》杂志的邀请。我也是《美丽乡愁》的作者，写过文章，现在《美丽乡愁》这个品牌已经成了文学界的知名活动，刚才几位领导和老师都充分地阐述了它的意义。这次有机会到襄阳来，面对会议的主题，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乡村生活和人的精神建构之间的关系，我谈点粗浅的理解。
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太行山区的农村，七〇年代出生。在我出来上学之前，我就一直认为乡村就是自己的世界，对于外界城市的生活来讲，自己就是一个他者。我总是在用一个乡村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也就意味着我用一种传统的价值来衡量现实的生活。形成这种定势的原因，我觉得不在于我后来通过读书形成的对它的理性认识，而是来自从小在乡村生活的沉浸体验，长期的沉浸，就让我成了那样一个人，具有乡村价值的一个人。
所以我自认为是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乡下人。通过这一点，我想到我们对乡村的认知，似乎有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纯粹的、本质化的乡村想象。总认为有一种乡村的场景，田园牧歌或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场景，才是我们理想化的乡愁生发之地。当我们说到乡村振兴意义上的乡村，变化以后我们就认为“村将不村”了，我们就觉得它衰败了。其实它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表现，不是说我们有那样一个本质化的乡村供我们去膜拜，甚至期待着能从古代移植到现实生活当中来，不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七〇后可能是最后一代有浓厚乡愁的人，与他们相比，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的生活成长经历要复杂得多，他们对乡村的情感不会再像七〇后这样了；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以后的人即便在农村生活，他们的经验中也融入了太多工业的、城市化的，包括现在网络的生活经验，他们是在一种复合性的经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乡愁被稀释了。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现在看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农村作为主场、农民作为主角的写作很少了；我们在过去的小说中能够看到风景描写、自然风物描写的机会也非常少了，乡村作为一个文学生存空间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它逐渐成为一种精神的寓寄地、一部分人的精神寓寄地，而不是人实际的生活空间。 这次活动的微信群名开始设成“美丽乡愁啊愁”，虽然是一个戏谑式的，但是也说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对于怀念乡村生活的几代人，只有回不去的故乡，只有无处寄放的乡愁，所以我们只能想起来就发愁。
在文学作品当中留下故乡，留下我们的乡村，留下我们对乡村的情感体验，就像“美丽乡愁”活动产生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每一篇作品都有可能是关于传统乡村生活的一曲绝唱，马步升老师有一本书叫《故乡的反方向是故乡》，这就意味着我们离实际的故乡越来越远，但是也越来越趋近于精神上的、灵魂上的故乡。我也希望这个主题活动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用文字记录乡愁，在我们的文章中建立一个精神的故园。
王芸（江西省南昌市作家协会主席）：我应该是嘉宾里最幸福的，这次受《芳草》邀请不仅是让我“回娘家”，我昨天顺道回了一趟荆州，也是“走亲戚”，在火车上我读到段明贵老师发的几篇关于襄阳的文章，对襄阳有了一定的了解，越看越觉得襄阳和荆州真像一对“兄弟”，都是鱼米之乡，都是“兵家必争之地”，都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一个在《三国演义》被提到三十多回，一个被提到七十多回，真的很像。很惭愧，我竟然是第一次到襄阳来。
每年有几次机会到乡村，但是真正耐下心来和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节奏合拍，沉浸式地进入到一个村庄的内部，去感受它独特的韻味，细细体察它的历史脉络、文化脉络，还有鲜活的民风民情，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很感谢《芳草》又给了我第二次机会。第一次是二〇一五年，当时我到江西广昌的姚西村，那是一个莲花和莲米与之有一千多年渊源，而且和它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紧密关联的村庄。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当时不是旅游最旺季，我一个人走在浩大莲塘的深处，莲塘从村庄的腹心一直铺排到远大的山脚下，一些莲叶和莲花比我还高。特别浩大的一片莲塘，让人生出旷远之感，不只是空间的旷远，也仿佛行走在时光的深处、迢远处。那种感觉，以前没有过，可能以后也不会有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这次参加《美丽乡愁》的书写，还是想到一个有特色的乡村，沉浸式地去体验一番。
这几年去乡村，感受到现在乡村的变化速度真是非常快，好像几天不去它就变了，道路通达了，水清澈了，房屋越来越漂亮了，还有绿色越来越多了……我们的书写速度似乎跟不上它变化的速度，就像是听音乐或是看电影时按下了快进键，一点五倍或是二倍速，所以我写“现在进行时”的乡村，其实是不敢轻易下笔的。一度，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在乡村生活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奔向了城市。在我的小说《薇薇安曾来过》里，写到了一个小学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两个老师。这是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文联对口的一个扶贫村里的真实状况，它映现了乡村的现实。但是透过这个现实，又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政策，即便一个村子只有一个留守儿童，也会保留学校，为他配备两位老师。这个政策是关照到了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有很深的人文关怀在里面。
前不久到江西抚州的资溪县，那里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资源，新建了一个高科技产业园，我在工厂里问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是从城市又回到乡村的。因为当地引进了一些产业来扶贫、发展经济，所以她就回来了，月工资四千多元，还可以就近照顾父母和孩子，可以享受到家乡“每立方米三十六万个氧离子”的绿色生态环境，享受家乡的水土带给她心灵的抚慰，这是她在城市打工时无法体验到、无法获得的。现在的乡村，和我们过去经验里的乡村已经很不一样了，而且还在不断发生着改变……我翻看这一本本《美丽乡愁》，感觉里面的文章就好像是一个个“窗口”，让我们跟随不同作者的笔触去看向一个个村庄的“内部”，其实也是现实中国的一个个“局部”。历史是文字记载和传承的“记忆”，可能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后世之人会经由这一篇一篇文章，来感受、眺望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从这个方面来说，《美丽乡愁》丛书的撰写和结集出版是有意义的。
龙仁青（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个活动我参加过两次。二〇一七年，我应《芳草》杂志的邀请，前往湖北大湾村采风，对那里新农村建设风貌印象深刻，有很多感触。回到家乡青海后，去了我出生长大的故乡铁卜加。铁卜加，是青海湖边一个非常小的村落，离青海湖的直线距离大概不到十公里的样子。只有十来户人家，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小牧村长大的。小的时候觉得故乡就是世界，觉得这个世界上该有的东西小牧村都有，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我再次回望故乡，用了好多倒叙和插叙的手法，写了我童年的一些过往，也写了这个小牧村的变迁。
上世纪六〇年代初，日月山以东的青海农业区出现了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就鼓励农业区的一部分人从农业区迁出去，迁到更广阔的草原上去，去开垦土地，当时的口号是“向荒山要良田”，这一措施在当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绩，但从长远看，反而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因为青海湖畔草原的植被非常薄弱，不适于开垦，开垦反而造成了土地的沙化。迁来不久的农民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面对今后的日子。自从他们来到青海湖畔，就发现湖中有鱼，成群结队地游弋着，每每到了夏天，那些流往青海湖的小溪流里，也到处都是鱼群。这种鱼就是青海湖裸鲤，当地人叫湟鱼，不能种田了，青海湖里的湟鱼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开始尝试着打鱼，慢慢地，他们由农民变成了渔民。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几年，到了上世纪八○年代初，青海湖湟鱼由于过分捕捞，成了濒危物种，政府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些变成渔民不久的农民再次陷入不知所措。怎么办？自己原本在日月山以东的家乡已经回不去了，庄稼不能种了，鱼也不能打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当地的土著牧民一样，去放牛放羊。于是，一些人买了一些牛羊，开始尝试着放牧。开始的时候，一切也还安好，但时间长了，当地的土著牧民不干了，因为他们的行为，抢占了人家的草山，草山纠纷时而发生。如今，我的小牧村被纳入青海湖生态环境治理的范畴中，政府对这些历经磨难的人们进行了妥善安排。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村庄长大，我这篇文章写的也是这些事情。 我们在说故乡或家乡的时候，这个词似乎并不指涉城市，一般情况下，它指的是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乡村。我还觉得，故乡和家乡这两个词，听起来意思相同，但其实是略有区别的。故乡可能指的是一个自己出生长大，如今却连根拔出，已经回不去了，回去了也没有家，没有亲人的地方。而家乡，时常指的是自己的家还在，父母或者亲属也在，自己还可以回去的那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把故乡这个词的外延放大，把它从一个小村落扩展到一个乡镇，一个县域，乃至一个省、一个国的时候，故乡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
所以，二〇二〇年我把《美丽乡愁》的书写主题，放在了我的家乡，放在了整个青海省。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去打量和认知这里的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特别是青海省这几年大力推动的国家公园省建设。我发现，小时候被我看作是世界的那个小牧村已然不是世界了，一个更加辽阔宽广的世界正在我面前逶迤地打开，在这个新的时代，正在展现出它的多姿多彩。这便是我二〇二〇年的书写。我认为，我自己是有进步的。
徐晓华（《扬子江诗刊》副主编）：参与《芳草》的活动还是挺多的，从女评委奖开始。这次来之前拿到了《美丽乡愁》这套书，一般拿到丛书，就会看看前言、后记，对书有个大致的了解，但是这套书每一册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这或许是策划者有意为之？或许醒龙老师不想让大家先入为主，而是要一篇一篇地看过去，在看的过程中了解策划者的良苦用心。
看完之后，我的一个强烈地感受就是，每一册的质量都非常高，而且相对均衡，每一篇文章都是用心写的，作家们不敷衍、不马虎，确实经得起推敲，他们都是从故乡出发，从自我出发，那里面不但有乡村，有历史，有文化，有风土人情，而且有“我”，有情感，有思考，有人文情怀，确实是一个作家在以自己的方式参加当今的乡村建设。
说到乡村建设，国家是分步实施的，从新农村建设开始，到后来的美丽乡村，到现在的乡村振兴，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在这些作品里面都有反映，我特别同意彭学明老师的观点，他说不要拿我们过去想象中的乡村去写乡村，而是要真正地去看眼下的乡村，去写当下的乡村，现在的乡村跟过去的乡村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乡愁自然也就不是过去的乡愁。我们应该去反映真实的乡村生活，当下的鲜活的乡村世界。
说起当下的乡村，我们还应该警惕一些事情。比如随着抖音的火爆，出现了一个乡村女子李子柒，数千万的人关注了她。每天我们乐此不疲地在网上看她琐屑的日常生活。我在想，李子柒现象反映了什么？实际上是我们当代人对古老的、传统的、原生态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天天去看她劈柴做饭，看她去干农活，做各种手艺，从春天看到冬天，自然风景的变化，农事月令的更替。直播中，她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最多加一个阿婆，由此表达一种温情。但是你渐渐地发现，她的生活其实是被设计的，实际上是有团队包装的，随着镜头越拍越精致，忽然觉得不想再去看她了。这是什么原因？她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而且设计感越来越强。比如有一天她去弄红色的花，学古代的女人做胭脂，做口红，我就感受到了一种不真实，她从一个原本真实的乡村，变成了一个虚幻的、想象中的乡村，从纯朴的温暖的乡情，变成了虚情假意的“原生态”。
所以，我还是想看看我们现在真实的家乡，看看我们现在真实的农村。我觉得像醒龙主席做的这些工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是面对真实的工作。这套丛书就是让我们从这些文字里面感受到故乡，感受到乡音、乡情，尤其是感受到当今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每一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写，让我们体验到乡村的丰富、真实、自然與变化，也让我们对未来的乡村充满期待。
李皓（《海燕》杂志主编）：听到大家对美丽乡愁这么多诠释和理解，我也感受很深。我要感谢芳草能邀请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服务的《海燕》杂志跟芳草一样，都是副省级城市办的刊物，八〇、九〇年代的时候，《芳草》和《海燕》曾经被誉为中国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但是这些年《芳草》做得越来越好，《海燕》就逊色很多了，所以今天也是来学习。
《美丽乡愁》这套书我没有看过，但是通过大家的讲解和论述，我觉得这套书很有远见，很有前瞻性。二〇一五年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一个作家一个刊物，能做什么，写什么东西，能走在别人的前面，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六本书含有的分量也很厚重，它是伴随着我们脱贫攻坚的脚步而诞生的。总书记宣布了我们已经脱贫，已经进入小康社会，这套书我觉得也是有贡献的。
从我这个角度看，它对我们的文学期刊同行也提供了诸多的经验，杂志发什么稿子，搞什么样的活动，做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芳草》和醒龙老师都给我们诸多的借鉴。《芳草》在我们乡村做传，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功德无量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方法，我们应该写什么。
最近中国作协发了一个意见，就进一步加强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里面就要求我们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觉得“美丽乡愁”这个活动是最好的诠释。要求我们写出一些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那么这些深入乡村的作品，它真正能做到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给人以希望和温暖，不去写那些无病呻吟的东西，让我们作家深入真正的乡村。我有一个理论叫中国文学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作家就应该多写这样的作品。最后，我对乡愁不做过多的诠释，但我也有一种焦虑，当陆春祥先生邀请我去他老家的时候，说他在乡下有一个乡村书屋，我就很焦虑，我也想有一个，但是那次活动因为疫情方方面面没去成，但是我希望通过这次“美丽乡愁”的活动能治好我这个病。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千多年前，河南人崔浩来到湖北，在黄鹤楼写诗问“日暮乡关何处是”，今天黄鹤楼下的刘醒龙老师，他召唤我们，召唤很多作家来关注乡愁，这个特别有意义。很多人做小孩时就背过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往上的每一代人，都会有乡愁。
我赞同刚才王剑冰老师讲的，乡愁是乡情是乡音，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我生活在中国农耕文明的末梢，这一代可能是最后一代，那时候乡村还有田园的秩序，今天乡村慢慢城市化了。 我女儿今年九岁，玩手机电脑之类的东西特别熟练，她对乡村，哪怕一只鸭子，猪牛都充满了新鲜感，所以他们那一代人幸福也不幸福，生活条件当然越来越好，这可能是我的偏见，我觉得在她的生活中少了一种诗意的东西。他们出生在产房，在幼儿园长大，一直到一年级二年级慢慢成长，总是缺乏一种诗意的东西。刚才於可训老师说他喜欢现代生活，我也特别喜欢现代生活，真的让我在一个徽州很出名的古村落生活，在马头墙下那些老房子里住下来，最多两天就很烦了。可是在城里待太久，又很向往也很怀念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乡愁这一种感觉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我不知道〇〇后和我女儿这些一〇后他们以后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对乡村可能没什么概念，所以生命的底色里，就一定少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种感觉。我看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需要联想，小时候就生活在那样的氛围里。今天老师告诉一些城市长大的孩子，什么是白鹭，怎么上青天，都还要解释一下，而我们不需要，我们很直白，它是基因里的一个东西。
所以醒龙老师做的这件事很珍贵，珍贵在以后的人，没有乡愁，没有乡村了，这几本关注乡愁的书可能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农耕乡土的博物馆一样，那些东西消失了就没有了。今天和往后的乡村，跟过去的乡村完全不一样，可能需要在这个文本里面去寻找到，然后让生活在城里的人，慢下来，回过头去，回到我们的原点，你是浙江乡村的，你是安徽乡村的，你是东北乡村的，你是甘肃乡村的，让我们回到最初的原点，寻找到最开始的那段记忆。我们把它写下来，然后传播出去，给人以美，给人以诗意，我想这就是最大的意义所在。
马南（湖北省宜昌市文联文学院作家）：这一套书摆在这里很有分量，很让人震撼。作为一个文学期刊，能拿出人力和财力连续六年坚持来做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社会担当、使命和情怀。借此机会，我想表达对芳草杂志社深深的敬意。
二〇一八年我第一次参加《美丽乡愁》的驻村采风活动，于我来说是一次警醒——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文学参与的领域不仅仅是故乡的原风景以及那些存在于成长记忆之中的人和事，也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和情感的深情回眸，还应该有对当下的思考和发现，尤其是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与融合，乡村与城市的碰撞与交流等等。
让我倍感幸运的是，随着精准扶贫的不断深入和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我的故乡变得越来越好，我也十分庆幸自己在不惑之年，仍然还有故乡可回，还有许多亲人和朋友可以见面，这是一种实实在在、可以触摸到的幸福，让我无比珍惜。在今后的写作中，我会更加坚定地用文字去寻找、去抒发、去热爱，在文学中与故乡建立起一种更加亲密与深远的关系。
韩永明（湖北省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今天我们在这儿说乡愁，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说的是一个文学立场和文学观。为什么这样说？我自己也搞写作，也经常关注期刊，现在把任何一本期刊拿出来，写乡土的一些现实题材已经很少了。很多期刊是不欢迎写乡土题材的作品，包括小说。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美丽乡愁》这一套书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宣告一种文学的立场。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有很多人出自农村，我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也写过一些小说，写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说小说里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最后有幸在《芳草》上发表了，很多人问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刚才我听彭学明老师讲，把手机拴到牛的头上，让手机可以呼唤牛。尽管我长大的农村非常偏远，但是可以用手机点馒头，你想吃馒头的时候，手机上一点，马上有人帮你把馒头送过来，这就是现在农村的生活。
有一次訪谈的时候，我说现在的农村和十几年前的农村完全不一样，农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完全发生了变化，但是现在很多作家的写作依然凭着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几年前的经验，也就是於可训老师刚刚提到的写得不像、不真实。因此作家有责任要呈现当下真实的文学现场，真实的乡村，这个也是文学的道义所在。因此出版这套书，就是在宣告一种文学立场，这是令我很感动也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第二点感受，刚才很多人谈到的视野问题，我把它放在两个维度上考察，第一个是历史视野，现在的乡村和过去不一样了，那么怎么样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学表达，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全国性视野，比如说一个地方杂志，能够把全国的作家集结起来，到全国各地那些很有特色的乡村，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段明贵（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原襄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襄阳孟浩然是乡村叙事的高手。他的《春晓》《过故人庄》等诗作，回答了他那个时代“乡愁”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为唐代的“乡愁”写作树立了一个标杆和一面旗帜，并且形成了一个影响久远的“乡愁”写作流派——田园山水诗歌派。
《芳草》策划、组织、编辑的《美丽乡愁》，为新时期“乡愁”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树起了一面旗帜。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一定会写出新时期的《春晓》和《过故人庄》来。
作为孟浩然的老乡，毫无疑问，襄阳作家应该积极投入这个具有创造意义的“乡愁”写作实践，义无反顾。
胡大楚（原武汉电视台副台长）：《美丽乡愁》我是忠实读者，看了五本，很喜欢。我感觉这套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纪实性。这是本色、根基。有的是报告文学，有的是纪事散文，有的类似通讯，很丰富。二是有浓郁的文学性，浓墨重彩地展示变化中的各类人物，看到丰富多彩地变化中的乡村人物，看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帜的美丽乡愁和各类典型人物。三是全套书具有组合性。横向看可以组合成全国的乡村景色全貌，纵向看可以组合成逐年变化的年代推进。所以汪政老师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算得上编年史。
我觉得上面三个特点很好。应该继续写下去。因为这是一项有特色的文化工程。
这里，我想提点建议，希望我们的作家们更有前瞻性地写好美丽乡愁。前些年，中央提的是新农村建设，抓得较多的是宜居搬迁、房屋改造、茅厕改造、排水村村通，现在演进了，中央提出的是乡村振兴，而且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并挂牌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央为什么这样讲？又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深思。 过去搞开发还是三通一平，项目就进来了，一切都升值了。现在，我们的乡村绝大多数是五通，即路通、水通、气通、电通、网通，具备了建设现代化乡村极好的条件。所以，中央说乡村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投资的最新领域，也是城市某些产业能转移升级的最好地域。因而它也就扩大和增加了乡村的实物资本，将大量的自然生态转化为生态资本，将原有固态资源变成市场日益增值的货币资源。这个变化无疑是更深刻的，是从未有过的历史性飞跃。
长期以来，我们一讲到乡村，往往都是讲农业。其实，这有局限。应该是除农业外，还有百业，乡村振兴的本义是包括农业在内的百业振兴。我讲一个例子，四川有个叫通威的企业，最早是养鱼的，后来做鱼饲料，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很有眼光，发现塘里的鱼在夏天气温高两度会死，冬天低两度鱼也会出问题。为此，他大胆创新走出了渔光一体的新路，在鱼塘上装太阳能发电板，把高两度和低两度的问题解决了，不仅鱼产量提高了，还提供了清洁的太阳能电源。日前，通威生产的高纯度硅和水上电池片产能是全球第一，这种新型的渔光一体的模式已扩散沿海好多地方。再讲一个例子，山东有两个村子。家家户户都生产演出服装，几乎包揽了全国演出服装的百分之八十。这样的范例很多，乡村振兴的本义是百业振兴。
由于以上的发展变化，就可以使我国的农业真正迈进现代化大农业生产的新阶段、新局面。前不久有报道说，我国已研制成功高产的矮脚稻，从而为立体种植创造了条件。武汉东湖创业中心在主任龚体的领导下，向占地几十万亩的煤矸石山开战，他们不仅要吃掉煤矸石山，还要用处理煤矸石后排出的二氧化碳引入专业的农业大棚，用IT控制光度，使大棚有最适合作物生长的营养物和温度，大大提高了单产。自然条件下的苹果亩产不过万斤，而在这个大棚中，亩产可以提高六倍以上。处理后的煤矸石粉尘，也进一步加工成新型建筑材料，他们已设计了新农村的新农舍，进行工业化生产，八天装配一套别墅式农舍，而且价格又大大下降……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最终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城乡差别的消失，城乡户籍二元化现象的消失，在世界上出现一个最大、最稳定的消费市场。而这个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的出现，对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从战略意义上讲，写好更多乡愁，怎么讲都不为过。《美丽乡愁》不仅有阶段的前瞻性，更有战略的前瞻性，作为一个读者，十分钦佩、十分感谢。
伍义兵（湖北省襄阳市政府副市长）：襄阳是有两千八百年历史的一个古城，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现在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城市，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占到了半壁江山。当然我们的农业还有其他的产业也在突起，包括纺织业，同时我们有六百万人口，欢迎祖国各地的各位大家多到襄阳来看一看。
看到今天这个话题后感触很多，因为我在县里面当了七个年头的县委书记，实际上就从醒龙老师主编《美丽乡愁》二〇一五年开始，我就去当县委书记，一直到发布第六本，回来襄阳工作。所以看了以后感触很深，非常感谢我们醒龙老师，还有袁善腊先生，他们策划了这本书，留存了我们的一些历史记忆。从小的人物方面，作为我个人来讲，留存了我们在农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酸甜苦辣，还有一些最主要的美好回忆和记忆。从大的历史角度来说，凸显了中国作家们的这种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最后是中国作家们的担当意识，因为你们的担当，因为你们的责任，因为你们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才会出现非常多正能量的美丽乡村的作品，激发了更多的人到美丽乡村建设一线，到乡村振兴的一线。包括下一步我们乡村振兴局也好，围绕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中国的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我想这一系列丛书将会激发更多的同志到一线去，到乡村振兴一线去，到美丽乡村一线去。
袁善腊（武汉市委老领导）：我今天主要是听专家的意见，听邱书记、彭主任还有於老师这些专家的意见。《美丽乡愁》系列丛书是由醒龙老师倡导主持，包括《绿是青山，红是生活》，一共六本，请了全国各地的老师，选择了一百多个乡村，下一步面临怎样的创新发展？今天各位老师既给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也相信芳草杂志有信心坚持办下去。
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多奇迹，包括城市现代化，刚才伍市长虽然发言很简单，但是反映了襄阳市城市化建设走在全省的前列，还有农村的脱贫攻坚应该是世界的奇迹。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两亿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六千多万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还有部分乡村的空心化问题，在中国乡村建设当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美丽乡愁》就是希望通过文学的视野观察这些新的发展，新的问题，希望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并不断发现挖掘一些成功的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希望中国乡村建设少走一些弯路，同时也积累了中国乡村建设宝贵的文学史料。我也非常感谢邱书记，还有醒龙主席对美丽乡村建设，对文集的支持，也感谢各位老师。
宋小词：《芳草》杂志社组织编辑的《美丽乡愁》系列丛书，从二〇一五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刚才，各位领导和嘉宾都做了很好的发言，既有肯定，也有鞭策，更有期待，我们听后感受很深、受益非淺。会后，我们将做好整理，认真总结、消化和吸收，争取后续将《美丽乡愁》丛书做得更好、更强。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此，我们也感谢襄阳市委市政府和襄阳文联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领略“三国文化”“汉水文化”的大好机会。
（责任编辑：陈婉清胡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