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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名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揭批“四人帮”进一步深入、各方面的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承担起纠正“文革”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任务。
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一年的1976年，中国人民是在大悲大喜的交织中度过的，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也是在这一年。
十大前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在1975年负责进行全面整顿工作，全国的形势明显好转。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十分满意。当年9月，他在入305医院准备进行最后一次较大的手术前，躺在手术车上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大声说：“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邓小平的整顿工作虽然是根据毛泽东说过的一些原则办的，如“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整顿”等，但在如何整顿的问题上，本质上是跟毛泽东的指示不同的。事实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很快，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全国形势发生逆转。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全国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鲜明地表明了人心向背。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道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等。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作决议并登报。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一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之后，全国各地进行政治表态，组织拥护中央决议和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
当晚8时，邓小平本人收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当日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转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一封信。邓小平在信中表示：
“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邓小平被撤銷职务3个月后，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其间发生唐山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为历史罕见。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此时，江青等人却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人民群众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表达了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强烈愿望。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复做工作，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有利于中国开辟新的道路。
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大会共有3项议程：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宣告，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8月18日，邓小平为十一大致闭幕词。他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十一大之后，党、军队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以及各项事业，终于走上了正常轨道。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全党开始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艰巨工作。（摘编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这次大会，是在揭批“四人帮”进一步深入、各方面的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承担起纠正“文革”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任务。
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一年的1976年，中国人民是在大悲大喜的交织中度过的，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也是在这一年。
十大前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在1975年负责进行全面整顿工作，全国的形势明显好转。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十分满意。当年9月，他在入305医院准备进行最后一次较大的手术前，躺在手术车上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大声说：“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邓小平的整顿工作虽然是根据毛泽东说过的一些原则办的，如“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整顿”等，但在如何整顿的问题上，本质上是跟毛泽东的指示不同的。事实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很快，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全国形势发生逆转。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全国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鲜明地表明了人心向背。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道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等。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作决议并登报。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一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之后，全国各地进行政治表态，组织拥护中央决议和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
当晚8时，邓小平本人收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当日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转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一封信。邓小平在信中表示：
“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邓小平被撤銷职务3个月后，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其间发生唐山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为历史罕见。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此时，江青等人却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人民群众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表达了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强烈愿望。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复做工作，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有利于中国开辟新的道路。
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大会共有3项议程：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宣告，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8月18日，邓小平为十一大致闭幕词。他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十一大之后，党、军队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以及各项事业，终于走上了正常轨道。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全党开始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艰巨工作。（摘编自《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