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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百万华侨翘首南望，向着北京求救。此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却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政府，也顶住各方压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一一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4000名中国陆军、1艘中国军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开进了这片曾经飘扬着黄龙大旗的林海雪原……远东告急
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White Guard），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较易。”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的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商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值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实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擅进，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海容”出击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这年7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命运，也就只能留给当家当得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年1月8日，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1月19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中央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2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2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艰难撤退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桂军。桂军乃是“护法”同志，如此内讧，遭到程璧光拒绝。孙文遂带人强行登上同安、豫章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孙文与桂系相互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悬案。护法军的内讧，令中央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杀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容”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即日开驶”，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枢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同时，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年就抢运出3万名被困华工。（资料来源：《中国经营报》）
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得足以消弭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White Guard），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鼎沸。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百万之众。他们之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力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请求“即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及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较易。”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伯力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伏惟鉴原，迅赐设法派兵保护”。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的利权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文电，“商民呼吁乞援之电，日必数至”，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住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中央“及早筹维，为未雨绸缪之计”。但是，北京似乎相当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不很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商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值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实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擅进，意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海容”出击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12月12日，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迅速的。对于派遣军舰护侨，海军部毫无异义，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时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布”，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托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这年7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命运，也就只能留给当家当得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了。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力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年1月8日，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们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1月19日，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中央政府，同意了护侨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保边护侨。2月16日，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力华侨。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侨的问题上，双方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办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设团自卫。”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2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艰难撤退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桂军。桂军乃是“护法”同志，如此内讧，遭到程璧光拒绝。孙文遂带人强行登上同安、豫章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豫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2月26日，他就在光天化日下遇刺而亡。孙文与桂系相互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悬案。护法军的内讧，令中央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2月27日，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杀的次日，中央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睿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于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咸争利权，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向隅矣。”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日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日指定了“海容”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北满地区”（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容”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侨来说，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央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另一边敦促“海容”号尽快成行，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催促海军部，“即日开驶”，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容”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日，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容”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容”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日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
“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容”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四十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始得将枢装运”。“海容”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4月18日），“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同时，中央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1919年就抢运出3万名被困华工。（资料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