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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57年7月7日，这一天正巧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0周年，父母便给我取了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李红军”。
8岁那年我进入本村小学读书。在我的孩提时代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来能成为编辑记者，或者是专职作家。因为我有着文化基因，五世祖李邦珍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李邦珍（1515～1593），明朝人士，字子怀，号同川，祖籍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现福建省莆田市）白马山前驿马村李家大楼，明洪武年间其祖迁居山东济南府肥城县（现山东省肥城市）石坞村。他自幼聪慧，且在“惟善以为宝”的家风熏陶下，养成优良的品德，少时就读于肥城城北牛山佛寺庇普禅师之屋。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李邦珍中进士，位列三甲第七名，赐“同进士出身”，任职于行人司（正九品），后在山西等地任职，为人正直，为政清廉。嘉靖后期进入都察院任监察御史（正七品），先后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福建道监察御史，功绩昭著，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升授“文林郎”（正七品升授之阶）。在福建任职期间，正值沿海频频遭遇倭寇侵略，李邦珍基于“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忠心，奋然曰：“遇变而通之谓才，临难不避之谓忠，贼在境上，讵可坐视而泥职守之常经邪？”虽为文职巡按，却勇于挑起武职重担，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冬，他举起抗倭大旗，担任防守台（州）、温（州）、福（州）、兴（化）和福宁中路等处的总兵，又上疏朝廷，请任戚继光为副总兵，合力一举重创倭寇。福建民众深感其德，在李邦珍离任时特赠《海狱澄清图卷》一幅，以表彰其平寇安边的丰功伟绩。嘉靖末年任太仆寺少卿（正四品）。1567年（隆庆元年）三月改任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正四品），十一月改任大理寺左少卿（正四品），升授“中宪大夫”（正四品升授之阶）;1567年（隆庆元年）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兼任河南巡撫，期间秉公执法，廉洁为官，百姓曾为其立生祠以示纪念。1573年（万历元年）被明神宗任命为“提督操江”。万历初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1575年（万历三年），60岁的李邦珍致仕故里，回到肥城后携子女迁居较场屯附近，将少时读书处改建为“同川书院”，聚集亲友和子孙讲学授业，众学子多有成名者，书院曾有两名进士金榜题名。书院内筑有聚乐堂、悠然台、环翠亭、甘霖池等胜景，现书院旧址被辟为军用库房，尚存李邦珍亲手栽植的一对龙凤柏。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李邦珍辞世，享年78岁。为悼念其功绩，追封为“正奉大夫”（从二品加授之阶），明神宗御制祭文，并遣山东布政使左参政汪应蛟前来致祭文。
李邦珍祖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李维翰，二儿子叫李维成。我们这一支就属于六世祖李维翰一支。我的老家有一座古楼，世代居住，是邦珍祖为大儿子李维翰修建的。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古楼前后还有很多四合院，可惜，随着年久失修，这些四合院已成尘封的记忆。据悉，因为邦珍祖抗倭有功，皇帝赐良田千顷，家里曾经挂过“千顷牌”。据老人们讲，当时祖上可谓富甲一方的大户，牛马跑出一天，竟然吃不到别人家的庄稼。
有言道：富不过三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家道开始破落，到了我爷爷李瑞生那一辈，家里只有良田几十亩了。土改那年，我们家只划了个上中农的成分。现在想来，亏了家道破败，不然我们真成了“地富反坏右”了。
到了我爷爷那一辈，家里开始穷困潦倒，爷爷李瑞生是个穷秀才，每年过年要靠卖字画为生，家里的千顷牌竟然用来堵鸡窝了，想来可谓悲凉。
我的老家地处泰肥平原（泰安肥城），村中有一条小河，发端于北部的牛山，离我们村约八华里。牛山海拔平均500多米，只有泰山的1/3。五世祖李邦珍所建的同川书院就坐落于山脚下。到了我念初中时，学校时兴学工学农，时常组织学生到牛山上采集中药材。在那里，我看到了五世祖李邦珍所建的同川书院，书院已经破旧不堪，倒是书院前面的两棵松柏树依然挺拔。
1975年在工厂做工的父亲退休了，我顶替父亲来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那一年我18岁，正读高中二年级。我参加工作的企业是一家施工企业，驻地在淄博却常年在外施工，可谓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1978年我参加了全国高考，最终因几分之差而名落孙山。由于常年在外施工，根本不具备复习条件，高考梦就此作罢。所幸的是，1985年我有幸考入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经过三年的电大学习，我系统学到了各种写作知识，为实现我的梦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我便尝试着给报刊投稿。
1987年8月29日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的一篇散文终于在《淄博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尔后《淄博日报》《山东工人报》《山东青年报》《齐鲁晚报》时常发表我的文章。
1991年山东省安装总公司要办一份企业报——《山东安装报》，鉴于我在写作上小有成就，山东省安装总公司党委研究决定将我调往济南任《山东安装报》编辑。
1996年山东省政协《联合报》改为《联合日报》，面向社会招考15名编辑记者，经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在500多人参与的考试竞争中，我脱颖而出，以第十名的成绩有幸入围，成为一名职业报人。
编辑记者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在报社从业二十多年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秉持“双肩担道义，妙手著华章”的写作理念，为民鼓与呼。二十多年里，我编发了2000多个版面，先后获得泰山新闻奖等奖项三十多个。业余时间我积极向报刊投稿，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等省级、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3000余篇，先后出版了《议论风生》《激浊扬清》《柳下走笔》三本杂文集，成为山东省杂文学会理事。我在人民网、新华网还开有个人评论专辑。
前年我光荣地从山东省政协《联合日报》退休。退休后的我不忘初衷，坚持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同时还被济南电视台聘为“和事佬”，参与话题讨论，化解民事纠纷。
回望自己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我伴着共和国共同成长，尤其是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试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电视大学这一没有围墙的大学，如果没有电视大学的求学经历，我也许永远定格在“工人”身份上，儿时的编辑记者梦想可能永远都是一个梦想。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把我的人生故事写出来，旨在告诉人们：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是新中国由弱到强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8岁那年我进入本村小学读书。在我的孩提时代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来能成为编辑记者，或者是专职作家。因为我有着文化基因，五世祖李邦珍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李邦珍（1515～1593），明朝人士，字子怀，号同川，祖籍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现福建省莆田市）白马山前驿马村李家大楼，明洪武年间其祖迁居山东济南府肥城县（现山东省肥城市）石坞村。他自幼聪慧，且在“惟善以为宝”的家风熏陶下，养成优良的品德，少时就读于肥城城北牛山佛寺庇普禅师之屋。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李邦珍中进士，位列三甲第七名，赐“同进士出身”，任职于行人司（正九品），后在山西等地任职，为人正直，为政清廉。嘉靖后期进入都察院任监察御史（正七品），先后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福建道监察御史，功绩昭著，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升授“文林郎”（正七品升授之阶）。在福建任职期间，正值沿海频频遭遇倭寇侵略，李邦珍基于“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忠心，奋然曰：“遇变而通之谓才，临难不避之谓忠，贼在境上，讵可坐视而泥职守之常经邪？”虽为文职巡按，却勇于挑起武职重担，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冬，他举起抗倭大旗，担任防守台（州）、温（州）、福（州）、兴（化）和福宁中路等处的总兵，又上疏朝廷，请任戚继光为副总兵，合力一举重创倭寇。福建民众深感其德，在李邦珍离任时特赠《海狱澄清图卷》一幅，以表彰其平寇安边的丰功伟绩。嘉靖末年任太仆寺少卿（正四品）。1567年（隆庆元年）三月改任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正四品），十一月改任大理寺左少卿（正四品），升授“中宪大夫”（正四品升授之阶）;1567年（隆庆元年）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兼任河南巡撫，期间秉公执法，廉洁为官，百姓曾为其立生祠以示纪念。1573年（万历元年）被明神宗任命为“提督操江”。万历初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1575年（万历三年），60岁的李邦珍致仕故里，回到肥城后携子女迁居较场屯附近，将少时读书处改建为“同川书院”，聚集亲友和子孙讲学授业，众学子多有成名者，书院曾有两名进士金榜题名。书院内筑有聚乐堂、悠然台、环翠亭、甘霖池等胜景，现书院旧址被辟为军用库房，尚存李邦珍亲手栽植的一对龙凤柏。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李邦珍辞世，享年78岁。为悼念其功绩，追封为“正奉大夫”（从二品加授之阶），明神宗御制祭文，并遣山东布政使左参政汪应蛟前来致祭文。
李邦珍祖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李维翰，二儿子叫李维成。我们这一支就属于六世祖李维翰一支。我的老家有一座古楼，世代居住，是邦珍祖为大儿子李维翰修建的。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古楼前后还有很多四合院，可惜，随着年久失修，这些四合院已成尘封的记忆。据悉，因为邦珍祖抗倭有功，皇帝赐良田千顷，家里曾经挂过“千顷牌”。据老人们讲，当时祖上可谓富甲一方的大户，牛马跑出一天，竟然吃不到别人家的庄稼。
有言道：富不过三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家道开始破落，到了我爷爷李瑞生那一辈，家里只有良田几十亩了。土改那年，我们家只划了个上中农的成分。现在想来，亏了家道破败，不然我们真成了“地富反坏右”了。
到了我爷爷那一辈，家里开始穷困潦倒，爷爷李瑞生是个穷秀才，每年过年要靠卖字画为生，家里的千顷牌竟然用来堵鸡窝了，想来可谓悲凉。
我的老家地处泰肥平原（泰安肥城），村中有一条小河，发端于北部的牛山，离我们村约八华里。牛山海拔平均500多米，只有泰山的1/3。五世祖李邦珍所建的同川书院就坐落于山脚下。到了我念初中时，学校时兴学工学农，时常组织学生到牛山上采集中药材。在那里，我看到了五世祖李邦珍所建的同川书院，书院已经破旧不堪，倒是书院前面的两棵松柏树依然挺拔。
1975年在工厂做工的父亲退休了，我顶替父亲来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那一年我18岁，正读高中二年级。我参加工作的企业是一家施工企业，驻地在淄博却常年在外施工，可谓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1978年我参加了全国高考，最终因几分之差而名落孙山。由于常年在外施工，根本不具备复习条件，高考梦就此作罢。所幸的是，1985年我有幸考入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经过三年的电大学习，我系统学到了各种写作知识，为实现我的梦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我便尝试着给报刊投稿。
1987年8月29日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的一篇散文终于在《淄博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尔后《淄博日报》《山东工人报》《山东青年报》《齐鲁晚报》时常发表我的文章。
1991年山东省安装总公司要办一份企业报——《山东安装报》，鉴于我在写作上小有成就，山东省安装总公司党委研究决定将我调往济南任《山东安装报》编辑。
1996年山东省政协《联合报》改为《联合日报》，面向社会招考15名编辑记者，经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在500多人参与的考试竞争中，我脱颖而出，以第十名的成绩有幸入围，成为一名职业报人。
编辑记者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在报社从业二十多年我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秉持“双肩担道义，妙手著华章”的写作理念，为民鼓与呼。二十多年里，我编发了2000多个版面，先后获得泰山新闻奖等奖项三十多个。业余时间我积极向报刊投稿，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等省级、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3000余篇，先后出版了《议论风生》《激浊扬清》《柳下走笔》三本杂文集，成为山东省杂文学会理事。我在人民网、新华网还开有个人评论专辑。
前年我光荣地从山东省政协《联合日报》退休。退休后的我不忘初衷，坚持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同时还被济南电视台聘为“和事佬”，参与话题讨论，化解民事纠纷。
回望自己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我伴着共和国共同成长，尤其是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试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电视大学这一没有围墙的大学，如果没有电视大学的求学经历，我也许永远定格在“工人”身份上，儿时的编辑记者梦想可能永远都是一个梦想。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把我的人生故事写出来，旨在告诉人们：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是新中国由弱到强的见证者和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