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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季，外面的世界便格外吸引人，所以旅行又成了让心灵飞翔的最佳选择。旅行路上的收获远不止于观光娱乐，有心的旅行家擅于在行走中形成重新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获得更多的自我认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便是个中高手。
不要怕当艺术家
1932年，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奈保尔的父亲对英国文学兴趣浓厚，终生怀抱作家梦。受父亲的影响，奈保尔对英国文化充满了向往，而且立志当作家。所以，奈保尔1950年中学毕业时因为获得了政府奖学金，加之父亲鼓励他“不要怕当艺术家”，只身前往牛津大学修习英国文学。
在牛津求学期间，奈保尔过了一段苦涩不堪的生活，“一个人第一次来到牛津，不去逛书店，而只是谈论钱的问题：他只有那么一点钱，而他需要的又是那么多，你能想象这种情形吗？”奈保尔因此饱受了孤独和抑郁的折磨。
大学毕业后，奈保尔选择留居伦敦，成为BBC广播员和《新政治家》书评人，工作之余，奈保尔终于开始认真地研究文学创作，但又不知道写什么。“在我们经历了特立尼达岛内的多次迁徙之后，在我的英国之行和牛津生活之后，那是我在两次尝试写小说都失败之后，坐在酒店那间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機前，试图再次成为一个作家时，脑海中出现了故事。那天下午，幸运眷顾了我。”于是，他写出了处女作《米格尔街》的开篇：“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的栏杆上，朝对面喊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这部作品糅合了契诃夫式幽默和特立尼达岛民即兴编唱的小调，确立了奈保尔作为幽默家和街头生活作家的地位。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奈保尔几乎每年都有作品推出，并与石黑一雄和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毒舌与游记
奈保尔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米格尔街》为代表的追忆往事性质的家园小说，第二类是以“印度三部曲”为代表的游记，第三类是他最为热衷的半自传性质的写作，比如《抵达之谜》。虽然奈保尔可谓一个左右开弓的写作者，但他最被津津乐道的作品依然是游记，所以，他被称为最会写游记的作家，而差不多占据其作品半壁江山的游记也最引人瞩目。
对奈保尔而言，旅行是将作家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一种重要方式。他的旅行从来不是“到此一游”，他总是以一位旁观者的角色深刻地观察当地风土人文，通过他的文章，人们读到其新鲜、丰富、非同寻常的经历，了解一地的文化、历史和现实，仿佛跟着作者一同体验了一场不一般的旅行。他拓展了一般游记的概念，把游记这种文体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60年代，奈保尔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也多次回到他的祖国——印度，写下了大量游记。1962年，奈保尔出版的长篇游记《重访加勒比》第一次展示了他的游记创作水平。在这本描述加勒比地区五小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与命运的游记中，奈保尔毫不掩饰地用他的毒舌批评这些国家在摆脱旧殖民主义者之后，所选择的道路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安宁，殖民主义者英国、法国和荷兰留下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后遗症不但随处可见，而且没有消褪的迹象。
在奈保尔的游记中，最为人熟知和称赞的是他的“印度三部曲”， 1962年，他在印度主要的城市游历，并且回到了他祖父的故乡。但是，所见所闻令他感到失望和震惊，印度的落后、贫穷、愚昧使他感到了疏离，进一步感到了愤怒。于是，他以尖酸刻薄的语调完成了《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书写了自己对祖籍之国的这种恼恨。
1975年，奈保尔再次来到印度，经过一番观察体验，他写出了《印度：受伤的文明》。他以印度文明的成因为起点，详细呈现了印度现实的独特境遇，逼真地描绘了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文化上的尴尬和无所适从。1988年，奈保尔第三次来到印度，以一个聆听者的身份采访了大量当地人，记录下他们的声音，写成了对印度现实和历史的口述之作《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这个关于印度的系列游记是奈保尔花了近30年时间完成的，主线是他自身的游历，但同时也关乎小说的技巧;他在印度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自由穿梭，赋予了游记巨大的力量。
奈保尔的游记还有很多，而且同样备受关注，比如《超越信仰》《失落的黄金国》《非洲的假面剧》等。透过这些游记，我们可以看到奈保尔始终是在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毫不遮掩地展现他足迹所至之地复杂的矛盾冲突。这样一来，在很多评论家眼里，奈保尔既是最会写游记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不折不扣的“毒舌”。
“没有故乡的人，在世界中穿行”
2014年，奈保尔曾有过一次短暂的中国之行。陪同他的作家麦家在事后写道：“诺贝尔是地球上少有的几个人造太阳之一，凡是有幸登上这个奖台的人，必将不幸地在灿烂中裸露，每一根汗毛都会被聚光灯丈量，在口水里肥沃。关于奈保尔的口水仗，打得尤为激烈而持久。”
的确，他是伟大的作家，是有趣的旅行家，但也因尖酸刻薄，放荡不羁，曾被称为文坛恶棍。他痛恨自己的所谓故乡，加勒比海的英属特立尼达岛塑造了他的童年，他却在家信中说：“如果我以后要永远在特立尼达生活，那我宁愿死掉。那个地方太小了，所有的价值观都是错的，那里的人也极小气。而且，在那里我几乎不能做什么……”
故国亦让他感到羞耻，作为一名印度裔作家，他却说印度“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至于英国，他同样不以为然，虽然他一直定居伦敦，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英国作家，而他却说：“不要以为我喜欢住在这个国家里，这里充满了偏见。”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而且我很喜欢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或许，正是这种暧昧身份，让他写起游记来才那么得心应手，在作品《模仿者》中，奈保尔写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世界中穿行”的故事，而在世界中自由穿行，又没有真正故乡的人，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
不要怕当艺术家
1932年，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奈保尔的父亲对英国文学兴趣浓厚，终生怀抱作家梦。受父亲的影响，奈保尔对英国文化充满了向往，而且立志当作家。所以，奈保尔1950年中学毕业时因为获得了政府奖学金，加之父亲鼓励他“不要怕当艺术家”，只身前往牛津大学修习英国文学。
在牛津求学期间，奈保尔过了一段苦涩不堪的生活，“一个人第一次来到牛津，不去逛书店，而只是谈论钱的问题：他只有那么一点钱，而他需要的又是那么多，你能想象这种情形吗？”奈保尔因此饱受了孤独和抑郁的折磨。
大学毕业后，奈保尔选择留居伦敦，成为BBC广播员和《新政治家》书评人，工作之余，奈保尔终于开始认真地研究文学创作，但又不知道写什么。“在我们经历了特立尼达岛内的多次迁徙之后，在我的英国之行和牛津生活之后，那是我在两次尝试写小说都失败之后，坐在酒店那间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機前，试图再次成为一个作家时，脑海中出现了故事。那天下午，幸运眷顾了我。”于是，他写出了处女作《米格尔街》的开篇：“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的栏杆上，朝对面喊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这部作品糅合了契诃夫式幽默和特立尼达岛民即兴编唱的小调，确立了奈保尔作为幽默家和街头生活作家的地位。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奈保尔几乎每年都有作品推出，并与石黑一雄和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毒舌与游记
奈保尔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米格尔街》为代表的追忆往事性质的家园小说，第二类是以“印度三部曲”为代表的游记，第三类是他最为热衷的半自传性质的写作，比如《抵达之谜》。虽然奈保尔可谓一个左右开弓的写作者，但他最被津津乐道的作品依然是游记，所以，他被称为最会写游记的作家，而差不多占据其作品半壁江山的游记也最引人瞩目。
对奈保尔而言，旅行是将作家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一种重要方式。他的旅行从来不是“到此一游”，他总是以一位旁观者的角色深刻地观察当地风土人文，通过他的文章，人们读到其新鲜、丰富、非同寻常的经历，了解一地的文化、历史和现实，仿佛跟着作者一同体验了一场不一般的旅行。他拓展了一般游记的概念，把游记这种文体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60年代，奈保尔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也多次回到他的祖国——印度，写下了大量游记。1962年，奈保尔出版的长篇游记《重访加勒比》第一次展示了他的游记创作水平。在这本描述加勒比地区五小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与命运的游记中，奈保尔毫不掩饰地用他的毒舌批评这些国家在摆脱旧殖民主义者之后，所选择的道路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安宁，殖民主义者英国、法国和荷兰留下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后遗症不但随处可见，而且没有消褪的迹象。
在奈保尔的游记中，最为人熟知和称赞的是他的“印度三部曲”， 1962年，他在印度主要的城市游历，并且回到了他祖父的故乡。但是，所见所闻令他感到失望和震惊，印度的落后、贫穷、愚昧使他感到了疏离，进一步感到了愤怒。于是，他以尖酸刻薄的语调完成了《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书写了自己对祖籍之国的这种恼恨。
1975年，奈保尔再次来到印度，经过一番观察体验，他写出了《印度：受伤的文明》。他以印度文明的成因为起点，详细呈现了印度现实的独特境遇，逼真地描绘了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文化上的尴尬和无所适从。1988年，奈保尔第三次来到印度，以一个聆听者的身份采访了大量当地人，记录下他们的声音，写成了对印度现实和历史的口述之作《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这个关于印度的系列游记是奈保尔花了近30年时间完成的，主线是他自身的游历，但同时也关乎小说的技巧;他在印度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自由穿梭，赋予了游记巨大的力量。
奈保尔的游记还有很多，而且同样备受关注，比如《超越信仰》《失落的黄金国》《非洲的假面剧》等。透过这些游记，我们可以看到奈保尔始终是在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毫不遮掩地展现他足迹所至之地复杂的矛盾冲突。这样一来，在很多评论家眼里，奈保尔既是最会写游记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不折不扣的“毒舌”。
“没有故乡的人，在世界中穿行”
2014年，奈保尔曾有过一次短暂的中国之行。陪同他的作家麦家在事后写道：“诺贝尔是地球上少有的几个人造太阳之一，凡是有幸登上这个奖台的人，必将不幸地在灿烂中裸露，每一根汗毛都会被聚光灯丈量，在口水里肥沃。关于奈保尔的口水仗，打得尤为激烈而持久。”
的确，他是伟大的作家，是有趣的旅行家，但也因尖酸刻薄，放荡不羁，曾被称为文坛恶棍。他痛恨自己的所谓故乡，加勒比海的英属特立尼达岛塑造了他的童年，他却在家信中说：“如果我以后要永远在特立尼达生活，那我宁愿死掉。那个地方太小了，所有的价值观都是错的，那里的人也极小气。而且，在那里我几乎不能做什么……”
故国亦让他感到羞耻，作为一名印度裔作家，他却说印度“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至于英国，他同样不以为然，虽然他一直定居伦敦，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英国作家，而他却说：“不要以为我喜欢住在这个国家里，这里充满了偏见。”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而且我很喜欢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或许，正是这种暧昧身份，让他写起游记来才那么得心应手，在作品《模仿者》中，奈保尔写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世界中穿行”的故事，而在世界中自由穿行，又没有真正故乡的人，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