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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球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是，由于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将丧失GDP的5%，成为一个Crisis （危机），还是丧失GDP的50%，成为一个Depression（萧条）。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被拖入一个衰退期，是个大概率事件。
经此一疫，作为全球经济“双头”，当各自认识到产业链重新配置的博弈不可避免，中美贸易形势会发生逆转吗？
刚刚结束的一场“斗牛”
近期，《经济学人》杂志出了一期名为《Big tech’s $2trn bull run》的封面—象征美国科技龙头的五大公牛—谷歌、亚马逊、苹果、微软和脸书，正尘土飞扬地向读者迎面冲来，进行“看谁市值率先突破2万亿美元”的比赛角力。
2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大致相当于德国股市的全部市值。但是，就在人们等待一场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谁都没有预料到，疫情突然冲进了赛道，这让“牛群”（牛股）改变了冲刺的方向。
作为看台上的观众，我们和股神巴菲特一起见证了“过去89年都没有见到过的场面”—美股10天内4次熔断。几乎所有的美股都丧失了免疫力。单看领跑的五大科技股，逾5000亿美元市值灰飞烟灭。于是，人们抛出追问：美股将进入熊市？美国将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将遭遇飓风？
对于无论是投资者、政客，还是央行官员来说，就像人类有回避痛苦的本能一样，他们都不愿直视问题，而是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即疫情走势不确定的责任。事实上，真相被他们再一次努力回避了—美国经济的资产泡沫不容忽视，而且太久了。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股牛市时间超过十年。单去年一年里，道琼斯指数就涨了将近一万点。暴跌前的美国道琼斯指数，最高达到了29568点，比金融危机时的最低点上升了3.57倍。这几乎是美国最长的一个牛市，也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最长的经济复苏周期。
在这期间，强劲走势的股市的大红色，夺人眼球，让人容易忽略牛市中其实有很多美国公司靠着债务回购股票而产生的股价泡沫。
在股市上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们忙着享受，基本没有察觉到，美国全球债务堆积，信贷质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一直逊色，制造业不振等结构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数十年的低利率将资产价格推至不可持续的水平。
因此，要说这轮惊心动魄的暴跌，其深层次的原因是金融危机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在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经历的一场结构性大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价值回归。长期来看，即使没有“时势”冲击，未来也会迎来回调。
不过，这些在牛市中一路高歌猛进的科技股，在大盘下跌过程中并非最大的输家。在之前的几周乃至半年时间里，多家科技公司的市值突破了一万亿美元大关。而且，随着美联储QE的推出，市场熔断式的极端波动开始减弱。3月 20日开始，遭遇了近万点跌幅的美股恢复上涨，涨幅领先的仍是科技股。
大卫·泰珀，这位曾在金融危机时成功“抄底”花旗与美国银行，而大赚70亿美元的华尔街“抄底王”，就公开声称，自己已经开始买入美国的大型科技股，例如增持亚马逊、Alphabet、美光科技。
以泰珀为首的全球投资者，对美股科技股进行买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它表明，尽管在目前疫情危机背景下，美股有风险，但在科技产业，市场依然信任美国。
中美还会贸易战吗？
中美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这些科技公司来进行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把中美贸易带入了“高级阶段”—产业链内部贸易，或者说，半成品贸易。
尽管在目前疫情危机背景下，美股有风险，但在科技产业，市场依然信任美国。
简单而言，就是每个国家各做一点。比如在中国做苹果公司的部件，但最终在美国组装，在美国出货，由美元结算。
与之相对的是工业时代之初的原始贸易形式—终端产品贸易。就像英国纺织品行销全球，从圈地养羊、织布、做纺织品，一条龙都是由英国人自己完成。
造成两种贸易形式不同的原因，要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些产业变革说起—美国这些科技公司有了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去东南亚，然后是中国建厂，成了它们的选择。
中国中小企业不仅满足了美国科技企业对生产效率的需求，同时，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构成了一个供应链。在这个供应链中，制造成本大幅降低，因为中国工厂练就了超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但外包的过程带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结果—被拉动的产业并不在美国本土，而是在中国。这是美国没有想到的。等到美国猛然发现，由于产业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在中国，而其本土的工薪阶层没能受益的时候，“产业回流”就成了眼下亟需解决的大事。
从奥巴马的产业回流政策，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一些企业被迫重新考虑供应链构成，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这就是贸易战发生的逻辑。
但美国的某些产业依然具有超然地位，科技公司仍然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执掌着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环节。而且，股市崩盘和经济溃败，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
前者是少数人的麻烦，而后者是多数人的灾难。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这中间要经历三个环节，分别是资产暴跌、银行危机和信贷紧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显然还没有到达第二个环节—银行危机。相反，被许多人诟病为美联储提早打光子弹的“无限量QE”计划，其实是一种提振民众信心、避免滑入信贷紧缩环节的不得已措施。
当然，悲观派也提供了另一种看法。如果美国走到类似于意大利医疗系统崩溃的地步，那么整个死亡率会飙升，社会会陷入恐慌之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将停摆，迎接美国的就是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政府推出各种万亿级的救市策略和量化宽松，也难以止住经济的大幅度滑坡，这时候，这个国家真要重写“光荣与梦想”了。
美国经济接下来往哪儿走，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疫情发展的态势，其中包括政府的组织效率、民众的配合程度、政策的有效执行程度等。
不可否认，疫情还将让各国重新梳理自己对口罩、呼吸机等“低端产业”的看法。疫情结束，全球产业博弈可能进行新的阶段。站在中国的角度，一方面应该积极支持全球战疫，同时也要认识到必须培育更多具有“核心创新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未来不让人“卡脖子”。
在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美国却立刻升级对中国高科技封锁打压。比如，阻止通用电气涡轮发动机供应中国飞机。比如，阻止荷兰ASML光刻机对中国出口。比如，打压中国企业华为的5G技术再度升温。
那些关乎美国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领域，如半导体、信息通信等，华盛顿如今的攻势显然更加赤裸裸了。而且，疫情一旦过去，经贸摩擦不但可能卷土重来，而且可能成为常态。
新一轮去全球化的种子
目前，美国科技股仍获得了市场的信任，这是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依然执掌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环节和关键技术的共识。但在疫情中透视某些先进制造行业，信任则不在美国，至少不完全在。
比如航空。作为美国第一大制造业出口商，一年前波音股价的最高点曾触及445美元，疫情期间却一度跌至最低价88美元，跌幅超80%，市值蒸发相当于跌去中国南航、东航、国航三大航同期市值的4倍多，令人惊叹。
通常来看，航空业遇上疫情，就会没订单。比如波音在2月只收到18架飞机总计价值28亿美元的订单，同时还遭遇了取消订单的狂潮。
但中国的大飞机公司，是个例外。因为中国几家主要采购商都是国企，遇上疫情，中国的采购商也会有采购。这就是中国可能成为赢家的特殊性。换言之，中国产业有可能迎来的扭转趋势。再加上中国取得了控制疫情的初步胜利，以及迅速大面积复工复产，使中国在某些产业从世界之忧一跃成为世界之光，并非遥不可及。
那么，我们到了可以隔岸观火的时候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幸灾乐祸的，就要警惕火马上烧过来了。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世界疫情水深火熱，消费者就会减少消费，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工厂的出口订单就会被撤回、取消，工人就会失业回家。
美国因此会反思。而在美国的带动下，包括欧美和亚洲的很多国家都会反思，都会重新审视和中国在产业链分配上的关系。
现实正是如此。3月18日，拥有1200多名员工的大型港资玩具制造商“泛达玩具”，因欧美客户取消订单、供应商催收欠款、资金链断裂，无奈宣布结业。目前，该工厂还存在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
无独有偶，三天后，东莞的知名品牌耳机制造商佳禾电子，因其最大客户美国腕表FOSSIL取消所有订单，不得不宣告休假三个月。
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2月外贸出口总额上，较上年同期下跌了20.7%。这是中国三年来最大的出口下跌。
这次疫情还揭示出，以医药为代表的产品大量依靠中国生产。因疫情停工停产，对全球供应链来说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有断裂的风险。比如美国直到疫情告急才发现，整个美国的青霉素中有45%是中国制造的，而美国去年进口的止痛药“布洛芬”几乎100%来自中国。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因此会反思。而在美国的带动下，包括欧美和亚洲的很多国家都会反思，都会重新审视和中国在产业链分配上的关系。
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跨国企业，都会自问：如果未来有更大的灾难，我还要不要把工厂只设立在中国？已经在中国设立的工厂，需要撤回吗？疫情过后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
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是一个隐藏的事实—疫情正在加速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势头恐将超过中美贸易战。它点燃了外资撤离中国“世界工厂”的想法，为了分散风险，可能往东南亚、印度、墨西哥转移产业链。
这才是我们最应该警惕的。我们不能依靠民族主义情结去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状态，加强与全球广大商界、地方的合作，包括美国。中国企业需要巩固自己的产业链，也需要产业链的上下游伙伴，同时更需要世界市场。
任何国家想要在疫情之中“活下来”，并且好好活着，既要靠修炼内功，也必须永葆随时把对手变成伙伴的开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