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离退休老同志的口述史资料是党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料，从不同角度记录、反映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对深化党史研究和宣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央、省委和各级党史部门高度重视做好“活资料”的抢救和口述史的征集工作。今年，本刊“口述史”栏目将陆续刊发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文献资料管理处对我省部分副省级以上老同志和重大党史事件当事者进行访谈的口述史成果。
一
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后，非洲有许多国家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断交，然后和我们建交。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国民党台湾当局在非洲有些国家派有农援组，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外交关系断了，农援组也就撤走了。随着和我们建交，农援组就要接上，所以就有了一个农援非洲的问题。
当时国家农林部、外经部分配给江西的援助对象有3个国家：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毛里塔尼亚和我们建交比较早，后两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后才与我们建交。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曾是法属殖民地，冈比亚曾是英属殖民地。冈比亚夹在塞内加尔中间，东西长条形，冈比亚河横贯全境，西临大西洋，南、北、东三面为塞内加尔国土。冈比亚国家很小，当时只有50多万人口。塞内加尔是非洲比较大的国家，有500多万人口。与毛里塔尼亚以塞内加尔河为界，河南是塞内加尔，河北是毛里塔尼亚。这三国都属于西非。
江西首先农援毛里塔尼亚，帮他们办了一个农场。农场地处该国南部，靠塞内加尔河边上一个叫罗索的比较大的城镇。这些国家非常缺乏粮食，都靠国外援助。法国只供应些小米等杂粮。他们很希望获得大米。农场办起后，种植稻谷，影响很大。塞内加尔、冈比亚先后与台湾当局断交，再与我们建交。江西先后派出两个农技组接管国民党台湾当局撤走后留下的农援项目。江西开始派去塞内加尔的农技组，人数有100多人，力量是很强的。组长要求由地委常委、副书记这一级领导干部担任。第一次派去的组长是抚州地委常委、秘书长宁子明，副组长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副书记。100多人中，县委书记、副书记作为骨干，有农技人员、基层干部组成了农业技术组。抚州地区、九江地区分别接管塞内加尔、冈比亚两国的农援项目。
抚州在塞内加尔的农技组接管了10个点，其中6个是水稻点，4个是蔬菜点。经过两年的生产和管理，无论是水稻、蔬菜还是水果的产出都比台湾当局搞得更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时的规定是，派出的组以两年为一期，期满可以回国休假两个月，可以再去，或者重新换人。塞内加尔的农技组经过一年的工作，对实际情况和该怎么继续搞，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农援在塞内加尔的影响比较好。但是，如何根据他们国家的国情和需要，怎么继续搞下去，就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当时的农援，是用贷款的形式，用物资计款，他们有些方面需要我们的物资，有些方面不需要。比如，我们用的一些农业机械，拖拉机、汽车在那里都不很适用。我们的肥料也不适合当地需要。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接管的农援地点是否有效益，是否适合长久地搞下去，也要弄清楚。一年后，我们摸清了怎么继续搞下去。第一次派出的农援组长宁子明，因出车祸问题，国家农林部1975年5月12日批准派我赴塞内加尔去接替宁子明担任农技组长。那时，我正担任抚州地委常委。我的援非工作从1975年9月开始至1977年10月结束。
二
我到达塞内加尔后，从我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了解了大致情况，并和驻塞使馆经参处的二秘跑了全部10个点。经过调查摸底，我们觉得要放弃不适宜搞的，保留有生产条件、有效果、能持续搞下去的。回来我向大使汇报，我觉得有两个水稻点，一个点缺乏水源，一个点土壤不适合种水稻，没有搞下去的必要。有两个蔬菜点，都是沙滩地，没有土也没有水源，也不适合继续搞。经大使同意，同塞国农业部商谈意见一致后，我们上报了农林部和外经部。两部都同意按照实际情况保留或者撤销。结果留下了2个果蔬点和4个水稻点。有个果蔬点在首都旁边，这个点比较好，叫绿角，可以种水果也可以种蔬菜，直接归总部管。另外一个在南方的济金绍尔，这个点也不错。在古多母，有一个水稻点，旁边有一条小河，那里只有旱季和雨季。旱季没有淡水，都是海水，雨季才有淡水。小河的淡水可以保证种水稻。在圣路易大城市的盖德点，是河流冲积形成的土壤，土质比较好，可以种水稻。塞内加尔河也是在旱季时海水倒灌，雨季时候淡水才压下海水。我们选点的这个地方，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旱季和雨季都是淡水。发展水稻的面积也可以逐步扩大，是比较好的选点，可以做我们重点发展水稻的地方。这个点的上边有个叫朋巴的地方，土壤与盖德一样，河流也是在边上，灌溉面积虽小点，但这个地方有发展前途，土壤适合种水稻。还有一个姆巴那，在塞内加尔一个大湖的边上，水源没有问题，土壤也比较好。经过调整后，我们农技组的生产效果出现了，水稻发展了，水果蔬菜也增产了。
我们的援助方式主要采取我方农业技术员与受援国的农业技术员结对子的方式，但语言不通。为此，我们专门学了些常用法语，每个点还配备了一个翻译。尽管如此，双方交流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当地农民大都是黑人，不是很勤快，工作不大积极主动。当时水稻插秧都是用手工进行。我们派去的技术员大都是农民技术员。比如插秧，我们会给农户示范。我们是弯腰插秧，可他们嫌累，就坐下插秧，插完周边，起来就走人，总留下座位处不插，我们只能帮他们补上。除草有除草剂，肥料也充足，灭虫我们也得管。由于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我们种的水稻亩产都有千多斤。在获得丰收后，他们常常请来亲戚朋友一起庆祝。
从插秧到收割等劳作过程，虽然我们全程加以指导，但很多项目当地农户仍不太会做。他们国家土地多，人口少，所以农民愿意种多少、在哪里种都能自由地选择。塞国东南部为低山丘陵，中、东部为半沙漠地带，法国人指导他们种花生、小米。他们每天早上吃两把炒米、喝羊奶，中午吃芒果等水果和面食，晚上把米和水一起煮，又是粥又是饭的，放在盘里用西红柿酱做拌饭，用手抓吃。 他们主要靠我们的技术员种水稻。我们的实验田水稻，除了供自己用，他们的省长、县长也会来要点我们生产的大米。蔬菜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只需要去市场买点肉食。我们北方3个水稻点，盖德、姆巴那、朋巴，效果好，影响大。总统府的秘书长在我去的第一年秋收后，直接给我通电话，邀请我到总统府。他请求我们到他家乡搞个种水稻的点，可是经过同塞国农业部联系，暂不同意再设点。
农援不仅在技术上要好，在效果上更要好。我们点上的试验田亩产千斤，旁边有法国、意大利搞的水稻田，产量都没有我们的高。关键是品种问题。我们的品种其实是杂交水稻。盖德点旁边有个联合国的气象点，有个技术员是意大利人，他和我们交往较多。我们蔬菜点上的蔬菜如西红柿等就经常送给他食用，大家相互关照，关系较好。他说我们的水稻产量虽高，但是米质口感较差，联合国有个育种基地，他们要求米质好的高产量。我们的米质比不上人家。他们不仅注重产量，更注重米质，值得学习。北方两个点，面积可扩大，因为水源有保障。他们省、大区以及国家农业部都一致认为我们的农援效果是好的。南方的古多母，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0多亩，这在塞内加尔是很少见的，但是水源缺乏保障。于是，我们就找来技术人员，想建个小水坝，安个水闸，旱季关上，防止海水倒灌影响水稻灌溉;雨季放开水闸，水流出去。建小水坝需要的土方不多。找了县长，问他是不是动员些受益的农户一起来做这个事。县长同意，向省里汇报，省里也同意。那些农民用头顶土，一天都运不了一个土方。后来我发现法国工人在附近修路，有推土机。于是我们请法国人帮忙，结果对方很大方，免费帮我修了小水坝。由于还要安小水闸，因此要翻砂铸个铁闸门。塞内加尔没有翻砂铸造。首都达喀尔当时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修理业倒是很发达，但是配件、部件全都要从法国进口，国内没有。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大使馆让我们寄去图纸，把闸门做好，然后托运回来。这样，闸门装上、水闸做好后，水源有保证了，水稻种植面积从100多亩发展到200亩。再加上肥料充足，这个点的生产效益很好。
再谈两个果蔬点。一个是首都附近的绿角。这个点可种蔬菜，也可种水果，比如香蕉、菠萝、西瓜，当地比较少。我们种的西瓜在春节旺季上市。那时，使馆吃菜也常常由我们供应。我国的万吨以上大货船，从国内远洋而来，船上蔬菜缺乏。一次，我到他们的船上看望，他们向我诉苦，没有青菜。我说给你们点。他们很奇怪，你们哪里有啊？我说我们有蔬菜点。他们说需要叶子菜。我们送给他们一些蔬菜。他们回赠给我们罐头。当地官员到我们蔬菜点来，我们招待他们吃西瓜，吃完后说，我太太还没吃呢。我们说，你拿两个去。在我们这里吃饭，大米饭好吃。我们与地方官员关系越来越好，处理一些问题也就顺利多了，农技组影响也就扩大了。
黑人私人财产比较少，私有观念不强。好点的农户，一匹马套一辆小车，东西都搁在车上，可以到处迁徙。他们互助性较强，比如两人是一般的关系，你到家里来，我有吃的你也吃，你没有衣服，可以拿一件走。同坐公务车，我有烟抽，你没有，那我一口，你一口，大家轮流抽。在路上，我带了一块面包，你没带，可以分你一部分。村里死了个人，这一天大家都不出工，表示哀悼，要等到安葬后，大家才去劳动。
我们水稻点的发展，抓住了几个比较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影响比较好，蔬菜点也同样有些好的影响。在农援问题上，我们感到，一定要适合这个国家的国情，要能发展，要有效益，要能持久，才能发挥作用，增强友谊，对外援才有好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撤掉那几个点是对的。加强保留的点，既能见效果，又能持久，才会产生好的影响。
原先有两个蔬菜点为何不具备种蔬菜的条件还要留着？原因是这两个点分别是从首都去南、北方的中间站。但仅因为此，没有保留的必要，应予撤掉。那两个水稻点没有种水稻的条件。一个在树林旁边，雨季有点积水的洼地，播了种子，没有固定的水源，不能正常发展。我们是农技组，推广农业技术，要帮人家多搞点大米，没有条件种植又没有效果那在这里搞什么？撤掉，效果好。
我去了以后，有些好的变化，大使很高兴，要到几个点来看。我陪同大使夫妇视察，每个点住一夜。当他看到各个点的水稻、蔬菜生长茂盛，又吃到从水田里捉来的田鸡，非常高兴。大使向国内两个部报告，说塞内加尔农技组抓住了种植水稻和蔬菜的重点，成效很显著。农林部、外经部很重视，派了检查组到这里每个点走了一遍，评价比较好。
三
我为啥说这一段呢？我去之前，这里的农援组，士气低落，对内外都有一些消极影响。一件事是出了车祸。车祸死两人，伤一人。那个时候，农援组成员出去办事都是自己开车，有的同志技术熟练，有的不太熟。他们出事的地方，路况不算太差，只是有些弯道，但是他们车速太快。开吉普的副组长重伤没救过来。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死者不能运回来，就埋在当地公墓里。另一件事，援外的同志利用他们的零用钱，买了些地摊上的旧衣服。这些衣服从外表看上去很像样，但有的是残疾人穿过的，有的是病人穿过的，我们农技组的同志买这些东西时又没有好好看，买回来才发现问题，又不好送回去。就在驻地清洗，挂在篱笆上晾晒。外国人看到这些东西，影响很不好。回国带回来，又被海关检查发现，按规定这些东西是不准带回国内的。海关同外经部、农林部派人责问后，按规定做了处理。这两件事，一件是车祸，一件是违纪，在国内外被通报，对农技组影响比较大。
我到任之后，同大使馆商量，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整顿。一个是整顿纪律，一个是调整援助项目。结果经过一年调整有了转变，农林部、外经部派了一个检查组去检查，评价比较好。农技组的声誉获得好转。
后来，农林部、外经部通过大使馆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到毛里塔尼亚农场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办好。那个时候，我们去毛里塔尼亚、冈比亚不需要专门办护照，我这个专家组长带着翻译、拿着护照就可以通关，只要边防站盖个章就行。到了毛里塔尼亚，在大使馆住了一夜。他们的首都建在海滩上，风沙很大，头晚入住，第二天早上桌上就是一层沙子。大使对我说，我们知道你要去罗索农场。我回答，两部要我来了解情况。大使说，这个农场现在想办也难办下去，移交该国农业部，人家又不接收。你了解一下情况，和两部讲一下，还是移交吧。 我用的车是联合国牌照，不仅能在所在国城乡通行，而且也可在邻国通行。从其首都开车到农场，大概两小时行程。到农场后，经过了解，我发现那个农场困难很多。第一个是成本高。农场都是机械化操作，耕地、播种、收割都是机械化，除草是用除草剂，很少是手工的。所需费用都由我国自己承担，翻土的拖拉机能用国内的，有的则要另行购买。据说，农场生产成本高于农场收入。由于这里每年都有基建续建费，可以把生产投资冲进去，从表面上看，产出高于投入。当然，外人不太清楚这种情况。第二个是农场的选址有问题。这个农场，在旱季，海水倒灌进来，抽水机都在海水里泡着;在雨季，抽水机才能用。抽水机损坏较大，受到盐水腐蚀，使用寿命受到严重影响。我问他们生活饮水怎么办？他们在农技组的院子里面挖了一口塘，雨季把水抽到池塘备用。我在想，如果场址选在往上游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就不会受这个影响。那当初为何选这里？因为这里是毛里塔尼亚较大的城镇，为了让农场有较好影响。开始这个地方影响很不错，但由于场址选得不合适，经营也有很大困难，很难长期搞下去。他们国家的农业部因此也不愿意接收我们的移交。回去后，我同大使说农场很难办下去，移交也交不了。汇报国内，还是说移交，但毛里塔尼亚农业部不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办下去。
从毛里塔尼亚回来后，国内两部又让我去冈比亚看看。冈比亚的农技组可以坚持搞一段时间，但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场址所在地都有局限，土地面积难扩大，水源也不足，只能维持现状，只有种水稻，也没有别的可发展。那里的农援组是九江派去的。了解完情况后，我的任职也到期了。大使要挽留我，国内两部委也要留我，但是我们江西省委要我到期回来。我1975年9月去，1977年10月回国。
回到北京很有意思。一下飞机，农林部外事局局长，即一位部队派的军管干部，去接我时告诉我说已经定了我做外事局长。我问他为啥这么定呢？他说，外经部、农林部派的检查组，回来就定了你做外事局长，接我的班。他把我送到农林部招待所，住了两夜。第三天他又来了，说留不住了，让你回去。我说你听到什么消息？他说，江西省委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组织部表态了，让你回去做地委书记。国家外经、农林两个部有关领导人员，让我汇报农援三个国家的情况。我说塞内加尔可以搞一段时期，但长期搞下去，也有困难。我们给他们的东西，人家不喜欢，我们在外面买东西，花钱又多，我们这样拿东西抵钱，人家不高兴。冈比亚只能维持现状，没有发展的可能。毛里塔尼亚我们继续搞下去困难很大，移交给该国，人家又不接。具体怎么办，由两部定吧。就这样我结束援非任务，回到江西来了。
四
从援外经历中我体会到，经济援助总体上应该是互惠的，不是单方给予。单方给予这种援助长期坚持是很困难的，互惠才能坚持下去。我们的援助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我在毛里塔尼亚，碰到一个山东省的打井队的队长。他诉苦说，打井队给人打井出了问题。我问出了什么问题？他说，打井要经过一段盐水层，大概要打下200公尺才到盐水层，再过200公尺往下才是淡水层。我们国产的铁管子下到地下，用不到两年，就被盐水腐蚀了，咸水和淡水就混了。人家老百姓说，你给我打的井水是咸水不是淡水。本国的管子不行，要到西德去买管子，我们花钱到外国去买管子来给换，这样援助很难长期坚持。我又碰到了一个黑龙江省医疗援助队的队长，我问，你的医疗点在哪里？他说，点在沙滩上，吃水都困难。一个月还要坐小飞机来回一次。做什么呢？拿信。那时候，塞内加尔是半个月一次，毛里塔尼亚和冈比亚是一个月一次。信使背着信到使馆，然后农技组、医疗队都要到使馆去取信。往国内写的信也要送到使馆，信使送到外交部然后按邮址给发出去。我们的医疗都是免费的，塞内加尔的医疗队是福建省派出的，住在我们南方点的旁边，吃米吃菜由我们供给，所以我们农技组看病也免费，这样援助很难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援外要互利才能坚持下去，效果才会更好。要根据国情，他们适宜搞，我们有可以搞、长期搞的条件，注重传授技术，注重实际效果，才能增强友谊，才能持久。
援外是个大题目。我们确确实实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从塞内加尔看，要通过了解他的国情和实际需要确定项目，突出技术传授，注重效果才可以持久。
还要严肃外事纪律。这是关涉个人和国家形象的问题，如有不良现象，国际国内影响都不好。
再说一下那里的政治、社会和民间风情。他们的政府机构很精简。我曾到他们一个县政府看过，县政府是一座小房子，和我们的生产队队部差不多，就一个县长、两个警卫、一个秘书、一个打字员，就这几个人，有的县还有个副县长。我问，你县长管什么呀？他说他就管这里的社会治安，有人申诉什么，他来接受申诉。人口多少也不固定，老百姓流动频繁。我问你有几个小孩。他就开始数，数到了12个。几个老婆？4个老婆。据说伊斯兰教规准许有4个老婆。县长没有阿訇（伊斯兰教教师的尊称）权力大，有些事情我们找县长，县长建议去清真寺找阿訇更好办。他们是官教合一的国家，有时县长的命令还不如阿訇的命令管用。
在那里，人们信仰伊斯兰教很自觉。在斋月节，从白天太阳出来前到太阳落山，他们不能吃喝东西。两类人例外，可以吃喝，一类是小孩，一类是病人。要在太阳出来前，吃好东西，喝好水。那白天怎么办呢，好多人坐在河边看水，不能喝。
除了我的司机，给我们开车的都是黑人司机，斋月期间工作比较困难，他们一天不能吃喝，还要开车。怎么办呢？有时偷偷给他讲是不是吃喝点啊。他们说这个问题啊，是神的规定。他们每天都要祭拜。怎么拜？那里沙地多，抓把沙，搓搓手，搓搓脸，然后拜，拜完就走。司机做完祭拜，再开车走。他们有自觉的宗教信仰，我们要尊重他们，这是他们的宗教习惯。跟我们合作的技术员向我们诉苦啊，他们没有车坐，因为我们点上的车主要是我方工作人员坐得多，他们没得坐。后来经请示给每个与我们合作的外方技术员买台摩托车。友谊关系也要搞好啊。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他们说，他们对我们（农业技术）很佩服，但是学不了，干不了。 西非的黑人很喜欢清凉油。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到南方中心点要渡过冈比亚河，这条冈比亚河是归冈比亚管，过河要摆渡，需要排队。司机有办法，给工作人员两盒清凉油，他就把我们安排到前面先渡过。清凉油在防蚊、防虫、消炎、消肿方面很有功效，深受当地人欢迎，仁丹也很受欢迎。
他们生活简单，早上起来，到自来水下冲洗一下。年平均温度一般都在28摄氏度左右，穿长袖衫就够了。他们的农村，村民在广场弄堆篝火，拉着小孩先冲洗一下，然后在火堆旁烘烤一下，再穿上衣服。他们住的大多是茅草、芦苇搭建的草棚房子。中间大一点的是男主人住的，周围有几座小的，一个草棚住着一个老婆，按教规可以有4个老婆。听当地人说，在大学里，有一次，法国教授问，一夫多妻好还是一夫一妻好？西方留学生说一夫一妻好，黑人学生说一夫多妻好。
援外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是与非洲建交后开拓和发展外交关系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有关部委有些可能有历史记载，有些可能历史记载不那么具体。我们省过去有个援外办，附设在农业厅，后来这个机构也撤掉了。这个资料可能也不太多，省里资料也可能不太多，可能参加援非的同志有些资料吧。
五
在我国援助塞内加尔的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派有农技组在塞内加尔。因此，我国农援工作做得好坏就直接关系到外交工作的开展和我国国际形象的好坏，尽管当时困难很多，但必须搞好。
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绿角旁边，有个西德人搞的蔬菜点，搞得很好，蔬菜生产技术和管理很先进，我想去看看。当时我们同西德没有外交关系，不能与西德发生直接联系。我对大使说，我们蔬菜点旁边有个西德人搞的蔬菜点，据说很先进，技术很好，管理很好，效果很好，我能不能去看一看？大使说，我们没有外交关系，先让记者去看看。大使就让新华社记者先去看看，再商量去不去。记者回来汇报说，技术先进，管理很好，效果很好。技术交流农技组长可以去看看。大使同意我随同使馆经参处二秘去参观。蔬菜点原本是一片平整的沙地，掺了一些泥土把土质改良后，适合种蔬菜。他们种什么呢？西红柿、小西瓜和甜椒。他们有先进的灌溉方法，先在地旁边打口井，一般使用以色列的滴灌技术，非常节水，大面积种植则安排喷灌。肥料用当地的。这样，蔬果生长很好，收成也很好。他们有一套生产、管理、采摘、分装的标准流程。他们告诉我们怎么种植，怎么灌水，怎么收获。他们请当地黑人帮他们大小分类包装，头天晚上送到机场，装上飞机后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柏林、巴黎的超市，价格翻几番。他们利用当地的土地、低工资和适宜的气候，生产蔬菜赚了大钱。回来，我和大使讲，我们学不了，我们的蔬菜点只有一个喷灌。他们是投入大，赚得也多。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农场在盖德附近，主要种甜椒和西红柿。我们和意大利有外交关系，我去参观，他们接待了我。摘了一个甜椒，用卫生纸擦一下，就可以吃了，味道很好。
塞内加尔的气候好，一年四季气温在25—32摄氏度之间，平均气温28摄氏度左右，冬天连棉衣都不用穿。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我们农技组的总部在一个小别墅里，配有空调，但我很少用。专家组的伙食标准比较高，吃不完，但不准分多余的伙食费。可以喝啤酒、汽水，一年四季都有水果，鸡肉、猪肉都吃不了。我们和一个法国卖肉的老板关系比较好，他们夫妻，老婆在市内卖肉，老公在郊区养猪。老板来我们这里，送给他一些蔬菜，一来二去，关系搞得更好了。他说，我们猪下水一律处理不要，不卖，还有猪头、猪脚、猪油都不要，你们要都可以随便拿。我们买他的猪肉，其他的都免费送。他们的猪肉是分割后按部位不同价出售的。
达喀尔的菜场里品种齐全，也不贵，每天早上都是司机和炊事员去菜场采购。有时他们对我说，你去看看吧。我说好，我去看看。菜的种类丰富，还很便宜，我们在那两年菜价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那里物资充足，都是外国人在搞经营，顾客也大都是外国人。他们说，城市里面是资本主义，城市里面住的外国人居多，本地居民大都是官员和富人;农村是原始社会，贫穷人。我们农技组的机械放在外面也很安全，不用看管，当地很少有小偷小摸的现象。○
（许勤，辽宁绥中人，满族，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秘书长，中共江西省委常务书记、副书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题图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汤静涛等采访许勤同志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一
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后，非洲有许多国家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断交，然后和我们建交。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国民党台湾当局在非洲有些国家派有农援组，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外交关系断了，农援组也就撤走了。随着和我们建交，农援组就要接上，所以就有了一个农援非洲的问题。
当时国家农林部、外经部分配给江西的援助对象有3个国家：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毛里塔尼亚和我们建交比较早，后两个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后才与我们建交。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曾是法属殖民地，冈比亚曾是英属殖民地。冈比亚夹在塞内加尔中间，东西长条形，冈比亚河横贯全境，西临大西洋，南、北、东三面为塞内加尔国土。冈比亚国家很小，当时只有50多万人口。塞内加尔是非洲比较大的国家，有500多万人口。与毛里塔尼亚以塞内加尔河为界，河南是塞内加尔，河北是毛里塔尼亚。这三国都属于西非。
江西首先农援毛里塔尼亚，帮他们办了一个农场。农场地处该国南部，靠塞内加尔河边上一个叫罗索的比较大的城镇。这些国家非常缺乏粮食，都靠国外援助。法国只供应些小米等杂粮。他们很希望获得大米。农场办起后，种植稻谷，影响很大。塞内加尔、冈比亚先后与台湾当局断交，再与我们建交。江西先后派出两个农技组接管国民党台湾当局撤走后留下的农援项目。江西开始派去塞内加尔的农技组，人数有100多人，力量是很强的。组长要求由地委常委、副书记这一级领导干部担任。第一次派去的组长是抚州地委常委、秘书长宁子明，副组长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副书记。100多人中，县委书记、副书记作为骨干，有农技人员、基层干部组成了农业技术组。抚州地区、九江地区分别接管塞内加尔、冈比亚两国的农援项目。
抚州在塞内加尔的农技组接管了10个点，其中6个是水稻点，4个是蔬菜点。经过两年的生产和管理，无论是水稻、蔬菜还是水果的产出都比台湾当局搞得更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时的规定是，派出的组以两年为一期，期满可以回国休假两个月，可以再去，或者重新换人。塞内加尔的农技组经过一年的工作，对实际情况和该怎么继续搞，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农援在塞内加尔的影响比较好。但是，如何根据他们国家的国情和需要，怎么继续搞下去，就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当时的农援，是用贷款的形式，用物资计款，他们有些方面需要我们的物资，有些方面不需要。比如，我们用的一些农业机械，拖拉机、汽车在那里都不很适用。我们的肥料也不适合当地需要。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接管的农援地点是否有效益，是否适合长久地搞下去，也要弄清楚。一年后，我们摸清了怎么继续搞下去。第一次派出的农援组长宁子明，因出车祸问题，国家农林部1975年5月12日批准派我赴塞内加尔去接替宁子明担任农技组长。那时，我正担任抚州地委常委。我的援非工作从1975年9月开始至1977年10月结束。
二
我到达塞内加尔后，从我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了解了大致情况，并和驻塞使馆经参处的二秘跑了全部10个点。经过调查摸底，我们觉得要放弃不适宜搞的，保留有生产条件、有效果、能持续搞下去的。回来我向大使汇报，我觉得有两个水稻点，一个点缺乏水源，一个点土壤不适合种水稻，没有搞下去的必要。有两个蔬菜点，都是沙滩地，没有土也没有水源，也不适合继续搞。经大使同意，同塞国农业部商谈意见一致后，我们上报了农林部和外经部。两部都同意按照实际情况保留或者撤销。结果留下了2个果蔬点和4个水稻点。有个果蔬点在首都旁边，这个点比较好，叫绿角，可以种水果也可以种蔬菜，直接归总部管。另外一个在南方的济金绍尔，这个点也不错。在古多母，有一个水稻点，旁边有一条小河，那里只有旱季和雨季。旱季没有淡水，都是海水，雨季才有淡水。小河的淡水可以保证种水稻。在圣路易大城市的盖德点，是河流冲积形成的土壤，土质比较好，可以种水稻。塞内加尔河也是在旱季时海水倒灌，雨季时候淡水才压下海水。我们选点的这个地方，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旱季和雨季都是淡水。发展水稻的面积也可以逐步扩大，是比较好的选点，可以做我们重点发展水稻的地方。这个点的上边有个叫朋巴的地方，土壤与盖德一样，河流也是在边上，灌溉面积虽小点，但这个地方有发展前途，土壤适合种水稻。还有一个姆巴那，在塞内加尔一个大湖的边上，水源没有问题，土壤也比较好。经过调整后，我们农技组的生产效果出现了，水稻发展了，水果蔬菜也增产了。
我们的援助方式主要采取我方农业技术员与受援国的农业技术员结对子的方式，但语言不通。为此，我们专门学了些常用法语，每个点还配备了一个翻译。尽管如此，双方交流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当地农民大都是黑人，不是很勤快，工作不大积极主动。当时水稻插秧都是用手工进行。我们派去的技术员大都是农民技术员。比如插秧，我们会给农户示范。我们是弯腰插秧，可他们嫌累，就坐下插秧，插完周边，起来就走人，总留下座位处不插，我们只能帮他们补上。除草有除草剂，肥料也充足，灭虫我们也得管。由于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我们种的水稻亩产都有千多斤。在获得丰收后，他们常常请来亲戚朋友一起庆祝。
从插秧到收割等劳作过程，虽然我们全程加以指导，但很多项目当地农户仍不太会做。他们国家土地多，人口少，所以农民愿意种多少、在哪里种都能自由地选择。塞国东南部为低山丘陵，中、东部为半沙漠地带，法国人指导他们种花生、小米。他们每天早上吃两把炒米、喝羊奶，中午吃芒果等水果和面食，晚上把米和水一起煮，又是粥又是饭的，放在盘里用西红柿酱做拌饭，用手抓吃。 他们主要靠我们的技术员种水稻。我们的实验田水稻，除了供自己用，他们的省长、县长也会来要点我们生产的大米。蔬菜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只需要去市场买点肉食。我们北方3个水稻点，盖德、姆巴那、朋巴，效果好，影响大。总统府的秘书长在我去的第一年秋收后，直接给我通电话，邀请我到总统府。他请求我们到他家乡搞个种水稻的点，可是经过同塞国农业部联系，暂不同意再设点。
农援不仅在技术上要好，在效果上更要好。我们点上的试验田亩产千斤，旁边有法国、意大利搞的水稻田，产量都没有我们的高。关键是品种问题。我们的品种其实是杂交水稻。盖德点旁边有个联合国的气象点，有个技术员是意大利人，他和我们交往较多。我们蔬菜点上的蔬菜如西红柿等就经常送给他食用，大家相互关照，关系较好。他说我们的水稻产量虽高，但是米质口感较差，联合国有个育种基地，他们要求米质好的高产量。我们的米质比不上人家。他们不仅注重产量，更注重米质，值得学习。北方两个点，面积可扩大，因为水源有保障。他们省、大区以及国家农业部都一致认为我们的农援效果是好的。南方的古多母，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0多亩，这在塞内加尔是很少见的，但是水源缺乏保障。于是，我们就找来技术人员，想建个小水坝，安个水闸，旱季关上，防止海水倒灌影响水稻灌溉;雨季放开水闸，水流出去。建小水坝需要的土方不多。找了县长，问他是不是动员些受益的农户一起来做这个事。县长同意，向省里汇报，省里也同意。那些农民用头顶土，一天都运不了一个土方。后来我发现法国工人在附近修路，有推土机。于是我们请法国人帮忙，结果对方很大方，免费帮我修了小水坝。由于还要安小水闸，因此要翻砂铸个铁闸门。塞内加尔没有翻砂铸造。首都达喀尔当时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修理业倒是很发达，但是配件、部件全都要从法国进口，国内没有。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大使馆让我们寄去图纸，把闸门做好，然后托运回来。这样，闸门装上、水闸做好后，水源有保证了，水稻种植面积从100多亩发展到200亩。再加上肥料充足，这个点的生产效益很好。
再谈两个果蔬点。一个是首都附近的绿角。这个点可种蔬菜，也可种水果，比如香蕉、菠萝、西瓜，当地比较少。我们种的西瓜在春节旺季上市。那时，使馆吃菜也常常由我们供应。我国的万吨以上大货船，从国内远洋而来，船上蔬菜缺乏。一次，我到他们的船上看望，他们向我诉苦，没有青菜。我说给你们点。他们很奇怪，你们哪里有啊？我说我们有蔬菜点。他们说需要叶子菜。我们送给他们一些蔬菜。他们回赠给我们罐头。当地官员到我们蔬菜点来，我们招待他们吃西瓜，吃完后说，我太太还没吃呢。我们说，你拿两个去。在我们这里吃饭，大米饭好吃。我们与地方官员关系越来越好，处理一些问题也就顺利多了，农技组影响也就扩大了。
黑人私人财产比较少，私有观念不强。好点的农户，一匹马套一辆小车，东西都搁在车上，可以到处迁徙。他们互助性较强，比如两人是一般的关系，你到家里来，我有吃的你也吃，你没有衣服，可以拿一件走。同坐公务车，我有烟抽，你没有，那我一口，你一口，大家轮流抽。在路上，我带了一块面包，你没带，可以分你一部分。村里死了个人，这一天大家都不出工，表示哀悼，要等到安葬后，大家才去劳动。
我们水稻点的发展，抓住了几个比较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影响比较好，蔬菜点也同样有些好的影响。在农援问题上，我们感到，一定要适合这个国家的国情，要能发展，要有效益，要能持久，才能发挥作用，增强友谊，对外援才有好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撤掉那几个点是对的。加强保留的点，既能见效果，又能持久，才会产生好的影响。
原先有两个蔬菜点为何不具备种蔬菜的条件还要留着？原因是这两个点分别是从首都去南、北方的中间站。但仅因为此，没有保留的必要，应予撤掉。那两个水稻点没有种水稻的条件。一个在树林旁边，雨季有点积水的洼地，播了种子，没有固定的水源，不能正常发展。我们是农技组，推广农业技术，要帮人家多搞点大米，没有条件种植又没有效果那在这里搞什么？撤掉，效果好。
我去了以后，有些好的变化，大使很高兴，要到几个点来看。我陪同大使夫妇视察，每个点住一夜。当他看到各个点的水稻、蔬菜生长茂盛，又吃到从水田里捉来的田鸡，非常高兴。大使向国内两个部报告，说塞内加尔农技组抓住了种植水稻和蔬菜的重点，成效很显著。农林部、外经部很重视，派了检查组到这里每个点走了一遍，评价比较好。
三
我为啥说这一段呢？我去之前，这里的农援组，士气低落，对内外都有一些消极影响。一件事是出了车祸。车祸死两人，伤一人。那个时候，农援组成员出去办事都是自己开车，有的同志技术熟练，有的不太熟。他们出事的地方，路况不算太差，只是有些弯道，但是他们车速太快。开吉普的副组长重伤没救过来。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死者不能运回来，就埋在当地公墓里。另一件事，援外的同志利用他们的零用钱，买了些地摊上的旧衣服。这些衣服从外表看上去很像样，但有的是残疾人穿过的，有的是病人穿过的，我们农技组的同志买这些东西时又没有好好看，买回来才发现问题，又不好送回去。就在驻地清洗，挂在篱笆上晾晒。外国人看到这些东西，影响很不好。回国带回来，又被海关检查发现，按规定这些东西是不准带回国内的。海关同外经部、农林部派人责问后，按规定做了处理。这两件事，一件是车祸，一件是违纪，在国内外被通报，对农技组影响比较大。
我到任之后，同大使馆商量，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整顿。一个是整顿纪律，一个是调整援助项目。结果经过一年调整有了转变，农林部、外经部派了一个检查组去检查，评价比较好。农技组的声誉获得好转。
后来，农林部、外经部通过大使馆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到毛里塔尼亚农场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办好。那个时候，我们去毛里塔尼亚、冈比亚不需要专门办护照，我这个专家组长带着翻译、拿着护照就可以通关，只要边防站盖个章就行。到了毛里塔尼亚，在大使馆住了一夜。他们的首都建在海滩上，风沙很大，头晚入住，第二天早上桌上就是一层沙子。大使对我说，我们知道你要去罗索农场。我回答，两部要我来了解情况。大使说，这个农场现在想办也难办下去，移交该国农业部，人家又不接收。你了解一下情况，和两部讲一下，还是移交吧。 我用的车是联合国牌照，不仅能在所在国城乡通行，而且也可在邻国通行。从其首都开车到农场，大概两小时行程。到农场后，经过了解，我发现那个农场困难很多。第一个是成本高。农场都是机械化操作，耕地、播种、收割都是机械化，除草是用除草剂，很少是手工的。所需费用都由我国自己承担，翻土的拖拉机能用国内的，有的则要另行购买。据说，农场生产成本高于农场收入。由于这里每年都有基建续建费，可以把生产投资冲进去，从表面上看，产出高于投入。当然，外人不太清楚这种情况。第二个是农场的选址有问题。这个农场，在旱季，海水倒灌进来，抽水机都在海水里泡着;在雨季，抽水机才能用。抽水机损坏较大，受到盐水腐蚀，使用寿命受到严重影响。我问他们生活饮水怎么办？他们在农技组的院子里面挖了一口塘，雨季把水抽到池塘备用。我在想，如果场址选在往上游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就不会受这个影响。那当初为何选这里？因为这里是毛里塔尼亚较大的城镇，为了让农场有较好影响。开始这个地方影响很不错，但由于场址选得不合适，经营也有很大困难，很难长期搞下去。他们国家的农业部因此也不愿意接收我们的移交。回去后，我同大使说农场很难办下去，移交也交不了。汇报国内，还是说移交，但毛里塔尼亚农业部不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办下去。
从毛里塔尼亚回来后，国内两部又让我去冈比亚看看。冈比亚的农技组可以坚持搞一段时间，但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场址所在地都有局限，土地面积难扩大，水源也不足，只能维持现状，只有种水稻，也没有别的可发展。那里的农援组是九江派去的。了解完情况后，我的任职也到期了。大使要挽留我，国内两部委也要留我，但是我们江西省委要我到期回来。我1975年9月去，1977年10月回国。
回到北京很有意思。一下飞机，农林部外事局局长，即一位部队派的军管干部，去接我时告诉我说已经定了我做外事局长。我问他为啥这么定呢？他说，外经部、农林部派的检查组，回来就定了你做外事局长，接我的班。他把我送到农林部招待所，住了两夜。第三天他又来了，说留不住了，让你回去。我说你听到什么消息？他说，江西省委向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组织部表态了，让你回去做地委书记。国家外经、农林两个部有关领导人员，让我汇报农援三个国家的情况。我说塞内加尔可以搞一段时期，但长期搞下去，也有困难。我们给他们的东西，人家不喜欢，我们在外面买东西，花钱又多，我们这样拿东西抵钱，人家不高兴。冈比亚只能维持现状，没有发展的可能。毛里塔尼亚我们继续搞下去困难很大，移交给该国，人家又不接。具体怎么办，由两部定吧。就这样我结束援非任务，回到江西来了。
四
从援外经历中我体会到，经济援助总体上应该是互惠的，不是单方给予。单方给予这种援助长期坚持是很困难的，互惠才能坚持下去。我们的援助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我在毛里塔尼亚，碰到一个山东省的打井队的队长。他诉苦说，打井队给人打井出了问题。我问出了什么问题？他说，打井要经过一段盐水层，大概要打下200公尺才到盐水层，再过200公尺往下才是淡水层。我们国产的铁管子下到地下，用不到两年，就被盐水腐蚀了，咸水和淡水就混了。人家老百姓说，你给我打的井水是咸水不是淡水。本国的管子不行，要到西德去买管子，我们花钱到外国去买管子来给换，这样援助很难长期坚持。我又碰到了一个黑龙江省医疗援助队的队长，我问，你的医疗点在哪里？他说，点在沙滩上，吃水都困难。一个月还要坐小飞机来回一次。做什么呢？拿信。那时候，塞内加尔是半个月一次，毛里塔尼亚和冈比亚是一个月一次。信使背着信到使馆，然后农技组、医疗队都要到使馆去取信。往国内写的信也要送到使馆，信使送到外交部然后按邮址给发出去。我们的医疗都是免费的，塞内加尔的医疗队是福建省派出的，住在我们南方点的旁边，吃米吃菜由我们供给，所以我们农技组看病也免费，这样援助很难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援外要互利才能坚持下去，效果才会更好。要根据国情，他们适宜搞，我们有可以搞、长期搞的条件，注重传授技术，注重实际效果，才能增强友谊，才能持久。
援外是个大题目。我们确确实实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从塞内加尔看，要通过了解他的国情和实际需要确定项目，突出技术传授，注重效果才可以持久。
还要严肃外事纪律。这是关涉个人和国家形象的问题，如有不良现象，国际国内影响都不好。
再说一下那里的政治、社会和民间风情。他们的政府机构很精简。我曾到他们一个县政府看过，县政府是一座小房子，和我们的生产队队部差不多，就一个县长、两个警卫、一个秘书、一个打字员，就这几个人，有的县还有个副县长。我问，你县长管什么呀？他说他就管这里的社会治安，有人申诉什么，他来接受申诉。人口多少也不固定，老百姓流动频繁。我问你有几个小孩。他就开始数，数到了12个。几个老婆？4个老婆。据说伊斯兰教规准许有4个老婆。县长没有阿訇（伊斯兰教教师的尊称）权力大，有些事情我们找县长，县长建议去清真寺找阿訇更好办。他们是官教合一的国家，有时县长的命令还不如阿訇的命令管用。
在那里，人们信仰伊斯兰教很自觉。在斋月节，从白天太阳出来前到太阳落山，他们不能吃喝东西。两类人例外，可以吃喝，一类是小孩，一类是病人。要在太阳出来前，吃好东西，喝好水。那白天怎么办呢，好多人坐在河边看水，不能喝。
除了我的司机，给我们开车的都是黑人司机，斋月期间工作比较困难，他们一天不能吃喝，还要开车。怎么办呢？有时偷偷给他讲是不是吃喝点啊。他们说这个问题啊，是神的规定。他们每天都要祭拜。怎么拜？那里沙地多，抓把沙，搓搓手，搓搓脸，然后拜，拜完就走。司机做完祭拜，再开车走。他们有自觉的宗教信仰，我们要尊重他们，这是他们的宗教习惯。跟我们合作的技术员向我们诉苦啊，他们没有车坐，因为我们点上的车主要是我方工作人员坐得多，他们没得坐。后来经请示给每个与我们合作的外方技术员买台摩托车。友谊关系也要搞好啊。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他们说，他们对我们（农业技术）很佩服，但是学不了，干不了。 西非的黑人很喜欢清凉油。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到南方中心点要渡过冈比亚河，这条冈比亚河是归冈比亚管，过河要摆渡，需要排队。司机有办法，给工作人员两盒清凉油，他就把我们安排到前面先渡过。清凉油在防蚊、防虫、消炎、消肿方面很有功效，深受当地人欢迎，仁丹也很受欢迎。
他们生活简单，早上起来，到自来水下冲洗一下。年平均温度一般都在28摄氏度左右，穿长袖衫就够了。他们的农村，村民在广场弄堆篝火，拉着小孩先冲洗一下，然后在火堆旁烘烤一下，再穿上衣服。他们住的大多是茅草、芦苇搭建的草棚房子。中间大一点的是男主人住的，周围有几座小的，一个草棚住着一个老婆，按教规可以有4个老婆。听当地人说，在大学里，有一次，法国教授问，一夫多妻好还是一夫一妻好？西方留学生说一夫一妻好，黑人学生说一夫多妻好。
援外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是与非洲建交后开拓和发展外交关系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有关部委有些可能有历史记载，有些可能历史记载不那么具体。我们省过去有个援外办，附设在农业厅，后来这个机构也撤掉了。这个资料可能也不太多，省里资料也可能不太多，可能参加援非的同志有些资料吧。
五
在我国援助塞内加尔的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派有农技组在塞内加尔。因此，我国农援工作做得好坏就直接关系到外交工作的开展和我国国际形象的好坏，尽管当时困难很多，但必须搞好。
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绿角旁边，有个西德人搞的蔬菜点，搞得很好，蔬菜生产技术和管理很先进，我想去看看。当时我们同西德没有外交关系，不能与西德发生直接联系。我对大使说，我们蔬菜点旁边有个西德人搞的蔬菜点，据说很先进，技术很好，管理很好，效果很好，我能不能去看一看？大使说，我们没有外交关系，先让记者去看看。大使就让新华社记者先去看看，再商量去不去。记者回来汇报说，技术先进，管理很好，效果很好。技术交流农技组长可以去看看。大使同意我随同使馆经参处二秘去参观。蔬菜点原本是一片平整的沙地，掺了一些泥土把土质改良后，适合种蔬菜。他们种什么呢？西红柿、小西瓜和甜椒。他们有先进的灌溉方法，先在地旁边打口井，一般使用以色列的滴灌技术，非常节水，大面积种植则安排喷灌。肥料用当地的。这样，蔬果生长很好，收成也很好。他们有一套生产、管理、采摘、分装的标准流程。他们告诉我们怎么种植，怎么灌水，怎么收获。他们请当地黑人帮他们大小分类包装，头天晚上送到机场，装上飞机后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柏林、巴黎的超市，价格翻几番。他们利用当地的土地、低工资和适宜的气候，生产蔬菜赚了大钱。回来，我和大使讲，我们学不了，我们的蔬菜点只有一个喷灌。他们是投入大，赚得也多。还有一个意大利的农场在盖德附近，主要种甜椒和西红柿。我们和意大利有外交关系，我去参观，他们接待了我。摘了一个甜椒，用卫生纸擦一下，就可以吃了，味道很好。
塞内加尔的气候好，一年四季气温在25—32摄氏度之间，平均气温28摄氏度左右，冬天连棉衣都不用穿。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我们农技组的总部在一个小别墅里，配有空调，但我很少用。专家组的伙食标准比较高，吃不完，但不准分多余的伙食费。可以喝啤酒、汽水，一年四季都有水果，鸡肉、猪肉都吃不了。我们和一个法国卖肉的老板关系比较好，他们夫妻，老婆在市内卖肉，老公在郊区养猪。老板来我们这里，送给他一些蔬菜，一来二去，关系搞得更好了。他说，我们猪下水一律处理不要，不卖，还有猪头、猪脚、猪油都不要，你们要都可以随便拿。我们买他的猪肉，其他的都免费送。他们的猪肉是分割后按部位不同价出售的。
达喀尔的菜场里品种齐全，也不贵，每天早上都是司机和炊事员去菜场采购。有时他们对我说，你去看看吧。我说好，我去看看。菜的种类丰富，还很便宜，我们在那两年菜价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那里物资充足，都是外国人在搞经营，顾客也大都是外国人。他们说，城市里面是资本主义，城市里面住的外国人居多，本地居民大都是官员和富人;农村是原始社会，贫穷人。我们农技组的机械放在外面也很安全，不用看管，当地很少有小偷小摸的现象。○
（许勤，辽宁绥中人，满族，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秘书长，中共江西省委常务书记、副书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题图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汤静涛等采访许勤同志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