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风靡海内外的《夏济安日记》(1946年1-9月)虽然篇幅上和吴宓的十大本日记相去甚远，但读来却每每为二人极其相似的挣扎而喟叹。钱钟书曾评价吴宓“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乱’的悲剧主角；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李洪岩《近代学人与钱钟书》，第5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这句话用来形容夏济安，至少是1946年的夏济安，也是恰如其分的。他对R．E宗教式的情感，也许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心灵的独角戏。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在《日记》的前言中指出，虽然阿诺德在性格上和济安有相似之处，但欧洲作家中如瑞士的阿米尔(Amiel)同那时的济安更相像，“他们都富于‘沉思’，而不敢在生活的选择上，做任何‘卤莽的行动”。(《夏济安日记》前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有趣的是，早在1932年7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吴宓就已经译介Amiel的Philine一书，并明白以其自况。1937年7月15日，已过不惑之年的吴宓甚感寂郁，恰又读到梁遇春的遗作，《论Amiel》一文，抚卷唏嘘，“Amiel一生之性行，极与宓类似。其思虑过多，蹉跎自误，未获享受婚姻恋爱之真实幸福，更与宓同，因之引起宓极深之悲感。”(《吴宓日记》Ⅵ1937年7月15日，第169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吴的日记中似乎没有出现过夏，但夏却在分析地位高、年龄大再谈恋爱的后果时，警告自己“这样可使恋爱、地位一起落空，以吴宓便是前车之鉴，最是可怕。”(《夏济安日记》第32页)
他们是那样的相似：同是西洋文学专业出身，都曾在西南联大执教，都在日记中反复构思自己的小说，或不时地感慨雪莱的爱情。他们对宗教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日记里大谈基督教或圣经，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次日便去拜访僧人，或诵读佛经。
他们都在书山中觅求现实的小径，又在现实中构建书山的风景。
二人都在叙述中多次提到了马修·阿诺德，都意识到自己和他的相似。他们三人都经受着情与理、浪漫与古典的冲撞所带来的痛苦。吴宓迎上前去，并以其自况为荣，在诗中称“我是东方安诺德”，(《吴宓诗集》第296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并将其列为自己追慕的三大西方诗人之一；(同上，卷首)夏济安则在极力躲避，说“Amold半吊子式的生活，我不赞成”，而后又承认自己和他之间有“Spiritu—al affinity”。(《夏济安日记》第140、160页)他们笔下的阿诺德是两副面孔：一个光明，一个黑暗。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Cu]tural Anarchy)
文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美好与光明的激情……我们必须为了美好和光明而努力。(《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批评家。38岁之前，他是一位诗人，之后便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吴宓对阿诺德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冲突分析的颇为精辟：“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暴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所作者光明俊爽，多怡悦自得之意，无激切悲伤之音。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忧思牢愁，倾泻以出。”(“论安诺德之诗”《吴宓诗集》卷末，中华书局1935年版)吴宓虽然意识到阿诺德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悲观的诗人之一，但他更看中的是其在诗论、文论中对诗人和诗歌的定位，“诗人乃由痛苦之经验中取得智慧者”，“诗中之意旨材料，必须以理智鉴别而归于中正”。(《吴宓诗集》卷首)从学缘上说，吴宓所服膺的新人文主义继承了阿诺德批评中理性精神的方面，在理论上消弭了阿诺德精神结构中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虽然早年阿诺德所经历的浪漫与古典的撞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吴宓的折磨，但吴更愿意只看到阿诺德理性智慧的光明一面，把他视为新人文主义先驱，自己的榜样。
1926年《学衡》内外交困，寸步难行，吴宓夜不成寐，恐自己遭受打击后堕入浪漫派之流，而有负于最初的志业，“而宓等之本志，则欲效Matthew Arnold之正大光明，平和刚健，为世人之导师，因势利导，顺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业全挫，岂不辜负初心也哉！”《吴宓日记》Ⅲ，1926年11月16日，第252页)1927年《学衡》停刊一年，1928年又艰难上路。吴宓读Stuart P．Sherman的“MatthewArnold：How to Know Him”，以了解安诺德明道之步骤，救世之方术，并和《论语》参证。(《吴宓日记》Ⅳ，1928年6月14日，第76页)
他心中始终闪耀着马修·阿诺德的光明。
1931年游历欧洲，至歌德故居后，他发挥诗人的想象，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Goethe死于March 12th，1832之晨。相传Goethe见日光从窗口射入，喃喃云‘Mche Lieht!’(更多光明)遂殁，此为其临终之语。此语或仅指日光(因室中确甚黑黯)，然亦可释为Goethe注重理智，即Matthew Arnold‘Sweetness
他们是那样的相似：同是西洋文学专业出身，都曾在西南联大执教，都在日记中反复构思自己的小说，或不时地感慨雪莱的爱情。他们对宗教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日记里大谈基督教或圣经，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次日便去拜访僧人，或诵读佛经。
他们都在书山中觅求现实的小径，又在现实中构建书山的风景。
二人都在叙述中多次提到了马修·阿诺德，都意识到自己和他的相似。他们三人都经受着情与理、浪漫与古典的冲撞所带来的痛苦。吴宓迎上前去，并以其自况为荣，在诗中称“我是东方安诺德”，(《吴宓诗集》第296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并将其列为自己追慕的三大西方诗人之一；(同上，卷首)夏济安则在极力躲避，说“Amold半吊子式的生活，我不赞成”，而后又承认自己和他之间有“Spiritu—al affinity”。(《夏济安日记》第140、160页)他们笔下的阿诺德是两副面孔：一个光明，一个黑暗。
“Culture has one great passion，the passion Of sweetness and light…We must work for sweetness and light”
(Cu]tural Anarchy)
文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美好与光明的激情……我们必须为了美好和光明而努力。(《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批评家。38岁之前，他是一位诗人，之后便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吴宓对阿诺德作为诗人和学者的冲突分析的颇为精辟：“安诺德深罹忧患而坚抱悲观，然生平奉行古学派之旨训，以自暴其郁愁为耻，故为文时深自敛抑，含蓄不露。所作者光明俊爽，多怡悦自得之意，无激切悲伤之音。惟作诗时，则情不自制，忧思牢愁，倾泻以出。”(“论安诺德之诗”《吴宓诗集》卷末，中华书局1935年版)吴宓虽然意识到阿诺德是十九世纪英国最悲观的诗人之一，但他更看中的是其在诗论、文论中对诗人和诗歌的定位，“诗人乃由痛苦之经验中取得智慧者”，“诗中之意旨材料，必须以理智鉴别而归于中正”。(《吴宓诗集》卷首)从学缘上说，吴宓所服膺的新人文主义继承了阿诺德批评中理性精神的方面，在理论上消弭了阿诺德精神结构中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虽然早年阿诺德所经历的浪漫与古典的撞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吴宓的折磨，但吴更愿意只看到阿诺德理性智慧的光明一面，把他视为新人文主义先驱，自己的榜样。
1926年《学衡》内外交困，寸步难行，吴宓夜不成寐，恐自己遭受打击后堕入浪漫派之流，而有负于最初的志业，“而宓等之本志，则欲效Matthew Arnold之正大光明，平和刚健，为世人之导师，因势利导，顺水行舟。今后境遇如斯，志业全挫，岂不辜负初心也哉！”《吴宓日记》Ⅲ，1926年11月16日，第252页)1927年《学衡》停刊一年，1928年又艰难上路。吴宓读Stuart P．Sherman的“MatthewArnold：How to Know Him”，以了解安诺德明道之步骤，救世之方术，并和《论语》参证。(《吴宓日记》Ⅳ，1928年6月14日，第76页)
他心中始终闪耀着马修·阿诺德的光明。
1931年游历欧洲，至歌德故居后，他发挥诗人的想象，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Goethe死于March 12th，1832之晨。相传Goethe见日光从窗口射入，喃喃云‘Mche Lieht!’(更多光明)遂殁，此为其临终之语。此语或仅指日光(因室中确甚黑黯)，然亦可释为Goethe注重理智，即Matthew Arnold‘Sweet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