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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不同教育背景的母亲在母子会话中词汇运用水平的差异，本研究对40对母子在自发会话时母亲的词汇运用水平进行了研究，其中40位母亲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其子女年龄分别在18个月、24个月、30个月、36个月四个年龄段。结果表明：在词汇的整体运用水平上，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运用水平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且在基本词汇频次和丰富性等方面呈显著差异；在影响关系上，高教育背景母亲的母子双方词汇运用水平相关程度较高，二者多数为显著或极其显著，而低教育背景母子双方词汇运用水平相关程度低，甚至出现负相关，显示高教育背景母亲对儿童指向言语更为敏感。但研究结果同时显示：两类母亲在运用词汇时均对儿童词汇的年龄发展规律不敏感，因此两类母亲对儿童指向言语的年龄变化的敏感度都不高。
[关键词] 中国母亲；教育背景；亲子会话；词汇运用
一、问题提出
母亲的教育背景一直是影响儿童词汇运用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艾丽卡(Erika)等研究者对中西文化环境中母子言语会话的比较研究发现，儿童早期语义词汇发展的差异依赖于其接受的语言输入环境质量，母亲言语中词汇的丰富性、词汇输入的频率均对儿童使用的词汇具有显著的、积极的预期作用。其中，母亲的教育背景影响着其所运用的词汇特性，这种特性与儿童的语义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于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母亲言语特性以及与儿童词汇发展关系的研究在西方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针对汉语儿童家庭的相关研究则较为少见。
在中国，对于母亲教育背景对自身词汇运用水平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儿童词汇运用能力的间接影响的研究均十分罕见。几项由西方学者对中国儿童做的研究发现，汉语家庭母亲教育背景与母亲言语运用水平显著相关，高教育背景母亲与孩子讲话时使用的词汇较为丰富，话语长度更长，使用更大的词汇量，而且母亲言语中词汇的丰富性和话语长度与儿童使用的词汇具有显著的、积极的预期作用。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较少从亲子互动的角度对母亲与儿童词汇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而更多从较泛的因素分析入手。总的来看，已有的相关研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首先，对母亲言语的衡量多为观察及描述型研究，或者仅仅对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儿童词汇发展进行研究，而未从词汇数量上对母亲的词汇运用水平与儿童的词汇运用水平进行一一对应的考察，难以清晰地揭示母亲与儿童之间的语言影响关系。其次，已有研究多数采用了母亲报告或者儿童测试的方式对亲子活动时母子双方的词汇运用状况进行研究，这种状况下的母子的词汇运用水平同自发状态下的母子词汇运用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很难反映母亲和儿童各自真实的词汇运用水平，不利于研究的深入进行。第三，已有研究均是以母子词汇的基本运用特征为衡量指标，如词汇量、词性，而我们认为，在亲子交互中出现的词汇，其绝大多数的使用目的都不是“说词汇”，而是“说句子”和“参加会话”，因此，它的出现即是以“构成句子和话轮的最小单位”而出现的，衡量词汇的基本应用水平与词汇的句子应用水平及话轮应用水平是不能分割的三个方面。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基于严谨选样的亲子言语运用的语料库，选用国际通用词汇衡量指标，对1～3岁儿童的不同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运用水平进行研究，以了解不同教育背景这一指标对母亲词汇运用的影响，并呈现中国情境下不同亚文化背景母亲在亲子言语互动中的词汇运用状况，从而为以后亲子言语互动教育实践活动提供切实的支持。本研究属于亲子语言影响的系列研究的部分，在本研究的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将对不同教育背景母亲的子女的词汇运用进行统计，藉此对1～3岁儿童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儿童词汇运用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被试选取
本研究以40对母子的言语互动作为研究对象，被选儿童分别为18月、24月、30月、36月，共4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各有母子10对，其中5个母亲为高教育背景，拥有大学教育学历，从事办公室工作的职业状况基本相似，且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近；5个母亲为低教育背景，未受过高等教育，职业状况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近。两类家庭均以普通话作为与儿童日常交流的语言。各个年龄组儿童男女各半，语言发展正常，无听觉和言语障碍，且均为独生子女。
(二)语料收集
使用摄像机，对自发的、自然情境状态下的母子互动过程中的对话进行语料收集。拍摄时间为周末上午，拍摄地点在儿童的家中，对母子言语互动的内容不做规定，母亲和儿童可依据自己的情况有所选择。前提是具备“能够反映儿童和母亲真实的语言情况的条件”“能够激发出儿童语言的条件”等等。每次拍摄时间为30分钟，记录自发交流的语言。本研究最终处理的语料时间共计1200分钟。
(三)语料转录、编码与分析
将录像中每对母子交往的言语和体态语言按照“国际儿童语言研究系统”(cHILDES)进行转录，并按照划分词汇的标准，对母亲所有话语作切分，切分后的文件用CLAN程序进行处理，获得有关词汇3个层次5个指标的数据，再输入SPSS作统计分析。3层次5指标分别是：
词汇的基本应用水平：指标1——词汇总量，指母亲输出的所有词汇，用于衡量词汇输入频率。指标2——词汇种类，指母亲输出的不同词汇，用于衡量词汇输入质量。
词汇的句子应用水平：指标1——平均语句长度(MLU：Mean Length ofUtterance)，指单个话语平均词汇量，用于衡量词汇的语法运用长度。指标2——最长5个语句的平均长度(MLU5)，用于衡量词汇的语法运用所能达到的复杂程度。
词汇的会话应用水平：指标1——单个话轮长度(MLT：Mean Length ofTurn)，用于衡量词汇的会话运用所能达到的复杂程度。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运用词汇的整体差异比较
为了比较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运用的词汇是否存在整体差异，笔者以教育背景为变量，控制儿童年龄和性别，对这两组母亲词汇运用各指标的频次及差异性作协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在运用词汇的各种指标上，高教育背景母亲均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经协方差分析显示，在词汇的基本应用两个指标(不同词汇种类与词汇总量)上，高教育背景母亲均显著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在词汇的句子应用水平以及词汇的会话应用水平上，两类母亲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在1～3岁儿童的母子会话中，尽管就基本词汇频次以及词汇丰富性而言，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输入显著好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在句法和语用等更高层次的词汇运用上，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输入量虽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未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
(二)不同教育背景母亲与儿童词汇运用的相关比较
一般认为，由于母亲是儿童重要的语言输入来源，所以二者的语言发展呈相关关系，那么，对于1～3岁儿童与其不同教育背景母亲的亲子对话来说，是否是这样呢?对不同教育背景母亲与儿童词 汇运用间的相关研究结果见表2与表3。表2显示，高教育背景母亲与其子女之间，除了母亲的词汇运用能力各指标和儿童平均话轮长度相互之间无影响之外，其母亲的词汇运用各指标同儿童词汇运用中的其他4种指标之间均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相关。
从表3可以看出，在低教育背景母亲词汇运用的5种指标中，母亲的不同词汇种类与儿童各词两个指标显著相关，其他相关不显著，甚至有几项指标与儿童的平均话轮长度呈负相关。
(三)在儿童各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词汇运用水平的差异比较
为了比较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运用的词汇是否随着儿童年龄的发展有所调整，我们分别对这两组母亲各个指标的情况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见表4与表5。
表4显示，高教育背景母亲词汇运用的5种指标均不随儿童年龄的增长显著变化，表明在儿童各年龄段，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运用未随儿童年龄、认知、语言的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即对儿童词汇的年龄发展规律不敏感。
从表5可见，在词汇运用的5种指标上，低教育背景母亲显示出不同的应用态势。一方面，在平均语句长度和平均话轮长度两个指标上，低教育背景母亲的运用未随儿童年龄发生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在不同词汇种类、总词汇量和最长5个语句的平均长度这3个指标上，低教育背景母亲的运用随儿童年龄变化呈显著或边缘显著变化。从表5中各年龄段数据均数可以看出，这种显著变化与儿童年龄的增加不一致。对母亲的词汇总量进行多重检验后发现，在儿童24～30个月时，低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总词汇量极其显著增加(P=0.008<0.01)；当儿童30～36个月时，低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总词汇量显著减少(P=0.041<0.05)。低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词汇总量随儿童年龄的增加而出现的起伏表明，低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运用也未能随儿童年龄、认知、语言的发展，作出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调整，即对儿童词汇的年龄发展规律也不敏感。
四、讨论与教育建议
(一)母亲教育背景高低对母亲的词汇运用有明显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30分钟的母子自发言语对话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母亲的词汇运用有直接影响。一方面，在词汇的基本应用层面，高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基本词汇频次以及词汇的丰富性显著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出现该结果的可能原因之一在于，在母子言语互动中，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话语输入量极其显著地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F=7.306，P=0.01)。相应地，前者使用词汇的机会要高于后者。这一结论证实了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的结果，即母亲的教育背景高低对母子言语互动中母亲的词汇运用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母亲词汇运用水平的各个层面上。美国研究者也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母亲讲话特性不同。如霍夫(Hoff)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母亲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母亲总是讲话较少，使用少量的词汇，作更多的指导，提较少的问题，而高社会经济地位母亲与孩子讲话时使用的词汇更为丰富。塔蒂夫(Tardif)对中国不同教育背景母亲的观察也发现，高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话语量与词汇量都更大一些。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发现，在句法和语用等更高层次的词汇运用层面，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输入量也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尽管这种差异未达到显著性差异。在研究中，笔者注意到，在儿童不回答问题时，低教育背景母亲经常使用同一句话提问，而高教育背景母亲通常变换句型，或是降低句型的难度提问，或是变换使用具有相同意义的词汇。相应地，低教育背景母亲的孩子的回应率及正确回应率都低于高教育背景母亲的孩子，后者由于母亲语用的调整而获得了更多思考的时间和成功回答的机会。这表明，在母子言语互动中，低教育背景母亲为儿童提供的词汇输入的频率和质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提醒我们，在母子言语互动中，低教育背景母亲不仅要适当提高话语输入的总量，而且要有意识地提高运用不同词汇、不同句型表达同一意义的能力。
(二)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词汇运用与儿童词汇运用的相关程度不同
本研究发现，高教育背景母亲与其子女之间，除了母亲的词汇运用和儿童平均话轮长度之间无影响之外，其他4种指标之间均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相关，而低教育背景母子间词汇运用相关程度低，甚至在话轮应用水平上出现显著负相关。这与研究者金(Jin)于2002年发表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儿童早期词汇发展的差异依赖于其接受的语言输入环境质量，不同的语言输入水平可能直接影响了儿童的语言环境，从而进一步影响其词汇的发展。随着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母亲提供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的语言输入，如采用一种接近儿童语言水平的语言与儿童交流，可以有效地引领婴幼儿的语言运用水平向其“最近发展区”发展，这被称为“儿童指向言语(CDS)”。儿童语言研究专家斯诺(snow)曾提出，若儿童早期阶段的任务是学习基本的词汇，那么有效的输入方式就是表达简单的语义形式和语用功能，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儿童指向言语(CDs)就是最适合的。但当儿童的语言能力增强时，就必须输入较为复杂的语言。因此，良性的早期儿童和母亲之间的语言水平是一种动态的相关关系：在儿童某一语言能力需要更多支持的时期，二者应呈一种正相关，而随着儿童相关语言能力的成熟运用，母亲应慢慢撤除鹰架，比如3岁之后，母亲的语言输入可以降低，从而与儿童语言发展呈负相关的关系。笔者对于同批语料的研究发现，3岁前儿童的词汇处于突增式发展阶段，但其成熟运用及句子与话轮的应用则要到幼儿晚期才慢慢完成，母亲若是对儿童的词汇发展水平敏感，二者之间应该有较强的相关，所以，笔者认为，本研究当中出现的“高教育背景亲子之间相关程度高，低教育背景母子之间相关程度低”的现象，有可能与低教育背景母亲的儿童指向言语能力不足有关。
(三)不同教育背景母亲在运用词汇时均对儿童词汇的年龄发展不敏感
母亲的语言运用若能随着儿童语言水平的变化作相应地动态调整，是对儿童语言发展提供支持性环境的重要表现之一，而且我们的研究也显示，高教育背景母亲的儿童指向言语的敏感性强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这种敏感性在儿童年龄段变化上却无体现。对于1—3岁儿童，不同教育背景母亲对儿童词汇发展的年龄段均不敏感，即在儿童发展的各年龄段上，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运用的各层次词汇水平没有随儿童年龄发展呈现出显著变化，表明这两组母亲对于儿童的年龄变化都缺少意识。这一研究结果与另一中国研究结果相似，该研究针对的是讲广东话的母子言语活动。他们发现：在母子会话中，中国母亲虽然对于话题情境的变化较为敏感，但她们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年龄变化不敏感。
所以，尽管高教育背景母亲对儿童指向言语的敏感性稍强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总体来说，仍然缺乏根据儿童的词汇发展水平灵活调整自己词汇运用的敏感性。这可能与高低教育背景母亲均缺乏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儿童语言发展规律的知识有关。若能清楚地理解儿童语言发展的年龄特征，母亲不会在儿童1岁时说大量儿童不能够理解的句子和词汇，或者待儿童年龄发展到3岁后，母亲也不会再说“娃娃语”。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亲子言语互动中，高低教育背景母亲均应根据儿童的实际语言水平，丰富自身有关儿童心理学的知识，掌握儿童各年龄段语言发展的特征，从而提供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词汇输入，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词汇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母亲；教育背景；亲子会话；词汇运用
一、问题提出
母亲的教育背景一直是影响儿童词汇运用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艾丽卡(Erika)等研究者对中西文化环境中母子言语会话的比较研究发现，儿童早期语义词汇发展的差异依赖于其接受的语言输入环境质量，母亲言语中词汇的丰富性、词汇输入的频率均对儿童使用的词汇具有显著的、积极的预期作用。其中，母亲的教育背景影响着其所运用的词汇特性，这种特性与儿童的语义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于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母亲言语特性以及与儿童词汇发展关系的研究在西方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针对汉语儿童家庭的相关研究则较为少见。
在中国，对于母亲教育背景对自身词汇运用水平的直接影响以及对儿童词汇运用能力的间接影响的研究均十分罕见。几项由西方学者对中国儿童做的研究发现，汉语家庭母亲教育背景与母亲言语运用水平显著相关，高教育背景母亲与孩子讲话时使用的词汇较为丰富，话语长度更长，使用更大的词汇量，而且母亲言语中词汇的丰富性和话语长度与儿童使用的词汇具有显著的、积极的预期作用。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较少从亲子互动的角度对母亲与儿童词汇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而更多从较泛的因素分析入手。总的来看，已有的相关研究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首先，对母亲言语的衡量多为观察及描述型研究，或者仅仅对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儿童词汇发展进行研究，而未从词汇数量上对母亲的词汇运用水平与儿童的词汇运用水平进行一一对应的考察，难以清晰地揭示母亲与儿童之间的语言影响关系。其次，已有研究多数采用了母亲报告或者儿童测试的方式对亲子活动时母子双方的词汇运用状况进行研究，这种状况下的母子的词汇运用水平同自发状态下的母子词汇运用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很难反映母亲和儿童各自真实的词汇运用水平，不利于研究的深入进行。第三，已有研究均是以母子词汇的基本运用特征为衡量指标，如词汇量、词性，而我们认为，在亲子交互中出现的词汇，其绝大多数的使用目的都不是“说词汇”，而是“说句子”和“参加会话”，因此，它的出现即是以“构成句子和话轮的最小单位”而出现的，衡量词汇的基本应用水平与词汇的句子应用水平及话轮应用水平是不能分割的三个方面。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基于严谨选样的亲子言语运用的语料库，选用国际通用词汇衡量指标，对1～3岁儿童的不同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运用水平进行研究，以了解不同教育背景这一指标对母亲词汇运用的影响，并呈现中国情境下不同亚文化背景母亲在亲子言语互动中的词汇运用状况，从而为以后亲子言语互动教育实践活动提供切实的支持。本研究属于亲子语言影响的系列研究的部分，在本研究的后续研究中，研究者将对不同教育背景母亲的子女的词汇运用进行统计，藉此对1～3岁儿童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儿童词汇运用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被试选取
本研究以40对母子的言语互动作为研究对象，被选儿童分别为18月、24月、30月、36月，共4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各有母子10对，其中5个母亲为高教育背景，拥有大学教育学历，从事办公室工作的职业状况基本相似，且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近；5个母亲为低教育背景，未受过高等教育，职业状况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近。两类家庭均以普通话作为与儿童日常交流的语言。各个年龄组儿童男女各半，语言发展正常，无听觉和言语障碍，且均为独生子女。
(二)语料收集
使用摄像机，对自发的、自然情境状态下的母子互动过程中的对话进行语料收集。拍摄时间为周末上午，拍摄地点在儿童的家中，对母子言语互动的内容不做规定，母亲和儿童可依据自己的情况有所选择。前提是具备“能够反映儿童和母亲真实的语言情况的条件”“能够激发出儿童语言的条件”等等。每次拍摄时间为30分钟，记录自发交流的语言。本研究最终处理的语料时间共计1200分钟。
(三)语料转录、编码与分析
将录像中每对母子交往的言语和体态语言按照“国际儿童语言研究系统”(cHILDES)进行转录，并按照划分词汇的标准，对母亲所有话语作切分，切分后的文件用CLAN程序进行处理，获得有关词汇3个层次5个指标的数据，再输入SPSS作统计分析。3层次5指标分别是：
词汇的基本应用水平：指标1——词汇总量，指母亲输出的所有词汇，用于衡量词汇输入频率。指标2——词汇种类，指母亲输出的不同词汇，用于衡量词汇输入质量。
词汇的句子应用水平：指标1——平均语句长度(MLU：Mean Length ofUtterance)，指单个话语平均词汇量，用于衡量词汇的语法运用长度。指标2——最长5个语句的平均长度(MLU5)，用于衡量词汇的语法运用所能达到的复杂程度。
词汇的会话应用水平：指标1——单个话轮长度(MLT：Mean Length ofTurn)，用于衡量词汇的会话运用所能达到的复杂程度。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运用词汇的整体差异比较
为了比较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运用的词汇是否存在整体差异，笔者以教育背景为变量，控制儿童年龄和性别，对这两组母亲词汇运用各指标的频次及差异性作协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在运用词汇的各种指标上，高教育背景母亲均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经协方差分析显示，在词汇的基本应用两个指标(不同词汇种类与词汇总量)上，高教育背景母亲均显著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在词汇的句子应用水平以及词汇的会话应用水平上，两类母亲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在1～3岁儿童的母子会话中，尽管就基本词汇频次以及词汇丰富性而言，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输入显著好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在句法和语用等更高层次的词汇运用上，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输入量虽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未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
(二)不同教育背景母亲与儿童词汇运用的相关比较
一般认为，由于母亲是儿童重要的语言输入来源，所以二者的语言发展呈相关关系，那么，对于1～3岁儿童与其不同教育背景母亲的亲子对话来说，是否是这样呢?对不同教育背景母亲与儿童词 汇运用间的相关研究结果见表2与表3。表2显示，高教育背景母亲与其子女之间，除了母亲的词汇运用能力各指标和儿童平均话轮长度相互之间无影响之外，其母亲的词汇运用各指标同儿童词汇运用中的其他4种指标之间均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相关。
从表3可以看出，在低教育背景母亲词汇运用的5种指标中，母亲的不同词汇种类与儿童各词两个指标显著相关，其他相关不显著，甚至有几项指标与儿童的平均话轮长度呈负相关。
(三)在儿童各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词汇运用水平的差异比较
为了比较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运用的词汇是否随着儿童年龄的发展有所调整，我们分别对这两组母亲各个指标的情况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见表4与表5。
表4显示，高教育背景母亲词汇运用的5种指标均不随儿童年龄的增长显著变化，表明在儿童各年龄段，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运用未随儿童年龄、认知、语言的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即对儿童词汇的年龄发展规律不敏感。
从表5可见，在词汇运用的5种指标上，低教育背景母亲显示出不同的应用态势。一方面，在平均语句长度和平均话轮长度两个指标上，低教育背景母亲的运用未随儿童年龄发生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在不同词汇种类、总词汇量和最长5个语句的平均长度这3个指标上，低教育背景母亲的运用随儿童年龄变化呈显著或边缘显著变化。从表5中各年龄段数据均数可以看出，这种显著变化与儿童年龄的增加不一致。对母亲的词汇总量进行多重检验后发现，在儿童24～30个月时，低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总词汇量极其显著增加(P=0.008<0.01)；当儿童30～36个月时，低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总词汇量显著减少(P=0.041<0.05)。低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词汇总量随儿童年龄的增加而出现的起伏表明，低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运用也未能随儿童年龄、认知、语言的发展，作出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调整，即对儿童词汇的年龄发展规律也不敏感。
四、讨论与教育建议
(一)母亲教育背景高低对母亲的词汇运用有明显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30分钟的母子自发言语对话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母亲的词汇运用有直接影响。一方面，在词汇的基本应用层面，高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基本词汇频次以及词汇的丰富性显著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出现该结果的可能原因之一在于，在母子言语互动中，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话语输入量极其显著地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F=7.306，P=0.01)。相应地，前者使用词汇的机会要高于后者。这一结论证实了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的结果，即母亲的教育背景高低对母子言语互动中母亲的词汇运用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母亲词汇运用水平的各个层面上。美国研究者也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母亲讲话特性不同。如霍夫(Hoff)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母亲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母亲总是讲话较少，使用少量的词汇，作更多的指导，提较少的问题，而高社会经济地位母亲与孩子讲话时使用的词汇更为丰富。塔蒂夫(Tardif)对中国不同教育背景母亲的观察也发现，高教育背景母亲使用的话语量与词汇量都更大一些。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发现，在句法和语用等更高层次的词汇运用层面，高教育背景母亲的词汇输入量也高于低教育背景母亲，尽管这种差异未达到显著性差异。在研究中，笔者注意到，在儿童不回答问题时，低教育背景母亲经常使用同一句话提问，而高教育背景母亲通常变换句型，或是降低句型的难度提问，或是变换使用具有相同意义的词汇。相应地，低教育背景母亲的孩子的回应率及正确回应率都低于高教育背景母亲的孩子，后者由于母亲语用的调整而获得了更多思考的时间和成功回答的机会。这表明，在母子言语互动中，低教育背景母亲为儿童提供的词汇输入的频率和质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提醒我们，在母子言语互动中，低教育背景母亲不仅要适当提高话语输入的总量，而且要有意识地提高运用不同词汇、不同句型表达同一意义的能力。
(二)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词汇运用与儿童词汇运用的相关程度不同
本研究发现，高教育背景母亲与其子女之间，除了母亲的词汇运用和儿童平均话轮长度之间无影响之外，其他4种指标之间均存在显著或极其显著相关，而低教育背景母子间词汇运用相关程度低，甚至在话轮应用水平上出现显著负相关。这与研究者金(Jin)于2002年发表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儿童早期词汇发展的差异依赖于其接受的语言输入环境质量，不同的语言输入水平可能直接影响了儿童的语言环境，从而进一步影响其词汇的发展。随着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母亲提供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的语言输入，如采用一种接近儿童语言水平的语言与儿童交流，可以有效地引领婴幼儿的语言运用水平向其“最近发展区”发展，这被称为“儿童指向言语(CDS)”。儿童语言研究专家斯诺(snow)曾提出，若儿童早期阶段的任务是学习基本的词汇，那么有效的输入方式就是表达简单的语义形式和语用功能，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儿童指向言语(CDs)就是最适合的。但当儿童的语言能力增强时，就必须输入较为复杂的语言。因此，良性的早期儿童和母亲之间的语言水平是一种动态的相关关系：在儿童某一语言能力需要更多支持的时期，二者应呈一种正相关，而随着儿童相关语言能力的成熟运用，母亲应慢慢撤除鹰架，比如3岁之后，母亲的语言输入可以降低，从而与儿童语言发展呈负相关的关系。笔者对于同批语料的研究发现，3岁前儿童的词汇处于突增式发展阶段，但其成熟运用及句子与话轮的应用则要到幼儿晚期才慢慢完成，母亲若是对儿童的词汇发展水平敏感，二者之间应该有较强的相关，所以，笔者认为，本研究当中出现的“高教育背景亲子之间相关程度高，低教育背景母子之间相关程度低”的现象，有可能与低教育背景母亲的儿童指向言语能力不足有关。
(三)不同教育背景母亲在运用词汇时均对儿童词汇的年龄发展不敏感
母亲的语言运用若能随着儿童语言水平的变化作相应地动态调整，是对儿童语言发展提供支持性环境的重要表现之一，而且我们的研究也显示，高教育背景母亲的儿童指向言语的敏感性强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这种敏感性在儿童年龄段变化上却无体现。对于1—3岁儿童，不同教育背景母亲对儿童词汇发展的年龄段均不敏感，即在儿童发展的各年龄段上，不同教育背景母亲运用的各层次词汇水平没有随儿童年龄发展呈现出显著变化，表明这两组母亲对于儿童的年龄变化都缺少意识。这一研究结果与另一中国研究结果相似，该研究针对的是讲广东话的母子言语活动。他们发现：在母子会话中，中国母亲虽然对于话题情境的变化较为敏感，但她们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年龄变化不敏感。
所以，尽管高教育背景母亲对儿童指向言语的敏感性稍强于低教育背景母亲，但总体来说，仍然缺乏根据儿童的词汇发展水平灵活调整自己词汇运用的敏感性。这可能与高低教育背景母亲均缺乏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儿童语言发展规律的知识有关。若能清楚地理解儿童语言发展的年龄特征，母亲不会在儿童1岁时说大量儿童不能够理解的句子和词汇，或者待儿童年龄发展到3岁后，母亲也不会再说“娃娃语”。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亲子言语互动中，高低教育背景母亲均应根据儿童的实际语言水平，丰富自身有关儿童心理学的知识，掌握儿童各年龄段语言发展的特征，从而提供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词汇输入，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词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