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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权力放开可行吗？
高校自主招生一直是高考改革中呼声最高的话题。教育部放权给高校或者中学到底可行吗？是否能够增加学校的自主性以及考生的自主性，以实现考试的公平？
目前，高校自主招生出现了哪些问题？备受质疑的“小高考”会取消吗？
袁桂林：高考招生制度要改善、完善，而不是取缔，取缔可能更不利于我们教育的发展。
高校自主招生要扩大，而不是收回去。现在高校联盟有问题，要勇于面对和解决，而不是往回撤。把权力交给高校是一种探索，方向是对的。至于怎么搞，遇到了哪些困难，我们应该积极地面对和解决，而不是要放弃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否则高校的自主权很难保证，高校的特色也很难出现。
储朝晖：高校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招生的权力本来就是高校的，但是现在是完全按照招生分数线，要招的就是这些人，没有选择余地了。
毕唐书：前年我参加一个知名高校校长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几个问题，如果把招生权交给大学，你们有哪些看法？有一位校长说，如果现在把招生自主权给我，我不敢要。因为中国的国情，给我这个权我也不敢用。
大学的招生存在的问题相当多，可能黑幕重重。所以大学不能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必须设置很多条件，比如公开、透明。
自主招生招什么？一般的学生还是应当通过统考、统招。有一些特殊学生，如天才、怪才、奇才，学校可以推荐，自己也可以推荐自己，但是必须对全体毕业生公开，而且还得向社会公开。
杨培森：我认为高考应该变一考为多考，可以把招生权力交给中学，由中学对学生进行全程考核，综合确定这个学生的成绩。最了解学生的是中学，每年一次高考选拔的效果都不会优于高中学校公正地推荐的结果。
当然还应该采取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措施。首先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学生评价体系。
其次，指标的分配，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人口、教育水平、激励性等问题。
再次，建立一个监督体系，可以考虑四个层面：一是学生层面的监督，学生怎么排序、进哪个学校，要让学生组织说了算；二是家长层面的监督，要让家长参与这个过程；三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当然是对学校的监督；四是高校对学生的审查，可以将不合格的学生退回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层面的监督，多数学生认可的结果肯定是一个好的结果。
另外，还需要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运行好的学校和地区，可以在指标分配上给予奖励；对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或者是违规、营私舞弊的要给予严厉惩罚。
>>> 指标，从未停息的争夺战
高考招生指标的分配一直被诟病。有人认为，招生指标的均衡化是实现高考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有人认为，招生划定指标正是某些区域行使特权，获得特殊利益的途径。现实中，招生指标的争夺战从未停息。
2013年，国家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重点高校招生计划由1万名增至3万名。新增招生指标能否解决贫困地区考生上大学的问题？高校农村地区生源减少的问题能否得解？
杨培森：现在高考招生指标是先分到省里，再分到地区这一级，再到县里，层层加压。学校的考试压力非常大，教师太累，学生学得太苦。
河南今年大约有72万名考生，规模太大、竞争太激烈。今年高考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高考”，这意味着考试成本的增加，把考生当成罪犯来看待，考试投入的压力非常大。
袁桂林：因为高校所在地对高校有很多投入，付出更多，对所在地的名额倾斜也有一定道理。所以高校布局应该更加合理，高校资源不应过于集中。
杨培森：可以尝试把招生指标放到县一级，由高中根据学生三年的学习情况来分配。
储朝晖：把招生指标分到县一级，要怎么分呢？按人口合理吗？有的地方教育质量好，有的地方教育质量差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前三年各个大学在这个县里招生的数量。但这可能造成新的问题，我们提出的措施和方法需要有可操作性才行。
袁桂林：按人口标准分，需要分步骤进行。第一步以省为单位，如果做出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还没有以人口为参照分配名额，像河南、山东等一些人口大省，高考是非常难的，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到要分到县这一级，恐怕不能操之过急。
杨培森：可以分几个层次，国家级的高校应该按全国的人口规模分配指标；地区办的高校，可以向所在地倾斜；我们对县城和乡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没有说县城可以享有特权。
储朝晖：我不同意进一步分到县级，靠这个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实行计划体制，就必然有分指标的问题。实际上招生的依据和标准，只能是依据这个学生所具备的条件是否符合学校的要求，其他的如按照计划分指标都存在不合理性。依据这个标准，学生找学校，学校找学生，形成双向选择。
>>> 加分，都给了谁？
今年5月27日出版的《民生周刊》推出了《高考加分盗走名校梦》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2013年，北京市高考考生总体照顾率超过了18%。高考加分政策有没有可能改善或取消？
储朝晖：那些得奖的，往往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都会得奖；而那些不得奖的，可能一直不得奖。对于这种评奖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要通过专业的方式解决公平问题，而不是达到某一种形式化的公平。
一个偏远地区排名靠前的学生，远远要比在条件很好地区考分很高的学生优秀，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肯定是在偏远地方排前1000名，而分数比大城市学生低的考生。仅仅凭一个高考分数，很难获得全面的信息。
袁桂林：人口智力的分布应该是随机的，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大城市。
杨培森：加分还有一个突出的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等。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哪些项目该加分，基层学校都不清楚这些。我们找了很多文件，都找不到明确的规定。前几年我们才知道，体育上棒球、垒球可以加分。为什么这些项目可以加分，我们也不知道。 储朝晖：高考问题背后是一个公平的问题，而公平的问题要通过专业的方式去解决。
袁桂林：加分的权力应该给高校，由高校的专业老师来鉴别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特长，是否给他加分；而不是看获奖证书，证书恐怕也有一些是假的。
杨培森：怎么让专家们对每一个考生都进行公正的鉴别？理论上是对的，但落实起来非常难。我的主张就是让高中对孩子进行鉴别。
储朝晖：我部分赞同你的看法，就是要在高考招生中给高中话语权。但是不能完全由高中来做，高考评价机制是专业评价的一部分。当高中的校长是由当地行政部门任命的时候，如果有官员子弟参加高考，你很有可能优先考虑他。
杨培森：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腐败都是从上面压下来的。给了高中以后，我们都是让学生来评，根本不会去请示书记、市长。
毕唐书：给了名额之后，市长给你打电话，市委书记也给你打电话，你照顾哪一个？所以只有给考试成绩最好、表现最好的学生。
储朝晖：有这样做的，有不是这样做的。监督一个高位的权力机构，比监督一个低位的权力机构要难得多。
杨培森：如果出了问题不光处理校长，首先处理他的上司，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 高考改革的走向是公平
未来，我们的高考改革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和理念？我们可预见的五年、十年内，高考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应该怎样改？目前高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工作？
储朝晖：更自主、更专业、更公平、更透明，是未来高考改革应该具备的原则和方向。
第一步还是分类、分段，这个已经初见端倪了。高职学校和本科院校差距很大，分开了以后，各段有各段的目标。
现在包括三本、二本的院校都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压力越来越小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考了，任何学生只要愿意就可以来读。所以真正的考试会集中在高端的一本阶段，一本阶段的考试肯定会向各个高校扩大自主权方向发展。但是实施的步骤跟外在的环境相关，比如高校提出更强烈的要求。但是现在高校是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它不敢提。或者是考生提出强烈的要求，这些都会引发变化。
亟待解决的就是要在评价环节尽可能做到公平，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课题。评价要由形式的公平转向实质的公平，把现在较多的行政力量干预的评价，转为一种专业的评价，在有些环境中要有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评价参与并起作用。大概方向是这样，具体到各个环节怎么操作，那是一个技术问题。
袁桂林：公平的问题要解决。实际上各省单独命题，就是在掩盖指标分配的不公平。公平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特别是在高中阶段，校际差距、城乡差距非常明显，以不公平的资源占有和配置，面对同一个标准的考试，是不是不公平呢？
当然公平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给有着不同的家庭收入背景和智力水平的人，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这是一种公平，但这还是低层次的公平。高层次的公平，应该是不同的人不同地对待。特别是在公共资源占有方面，如果我们不强调资源占有和享受的差异，而用一个标准来选拔，那显然是不公平的。
毕唐书：要解决公平问题，先必须把见不得阳光的特殊政策取消，如果这一步都做不到的话，很难达到公平。
袁桂林：高考改革是一个综合配套的问题。国外往往把考试作为高中和高校之间的桥梁，高中信赖它、高校也信赖它，但是又不会完全依赖它，除了它以外还有别的参考因素。在美国，学生课程学了几门、成绩如何，占的比重一般是30%；另外还有学生的社会实践，参加了什么社会实践、有什么发明创造，都是加分项，由高校来鉴别，中学是如实记录。
一般考试占四成，课程占三成，社会实践占三成，加起来综合决定是否录取，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但这涉及的问题很多。一个完善的制度的形成，需要很多配套措施。
高校自主招生一直是高考改革中呼声最高的话题。教育部放权给高校或者中学到底可行吗？是否能够增加学校的自主性以及考生的自主性，以实现考试的公平？
目前，高校自主招生出现了哪些问题？备受质疑的“小高考”会取消吗？
袁桂林：高考招生制度要改善、完善，而不是取缔，取缔可能更不利于我们教育的发展。
高校自主招生要扩大，而不是收回去。现在高校联盟有问题，要勇于面对和解决，而不是往回撤。把权力交给高校是一种探索，方向是对的。至于怎么搞，遇到了哪些困难，我们应该积极地面对和解决，而不是要放弃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否则高校的自主权很难保证，高校的特色也很难出现。
储朝晖：高校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招生的权力本来就是高校的，但是现在是完全按照招生分数线，要招的就是这些人，没有选择余地了。
毕唐书：前年我参加一个知名高校校长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几个问题，如果把招生权交给大学，你们有哪些看法？有一位校长说，如果现在把招生自主权给我，我不敢要。因为中国的国情，给我这个权我也不敢用。
大学的招生存在的问题相当多，可能黑幕重重。所以大学不能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必须设置很多条件，比如公开、透明。
自主招生招什么？一般的学生还是应当通过统考、统招。有一些特殊学生，如天才、怪才、奇才，学校可以推荐，自己也可以推荐自己，但是必须对全体毕业生公开，而且还得向社会公开。
杨培森：我认为高考应该变一考为多考，可以把招生权力交给中学，由中学对学生进行全程考核，综合确定这个学生的成绩。最了解学生的是中学，每年一次高考选拔的效果都不会优于高中学校公正地推荐的结果。
当然还应该采取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措施。首先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学生评价体系。
其次，指标的分配，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人口、教育水平、激励性等问题。
再次，建立一个监督体系，可以考虑四个层面：一是学生层面的监督，学生怎么排序、进哪个学校，要让学生组织说了算；二是家长层面的监督，要让家长参与这个过程；三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当然是对学校的监督；四是高校对学生的审查，可以将不合格的学生退回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层面的监督，多数学生认可的结果肯定是一个好的结果。
另外，还需要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运行好的学校和地区，可以在指标分配上给予奖励；对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或者是违规、营私舞弊的要给予严厉惩罚。
>>> 指标，从未停息的争夺战
高考招生指标的分配一直被诟病。有人认为，招生指标的均衡化是实现高考公平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有人认为，招生划定指标正是某些区域行使特权，获得特殊利益的途径。现实中，招生指标的争夺战从未停息。
2013年，国家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重点高校招生计划由1万名增至3万名。新增招生指标能否解决贫困地区考生上大学的问题？高校农村地区生源减少的问题能否得解？
杨培森：现在高考招生指标是先分到省里，再分到地区这一级，再到县里，层层加压。学校的考试压力非常大，教师太累，学生学得太苦。
河南今年大约有72万名考生，规模太大、竞争太激烈。今年高考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高考”，这意味着考试成本的增加，把考生当成罪犯来看待，考试投入的压力非常大。
袁桂林：因为高校所在地对高校有很多投入，付出更多，对所在地的名额倾斜也有一定道理。所以高校布局应该更加合理，高校资源不应过于集中。
杨培森：可以尝试把招生指标放到县一级，由高中根据学生三年的学习情况来分配。
储朝晖：把招生指标分到县一级，要怎么分呢？按人口合理吗？有的地方教育质量好，有的地方教育质量差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前三年各个大学在这个县里招生的数量。但这可能造成新的问题，我们提出的措施和方法需要有可操作性才行。
袁桂林：按人口标准分，需要分步骤进行。第一步以省为单位，如果做出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现在还没有以人口为参照分配名额，像河南、山东等一些人口大省，高考是非常难的，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到要分到县这一级，恐怕不能操之过急。
杨培森：可以分几个层次，国家级的高校应该按全国的人口规模分配指标；地区办的高校，可以向所在地倾斜；我们对县城和乡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没有说县城可以享有特权。
储朝晖：我不同意进一步分到县级，靠这个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实行计划体制，就必然有分指标的问题。实际上招生的依据和标准，只能是依据这个学生所具备的条件是否符合学校的要求，其他的如按照计划分指标都存在不合理性。依据这个标准，学生找学校，学校找学生，形成双向选择。
>>> 加分，都给了谁？
今年5月27日出版的《民生周刊》推出了《高考加分盗走名校梦》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2013年，北京市高考考生总体照顾率超过了18%。高考加分政策有没有可能改善或取消？
储朝晖：那些得奖的，往往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都会得奖；而那些不得奖的，可能一直不得奖。对于这种评奖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要通过专业的方式解决公平问题，而不是达到某一种形式化的公平。
一个偏远地区排名靠前的学生，远远要比在条件很好地区考分很高的学生优秀，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肯定是在偏远地方排前1000名，而分数比大城市学生低的考生。仅仅凭一个高考分数，很难获得全面的信息。
袁桂林：人口智力的分布应该是随机的，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大城市。
杨培森：加分还有一个突出的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等。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哪些项目该加分，基层学校都不清楚这些。我们找了很多文件，都找不到明确的规定。前几年我们才知道，体育上棒球、垒球可以加分。为什么这些项目可以加分，我们也不知道。 储朝晖：高考问题背后是一个公平的问题，而公平的问题要通过专业的方式去解决。
袁桂林：加分的权力应该给高校，由高校的专业老师来鉴别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特长，是否给他加分；而不是看获奖证书，证书恐怕也有一些是假的。
杨培森：怎么让专家们对每一个考生都进行公正的鉴别？理论上是对的，但落实起来非常难。我的主张就是让高中对孩子进行鉴别。
储朝晖：我部分赞同你的看法，就是要在高考招生中给高中话语权。但是不能完全由高中来做，高考评价机制是专业评价的一部分。当高中的校长是由当地行政部门任命的时候，如果有官员子弟参加高考，你很有可能优先考虑他。
杨培森：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腐败都是从上面压下来的。给了高中以后，我们都是让学生来评，根本不会去请示书记、市长。
毕唐书：给了名额之后，市长给你打电话，市委书记也给你打电话，你照顾哪一个？所以只有给考试成绩最好、表现最好的学生。
储朝晖：有这样做的，有不是这样做的。监督一个高位的权力机构，比监督一个低位的权力机构要难得多。
杨培森：如果出了问题不光处理校长，首先处理他的上司，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 高考改革的走向是公平
未来，我们的高考改革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和理念？我们可预见的五年、十年内，高考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应该怎样改？目前高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正在做什么工作？
储朝晖：更自主、更专业、更公平、更透明，是未来高考改革应该具备的原则和方向。
第一步还是分类、分段，这个已经初见端倪了。高职学校和本科院校差距很大，分开了以后，各段有各段的目标。
现在包括三本、二本的院校都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压力越来越小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考了，任何学生只要愿意就可以来读。所以真正的考试会集中在高端的一本阶段，一本阶段的考试肯定会向各个高校扩大自主权方向发展。但是实施的步骤跟外在的环境相关，比如高校提出更强烈的要求。但是现在高校是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它不敢提。或者是考生提出强烈的要求，这些都会引发变化。
亟待解决的就是要在评价环节尽可能做到公平，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课题。评价要由形式的公平转向实质的公平，把现在较多的行政力量干预的评价，转为一种专业的评价，在有些环境中要有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评价参与并起作用。大概方向是这样，具体到各个环节怎么操作，那是一个技术问题。
袁桂林：公平的问题要解决。实际上各省单独命题，就是在掩盖指标分配的不公平。公平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特别是在高中阶段，校际差距、城乡差距非常明显，以不公平的资源占有和配置，面对同一个标准的考试，是不是不公平呢？
当然公平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给有着不同的家庭收入背景和智力水平的人，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这是一种公平，但这还是低层次的公平。高层次的公平，应该是不同的人不同地对待。特别是在公共资源占有方面，如果我们不强调资源占有和享受的差异，而用一个标准来选拔，那显然是不公平的。
毕唐书：要解决公平问题，先必须把见不得阳光的特殊政策取消，如果这一步都做不到的话，很难达到公平。
袁桂林：高考改革是一个综合配套的问题。国外往往把考试作为高中和高校之间的桥梁，高中信赖它、高校也信赖它，但是又不会完全依赖它，除了它以外还有别的参考因素。在美国，学生课程学了几门、成绩如何，占的比重一般是30%；另外还有学生的社会实践，参加了什么社会实践、有什么发明创造，都是加分项，由高校来鉴别，中学是如实记录。
一般考试占四成，课程占三成，社会实践占三成，加起来综合决定是否录取，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但这涉及的问题很多。一个完善的制度的形成，需要很多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