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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胡宗宪将长期以来被视为倭寇匪首的王直（又作汪直）诱杀于杭州，嘉靖中期以来的倭寇之乱暂告平息。王直为安徽歙县人，一个中国人成为了日本倭寇的匪首，这或许让很多人感到不解。究其原因，还得从明朝的海禁政策说起。
朱元璋在明朝立国的过程中，曾遭遇了两位强劲的对手，张士诚与陈友谅。其中陈友谅出身渔民，在陈友谅的军队里，水军是其最为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并且造出了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巨型战舰。朱元璋几次与陈友谅交手都战败。然而，朱元璋最终还是在鄱阳湖一战中以火攻的方式摧毁了陈友谅的水军。但这位小农出身的皇帝也从此对于水上活动产生了天然的恐惧。
等到朱元璋定鼎江南，赶走蒙元之后，便下了一道禁海令，从此禁止民间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江浙一带的百姓，甚至当时居住在泉州一带的外国商团曾经协助过张士诚、方国珍等人与之争夺天下，使他对海上贸易产生了恐惧；二是朱元璋认为明朝的根本在于农业，而农业的产值足以满足这个王朝的需求；三是这一时期，日本进入战国时期，许多日本浪人徘徊于中国沿海，从事海盗活动，频频袭扰明朝沿海地区。
这项海上禁令便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基本国策。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由于永乐皇帝靠武力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而建文帝又下落不明。于是，永乐皇帝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航海队伍，由三宝太监郑和率领，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大明帝国的威严，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创举，然而郑和的七下西洋却并未给当时明朝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反而让这种厚往薄来的贡赐体系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
明朝经济几乎全部依靠农业，并且朱元璋采取了让人匪夷所思的财政税收制度，即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抽派若干税民与军士进行对口，以核实纳税情况。黄仁宇就先生认为，这种财政税收政策与民间经济发展完全脱节，且在明朝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结算体系，无法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而在全国又布满了各种短距离的补给线，造成税率不一，效率低下。这种财政税收政策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农民负担过重，尤其以江浙地区最为严重。如南直隶苏州府的田赋几乎占到了农业收入的20%。于是，到了明朝中期，由于禁海令松弛，江浙一带不堪重负的农民便出现了大量出海谋生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让明朝中央政府产生了高度警惕。禁海令又一次成为了皇帝和大臣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法宝。
嘉靖元年，明朝和葡萄牙在广东新会爆发了“西草湾之役”。这次战斗结果让当时的海上霸主葡萄牙损失惨重。葡萄牙人开始北上，想要在浙江福建一带从事走私，获取暴利。与此同时，处在战国时代的日本，各种生活用品大量依赖于明朝的输出。日本各藩国大名纷纷派遣“遣明船”来宁波与明朝封贡贸易。这一年，两个日本使团在宁波为争夺代表权问题大打出手，爆发了“宁波争贡”事件。以这两个事件为契机，给事中夏言给嘉靖皇帝上书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于是，朝廷接受建议，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
这一政策让当时已经活跃在海上的两大中国商团陷入了“通蕃奸民”的罪责之中。而以徽州府歙县人许栋为首的商团，不仅与葡萄牙人有过合作，同时也与日本人相勾结。王直是许栋的同乡，并经由许栋加入了他的商团。
被朝廷视为心腹大患的许栋集团在与明军的交战过程中被剿灭，许栋本人也被杀。此后，王直成为了这个集团的首领。在朝廷的追击之下，王直逃亡日本，并在日本平户（长崎县）竖起了“徽王”的旗号，招收明朝流民，并联合日本浪人发动对明朝的侵袭，造成了明朝中期的“倭寇之乱”。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朝廷任命胡宗宪出任浙江总督，胡宗宪以徽州老乡的身份说服王直归国议和，将其诱捕，三年后处死于杭州。
朱元璋在明朝立国的过程中，曾遭遇了两位强劲的对手，张士诚与陈友谅。其中陈友谅出身渔民，在陈友谅的军队里，水军是其最为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并且造出了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巨型战舰。朱元璋几次与陈友谅交手都战败。然而，朱元璋最终还是在鄱阳湖一战中以火攻的方式摧毁了陈友谅的水军。但这位小农出身的皇帝也从此对于水上活动产生了天然的恐惧。
等到朱元璋定鼎江南，赶走蒙元之后，便下了一道禁海令，从此禁止民间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江浙一带的百姓，甚至当时居住在泉州一带的外国商团曾经协助过张士诚、方国珍等人与之争夺天下，使他对海上贸易产生了恐惧；二是朱元璋认为明朝的根本在于农业，而农业的产值足以满足这个王朝的需求；三是这一时期，日本进入战国时期，许多日本浪人徘徊于中国沿海，从事海盗活动，频频袭扰明朝沿海地区。
这项海上禁令便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基本国策。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由于永乐皇帝靠武力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而建文帝又下落不明。于是，永乐皇帝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航海队伍，由三宝太监郑和率领，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大明帝国的威严，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创举，然而郑和的七下西洋却并未给当时明朝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反而让这种厚往薄来的贡赐体系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
明朝经济几乎全部依靠农业，并且朱元璋采取了让人匪夷所思的财政税收制度，即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抽派若干税民与军士进行对口，以核实纳税情况。黄仁宇就先生认为，这种财政税收政策与民间经济发展完全脱节，且在明朝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结算体系，无法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而在全国又布满了各种短距离的补给线，造成税率不一，效率低下。这种财政税收政策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农民负担过重，尤其以江浙地区最为严重。如南直隶苏州府的田赋几乎占到了农业收入的20%。于是，到了明朝中期，由于禁海令松弛，江浙一带不堪重负的农民便出现了大量出海谋生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让明朝中央政府产生了高度警惕。禁海令又一次成为了皇帝和大臣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法宝。
嘉靖元年，明朝和葡萄牙在广东新会爆发了“西草湾之役”。这次战斗结果让当时的海上霸主葡萄牙损失惨重。葡萄牙人开始北上，想要在浙江福建一带从事走私，获取暴利。与此同时，处在战国时代的日本，各种生活用品大量依赖于明朝的输出。日本各藩国大名纷纷派遣“遣明船”来宁波与明朝封贡贸易。这一年，两个日本使团在宁波为争夺代表权问题大打出手，爆发了“宁波争贡”事件。以这两个事件为契机，给事中夏言给嘉靖皇帝上书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于是，朝廷接受建议，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
这一政策让当时已经活跃在海上的两大中国商团陷入了“通蕃奸民”的罪责之中。而以徽州府歙县人许栋为首的商团，不仅与葡萄牙人有过合作，同时也与日本人相勾结。王直是许栋的同乡，并经由许栋加入了他的商团。
被朝廷视为心腹大患的许栋集团在与明军的交战过程中被剿灭，许栋本人也被杀。此后，王直成为了这个集团的首领。在朝廷的追击之下，王直逃亡日本，并在日本平户（长崎县）竖起了“徽王”的旗号，招收明朝流民，并联合日本浪人发动对明朝的侵袭，造成了明朝中期的“倭寇之乱”。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朝廷任命胡宗宪出任浙江总督，胡宗宪以徽州老乡的身份说服王直归国议和，将其诱捕，三年后处死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