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利用2010-2016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住房财富对中国不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发现住房财富促进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但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财富的影响不同,住房财富对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显著,对高收入家庭影响较小.同时,住房对家庭教育支出也存在挤出效应,但只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观测到.这意味着中国房价上涨带来家庭住房财富增加促进了家庭的教育投入,这会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不过,住房财富差异导致家庭的教育支出差别,可能会影响教育的公平性.
【机 构】
:
河海大学商学院;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利用2010-2016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住房财富对中国不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发现住房财富促进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但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财富的影响不同,住房财富对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显著,对高收入家庭影响较小.同时,住房对家庭教育支出也存在挤出效应,但只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观测到.这意味着中国房价上涨带来家庭住房财富增加促进了家庭的教育投入,这会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不过,住房财富差异导致家庭的教育支出差别,可能会影响教育的公平性.
其他文献
中西部内陆腹地作为我国发展的战略回旋余地,结合城市群正成为区域发展重要空间载体的趋势,关注重塑其产业链空间布局和供应链组织网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以下简称“双链”)稳定性与竞争力,是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基于“双链”视角,探讨区域协同发展与“双链”稳定性提升的内在逻辑,分析以成德眉资同城化中产业协同基础、产业分工互动关联、供应网络畅通等存在的不足,旨在破除“零和博弈”区域发展思维,处理好产业同质与规模效益、资源整合与利益共享、整体招商与分工布局等关系,构建更加优质高
基于产品供给、消费特征、表现形态以及人类文明演化的视角,对生态产品的内涵以及分类特征进行界定.立足于生态产品供给与消费特征,创新性地构建一个供给-需求双重视角下的生态产品4×3矩阵.进一步,结合12类生态产品的现实存在性,对生态公共产品、生态私人产品以及生态准公共品的价值实现路径进行了讨论.在深入剖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所面临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编制城市生态资源资产负债表、健全生态价值核算与评估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与生态产权市场交易机制以及创新绿色金融服务供给机制等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保障.一方面,跨国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技术等要素在我国市场集聚;另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日趋规范与完善,又进一步为在华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加富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两方面因素的良性互动,使得在华跨国公司克服了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活动的不利冲击,总体上保持了比较稳健的增长态势.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的全球疫情,给在华跨国公司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影响.展望“十四五”时期
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分类聚合,探讨我国31个省份的贸易指标,实证分析贸易强省建设情况.得到6个指标大类:贸易规模指标、贸易前景指标、贸易贡献指标、贸易分布指标、贸易优势指标及贸易市场指标.其中,贸易规模指标对贸易强省建设的影响率最高.京、沪、粤、浙及苏等省份居于全国贸易层级的前列,其贸易能力高于其他地区.针对贸易能力不高的省份,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及规划目标,从各指标大类中的各细化指标出发,补齐短板.
新时代国有企业在共享发展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性的治理主体作用.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共享是新时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优势和特色.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处理好利润分配与企业发展积极性的关系.新时代推进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共享,应进一步扩大征缴利润国有企业覆盖面,将国有金融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适度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扭转上缴利润主要回流国有企业进行内部循环的状况;提高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利
经典国家结构理论在经济或“政治-经济”领域的拓展运用,为单一制中国经济管理权的纵向划分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以财政分权改革为突破口的财政激励使地方的独立利益诉求得到触发,而经济管理权的下放也使地方在一定范围内能自主安排辖区经济发展方案与措施,并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经济管理权纵向划分效果的评价,需围绕“央地”经济管理权行使的统筹协调与经济增长为衡量标准.国家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现实诉求,使经济管理权在“央地”间的划分采用的是“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与“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相结合的微观逻辑,宏观逻辑则体现为“正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开放型规制政策是当前海外直接投资(ODI)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规制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规制范式已从限制型规制、便利型规制逐渐演化为鼓励型规制.本文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ODI)发展阶段进行了客观判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演变特征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U”形曲线大致相似.从中长期发展前景来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必然经历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转型过程.针对全球经济新形势,我国应树立“投资全球”的国家规制战略,完善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规制机
本文对我国贸易失衡的结构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研究,并讨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并不大,但对欧美的贸易顺差以及对日、韩的贸易逆差的绝对规模处于上升趋势;从地区层面看,贸易失衡主要由贸易规模最大的几个省份引起;加工贸易占比越高的行业,贸易顺差规模越大.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随着引进的外资类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我国与欧美的贸易顺差会逐步减小;我国与欧美国家的“非对称投资关系”是引起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发展更为对称的投资关系是缓解贸易失衡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今后的
英国通过建设弹射中心为其处于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以英国弹射中心为研究对象,围绕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模式中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分析其发展动力、协同共生、资源整合、环境匹配和利益分配五个方面的运行模式.当前,中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存在未形成核心创新集群、缺乏有效的机制连接创新链、创新环境支撑作用不够明显等问题.中国可借鉴英国成功经验,在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应重塑企业集群创新组织形态,搭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协同共生创新平台,优化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生态环境,以助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土地财政能够在经济实践中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重要影响.土地财政强度越大,则能够显著推动企业杠杆率水平上升,对于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而言更是如此.从机制路径来看,宏观上,土地财政会强化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度;微观上,土地财政导致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加剧,并降低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这些都导致了企业杠杆率水平的提升.特别地,地方政府激励是影响土地财政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较强的“为增长而竞争”压力下,土地财政对企业杠杆率的推升作用更加显著,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应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