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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投入在各级财政支出的比例得到了较为有力的保障，国家对学术研究的资助不断增加，不少高校呈现出积极扩张的态势。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例如，各种个人或集体的课题、项目、评比都有一套申报程序，获得经费支持之后还有头绪繁多的报销程序，近年来加强经费管理之后尤其如此，引发了普遍的抱怨。
在《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李家永译，商务印书馆二○○七年版）中，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希尔斯讨论了大学经费投入的来源结构与数量的变化对学术秩序的影响。他分析的是美国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连续变化，与中国当前的变化及其趋势有根本不同之处，也有类似的部分，这些分析颇具启发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学在平等主义浪潮影响下，许多很难有机会上大学的青年进入了大学，学生快速增加，政府拨款随之大幅增加，大学也越来越多地与企业展开合作。希尔斯指出，随着经费的增加，政府在大学的势力大为增强，不仅要监管经费的使用，还要求吸收更多的学生，并深刻影响学术研究的方向。结果大学变得“更加忙碌”，行政和事务性的工作显著增加，“为了申请经费和对经费的使用情况做出说明，需要填写更多的表格”；“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学者必须调整自己的工作使之适应研究项目在各个阶段的时间安排”。这种学者不断“分心”的情况，与今天中国高校的情况何其相似。
不过，学者个体境况的变化，只是希尔斯分析的一个方面。他更关注的是，“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何种变化。
在他看来，“二战”之前美国大学的主要部分是私立大学，它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学生学费、捐赠基金和私人赠予。这一收入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捐赠基金和私人赠予让私立大学有更大程度上的自主性，这些捐赠与常见的带有指定具体目的的研究资助很不一样，后者（包括公共资助和企业资助）对大学带有严格限制；二是相当部分私立大学能够使捐赠来源多样化，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外部的垄断者，大学自己能够成为整合全校的中心。私立大学对捐赠的寻求，固然很伤脑筋，但要使大学自身成为整合中心，就必须这样做。美国私立大学的这一收入结构，使其能够保持较小的规模和更高的入学标准，保持自治空间和自主性。有了这一条件，大学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一个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及学生之间的共同体，形成认同一套规范的集体自觉意识，一定程度眼光向内，将大学看作一个负有保持、扩展和深化高水平学问之责的实体。
“二战”之后美国大学包括私立大学的大变，尤其是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拨款和接受企业对具体研究的资助，导致了这种整体性的深刻危机，希尔斯称之为“主权的分解”。联邦政府和企业对大学研究的支持模式，虽然成功地推动了重要成果的出现，但助长了大学的分解。大学整体性危机的基本机制是，任何一位教师只要能从政府、企业或私人获得项目资助，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在很多方面变得独立于大学（除了利用大学的行政和会计服务），这样一来，学者忠诚于全国和国际范围的专业（这是必要的），而不是他们受聘的学校，各个单位和个体日益陷入分解状态，往往太过于追求自身的利益。作为一个共同体和组织的大学大大弱化，学校内部很难再凝聚起来，人们忙于满足资助提供者当前的需要，工作排得很满，不再像以前的私立大学那样着眼长远考虑大学的未来。
希尔斯指出，一个亮点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博雅教育、通识教育这些本科教育的主要革新举措，都出现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重要的私立大学。原因在于，私立大学在“二战”后仍保留了以往私立大学的要素和传统，这些大学仍然能在相当程度上“把大学当作一项知识性事业”，当作“某种超越眼前的需要和任务”，本科生的规模也比较小，更可能把带有这些文明抱负的教育模式纳入大学的整体。
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也可以看作美国精英大学应对整体性危机的一种举措。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哈钦斯在推动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里程碑式文献《伟大的对话—一种博雅教育的本质》（见董成龙编译：《大学与博雅教育》，华夏出版社二○一五年版）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文明战略的意图，他指出，每个人都彼此不同，但又都有共同之处；我们“迫切需要统一体和共同体”，社会分歧与裂变等“时下的危机”首先要求“同一的教育”，例如，莎士比亚应该成为所有人教育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整体性危机的延续，仍然是大学发展的长期趋势。希尔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学术前景，认为大学在财政上必然会遇到困窘，在与卫生和其他社会福利的竞争中，大学很难筹集到满足其理想预算的经费。从近年来日本、法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削减对人文学科投入的情况看，这一判断是有预见性的。
根据希尔斯的分析，私人向大学捐赠的“无目的性”，是大学具备立足西方传统的公共性的基础（也可以说，包含了维护大学传统与规范的“目的”）；政府与企业以项目制为主要途径的资助，则为那些冲击西方文明传统的思潮打开了大门，使大学内部陷入思想分裂与政治斗争。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学在“二战”后陷入意识形态分裂和冲突的图景，这是美国政党政治与一般社会的分裂与冲突的一个表现。“二战”后政府公共投入与私人捐赠在美国私立大学平分秋色的格局，为意识形态竞争在大学内部展开提供了制度基础。希尔斯所赞赏的大学内部比较一致的“集体自觉意识”的重建，前景仍然暗淡。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学在不同意义上经历了连续的“集体自觉意识”的瓦解过程，今天也有自己的整体性危机，折射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矛盾的状况。此前国家包揽大学投入的财政体制，是当时大学具有整体性的经济基础，包含了某种对于文明长远发展的共识。今天，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项目制所占权重越来越大，更为注重当前的需要，行政管理更繁琐，情况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从有利于大学从容地、长远地谋划教学研究的角度说，社会捐赠的优点日益明显。
现在关于大学教师为各种行政性事务“分心”的讨论很多，但较少有人关心大学自身的整体性危机。其实，与其说人们淡忘了这些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放弃：既不认为仍然可能重建大学内部的整体性，也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这种冷漠的情绪，显示了中国大学整体性危机的深度。
在这种氛围中，在中国大学中推动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是比较难得的以重建大学内在整体性为目标的努力，其困境与挑战不言而喻。希尔斯所做分析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增强大学及其研究的自主空间，需要在教育改革之外，重视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的问题，更为自觉地探索经费来源多元化的道路，尤其是大学应更为积极地寻求社会捐赠。
目前，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重点高校，以及汕头大学等比较特殊的高校，一般高校在寻求社会捐赠方面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还很不够，这也是过于依赖政府与企业的项目制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一直有投入热情，相对于创办私立大学，向知名高校捐赠是更有潜力的选项。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白纸上好画画”的十九世纪美国，大学发展已经比较成熟，重点高校的体量已经相当庞大。毋庸讳言，这是中国目前难以出现不以营利为目的，又有较强竞争力的私立高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有适宜的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财力雄厚者将会有较强的动力向高校捐赠。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时期，政府也会有更强的动力鼓励对大学的社会捐赠。可以期待，在不远的未来，社会捐赠在中国大学经费来源占有比重的上升，可以为高校发展和整体性重建提供一种重要的积极力量。
在《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李家永译，商务印书馆二○○七年版）中，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希尔斯讨论了大学经费投入的来源结构与数量的变化对学术秩序的影响。他分析的是美国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连续变化，与中国当前的变化及其趋势有根本不同之处，也有类似的部分，这些分析颇具启发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学在平等主义浪潮影响下，许多很难有机会上大学的青年进入了大学，学生快速增加，政府拨款随之大幅增加，大学也越来越多地与企业展开合作。希尔斯指出，随着经费的增加，政府在大学的势力大为增强，不仅要监管经费的使用，还要求吸收更多的学生，并深刻影响学术研究的方向。结果大学变得“更加忙碌”，行政和事务性的工作显著增加，“为了申请经费和对经费的使用情况做出说明，需要填写更多的表格”；“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学者必须调整自己的工作使之适应研究项目在各个阶段的时间安排”。这种学者不断“分心”的情况，与今天中国高校的情况何其相似。
不过，学者个体境况的变化，只是希尔斯分析的一个方面。他更关注的是，“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何种变化。
在他看来，“二战”之前美国大学的主要部分是私立大学，它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学生学费、捐赠基金和私人赠予。这一收入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捐赠基金和私人赠予让私立大学有更大程度上的自主性，这些捐赠与常见的带有指定具体目的的研究资助很不一样，后者（包括公共资助和企业资助）对大学带有严格限制；二是相当部分私立大学能够使捐赠来源多样化，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外部的垄断者，大学自己能够成为整合全校的中心。私立大学对捐赠的寻求，固然很伤脑筋，但要使大学自身成为整合中心，就必须这样做。美国私立大学的这一收入结构，使其能够保持较小的规模和更高的入学标准，保持自治空间和自主性。有了这一条件，大学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一个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及学生之间的共同体，形成认同一套规范的集体自觉意识，一定程度眼光向内，将大学看作一个负有保持、扩展和深化高水平学问之责的实体。
“二战”之后美国大学包括私立大学的大变，尤其是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拨款和接受企业对具体研究的资助，导致了这种整体性的深刻危机，希尔斯称之为“主权的分解”。联邦政府和企业对大学研究的支持模式，虽然成功地推动了重要成果的出现，但助长了大学的分解。大学整体性危机的基本机制是，任何一位教师只要能从政府、企业或私人获得项目资助，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在很多方面变得独立于大学（除了利用大学的行政和会计服务），这样一来，学者忠诚于全国和国际范围的专业（这是必要的），而不是他们受聘的学校，各个单位和个体日益陷入分解状态，往往太过于追求自身的利益。作为一个共同体和组织的大学大大弱化，学校内部很难再凝聚起来，人们忙于满足资助提供者当前的需要，工作排得很满，不再像以前的私立大学那样着眼长远考虑大学的未来。
希尔斯指出，一个亮点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博雅教育、通识教育这些本科教育的主要革新举措，都出现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重要的私立大学。原因在于，私立大学在“二战”后仍保留了以往私立大学的要素和传统，这些大学仍然能在相当程度上“把大学当作一项知识性事业”，当作“某种超越眼前的需要和任务”，本科生的规模也比较小，更可能把带有这些文明抱负的教育模式纳入大学的整体。
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也可以看作美国精英大学应对整体性危机的一种举措。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哈钦斯在推动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里程碑式文献《伟大的对话—一种博雅教育的本质》（见董成龙编译：《大学与博雅教育》，华夏出版社二○一五年版）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文明战略的意图，他指出，每个人都彼此不同，但又都有共同之处；我们“迫切需要统一体和共同体”，社会分歧与裂变等“时下的危机”首先要求“同一的教育”，例如，莎士比亚应该成为所有人教育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整体性危机的延续，仍然是大学发展的长期趋势。希尔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学术前景，认为大学在财政上必然会遇到困窘，在与卫生和其他社会福利的竞争中，大学很难筹集到满足其理想预算的经费。从近年来日本、法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削减对人文学科投入的情况看，这一判断是有预见性的。
根据希尔斯的分析，私人向大学捐赠的“无目的性”，是大学具备立足西方传统的公共性的基础（也可以说，包含了维护大学传统与规范的“目的”）；政府与企业以项目制为主要途径的资助，则为那些冲击西方文明传统的思潮打开了大门，使大学内部陷入思想分裂与政治斗争。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学在“二战”后陷入意识形态分裂和冲突的图景，这是美国政党政治与一般社会的分裂与冲突的一个表现。“二战”后政府公共投入与私人捐赠在美国私立大学平分秋色的格局，为意识形态竞争在大学内部展开提供了制度基础。希尔斯所赞赏的大学内部比较一致的“集体自觉意识”的重建，前景仍然暗淡。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学在不同意义上经历了连续的“集体自觉意识”的瓦解过程，今天也有自己的整体性危机，折射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矛盾的状况。此前国家包揽大学投入的财政体制，是当时大学具有整体性的经济基础，包含了某种对于文明长远发展的共识。今天，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项目制所占权重越来越大，更为注重当前的需要，行政管理更繁琐，情况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从有利于大学从容地、长远地谋划教学研究的角度说，社会捐赠的优点日益明显。
现在关于大学教师为各种行政性事务“分心”的讨论很多，但较少有人关心大学自身的整体性危机。其实，与其说人们淡忘了这些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放弃：既不认为仍然可能重建大学内部的整体性，也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这种冷漠的情绪，显示了中国大学整体性危机的深度。
在这种氛围中，在中国大学中推动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是比较难得的以重建大学内在整体性为目标的努力，其困境与挑战不言而喻。希尔斯所做分析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增强大学及其研究的自主空间，需要在教育改革之外，重视大学经费来源多元化的问题，更为自觉地探索经费来源多元化的道路，尤其是大学应更为积极地寻求社会捐赠。
目前，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重点高校，以及汕头大学等比较特殊的高校，一般高校在寻求社会捐赠方面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还很不够，这也是过于依赖政府与企业的项目制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一直有投入热情，相对于创办私立大学，向知名高校捐赠是更有潜力的选项。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白纸上好画画”的十九世纪美国，大学发展已经比较成熟，重点高校的体量已经相当庞大。毋庸讳言，这是中国目前难以出现不以营利为目的，又有较强竞争力的私立高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有适宜的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财力雄厚者将会有较强的动力向高校捐赠。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时期，政府也会有更强的动力鼓励对大学的社会捐赠。可以期待，在不远的未来，社会捐赠在中国大学经费来源占有比重的上升，可以为高校发展和整体性重建提供一种重要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