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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精神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立身社会的脊梁和赖以生存的不朽灵魂。大学精神的形成是同这所大学产生、发展的时代、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文化特色和师生共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联，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国家意志、社会发展趋势与学人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精神是移植于西方”的说法有失偏颇。因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已经积淀了当代大学所追求的大学精神的雏形。“鹅湖之会”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
一、“鹅湖之会”所体现的大学精神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金华派巨子吕祖谦去福建访问朱熹。回程时，朱熹陪送他，游经江西铅山，在鹅湖寺做短暂停留。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吕祖谦邀请了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十日之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这次争论虽然没有使朱陆两派的学术观点达成一致，但其背后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与学者气派值得后人反复回味。
1.“鹅湖之会”的发起者吕祖谦，是学术上“兼容并包”的大家。吕氏之学以“不名一师，不私一说”为宗旨。在哲学上他兼取朱、陆的特点；在学术上他能“平心静气”地对待各学派的“学之所长”，因而为当时学人所称许。朱熹称他“未有以自大”，陆九渊欣赏他“约偏持平”的学风。正是由于吕祖谦取有朱、陆所长的学术特色以及气量大、待人诚恳的可贵品质，所以他成为“鹅湖之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博雅广识、兼容并包的学者，不同的两大学术派别才得以聚到一起，坐而论道，互相砥砺，繁荣学术。
2．“鹅湖之会”背后体现出的学术制度。书院发展到南宋时已十分完备。学术大师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书院，朱熹的武夷精舍、寒泉精舍，陆九渊的怀堂书屋、象山精舍，吕祖谦的丽泽书院都是其中著名的书院。这些理学家分别以书院为基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使得书院和理学得以蓬勃发展。“鹅湖之会”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繁荣的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
书院的发展促进了理学的繁荣，学术的繁荣反过来对书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理学思潮从根本上影响、制约着书院教育，使书院教育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学规建设等方面，都出现历史性的转折。从教育目的来看，书院教育改变了自唐朝以来，教育与科举结合的唯政治倾向。理学家们明确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以道德修身为书院教育目的。教育目的的改变势必带来教学内容的变化。理学家对经典典籍的理解和发挥各有不同，他们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地位拔高，同时兼顾自汉唐以来的“五经”。教育目的的变化促使理学家形成颇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学思结合、穷理居敬、知行合一、省察持养等都是当时主要的教学方法。
3．“鹅湖之会”体现出的学术精神。就朱陆二人的学术观点来看，朱熹强调做学问，陆九渊强调做人。在朱熹看来，教人做学问要循序渐进，坚持从小学习洒扫进退应对式的涵养、读书、致知穷理的工夫，即由小学而大学，由涵养而致知而力行，先泛观而后博览而后归之约。朱熹强调一草一木的学习都很重要，日积月累，以此来共通世界万物之理。朱熹对学术的贡献就在于，他勤于著述，他的著述便利于后人遵从，有助于文化传承。陆九渊思想来自孟子的“养心”二字，也就是反省人们内在先验的道德观念，通过精神的修养来保存它、发扬它，使个人具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信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在他看来，人就应该有如此雄心和自信，要觉察到自我存在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自己无能、无势、无文化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个人”。这种人就是发愤图强、顶天立地、与日月同辉的“大人”，即孟子所说的“大丈夫”。陆九渊对思想的贡献就在于，他高扬主体性，大胆怀疑，更具警醒作用，有功于思想解放。朱熹和陆九渊通过争论来辨明真理，消除分歧。同时这场激烈的争论并没有使朱陆双方形成壁垒，反而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对偏颇的地方进行修正。这种既坚持自己学术观点，又不抱门户之见而相互尊重的学术论争风范为中国学术争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值得我们继承。
“鹅湖之会”已过去很久了。今天，我们将尘封的记忆打开，再次回味和咀嚼八百年前的这场学术盛事，仍有余音绕梁、醍醐灌顶之感。我们无法否认这次讨论会的形式极富创意，影响也很深远。这次讨论会是私学性质，私人可以搞出这样的不拘一格、自由的讨论会，甚是难得：对于“尊德行”还是“道问学”孰为重的争论，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他们争论的过程中已经感受到朱陆二者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以及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德性与学问兼得的宝贵品质；同时学界名流可以放下架子，不同派别甚至是相对立的派别坐到一起，共同讨论学术问题，实为可贵，彰显了学术自由与独立、兼容与并包。学术本来就是自由的，自由的学术就应该允许争鸣。这样的争鸣不是唯唯诺诺，是孟子所说“大丈夫”之独立人格的精神体现。
二、“鹅湖之会”对现代大学精神之启示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浓缩。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理应在现代中国大学中得到体现与传播，特别是当我们的大学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回顾和延续这种精神，就更有必要。当前中国大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政治倾向。现代的中国大学不仅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而且高校的运作也不可避免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从学校来看，高等教育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学的办学自主权非常小，大到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学位设立、招生配额，小到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都是由政府规定。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的附属品，缺乏其应有的独立性。大学中的学者更是对政治亦步亦趋，一些大学内部，权力凌驾于知识之上。很多老师追求的不是学术上的精进，而是如何能在学校里谋个一官半职。于是追求行政职务成为大学许多成员的目标，而学术成了无奈之举或是晋升的阶梯。正如钱理群在《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一文中提到的，中国大学的沉疴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行政本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形成了对大学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在校内，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又形成了对教师学术权力与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限制。同时，行政机构的极度膨胀，形成了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造成学校管理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
2．经济倾向。改革开放前大学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学的发展更多地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甚至出现了大学产业化的趋势。在大学这一产业链条上，高校教师也摇身一变成为这个经济链条上的从业者，为科技进步生产知识，为经济发展生产人才。学者、教师被裹挟在政治、经济利益之下，价值体系及道德观念已经滑入微不足道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精神显然无从谈起，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只能是依附于经济目的。随之而带来的大学扩招、只重科学技术教育而轻人文教育，致使大学缺乏人文精神，学者和大学生也缺乏应有的长远眼光和责任意识，这严重影响到大学教育质量，也给今后大学的长足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尽管现在所有的大学都面临着政治的需要、经济的压力和市场的诱惑，但大学必须首先是个理性的堡垒，而决不是单纯“贩卖知识的场所”和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回首八百年前的那场“鹅湖之会”，仿佛看到学者争论的面红耳赤，仿佛看到了那种自由与自为精神的进发，也看到了古代学者身上的那种“大丈夫”之顶天立地的气概。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这样的场景恐怕很难再现。少了争鸣，多了唯唯诺诺；少了自由，多了物质与政治的束缚，也多了同样的声音。我们听到得最多的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巨型学校，殊不知大学的灵魂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蕴涵其中的安身立命之命脉。在这个意义上，“鹅湖之会”所体现出的那种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平等精神，理应被现在的大学所继承和壮大。
责任编辑 王 啸
一、“鹅湖之会”所体现的大学精神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金华派巨子吕祖谦去福建访问朱熹。回程时，朱熹陪送他，游经江西铅山，在鹅湖寺做短暂停留。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吕祖谦邀请了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十日之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这次争论虽然没有使朱陆两派的学术观点达成一致，但其背后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与学者气派值得后人反复回味。
1.“鹅湖之会”的发起者吕祖谦，是学术上“兼容并包”的大家。吕氏之学以“不名一师，不私一说”为宗旨。在哲学上他兼取朱、陆的特点；在学术上他能“平心静气”地对待各学派的“学之所长”，因而为当时学人所称许。朱熹称他“未有以自大”，陆九渊欣赏他“约偏持平”的学风。正是由于吕祖谦取有朱、陆所长的学术特色以及气量大、待人诚恳的可贵品质，所以他成为“鹅湖之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博雅广识、兼容并包的学者，不同的两大学术派别才得以聚到一起，坐而论道，互相砥砺，繁荣学术。
2．“鹅湖之会”背后体现出的学术制度。书院发展到南宋时已十分完备。学术大师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书院，朱熹的武夷精舍、寒泉精舍，陆九渊的怀堂书屋、象山精舍，吕祖谦的丽泽书院都是其中著名的书院。这些理学家分别以书院为基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使得书院和理学得以蓬勃发展。“鹅湖之会”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繁荣的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
书院的发展促进了理学的繁荣，学术的繁荣反过来对书院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理学思潮从根本上影响、制约着书院教育，使书院教育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学规建设等方面，都出现历史性的转折。从教育目的来看，书院教育改变了自唐朝以来，教育与科举结合的唯政治倾向。理学家们明确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以道德修身为书院教育目的。教育目的的改变势必带来教学内容的变化。理学家对经典典籍的理解和发挥各有不同，他们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地位拔高，同时兼顾自汉唐以来的“五经”。教育目的的变化促使理学家形成颇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学思结合、穷理居敬、知行合一、省察持养等都是当时主要的教学方法。
3．“鹅湖之会”体现出的学术精神。就朱陆二人的学术观点来看，朱熹强调做学问，陆九渊强调做人。在朱熹看来，教人做学问要循序渐进，坚持从小学习洒扫进退应对式的涵养、读书、致知穷理的工夫，即由小学而大学，由涵养而致知而力行，先泛观而后博览而后归之约。朱熹强调一草一木的学习都很重要，日积月累，以此来共通世界万物之理。朱熹对学术的贡献就在于，他勤于著述，他的著述便利于后人遵从，有助于文化传承。陆九渊思想来自孟子的“养心”二字，也就是反省人们内在先验的道德观念，通过精神的修养来保存它、发扬它，使个人具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信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在他看来，人就应该有如此雄心和自信，要觉察到自我存在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自己无能、无势、无文化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个人”。这种人就是发愤图强、顶天立地、与日月同辉的“大人”，即孟子所说的“大丈夫”。陆九渊对思想的贡献就在于，他高扬主体性，大胆怀疑，更具警醒作用，有功于思想解放。朱熹和陆九渊通过争论来辨明真理，消除分歧。同时这场激烈的争论并没有使朱陆双方形成壁垒，反而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对偏颇的地方进行修正。这种既坚持自己学术观点，又不抱门户之见而相互尊重的学术论争风范为中国学术争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值得我们继承。
“鹅湖之会”已过去很久了。今天，我们将尘封的记忆打开，再次回味和咀嚼八百年前的这场学术盛事，仍有余音绕梁、醍醐灌顶之感。我们无法否认这次讨论会的形式极富创意，影响也很深远。这次讨论会是私学性质，私人可以搞出这样的不拘一格、自由的讨论会，甚是难得：对于“尊德行”还是“道问学”孰为重的争论，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他们争论的过程中已经感受到朱陆二者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以及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德性与学问兼得的宝贵品质；同时学界名流可以放下架子，不同派别甚至是相对立的派别坐到一起，共同讨论学术问题，实为可贵，彰显了学术自由与独立、兼容与并包。学术本来就是自由的，自由的学术就应该允许争鸣。这样的争鸣不是唯唯诺诺，是孟子所说“大丈夫”之独立人格的精神体现。
二、“鹅湖之会”对现代大学精神之启示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浓缩。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理应在现代中国大学中得到体现与传播，特别是当我们的大学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回顾和延续这种精神，就更有必要。当前中国大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政治倾向。现代的中国大学不仅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而且高校的运作也不可避免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从学校来看，高等教育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学的办学自主权非常小，大到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学位设立、招生配额，小到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都是由政府规定。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的附属品，缺乏其应有的独立性。大学中的学者更是对政治亦步亦趋，一些大学内部，权力凌驾于知识之上。很多老师追求的不是学术上的精进，而是如何能在学校里谋个一官半职。于是追求行政职务成为大学许多成员的目标，而学术成了无奈之举或是晋升的阶梯。正如钱理群在《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一文中提到的，中国大学的沉疴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行政本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形成了对大学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在校内，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又形成了对教师学术权力与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限制。同时，行政机构的极度膨胀，形成了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造成学校管理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
2．经济倾向。改革开放前大学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学的发展更多地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甚至出现了大学产业化的趋势。在大学这一产业链条上，高校教师也摇身一变成为这个经济链条上的从业者，为科技进步生产知识，为经济发展生产人才。学者、教师被裹挟在政治、经济利益之下，价值体系及道德观念已经滑入微不足道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精神显然无从谈起，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只能是依附于经济目的。随之而带来的大学扩招、只重科学技术教育而轻人文教育，致使大学缺乏人文精神，学者和大学生也缺乏应有的长远眼光和责任意识，这严重影响到大学教育质量，也给今后大学的长足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尽管现在所有的大学都面临着政治的需要、经济的压力和市场的诱惑，但大学必须首先是个理性的堡垒，而决不是单纯“贩卖知识的场所”和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回首八百年前的那场“鹅湖之会”，仿佛看到学者争论的面红耳赤，仿佛看到了那种自由与自为精神的进发，也看到了古代学者身上的那种“大丈夫”之顶天立地的气概。反观我们现在的大学，这样的场景恐怕很难再现。少了争鸣，多了唯唯诺诺；少了自由，多了物质与政治的束缚，也多了同样的声音。我们听到得最多的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巨型学校，殊不知大学的灵魂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蕴涵其中的安身立命之命脉。在这个意义上，“鹅湖之会”所体现出的那种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平等精神，理应被现在的大学所继承和壮大。
责任编辑 王 啸